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国民每年的劳动，用以供给国民每年所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国民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种劳动产品从他国购进的物品。
这些劳动产品或用它们从他国购进的物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或者大，或者小，因此一国国民所需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给情况的好坏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
但就任何一国而言，这一比例必然受到以下两种情况的支配：一是该国国民在一般劳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二是该国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无论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或国土面积是怎样的，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上述两种情况。
另外，上述供给的好坏，似乎较多地取决于前一种情况。在以捕鱼和打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国家，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并尽其所能给他自己或家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参与劳动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可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贫乏，甚至有时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地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他们，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相反，在文明繁荣的国家，虽有许多人根本不劳动，而且他们往往要消费比大多数劳动者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劳动产品，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非常丰富，往往能充足地满足所有人的供给，即便是地位最低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可享受比野蛮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这种改善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等级和状况的人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不论一个国家的国民在运用劳动时的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状况如何，在运用情况持续不变的情况下，在这个时间区间内，该国每年供给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在下文将看到，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与推动这些劳动者工作的资本量的大小以及资本用途成正比。本书第二篇讨论资本的性质，逐渐积累资本的方法，以及因为资本用途不同，所推动的劳动量亦不相同等内容。
在劳动运用上，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对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促进劳动产品数量的巨大增加方面具有不同的影响力。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国家能平等地对待每一种产业。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而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的情况。
尽管这些不同计划的推行，最初或许是因为某些特殊阶级的人的个人利益与偏见，而且他们不曾考虑到或预见到这些计划对社会公共福利的影响，但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说。有的学说夸大了城市产业的重要性，而有的学说又特别强调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也左右着君主和国家的政策。我力图在本书第四篇中尽可能详细清楚地解释这些学说，并说明它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
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构成，并说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每年给他们供应的消费资源的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需费用，其中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共同缴纳的赋税来负担，哪些费用应由社会某特定阶级或某些特定成员负担；第二，全社会应缴税款是以何种不同方法募集的，以及这些方法的主要利弊是什么；第三，是什么促使几乎所有现代各国政府把这种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以及这些债务对于真实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