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该回荒凉山庄那一天，我们便按时回去，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的健康已经完全恢复；当我发现那些管家钥匙早已送到我屋里来，我不禁拿起来摇了摇，像敲钟迎接新年那样，我用一阵清脆悦耳的叮声迎接自己的到来。“埃丝特啊，我要跟你再说一遍，别忘了你的本分，别忘了你的本分，”我说，“如果你在各个方面和每件事情上尽你的本分的时候，只是感到心满意足，而不是特别高兴，那你就应当特别高兴才对。亲爱的，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一句话！”
回家以后的头几天，每个上午都为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许多账目要结算，不断地往返于“牢骚室”和别的屋子之间，许多抽屉和柜子要收拾，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安排，因而我根本没有一刻空闲。但等到这些家务都安排好，一切都井井有条了，我就上伦敦一趟，在那儿逗留几个钟头——因为我在切斯尼山庄烧毁的那封信提到一些事情，使我暗自决定这样做。
我这次出行的借口是去探望凯蒂·杰利比（我叫惯了她作姑娘时的名字，所以一直就这么称呼她）；动身前，先给她写了一封短信，请她陪我去办一件小事。我一清早就离开家，坐着驿站马车，很顺利地抵达伦敦，所以，等我来到纽曼街，时间还是挺早呢。
凯蒂婚后就没有见过我，所以感到非常高兴，对我也非常亲热，我当时真有点担心，她丈夫会不会因此而妒忌我。可是，他自己也那样糟糕——我的意思说，他也那样好。总而言之，这还是那老一套，每一个人都对我这么好，可是谁也没给我机会，让我也做点值得人说好的事情。
我发现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还未起床；凯蒂正给他搅拌一杯巧克力，另外有个愁眉苦脸的小学徒——到舞蹈这一行来当学徒，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则等着把这杯巧克力送到楼上去。凯蒂告诉我，她公公非常慈爱和体贴人，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她说的所谓相处，是指老先生把什么好的东西都占去了，连住的屋子也是要好的，而她和丈夫两个人却什么都只能将就；他们被安置在马房上边的两间边房里。
“你妈妈好吗，凯蒂？”我说。
“呃，我常从爸爸那儿听到她的消息，埃丝特，”凯蒂答道，“可是我很少见她。我很高兴说，我和她是好朋友了；不过我妈觉得我跟一个跳舞教师结婚，总有点荒唐，她还怕这样荒唐的事会影响到她呢。”
我忽然觉得，如果杰利比太太当初尽到她那贤妻良母的职责，而不去用望远镜在天涯海角追求别的职责的话，她就能对自己做出荒唐事这一点有所戒备了；不过，用不着说，我当时没有把这番话说出来。
“你爸爸呢，凯蒂？”
“他每天晚上都来，”凯蒂答道，“最喜欢坐在那儿的角落里，你看见他就觉得高兴。”
看了看那个角落，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杰利比先生头靠墙的那个痕迹；知道他现在找到这样舒适的地方休息，我心里也感到快慰。
“你怎么样，凯蒂？”我说，“我看你准是一天忙到晚吧？”
“是呀，亲爱的，”凯蒂答道，“我确实很忙；让我告诉你一个了不起的秘密吧，我就快有资格教舞蹈课了。普林斯的身体不大好，我希望能帮他忙。他又要到好几个学校去授课，又要在这里开班，又要教私人学生，还收了学徒，他的担子实在太重了，可怜的家伙！”
我对学徒这件事情还是觉得很奇怪，所以我问凯蒂是不是收了很多学徒？
“四个，”凯蒂说。“一个住在这里，三个住在外面。他们都是挺好的孩子；可是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丢下自己的工作，像小孩子那样闹起来。所以，刚才你看见的那个小孩，现在就一个人在那间空厨房里跳华尔兹，而我们也总是想办法把其他三个分开，派到别的屋子去。”
“这只是练步法吧？”我说。
“只是练步法，”凯蒂说。“不管碰上学哪一种步法，他们每一次都要练上几个钟头。他们就在这学校学跳舞；每年的这个季节早晨五点钟就练习转圈。”
“哎哟，你们多辛苦呀！”我喊道。
“不瞒你说，亲爱的，”凯蒂笑着答道，“每天早晨，那几个住在外面的学徒都按铃叫醒我们（门铃就装在我们寝室，免得吵醒老特维德洛甫先生）；我把窗子拉起，就看见他们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每人挟着一双小跳舞鞋，这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想起那些扫烟囱的小孩了。”
这一切使我感到艺术实在奇妙。凯蒂越谈越起劲，便兴高采烈地给我细讲她自己是怎么学习的。
“你瞧，亲爱的，为了节省开支，我应该懂一点钢琴，同时，我还应该懂一点小提琴；所以，我不但要熟悉我们这一行的许多事情，而且还要练习这两种乐器。假如我妈当初像别人那样，那我也许在开始学的时候就有点音乐知识。可是我一点知识也没有；而且，不瞒你说，这部分工作，一开头还真叫人有点儿泄气。不过，我在这方面还学得比较快，再说，我也习惯那些辛苦的工作了——说到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还得谢谢我妈呢——你也知道，埃丝特，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啊。”凯蒂一边说着最后这句话，一边笑嘻嘻地在一架只能发出玎玲玎玲声的正方形小钢琴面前坐下，兴致勃勃地弹起一支四组舞曲来了。后来，她又兴奋得红着脸站起来，一边在笑自己，一边说：“别笑我啊，好孩子！”
我倒是不想笑，而是想哭，不过我既没有笑，也没有哭。我真心真意地鼓励她，夸赞她。因为我从心底里相信，虽然她是一位舞蹈教师的妻子，虽然她志向不大，只想当一个舞蹈教员，可是她已经闯出一条合乎人情、有益身心和忠于爱情的勤劳刚毅的道路，这条道路比起任何慈善事业，都不逊色。
“亲爱的，”凯蒂快活地说，“你不知道，你叫我多么高兴。你不知道，我多么感激你。埃丝特，甚至在我这个小天地里，也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晚上我那没有礼貌和满身是墨水的情景吗？当时有谁想到我在一切可能和不可能做的事情里面，怎么偏偏挑了教跳舞这一行呵！”
她丈夫刚才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出去了，这时候又回来，准备到舞蹈室去领那几个学徒进行练习，凯蒂告诉我，她这会儿可以陪我出门了。可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她，现在还不到时间，因为我要是这时候就带她出门，我一定会感到很为难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到那些学徒那边去，我也跟他们一起练习。
那几个学徒都是极其奇怪的小家伙。除了那个愁眉苦脸的男孩——我希望他不是因为一个人在空厨房里跳华尔兹才愁眉苦脸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和一个穿着薄纱衣裙的又脏又弱的女孩。这女孩戴着一顶很难看的帽子（也是用薄纱制的），把跳舞鞋放在一个又破又旧的天鹅绒手提袋里，那样子很像一个小大人。这些穷苦孩子不跳舞的时候，口袋里总是装着绳子、玻璃球和羊膝盖骨，他们的腿和脚，特别是脚后跟，都非常肮脏。
我问凯蒂，这些小孩的父母为什么要给他们选择这样一种职业？凯蒂说她也不知道；也许他们将来要当教师，也许当演员。他们的父母都是很微贱的人，那个愁眉苦脸的孩子的母亲开着一个卖姜汁啤酒的铺子。
我们很认真地跳了一个钟头；那个愁眉苦脸的孩子那两只脚真了不起；看样子，这两只脚是有某种愉快的感觉的，只是这种愉快的感觉从来不上升到腰以上的地方罢了。凯蒂很注意观察她丈夫，而且显然是模仿他的姿态，可是她自己的舞姿也很优美、稳重，结合她那美丽的脸庞和苗条的身段，就显得特别好看。她已经用不着她丈夫花多大工夫来指导这几个小孩了；而他也很少插手，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参加转圈的练习。他常常担任奏乐。穿薄纱衣裙的女孩那种矫揉造作的样子以及她那瞧不起几个男孩的态度，实在叫人觉得可笑。就这样，我们跳了一个钟头。
练习完毕，凯蒂的丈夫准备出城，到一个学校去教课；凯蒂也跑去打扮一番，准备跟我出门。这时我坐在舞蹈室里，默默地注视着这几个学徒。那两个外宿的男孩到楼梯间去换上短靴以后，就去扯那在学校住宿的男孩的头发——这我从他那反抗的叫喊声中就可以断定。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把外衣扣好，跳舞鞋就揣在怀里。然后，他们拿出小包的冻肉夹面包，在一把画在墙上的七弦琴下面吃起来。那个穿薄纱衣裙的小女孩，把跳舞鞋塞进手提袋里并穿上一双破鞋。她把头晃了晃，便钻进那顶很难看的帽子里；听到我问她是否喜欢舞蹈，便一边回答说“就是不喜欢和男孩子跳”，一边在下巴颏上把带子系好，然后带着傲慢的神色回家了。
“老特维德洛甫先生说他很抱歉，”凯蒂说；“因为还没有穿戴好，所以不能在你离开之前接见你。埃丝特，你是他非常喜欢的人啊。”
我表示非常感谢他，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倒是很高兴能免了这种殷勤的招待呢。
“他得花很长时间才能穿戴好，”凯蒂说，“因为你也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头很重视，必须维持他的声望。你简直没法想象他对我爸爸多么好。他跟爸常常在晚上谈起摄政王的事，我从来也没见爸爸那样高兴过。”
我面前仿佛出现一幕特维德洛甫先生向杰利比先生炫耀自己风度的情景，这实在使我堕入遐想。我问凯蒂，特维德洛甫先生是不是能让她爸爸常常开口讲话？
“没有吧？”凯蒂说，“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办得到这一点；不过他倒是常跟爸讲话，爸也很钦佩他，留神听着而且很感兴趣。当然，我也看得出来，爸谈不上有什么风度，可是他们相处得很好。你简直没法想象他们俩多要好。我长了那么大也没见过爸闻鼻烟；可是他现在经常从特维德洛甫先生的鼻烟壶里拿一小撮，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把它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又拿开。”
人生的事情真凑巧，老特维德洛甫先生竟然把杰利比先生救出了伯里奥布拉－加纳，这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极其有趣的奇闻。
“关于啤啤，”凯蒂犹豫了一下说，“我最怕他——除了怕自己有小孩以外，埃丝特——给特维德洛甫先生带来不便，可是老先生对他好极了。老先生还要他到这儿来呢，亲爱的！他让他把报纸送到楼上，好在床上看；他把烤面包的碎片给他吃，打发他到别的房间去办些小事情，让他到我这里来拿六便士硬币。总而言之，”凯蒂快活地说，“我也不必啰嗦了，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所以我必须感谢上帝。你打算上哪儿去，埃丝特？”
“上老大街去，”我说；“我要到那儿去找那个律师事务所办事员说几句话。我到伦敦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你的那一天，亲爱的，事务所打发到驿站来接我的就是这个人。对啦，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那一天把我们领到你们家来的那个绅士。”
“这么说，似乎我陪你去是最合适的了，”凯蒂答道。
我们上老大街去，在那里找到格皮老太太家以后，便说要见她。格皮老太太就在客厅，而且，因为她在我们说话之前就已经探出头来，所以显然会像一个硬壳果那样，有被客厅的前门轧碎的危险。她一听说有人找就立刻出来，请我们进屋。她是一位老太太，戴着一顶大帽子，鼻子红红的，目光闪烁不定，但是满脸堆笑。她那狭小的起居室收拾得很整洁，准备接待客人；室内挂着她儿子一幅肖像，这幅肖像，简直可以说，比他真人还要像：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在这个起居室里，我们不仅看到这幅肖像，而且还见到格皮本人。他穿得非常漂亮，当时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用食指按着脑门，阅读法律文件。
“萨默森小姐，”格皮先生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您今天光临，真使蓬荜生辉。妈，请你给那一位小姐搬一把椅子来，然后你就走开好吗？”
格皮老太太总是满脸堆笑，这使她的样子显得非常滑稽可笑；她听从了儿子的话，给凯蒂搬来一把椅子，然后就坐在角落里，双手捧着一条小手绢，按在胸前，好像在进行热敷似的。
我给格皮先生介绍了凯蒂，格皮先生说，凡是我的朋友，他都无限欢迎。我开始说明我的来意。
“我曾经很冒昧地给您写了一封短信，先生，”我说。
格皮先生为了表示他收到这封信，便从背心口袋里把它拿出来，吻了吻它，又鞠了一躬，把它搁回口袋里。格皮先生的母亲开心极了，一边笑，一边晃着脑袋，还不声不响地用胳臂肘捅了捅凯蒂，让她看。
“我能单独跟您谈一会儿吗？”我说。
我现在回想起来，像格皮先生的母亲当时那个滑稽样子，我真是从来也没有见过。她不出声地笑着；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拿手绢堵着嘴，同时还用胳臂肘，用手和肩膀捅着凯蒂，让她看；她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所以她好不容易才领着凯蒂穿过那扇小折门，到隔壁她那间卧室里去。
“萨默森小姐，”格皮先生说，“做父母的人，由于关心儿子的幸福，往往是很固执的，这一点得请您原谅。我母亲虽然很叫人生气，可是她的态度完全是出自母爱。”
当我把面纱撩起，我很难相信，真有人会像格皮先生那样，转眼间就满脸通红，神色变得那么厉害。
“我写信请您允许我到这里来找您谈一谈，”我说，“而不愿上肯吉先生的事务所去，因为我想起了您有一次在私下跟我谈话时曾经提到这一点，我恐怕，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会使您感到不安，格皮先生。”
我相信，尽管如此，我实际上还是使他很不安。我从来也没见过有人这样吞吞吐吐、这样狼狈不堪、这样张惶失措。
“萨默森小姐，”格皮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请您原谅，可是就我们这一行来说——我们——我们——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您刚才提到某一次的谈话，小姐，当时我——当时我的确表示——”
他喉咙里好像堵着块什么东西，怎么也咽不下去。他用手按着那里，一边咳嗽，一边装出难受的样子；他又试着把那块东西咽下去，又咳嗽，又装出难受的样子；他东张西望，并翻弄着法律文件。
“我忽然觉得有点头晕，小姐，”他解释说，“差一点就支持不住了。我——唔——常犯这种病——唔——我的天！”
我等了他一会，让他定下神来。就在这个时候，他把手放在脑门上，然后又放下来，然后又把椅子拉到他身后的那个角落里。
“我刚才的意思是，小姐，”格皮先生说，“——哎哟——我看一定是支气管有毛病——嗯！我的意思是，您那一次对我的表示拒绝得很好。您——您大概不否认这一点吧？虽然现在没有证人在场，不过——您要是承认这一点的话，那您心里也就觉得舒坦一些。”
“我当时拒绝您的建议，”我说，“是没有提出任何保留和条件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格皮先生。”
“谢谢您，小姐，”他答道，一边不安地用他那双手量着桌子的长度。“您这样说很好，我很佩服您。唔——我一定是得支气管炎了！——一定是支气管有毛病——唔——如果我说，我当时的表示是最后的表示，这件事已经完结了，您大概不会生气吧？——其实我也不必多此一问，因为像您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的人，或者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会了解当初的情形。”
“我很了解当初的情形，”我说。
“也许——也许您不否认当初曾经拒绝我吧——唔——拘泥形式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这对您来说，心里可能舒坦一些，小姐。”格皮先生说。
“我绝不否认这一点，”我说。
“谢谢您，”格皮先生答道。“我实在佩服您。由于我在生活上已经作了安排，再加上那个我无法控制的环境，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恢复我那个建议，或者以任何形式把它重新提出；但是将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唔——我一定是永远感到亲切的。”格皮先生的支气管炎帮了他很大的忙，他那双手也不再量桌子的长度了。
“我现在就把我想说的话对您谈谈好吗？”
“非常荣幸，”格皮先生说。“我相信您是个通情达理和很有见识的人，小姐，您一定——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同时，不论您想说什么，我都愿意洗耳恭听。”
“那一回，您很客气地对我暗示说——”
“对不起，小姐，”格皮先生说，“我们最好不要脱离当初的谈话而去谈什么暗示。我不承认我当时作了任何暗示。”
“您那一回说，”我重新开始，“您将来调查清楚我的身世以后，就可能改善我的地位和增进我的幸福。我想，您是因为大致了解我过去是个孤儿，而我所得的一切东西，又都是贾迪斯先生恩赐的，所以才产生这种想法。现在，格皮先生，我来求您的唯一目的是，请您放弃您打算通过这种方法为我效劳的一切想法。自从上次生病以来，我就常常想这件事情，尤其是最近，我想得更多。因为不知您什么时候又会想起这件事，又会在某一方面采取行动，所以我终于决定来见您；我可以肯定说，您的想法全都错了。关于我的身世，您不可能调查出任何足以使我幸福和给我快乐的事情。我很了解我自己的身世；我完全有资格向您保证，您这样做绝不可能增进我的幸福。也许，您早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我这次来给您添了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不是这样，那我求您相信我刚才给您作的保证，从此放弃这个想法。为了让我平平静静过日子，我请您这样做。”
“我必须坦白说，小姐，”格皮先生说，“您这番话的确表明您是通情达理和很有见识的，这我刚才已经表示过钦佩了。您这样有见识实在叫人高兴；如果我刚才对您的意图有任何误解的话，那我准备向您道歉。不过，我这里虽然向您道歉，但也希望您能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就今天谈的事情向您道歉，关于这一点，像您这样一个通情达理和极有见识的人自然明白有必要这样说。”
我必须替格皮先生说明，他刚才那种不停咳嗽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了。他似乎很高兴能答应我要他做的事情，他还感到惭愧呢。
“如果您能让我一次把话说完，不再打断我的话，”我看到他正要说话，便接着说，“那我一定很感谢您。先生。我今天来见您是尽可能不让人知道的，因为您那次把您的这种意见说给我听的时候是信任我的，对于您的信任，我确实表示过要尊重——而且，您一定也记得，我一直就是尊重的。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生了一场病，所以我确实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很了解，我现在就是求您帮个什么忙的话，也用不着不好意思开口了。这就是我现在提出这个请求的原因；我希望您能对我多加体谅，答应我的请求。”
我必须替格皮先生再说一句公道话：他似乎越来越感到惭愧了，而且当他红着脸回答的时候，他那样子一方面是惭愧到了极点，一方面却非常诚恳：
“我以我的名誉、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来担保，萨默森小姐，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按照您的愿望去做！我以后绝不再做任何违背您的愿望的事情。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可以为这个发誓。关于这次所谈的事，”格皮先生接着往下说，他说得很快，仿佛他在背一段很熟的话似的，“我答应您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绝无虚假，所以——”
“我很满意，”这时候我站起来说，“我很感谢您。凯蒂，亲爱的，我准备回去啦！”
格皮先生的母亲和凯蒂走进来（这一回，她不是对着凯蒂，而是对着我不出声地笑着，并用胳臂肘捅我），我们就告辞了。格皮先生把我们送到门口；他的神态好像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睡醒或者是在梦中行走的人；我们让他送到门口就走了，他站在那里瞪着眼睛发愣。
但是过了一会，他就向我们赶来了；没有戴帽子，那头长发全都被风吹乱了。他把我们叫住，激动地说：
“萨默森小姐，我以我的名誉和灵魂向您担保，您可以信任我！”
“我信任您，”我说，“非常信任。”
“请原谅，小姐，”格皮先生说，一条腿迈上前去，一条腿在原地没有动，“这位小姐既然在场，可以作您的见证——如果您肯把您承认了的话再说一遍，那您心里可能就觉得舒坦一些（我本来就是希望叫您放心的）。”
“那好吧，凯蒂，”我转过身对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希望你不要感到奇怪，亲爱的，我和这位绅士——”
“即米德尔塞克斯郡、潘登镇、潘登村的威廉·格皮，”他喃喃地说。
“我和这位绅士，即米德尔塞克斯郡、潘登镇、潘登村的威廉·格皮先生之间，从来不曾有过婚约——”
“不曾有过求婚或应婚之类的事，”格皮先生提示说。
“不曾有过求婚或应婚之类的事。”我说。
“谢谢您，小姐，”格皮先生说。“好极了——唔——请原谅——请问这位女士尊姓大名？”
我告诉了他。
“我想是已婚吧？”格皮先生说。“已婚。谢谢您。婚前叫卡罗琳·杰利比，原住伦敦城内，教区外的泰维斯法学院街；现住牛津大街纽曼街。非常感激。”
他跑回家，但跟着又跑回来。
“关于那件事，您也知道由于我在生活上已经作了安排，再加上那个我无法控制的环境，我实在抱歉，无法恢复前些时候已经完全了结的事，”格皮先生说话的时候，装出很沮丧、很可怜的样子，“可是这已经是无法恢复了，难道不是吗？您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说，肯定是无法恢复，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必怀疑。他谢谢我，又跑回他母亲家——接着又跑回来。
“我实在非常佩服您，小姐，”格皮先生说。“如果可能在那友谊之宫建立一个圣坛的话——可是，我以我的灵魂来担保，您可以在各个方面信任我——除了眷恋之情这一点！”
格皮先生内心的斗争以及由于这种斗争而不断奔跑于他母亲家门和我们之间的彷徨不定的样子，在这刮着大风的街上特别显眼（尤其是因为他的头发好久没有修剪了），这使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我匆匆地走着，心里感到非常轻松；但当我们最后一次往回看的时候，格皮先生还是很苦恼，不知道是跑过来好，还是跑回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