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运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通过考察某些特定制造业的运作方式，可以方便读者理解劳动分工在社会一般业务中所带来的结果。人们通常认为，一些小型制造业的劳动分工最精细。这不是因为小型制造业的劳动分工真正比大型制造业的劳动分工更精细，而是因为那些要为少数人提供少量需求的小型制造业必然雇用少量的劳动者；各工作部门雇用的工人往往可集中在同一工场内，使观察者一览无余。反之，那些要为大多数人提供大量需求的大型制造业，各工作部门均雇有大量工人，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同一工场内，想同时看见多个部门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这类大型制造业划分的工作部门实际上比更小型的制造业多，但由于这种划分不像小型制造业那样十分明显，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
扣针制造业是极小的，但它的劳动分工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以它为例。一个劳动者，如果他既没有受过相应职业（劳动分工已使其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训练，又不熟悉该职业所用机器的操作（劳动分工使得机械发明成为可能），那么，无论他多么努力，也许一天也不能造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二十枚了。但按照现在的经营方法，不仅整个工作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而且它又分成若干部门，其中大多数又成为更加专门的职业。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切断，第四个人削尖铁线的一端，第五个人磨铁丝的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要做圆头，就需要两三道不同的工序。装圆头，涂白色，以及最后的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采用这种方式制针，要经过十八道工序。在有些制造厂，这十八道工序分别由十八名工人担任，然而，在其他制造厂，有时一个人要兼任两三道工序。我见过一家这种类型的小制造厂，由于只雇用了十名工人，因此有些工人担任了两三道工序。尽管他们很贫穷，所使用的必要的机器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努力，一天也能造出约十二磅重的针。每磅有四千多枚中等大小的针，照此计算，这十名工人每天就能造针四万八千多枚，也就是每人每天可造针四千八百枚。但如果他们独自工作，没有接受专门训练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他们不但造不出现在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加工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或许也无法完成。
就其他各种工艺及制造业而言，虽然多数不能进行这样精细的分工，每道工序也不能变得如此简单，但劳动分工的效果与这类极小型制造业相似。然而，凡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旦采用分工制，便会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各种行业与职业的划分，似乎就是这种好处造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改进程度极高，则各行业的分工通常也都会达到极高的程度。落后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由几个人分担。在进步社会中，通常农民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任何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由多人分担。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和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与烫平，或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各部门所使用的是不同的技艺。因性质的不同，农业很难像制造业那样进行精细的分工，各种工作也难以彼此截然分开。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完全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很难截然分开；纺织工与织布工通常是两个不同的人，但锄地、耙地、播种和收割，却往往由同一个人担任。随着季节的变化，农民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但要固定一个人只从事其中的某种劳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水平，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水平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难以采用完全分工的劳动制度。现在最富裕的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均优于其所有邻国，但其制造业的优越程度普遍大于农业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通常都耕耘得较好，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更多，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土地的面积和肥沃程度也成正比；但是，这种产量优势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投入的劳动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的劳动生产力未必总比穷国的劳动生产力高很多，或者至少从来不像制造业的一般情况那样高很多。所以，同样优质的谷物，在富国市场上的售价未必都比穷国便宜。就富裕和进步程度来讲，法国远胜波兰，但同一品质的波兰谷物与法国谷物同样便宜。论富裕与进步程度，法国要稍逊于英国，法国产谷省产出的谷物与英格兰所产谷物一样好，在大多数年份价格也差不多。但英格兰的耕地比法国的耕地耕种得好，法国的耕地比波兰的耕地耕种得好得多。穷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穷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及售价便宜方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穷国在制造业方面却不能和富国竞争；尤其是富国在土壤、气候以及位置上适合某种制造业时，穷国更加不能和富国竞争。法国丝绸之所以比英国丝绸更好更便宜，是因为丝绸业——至少在今日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情况下——更适合于法国气候，而不适合于英国气候。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而且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物，其价格比法国要便宜得多。而在波兰，除了生存所需的少数粗糙的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其他制造业。
劳动分工导致了相同数量的人能够完成的工作数量的极大增加。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以及熟练程度因为专业而迅速提高；第二，节省了从一种工作转移至另一种工作的时间损失；第三，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够干多个人的活。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通过将每个工人的业务减少为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该操作成为其终生的唯一职业，劳动分工必然大大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一位习惯使用铁锤但从未加工过铁钉的普通铁匠，如果在某一特定场合必须制钉时，我确信，他一天最多只能加工出两三百颗质量低劣的钉子来。即便他习惯制钉，但若不以制钉为专业或主业，就算竭尽全力，很难一天加工出八百颗或一千颗以上的钉子。我见过几个专以制钉为业的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他们尽力工作时，每人每天能加工出两千三百多颗钉子。但制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同一人既要鼓炉、调整火力，又要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他还得调换工具。比较起来，扣针和金属纽扣的加工所需的各道工序要简单得多，而以此为终生职业的人，其熟练程度往往要高得多。所以，在此类制造业中，有几种操作的迅速程度简直使人难以想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相信人的手能有这样大的本领。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移至另一种工作，往往会损失一些时间，从节省下来的时间中获得的利益，比我们初看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不可能很快由一种工作转移至使用完全不同工具而且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一位耕种一小块土地的乡村织布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一定会损失大量时间。倘若这两种手艺能在同一工场内进行，那么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便如此，时间上的损失还是很大的。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往往要闲逛一会儿。在开始新工作之初，很难立即全神贯注地积极工作，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总不免心不在焉。而且他们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往往工作不认真，总是磨磨蹭蹭。对于每半小时就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来说，闲荡、偷懒、随便等习惯是自然养成的，甚至是必然会养成的。这些习惯使他们常迟缓懒惰，即使在情况紧迫的时候，也不会精神勃勃地干。因此，纵使没有熟练程度方面的缺陷，仅这个原因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每个人都知道，运用适当的机械能在很大程度上便利和简化劳动，无须举例说明。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能够使劳动变得便利和简化的机械的发明，起初也起因于劳动分工。当人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多个事物上时，他们就更能发现达成这一目标的更简单更迅捷的方法。分工使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事物上。因此，只要工作性质还有改进的余地，受雇于每个特定劳动部门的人中，总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简单和便利的方法，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今日，那些分工最精细的制造业中所使用的机械，很大一部分是普通工人发明的。因为他们从事非常单纯的操作，自然更容易找到更简单更迅捷的操作方法。只要你常去参观制造厂，你一定会看到一些非常巧妙的机械。这些机械正是普通工人为了使他们担任的那部分工作能简单迅捷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最早的蒸汽机，起初需雇用一个男孩，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道。有一次，一个担任这项工作的男孩，因为想在工作期间去和同伴玩耍，便用一条绳子把开闭该通道的阀门的把手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于是，阀门就可自行开闭，这个男孩也便可以自由自在地与同伴玩耍了。一个因为贪玩而想出来的办法，成为蒸汽机的大改良之一。
可是，机器的一切改进绝不是都由机器使用者发明的。当机器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行业时，很多改进出自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而有些改进出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职业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而在于观察一切事物，往往能够把各种相距甚远且完全不相同的事物结合起来。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或推想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变成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或专门职业；像其他职业那样，这类职业又被分成了许多部门，而且每个部门都是某类哲学家们的职业。哲学的这类分工，就像其他职业的分工那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省了时间。每个人对各自的专业工作内行，总体来说，不仅完成了更多工作，而且大大增加了科学数量。
在一个管理有素的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进而让最下层人民普遍富裕起来。劳动者除了满足自身所需外，还有大量劳动产品可以出售；同时，有相同处境的所有其他劳动者都能用自己生产的大量产品，去交换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品或等价品。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起来。
考察一个文明繁荣国家的最普通工匠或日工的便利品，你就会发现，用自己劳动的一部分（尽管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类便利品的人数，是难以计数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毛呢外套，就是大量劳动者共同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家常的产物，必定需要牧羊的、剪羊毛的、梳羊毛的、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共同工作。加之这些劳动者所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因此，需要很多商人和运输工把材料从一个地方运至另一个地方。染工所用药料，常购自世界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从不同地方收集起来，需要大量商业和航运业，需要雇用大量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要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需要种类繁多的劳动。姑且不谈那些复杂机器，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仅就简单机器如牧羊人剪毛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要加工这种剪刀，矿工、熔铁炉建造者、伐木工、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工、泥水匠、护炉工、磨坊设计与建造工、锻工、铁匠等，必须把他们的技艺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家庭用具的所有不同组件，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睡觉用的床及其所有部件、做饭用的厨房炉灶、从地下挖出的或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做饭用的煤炭、厨房用的全部他它器具、所有餐桌上的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盘子和锡镴盘子、加工面包和啤酒所需的各种人手、透热气和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让世界北部成为非常舒适的住所的大发明所需的一切知识和技艺，以及工人们加工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总之，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一切，并考虑投入到每样东西上的不同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与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最卑微的人，即便想按照他所习惯的简单、舒适的方式生活，也是不可能取得生活用品的。诚然，与富贵人家的极度豪华、奢侈相比，一个最卑微的人的生活用品无疑是极其简单和平常的。可是，这或许是真实的，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并非总是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但这个农民的生活用品，总是超过很多主宰数以万计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生命和自由的非洲君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