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搶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異人，《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台，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