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篇盼遂案：此篇可作兩漢經學源流讀。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錢、黃、王、崇文本作「麤麤」，非。盧文弨鍾山札記二曰：「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舊本段。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尚書序正義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存，立也。「景帝」當為「文帝」之誤，說見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韶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史、漢錯傳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誤也。後漢書翟酺傳，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即謂始存尚書。藝文志序曰：「孝文時頗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謂景帝始存尚書，亦非也。漢書儒林傳注，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盼遂案：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知論所云逸易者，即今說卦三篇也。唯論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蓋說卦本合序卦、雜卦而為一篇，故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仍以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後人猥稱為三篇，實不足究。逸書一篇，則自來認為太誓。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皆明言之，可云無疑。惟逸禮一篇，究不能知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尚書序疏曰：「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書無此文。經義叢抄徐養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攷之，易則說卦，書即太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又按：書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又云：「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今按：關于泰誓，諸說莫一：有謂伏生前已見太誓。有謂泰誓後得，而「後得」又有二說：一謂得於武帝時，一謂於宣帝時。有謂伏書本有泰誓，所謂後得者，重得耳。有謂得於宣帝時，乃傳聞之誤。詳戴東原集尚書今古文考、陳壽祺左海經辯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孫志祖讀書脞錄、王鳴盛尚書後案、朱彝尊經義考、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叢抄、徐養原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錢大昕潛揅堂集、俞正燮癸巳類稿、皮錫瑞尚書通論、劉師培答方勇書、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吳丞仕經典釋文序錄講疏。至孝景帝時，盼遂案：孝景皇帝為孝武皇帝之誤。案書篇亦云：「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決此「景」字為誤。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閻若璩曰：「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於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暉按：佚文篇、案書篇並謂武帝時，則此作「孝景」，蓋傳寫之誤。漢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訛也。武帝使使者取視，注佚文篇。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當作「東萊」，注見佚文篇。盼遂案：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敘錄並作東萊張霸，考東萊郡與東海郡非一地，疑論衡誤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舊本段。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聖人作經，賢者作書。言「燔詩書」，謂燔詩經之傳。
夫詩經獨燔「獨」疑為「猶」形誤。猶，均也。言詩經亦燔，不獨傳。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篇文。五經總名為書。傳（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傳者」當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舊作「二」，依史記始皇紀正。語增篇不誤。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諸書」當作「詩書」。史記始皇紀、前語增篇可證。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諸」當作「詩」。上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說。傳（儒）者信之，「傳者」當作「儒者」。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謂）之書矣。下「謂」字，即「詩」字之訛，文又誤倒。舊本段。
傳（儒）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傳者」當作「儒者」。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舊本段。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錢、黃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蓋以意乙，屬上為句，與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鳴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經義述聞引作「法斗，四七宿也」。蓋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斗」字互倒。孔叢子連叢上：「孔藏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且曩所謂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自然也。河圖、洛書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書學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後，尚書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聲曰：「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無序。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目具見，雖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也。」經義述聞：「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當二十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隱木}括二十八篇，猶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王引之曰：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猶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太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皮錫瑞曰：「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為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數之。其後偽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人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
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陳壽祺曰：「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經義述聞載某孝廉書云：「論衡又引或說云云。按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太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二十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舊在下「句」字下，今從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猶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兩「猶」字皆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於章句，章句之成立由於文字也。古書由、猶多通用。禮記雜記：「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作由。」雜記又云：「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為由。」與論衡此處用法正同。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詩正義曰：「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詩譜序疏：「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或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語意不具。當作「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有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駁或說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脫「十二公法」四字，則使下文所論無據矣。公羊隱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數之義。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注曰：「人道浹，王道備，撥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苑至公篇亦有此說。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軍篇：「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經堂本校改。）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與孟堅說異。周禮夏官序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六師，即六軍也。穀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文有脫誤。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詩」字衍。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禮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舊本段。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文選養生論注，養生經：「人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義同。呂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下壽不過六十。」莊子盜跖篇、意林引王孫子並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上壽，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蓋壽有三品，古說如是。而各品實數則不齊也。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公羊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徐疏：「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則為三世。」據此，何休分三世，乃緣情制服，非據「中壽八十」也。徐疏又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是鄭、顏又與何氏異義，而并與此據中壽之說不同。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公羊傳。隱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漢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韓敕碑云：「孔子近聖，為制定道。」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類聚九十引孔演圖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須頌篇云：「春秋為漢制法。」佚文篇云：「孔子為漢制文。」以上諸文，皆以春秋為赤制也。蓋出緯書及今文家說。「中數」未聞。盼遂案：揚子法言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說者謂子雲豫知漢祚應享四百五十二歲，故云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說二百四十二年，為赤制之中數。意其時緯候之學，必盛此種傳說。又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述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論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數之說，必本於符命讖記之事矣。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注見前。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孫曰：「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下文云：「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先孫曰，「說」當作「設」，形聲相近而誤。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舊本段。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注謝短篇。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劉歆說同，見漢書五行志。注詳感虛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孫曰：此文多訛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周人曰周易」，當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漢上易傳引姚信云：「連山氏得河圖，（烈、連一聲之轉。）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並與此說同。當據以校正。暉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路史發揮一并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紀亦言：「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姚信說異。此文既謂夏人因烈山為連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則殷人因歸藏曰歸藏，當同姚信說也。餘注謝短篇。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疏云：「經卦皆八者，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本。據周易以八卦為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據此，則「卦」下脫「皆八其別」四字。若作「經卦皆六十四」，則差之遠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漢書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義曰：「周公作爻辭。」按諸儒以易為三聖重業，即伏羲、文王、孔子。（漢書藝文志、前謝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漢人稱士禮曰禮，即今儀禮。注謝短篇。六典不與今禮相應，六典，注謝短篇。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為〕何家禮也？孫曰：「為禮何家禮也」，當作「禮為何家禮也」。「禮為」二字誤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故此云：「禮為何家禮也？」若作「為禮何家禮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見論語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今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於仲任時，古文學已盛。此云「不興」者，蓋據不立學官言也。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舊本段。
說論者，島田翰曰：「論」即「論語」省略，古書往往有此例。或云「論」下當有「語」字，此誤脫。未知孰是。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周以八寸為尺，島田翰曰：「但」下當有「知」字。此蓋誤。禮記王制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說文夫部：「周制八寸為尺。」尺部：「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禮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學紀聞七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猶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羅豫章二程語錄曰：『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論語載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紀孔子」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云云，藝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諸弟子亦述師聞也。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四書考異總考九論語原始曰：「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島田翰曰：「以但」當作「但以」，此蓋誤倒。暉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據乙。精簡二尺四寸，傳記一尺。詳謝短篇。量知篇云：「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尚書序疏：「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漢世通謂論語為傳。以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孔、邢二氏之說，必無以易。」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謂出孔壁而安國獻之也。此云武帝發取，其說獨異。注佚文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孫世揚論語考曰：「魯」字疑衍，下「齊、魯」同。「九」當作「七」，合齊、古乃為三十篇。章太炎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家語及孔子徒人圖法二書，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書，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書在內。孫曰：「齊、魯二，河間九篇」，當作「齊、魯、河間九篇」。「二」字涉上下諸「二」字而衍。合齊論語、魯論語、河間論語為九篇，加古論語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於仲任此說，與漢儒所言並異。翟灝四書考異論之曰：「河間論語，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古二篇，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漢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燕傳猶言燕論語，疑即河間論語。河間故趙地，偪近於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黃以周儆季文鈔曰：「漢初稱論語，本不專指今所傳之二十篇。凡孔門師弟子討論之語，皆謂之論語。漢志論語十二家，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皆屬焉。其在漢初所稱論語，尚不止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時河間獻王好古學，所得論語有數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專讀孔壁諸篇，於是二十一篇勒成一書。仲任斯說，最為覈實。攷古文論語與魯論語目本同，所異者，古文分堯曰篇「子張」以下別為一篇，故魯論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齊論又別有問王、知道，為二十三篇。河間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為三十篇。論衡於古文二十一篇之下，當云『齊、河間九篇』。『魯』字衍文也。」竊謂諸家所考，似難憑信。「魯」字亦非衍文。疑漢代所傳論語，各本互異，班志本於七略，與王充所論異，不可強同。漢志稱魯扶卿傳魯論，王充謂孔安國授魯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可知齊、魯、河間論語中所無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無者，或齊、魯、河間有之。以四種論語較之，折累而言，即以齊、魯、河間論語所有而為古論所無者，得九篇而已。若謂齊論比古論多二篇，河間論語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數，必不合矣。蓋班氏所注，與王氏所見之書，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孫世揚曰：「女」字疑誤。昭帝讀之，而曰「未云有明」。見本紀。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藝文志曰：「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各弟子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論語皇疏序曰：「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并謂弟子論纂孔子之語。故曰「論語」。章太炎曰：「論語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為說。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為論語矣。漢文帝朝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孫世揚曰：「據論衡此文，則扶卿之學，傳自孔安國。而藝文志以為扶卿傳魯論，是魯論本出於古文也。藝文志傳齊論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國。其膠東庸生，則孔之再傳弟子也。（見儒林傳。）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論語之書；古文出，而孔安國以教扶卿，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考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論語之名，不自安國始名。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諸多稱引，是論語之書，不自古文始傳。蓋『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閒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篇，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十百篇也。秦火以後，傳誦不絕，而未有專師授受，故賈、董輩雖肄業及之，而史不明言其傳授。王充言漢興亡失者，亦謂其散亂不治而已。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論語，（見藝文志及說文序。）還之孔氏安國，以授扶卿，自是論語之名始有限制，論語之學始有專師。此王充所謂始曰論語，別於前此之泛稱論語者矣。」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元本重「篇」字，今據補。「讚」字疑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舊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見孟子離婁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此蓋出春秋緯也。公羊傳卷一徐疏，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說」字今以意增。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春秋說題辭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類聚五五、御覽六０九。）偽孔書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疏引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以上諸文，并與仲任所引前說同。後一說，亦見須頌篇，彼文云：「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文序錄。）義與後說同。漢人解「尚書」之義，有出此二說之外者。書序疏引鄭玄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書璇璣鈐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鄭氏本璇璣鈐，為今文，而與仲任不同者，皮錫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說，而與鄭不同者，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又按：「釋名釋典藝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與上列三說並異。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元本「謂」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義長。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縣官謂天子。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公羊隱元傳：「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何注：「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又云：「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謁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穀梁隱元年傳：「不日，其盟渝也。」楊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傳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又八年傳：「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謂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陸淳春秋纂例，謂公、穀以日月為例，皆穿鑿妄說。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先孫曰：「失」當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當為「冬」之誤字，古「冬」與「及」字形極近。「冬」與「言」又互倒。文本為「夫春秋實言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夏」上脫「冬」字。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杜預左傳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穀梁傳楊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編年記事，年有四時之序，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義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說外，尚有二通：賈逵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左傳杜序疏。）服虔、何休義同。（據公羊疏。）釋名釋典藝云：「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亦與賈、服不異。又一說曰：「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傳疏。）此二說，皆妄為華葉之言。春秋之名，當以錯舉四時之說為正。賀道養、孔穎達、楊士勛、徐彥言之詳矣。舊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詩唐風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是鄭以堯為諸侯於唐，即漢晉陽；為天子居平陽。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詩譜疏。）則謐說又異，以堯為唐侯時，居中山唐縣。漢志中山國唐縣注，應劭曰：「故唐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餘注吉驗篇。舜從虞地得達，左哀元年傳：「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堯典：『嬪于虞。』虞在河東大陽縣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謐語。）今為山西解州平陸縣，舜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周興，封仲雍之後為虞國，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禪，封商均于虞，卻在梁國虞縣，今為河南歸德府虞城縣。」餘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記夏本紀正義：「夏者，帝禹國號也。」帝王紀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注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按：師古說是也。水經注云：「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詩唐風譜疏引皇甫謐曰：「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是禹初封陽翟，後即天子位於平陽，或安邑，或晉陽。陽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為號。通鑑外紀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據漢志，韓即陽翟，乃始封地，與即位後所都混言不別，蓋襲皇甫謐說而不一考漢志與水經注也。又通鑑前編曰：「禹踐天子位于韓，」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韓國也。」謂韓即安邑，其說殊謬。湯因殷而興、商頌玄鳥鄭箋：「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書序鄭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師。皇甫謐謂湯都在穀熟，臣瓚謂在濟陰薄縣，與鄭玄、班固說不同。顏師古漢志注、孔穎達玄鳥疏、王鳴盛尚書後案并辯其誤。史記項羽紀云：「洹水南殷虛。」集解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師漢志屬河南郡；朝歌、湯陰、林慮屬河內郡。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虛也。」是偃師殷都，與安陽殷都，二說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陽縣出土龜甲文字，足證後說非妄。蓋殷都數遷，偃師亦其一，不可執此以規班、鄭之非。俞正燮癸已類稿、魏源書古微據史記六國表序「湯起於亳」，以為湯因起之亳後以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陝西商州，非河南偃師，偃師為其得天下後所遷之地。又按：詩譜疏曰：「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此云「湯因殷而興」，則非盤庚後始改稱殷也。孔疏沿鄭玄之誤。毛奇齡經問曰：「盤庚無易國號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盤庚云：「紹先王之大業。」正謂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湯所都，皆先王大業耳。況盤庚以前，早有殷名；盤庚以後，仍稱商號，皆前後互稱。」馮氏解舂集亦謂「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也。路史後記十二注引作「湯因商而興」。改「殷」為「商」者，蓋以湯因契所封商地而興，因為代號，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階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中水鄉，周太王所邑。」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商頌鄭譜疏曰：「周即處邰，處豳，國號變易，太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邰也。」盼遂案：吳承仕曰：「伐疑當為代。」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當有「湯」字。周武則功德無不至。白虎通號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號」上舊衍「禮」字。）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句有誤。）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史記秦記：「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集解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水經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漢興於漢中，蜀志先主傳：「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史記六國表序云：「漢自蜀漢。」公羊傳序疏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為十八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阮校當作「其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為天下號。」故曰猶秦、漢。「猶」字衍。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漢書本傳：「成帝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王鳴盛十七史商確：「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稱，特後漢人沿稱已久，仲任語焉不察爾。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皮錫瑞曰：「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為之說。其說雖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為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堯典疏。）『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舊本段。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說尚書」下，疑脫「者」字。上文「說論語者」、「說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試哉」，堯典文。有「堯曰」二字，史記五帝紀同。今文經有「帝曰」二字也。偽孔本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鄭、馬、王本，為壁中真本，本無『帝曰』二字。枚頤偽本用今文尚書增之。故三家說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皮錫瑞曰：「古文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按：此引書說，今文說也。「用為天子」，與鄭注「試以為臣之事」義異。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史記曰：「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用今文說。古文說以為四岳說，謂四岳請堯以女妻舜。觀者，觀爾（示）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此引當時今文書說。段玉裁曰：「觀爾」乃「觀示」之誤。「尔」形近「示」，又誤為「爾」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堯典「入」作「納」。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納』。」皮錫瑞曰：「夏侯本作『納』，歐陽本作『入』。」烈風雷雨不迷。」堯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鳳過庭錄書說上曰：「『麓』當作『錄』。此書古文說也。」並非。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為大錄三公之位。訓「麓」為「錄」，與此文同。不必改作「錄」。餘詳下。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臧氏經義雜記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皮錫瑞曰：「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簏』為『山麓』，伏生不以『麓』為『錄』。訓『麓』為『錄』，由漢博士傅會，改其師說。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訓『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為『眾多並吉』之喻，又傅士異說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說為古文，『大錄』之說為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解為『大錄』，（指夏侯說。）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說也。陳喬樅說，以『山麓』為歐陽說，『大錄』為大、小夏侯說，證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確。」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聖」字衍。「成事」二字為句，總冒下文，本書常語。注書虛篇。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哉」，舊誤作「我」，今據錢、黃、王、崇文本正。試之於職，經義雜記曰：「鄭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說合。」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淮南泰族訓：「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選齊竟陵文宣王形狀云：「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觀其聖，先孫曰：此用書舜典「納于大麓」義。「人庶之野，」，當作「入大鹿之野」。「入」訛為「人」，「鹿」訛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號奏、受禪表，並作「大鹿」。前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鳳說同。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吉驗篇曰：「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感類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并與此同。仲任用今文歐陽說。前所引書說「大麓」為「三公位」，乃夏侯說，仲任不從也。臧琳經義雜記曰：「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皮錫瑞曰：「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為試者，用之為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為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為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為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尚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滅）而不存；「誠」疑為「滅」字形誤。上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句意與同。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
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之」猶「其」也。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繫詞。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札」，舊作「扎」，今據朱校元本、程本正。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文）彌明。「人」當作「文」。上下文俱論「文」、「德」，不得轉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誤。說苑修文篇：「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句意正同。是其證。儀禮士冠禮注：「彌猶益也。」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事見檀弓。注感類篇。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折」疑為「析」形誤。盼遂案：「折」讀為「折獄制刑」之「折」，及「折衷於夫子」之折，意言斷也。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盼遂案：「蛇」字當是「〈虫虫〉」字之誤。說文十三云：「〈虫虫〉，蟲之總名也。」十四云：「龍，鱗蟲之長。」龍亦蟲也，故仲任云龍於〈虫虫〉為神。人少見「〈虫虫〉」字，遂訛為「蛇」，不通矣。鳳羽五色，於鳥為君；注講瑞篇。虎猛，毛蚡蜦；「蚡蜦」當作「紛綸」。漢書司馬相如傳：「紛輪威蕤。」張揖曰：「亂貌。」史記作「紛綸」。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孫曰：「不」當作「文」。暉按：今本不誤。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博物志曰：「地以草木為之毛，土為之肉。」「瀉」當作「潟」，聲之誤也。注超奇篇。人無文，則為僕人。「僕」，元本同。錢、黃、王、崇文本改作「樸」，是。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意林引論衡佚文曰：「天有日月辰星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易通卦驗鄭注：「天文者，謂三光也。地理者，謂五土也。」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注雷虛、自然篇。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事詳紀妖篇。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注感虛篇。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革）子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棘子成」，朱校元本作「革子城」，下「子成」同。按：作「革子城」是也。論語顏淵篇：「棘子城曰：『君子質而以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鄭注，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即仲任所據。邢疏本作「棘子成」，皇疏本、高麗本并作「棘子城」，注同。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蜀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論語後錄、群經義證、拜經日記并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為古文，禮記為今文，可證。然則仲任多引魯論，元本作「革子城」，是也。今本乃後人據刑疏本妄改。說文心部：「〈忄弭〉，止也。」經典作「弭」，作「彌」，並借字。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舊本段。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章太炎國故論衡下原儒曰：「文儒者，九流六藝大史之屬。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為別，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稱，又非可加諸劉歆、許慎也。」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情」下脫「文儒」云云五字。文儒、世儒並言，故謂其「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也。今本脫此五字，則「世儒」失所較矣。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盼遂案：吳承仕曰：「非事二字疑誤。」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折累」疑當作「析累」，析累猶「序累」也。注程材篇。佚文篇分文為五品，造論著說之文為上，即此所云「文儒」也。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禮記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若」字誤，未知所當作。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孫曰：公孫疑指公孫弘。弘傳春秋，非尚書。且本書多詩、書、春秋連用，「公孫」上當有脫文。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史記儒林傳：「申公者，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疑」字重出，今刪。）又曰：「伏生能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舊本段。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間」當作「閒」。下「思慮間」同。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韓非子詭使篇：「閒靜安居，謂之有思。」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荀子宥坐篇「幽」作「隱」。）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遠。』」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孫曰：「或」當作「何」。下文云「何暇優游為美麗之文於筆札」，與此文正相應。此作「或」者，蓋涉上文「或曰」而誤。暉按：「或」疑「曷」聲誤。案書篇：「或蹈驥哉。」「或」亦當作「曷」，是其比。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並注見下。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錢、黃、王、崇文本作「宮」，誤。盼遂案。吳承仕曰：「『存』疑當為『在』誤。」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意林引新論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籍」字疑涉下文「答」字偽衍。朱校元本「工」作「二」。盼遂案：「籍」字疑當在句首「長卿、子雲」之前。籍亦使也。鈔胥誤置于此，亟宜更正。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尚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漢書董仲舒傳，冊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昊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驕。」此文謂因演易而不暇食，未知所據。楚語注：「日昳曰昊。」公羊定十五年傳注：「昊，日西也。」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而制。韓詩外傳三：「周公誡伯禽曰：子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又見史記魯世家、說苑敬慎篇。并謂敬賢下士而然。此謂因為周改法，又異說也。又「握髮」，他書並同。朱校元本，上文及此并作「捉髮」，群書治要引說苑同，與今本亦異。書鈔十一引帝王世紀云：「一沐三捉，一食三起。」蓋傳書有作「捉髮」者。又按：「為周改法而制」，「而」字未妥，疑「立」字之誤。王本、崇文本并乙「而制」二字，屬下文讀作「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非也。說見下。盼遂案：「而」讀若「如」，與也。坊本作「改法制」，以「而」字屬下句，始由昧于古訓而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休」字疑誤。按：文當作「非思慮間也」。上文或曰：「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明孔子因「思慮間」而作。仲任意：孔子因周道弊，周法闊疏，不可因循，故作春秋，非思慮間也。定賢篇云：「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案書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夏道不亡，商道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亦即此義。或以「周道不弊」屬上讀者，非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不」疑當作「於」。感偽起妄，源流氣烝。起，因也。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漢志道家：筦子八十六篇。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兩書皆見管子、商鞅後事，或疑非其手著，以為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而無私人著述。按：超奇篇云：「商鞅相秦，功致於霸，作耕戰之書。」案書篇云：「商鞅作耕戰之術，管仲造輕重之篇。」本篇下文云：「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是仲任不疑管仲、商鞅手著其書也。然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問篇：「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秦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商君書稱「秦孝公」之謚，皆為非其手著之證。則充說不足據。傅玄、俞正燮并以為後人附益之耳。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而」猶「則」也。「泥」疑為「深」字形誤。此文義無取於「泥」也。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居不幽」，「不」字衍。或即「而」字形誤。此即破上文「居不幽，思不至」之說。下文：「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即申明「居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之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起，謂無所感動因起。〔無〕細知以問（閒）而能記。句上脫「無」字，「問」為「閒」字形訛。「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閒而能記」對文。與上「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句法相同。上文云：「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即此「無細知以閒而能記」之義。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兩」字誤。無不暇造作。舊本段。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罷」讀「疲」。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句有誤。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當有脫文。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事見史記本傳。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事見史本傳。餘注道虛篇。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見史本傳。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作文」，朱校元本作「作著」。疑此文原作「深於著作」。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有」字疑涉「身」字訛衍。盼遂案：下「有」字錯簡，本作「身有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稱」上當有「世」字。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且）二也。「旦」當作「且」。公羊文五年傳何注：「且，兼辭也。」蛢彈雀則失鷜（鷃），射鵲則失鴈；先孫曰：「蛢」疑「羿」，下同。「鷜」，黃氏日抄引作「鷃」，當據校正。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蛢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政治，盼遂案：「攻」當為「政」之誤。案書篇「劉子政」作「劉子攻」，誤與此同。政治本連文，此正承上文「安能不淺於政治」之語而為言也。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政」舊作「攻」，今從崇文本校正。廣雅釋詁：「侔，齊也。」子賤，宓不齊字，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管仲，注見前。漢志儒家：晏子八篇。柳宗元疑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崇文總目以為後人揖嬰行事為之。梁章鉅意同。孫星衍以為其賓客為之。並不謂其手著。充說未塙。商鞅、虞卿，篇治俱為。商鞅注見前。虞卿注超奇篇。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餘注超奇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注超奇篇。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有起」，謂有所感動因起也。上文云：「感偽起妄。」又云：「有鴻材欲作而無起。」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始皇壯，不韋恐，乃進嫪毐。太后私與通。事覺，連不韋，始皇以書責之。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淮南王安以父厲王死，時欲畔逆。事發，治其罪，遂自剄殺。并見史記本傳。使客作書，不身自為，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揖智略士作。」史記本傳：「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高誘淮南子序曰：「安為辨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意林引新論曰：「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俊士，使著文作書。」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人」，王本、崇文本改作「夫」，非。「違屬」疑「連屬」之誤。盼遂案：二「章」字，疑皆當為「辜」之字誤。「違屬」疑當為「連屬」，亦形似之誤。此文本作「如不作書，猶蒙此辜。辜之禍人，古今連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並注超奇篇。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妒）奇，非以著作材極，盼遂案：「如」當為「始」之訛脫。斯奇非於死後，嘆為材極，蓋藉以掩媢嫉之咎歟？不能復有為也。「如」為「妒」字形誤。禍虛篇云：「李斯妒同才，幽殺韓非於秦。」是其義。上文惑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此即破其說，以為乃李斯嫉妒，非關著作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朱校元本「假」作「嚮」，下缺一字，無「令」字。疑此文有誤。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舊本段。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失」，舊作「夫」，程、錢本同。今依黃、王、鄭、崇文本正。（傳）違〔傳〕（聖）人（之）質，「傳違聖人質」，當作「違傳之質」。「聖」字涉下文諸「聖」字衍。「人」為「之」字形訛。「違傳」二字誤倒。此文以「經」、「傳」並言，傳謂傳經，若章句者；書謂諸子。謂諸子之書，皆失經之實，違傳之質。下文仲任難之曰：「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又云：「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傳相違，故謂之非。」則知或意以經傳為是，他書記為非。然則此文不當言「傳違聖人質」，明矣。謂「古今作書者，失經之實，違傳之質」，故仲任難以「何以獨謂經傳是」。若作「傳違聖人質」，則仲任詰難，失所據矣，是其證。盼遂案：「夫」當為「失」之脫壞，「傳」疑當在「經」之下。此文本為「各穿鑿失經傳之實，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盼遂案：吳承仕曰：「蕞殘，蕞當為菆，因訛為{艹冣}，故轉為蕞。」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鹽鐵論相刺篇：「玉屑滿篋，不成其（「成其」今作「為有」，依意林引。）寶。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眾辭而已。」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張華博物志文籍考：「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儀禮士冠禮賈疏：「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正說篇云：「聖人作經，賢者作書。」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儀禮士冠禮賈疏：「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孫曰：此文當作「彼見經傳之文，經須傳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傳）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孫曰：依上文校之，「他書」下疑脫「記」字。暉按：本文以書、傳、經三者相較為論。上文「書記」，下文「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之「文書」二字，並為變文，此似不必據增。此句誤在「書」字。「他書與書相違」句出兩「書」字，文不成義。下「書」字當作「傳」。上文或意「古今作書者違傳之質」，故仲任以書所以與傳違者，因其更造端緒，不願沿襲傳說也。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尚）（令人）不缺滅，「常」為「尚」字形誤。「令人」二字為「今」字訛衍。「到今尚不缺滅」，謂未遭秦火也。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徒），先孫曰：「休」當作「徒」。盼遂案：「休」當為「徒」之壞字。伏生之徒，謂張蒼、申公、田何諸人是矣。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趙岐孟子章句題辭亦謂秦不焚諸子。文心雕龍諸子篇：「煙燎之毒，不及諸子。」諸子尺書，尺書，注謝短篇。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盼遂案：吳承仕曰：「鴻知二字，疑係連文。案書篇云『鴻智所言，參貳經傳』，即與此同。」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折累」當作「柝累」下同。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民）驩，吳曰：「不」當作「民」。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是其義。此文云：「詩采民以為篇，樂須民驩，禮待民平。」並以民事為說。誤「民」作「不」，義不可通。暉按：下文云：「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則謂樂待民驩而後成。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不空生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均注：「和盈於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於外形，四方之風也。」（初學記十五。）是其義。吳校「不」作「民」，是也。引樂記，未得其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公羊傳隱公第一，疏引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又引解疑論云：「乃遺子夏等求周史記百二十國寶書脩為春秋。」尚書偽孔序，疏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史記興（與）〔書〕無異，（書）「興無異書」，文不成義，當作「與書無異」。「興」、「與」形近而誤，「書」字又誤奪在下，遂使此文不通矣。史記非「經」，故云「與『書』無異」。尚書、春秋本於史記，故下文云：「由此言之，書亦為本。」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求」，朱校元本作「味」。「扣」，元本作「何」，朱校同。此文有誤。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盼遂案：「初」疑當為「仍」之形誤。既言「師師相傳」，不得云「初為章句」。上文「說章句者，不知求解扣明」，此云「師師」，師即章句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