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韵一)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韵二)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韵三)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韵四)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韵五)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黄何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韵六)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韵七)
这首诗的作者高适，字达夫，渤海郡蓨(今河北景县)人。少时家道贫寒，流浪在中原一带。年过五十，才学做诗。进步很快，数年之间，便已成名。他曾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书记，因而熟悉边塞生活，写了许多边塞诗。肃宗时，官至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和杜甫有交情，杜甫有几首诗为他而作。唐代诗人，官至节镇的，只有高适一人。他的诗与岑参齐名，称为“高岑”。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二、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