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輶轩采风，诵诗知政。《诗》亡迹熄，《春秋》廼作。诗与史之关击大矣。盖政教之兴替、风俗之醇漓，史册所未能备者，征之歌谣而可见。而人事蕃变、是非得失，亦往往於学士大夫讽咏所及，有以得其委折始末之真。此论世知人，尤所赖以考证者也。自来从事於斯者，略分二途：一则以史证诗，就作者出处、时事，以求寄托之所在，然后兴、观、群、怨之旨明。以诗为主，笺注家之事也。一则以诗证史，藉当时见闻与论，以阐纪载之所隐，然后褒贬、美刺之义显。以史为主，掌故家之事也。二者之中，以证史之所关为尤重。有清三百年，国史备矣，而载笔棋严，官中档籍之外，不得泛涉。又屡兴文字之狱，私家著述，忌讳孔多，不及前代野史之夥。惟是诗人讽论，言隐志微，虽非尽据事直书，或感时述志，或引古譬今，其足以补佚闻而资定论，视他纪载，转多据。然览者苟非习谙掌故、胸有鉴衡，不能於传闻异辞，折衷求是。亦如作史者，备才、学、识之长，而后可与言斯事也。啸麓提学，乔木世家，早应史职，继复敭历中外，文章政事，彪炳一时，洵所谓擅九能而兼三长者。比年退居沽上，殚心纂述，於是成《十朝诗》乘廿有四卷。其托体虽仍诗话，实为补史而作。近代诗话，以《静志居》、《蒲褐山房》二者并号翔实。第因选诗而备载作者遗事，事仅击於一人。最近，杨子勤前辈撰《雪桥诗话》，所载多关掌故，尤推博赡。然其本旨犹在传人，以事为纬，取材特善。今是书专重纪事，取义似更有别，而博赡则同。同时媲美，足掩前人，非过誉也。缅惟先德文安公，曩以先朝耆献，膺脩史之聘，惜未竟其志。又佐东海公辑清诗，曾撰《论诗绝句》百首，综括一代，论断精严，有裨风教。孙桐於是二役皆忝陪末席，熟聆绪论，得奉指归，私以为幸。今复睹提学是书之成，渊源家学，推衍庭闻，古所称鲁国韦氏之传《诗》，扶风班氏之传史，於是兼之。他日倘议重脩清史，必赖是书补阙订讹，得折衷之助，与寻常诗话之只谭风月，固不可同日语尔。敢摅斯义，用质来者。乙亥六月，江阴夏孙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