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需使用所需消费的天然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天然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天然产物或制造品，从有剩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部分的天然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场主、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
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
第一，假设没有资本用来提供相当丰饶的天然产物，制造业和商业恐怕都不能存在。第二，天然产物，有一部分往往要加工制造后才适于使用或消费。假设没有资本投在制造业中把它加工，则这种天然产物将永远不会被生产出来，因为没有对它的需求；或如果它是天然生长的，它就没有交换价值，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第三，天然产物及制造品富饶的地方，必从所剩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假设没有资本投在运输业中，这种运输便不可能。于是它们的生产量便不能超过本地消费所需。批发商人的资本，可通有无，使这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交换别的地方的剩余生产物，所以，既可以奖励产业，又可以增进这两个地方的享用。第四，假设没有资本投在零售商业中，把大批天然产物和制造品分成小的部分，来适应需要者的临时需要，那么，一切人对于所需的货物都得大批买进来，超过目前的必需。假设社会上没有屠户老板，我们大家都非一次购买一头牛或一头羊不可。这对富人也一定是不便的，对贫民将更为不便。贫穷劳动者如果要勉强一次购买一个月或半年的粮食，那他的资本一定有一大部分，不得不变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一定有一部分本来能提供收入的，不得不变作不能提供收入的。职业上的工具、店铺内的家具，都非减少不可。对这种人来说，最方便的办法，是在需要生活品的时候，能够逐日购买逐时购买。这样，他可以把几乎全部资财用作资本。于是他所能提供的工作的价值扩大了，而他以此所获的利润，将足以抵消零售商的利润对货物价格所增加的数目而有剩余。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的成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小商贾群立，虽然他们相互间也许有妨害，但对社会毫无妨害。所以，不需要对他们课税，或限制他们的人数。例如，某市及其邻近地带对于杂货的需求限制着该市所能售出的杂货量，因此可投在杂货商业上的资本，绝不可能超过足以购买这数量杂货所必需的数额。这种有限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杂货商经营，这两人之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减低得比一个人独营的场合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杂货商经营，他们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价格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小。他们之间的竞争，也许会使他们中一些人弄得破产，但这种事情我们不必过问，当事人应该自己小心。他们的竞争绝不会妨害消费者，亦不会妨害生产者。比之一两个人独占的时候，那只能使零售商贵买而贱卖。零售商多了，其中也许有坏分子，诱骗软弱顾客购买自己不需要的货物。不过，这种小弊害不值得国家去注意，更用不着国家去干涉。限制他们的人数不一定能杜绝这个弊害。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不是因为市场上有许多酒店，我们社会上才有饮酒的风尚；而是社会上由于他种原因而产生了好饮酒的风尚，才使市场上有许多酒店。
把资本投在这四种用途上的人，都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可固定而且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上，至少，也可把维持他们自身和他们自身消费掉的价值，加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的价格上。农场主、制造者、批发商、零售商的利润，都来自前两者所生产及后两者所售卖的货物的价格。但是，各自投在这四种用途的资本虽相等，但因用途不同，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却不相同，从而，对于所属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的比例，亦不相同。
向批发商购买货物的零售商的资本，补偿并提供批发商的资本及其利润，使其营业得以继续。零售商的资本，只直接雇用了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受雇的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这资本的使用，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只是他自己的利润。
向农场主购买天然产物，向制造者购买制造品的批发商的资本，补偿并提供农场主和制造者的资本及其利润，使其营业得以继续。这就是批发商间接维持社会上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年产物价值的主要方法。他的资本，也雇用了运输货物的水手搬运工。所以它对于这种货物的价格所增加的，不仅等于批发商自己利润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水手搬运工工资的价值。它所直接雇用的生产性劳动只如此；对于年产物它所直接增加的价值亦只如此。但批发商的资本在这两方面的作用要比零售商的资本大得多。
制造者的资本，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投在他的生意所用的工具上，补偿出卖这些工具的其他制造者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其余就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中，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材料，这部分补偿供给这些材料的农场主和矿商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但其他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或在比一年短得多的时间内分配给他所雇用的工人的。所以，他的资本对他所加工的材料所增加的价值，包括雇工的工资，和雇主投资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所以，与批发商的等量资本比较，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多了，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亦大多了。
农场主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他的工人是生产性劳动者，他的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需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农业的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虽然它也增加自然的产出力。长满蓬蒿和荆棘的田地可能生产的植物，常常不比耕作最好的葡萄园或谷田所能生产得少。耕耘与其说是增益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是支配自然的产出力。人工以外，尚有大部分工作，非依赖自然力不可。所以，农业上雇用的工人与牲畜，不仅像制造业工人一样，再生产他们消费掉的价值（或者说，再生产雇用他们的资本）及资本家的利润，而且生产更大的价值。他们除了再生产农场主的资本及利润外，通常还要再生产地主的地租。这种地租，只可说是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物。地租的大小取决于想象上的自然力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想象上的土地的自然产出力或土地的改进产出力的大小。减除了一切人的劳作之后，所剩余的便是自然的劳作。它在全部生产物中，很少占四分之一以下，常常占三分之一以上。用在制造业上的任何同量的生产性劳动，都不能引出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上，自然没做什么，人做了一切；再生产的大小，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生产因素的力量的大小成比例。所以，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
投在农业上和零售业上的资本，总是留在本社会内。它们的使用有一定地点，在农业，是农场；在零售业，是商店。而且，它们的所有者，大都是本社会内的居民。当然，有时也有例外。
批发商的资本，却似乎不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必要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因为要贱买贵卖，他们的资本往往周游各地。
制造者的资本，当然要停留在制造的场所。但在什么地方制造，却似乎没有确定的必要。有时，制造的场所，不仅离材料出产地点很远，且离制成品销售地点也很远。里昂制造业的材料，从很远的地方运来，那里的出品也要运到远处才有人消费。西西里时髦人的衣料是别国制造的丝绸；丝绸的材料，却又是西西里的产物。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国制造，但英国织成的毛织物，却有一部分后来又送还西班牙。
投资于国内剩余生产物输出事业的人，无论是我们本国人或是外国人，无关重要。如果是外国人，我国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当然比较少，但至少一个；我国的年产物价值，也当然比较少，但也至少一个人的利润。至于所雇用的水手搬运工是不是本国人，那与他是否本国人无关，他是本国人，也可以雇用外国的水手搬运工。输出人虽有国籍上的差别，但以资本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那就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的资本，对这剩余生产物所给予的价值，总是一样的。批发商是本国人也好，不是本国人也好，他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资本得以偿还，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营业得以继续经营下去。这就是批发商人资本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对增加本国年产物价值所提供的主要助力。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因为有这种资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比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比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很有效用。譬如，英国亚麻制造者年年投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此等资本，虽非产麻国所有，但对产麻国有利，则很明了。这种亚麻，只是产麻国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假设不年年输出，以交换本地所需各物，即无价值可言，其生产将立即停止。输出亚麻的商人可偿还亚麻生产人的资本，从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英国制造者，又可偿还这种商人的资本，使他们继续运输。
像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往往没有足够资本，既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种起来，又把全部天然产物加工起来，使适于直接的消费及使用，又把剩余的天然产物及制造品运往远方的市场换取国内需要的物品。大不列颠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苏格兰南部的羊毛，就大部分因为当地缺乏资本，不得不经过极不平坦的道路，用车运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其人民没有足够资本把产品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市场去销售。他们中，纵使有个把商人，亦只好说是大富商的经理人。这种大富商，往往住在比较大的商业城市里。
一国资本，要是不够同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投在农业上的部分愈大，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愈大，同时，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愈大。除了农业，当推制造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所有资本还不足兼营这三种事业的国家，就其富裕的程度说，实未达到自然所允许达到的最高点。无论就个人来说，就社会来说，企图以不充足的资本，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都不是取得充足资本的最便捷途径。正像一个人的资本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亦有一定的限度，只够用于某些方面。要增加个人资本，需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积蓄；要增加国民资本，亦需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积蓄。因此，资本的用途，若能给国内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能作最大的积蓄，则国民资本大概就会极迅速地增加起来。但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以国民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大小为转移。
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运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甚至有些省份，特别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经营零售生意的店铺和栈房多为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不多，这就是其中之一。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
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异记载，是可以置信的。然而，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它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印度人亦常有这种迷信；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生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
这样，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是批发商业，投资结果亦将因所营批发商业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
一切批发贸易，或一切大批买进来以便大批再卖出去的贸易，可分作三类，即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和运送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这个地方买国产货物进来，再在国内另一个地方把它卖出去，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运送贸易，是从事各外国间的贸易，即把甲国的剩余产物运往乙国。
投资在国内贸易上，购买国内甲地产物运往乙地售卖，往返一次，一般可以偿还两个都是投在本国农业或工业上的资本，使本国的农业制造业不至于中断。运用资本，从商人店里，把一定价值的商品运出去，结果，大都至少可换一个等价值的别种商品。所以，假若交换的两方，全是本国产业的产物，结果当然可以偿还本国两个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其能继续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比如，把苏格兰制造品运到伦敦，再把英格兰谷物或制造品运到爱丁堡来的资本，往返一次，无疑可以偿还两个投在英国制造业或农业上的资本。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如果是用本国产业的产物来购买，那么，每往返一次，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能偿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用来维持本国产业的。例如，把英国货物运至葡萄牙，再把葡萄牙货物运至英国的资本，往返一次，只偿还一个英国资本。另一个却是葡萄牙的。所以，即使这种贸易能像国内贸易同样快地赚回本利，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比较起来，亦只能鼓励半数的本国产业，鼓励半数的本国生产性劳动。
但是，这种贸易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快地赚回本利。国内贸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赚回一次，甚至三四次。这种贸易的本利，每年赚回一次，已属难得，两三年赚回一次，亦非仅见。往往，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已经运用了十二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十二次，而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仅运用一次。所以，两个资本要是相同，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比较，前者对于本国产业，往往可提供二十四倍的鼓励与扶持。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是不用本国产物换购，而用第二个外国货物换购。但这第二个外国货物，非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必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即以本国产物购买第三个外国货物，再用以购买第二个外国货物，因为除了战争和征服的场合，外国货物，只有用本国产品直接换购而得，或用本国产品经过两三次不同交易间接换购而得，此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所以，使用这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和使用最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除了它最后的收回，由于必须依靠两三次不同对外贸易的资本的收回，所需时间较长这一点外，无论就哪一点来说，都有相同的效果。假设商人以英国制造品换购弗吉尼亚的烟草，再用弗吉尼亚的烟草换购里加的麻枲，那么，非经过两次对外贸易，资本不能返到商人手上，再用来购买同量的英国制造品。再假设用以购买弗吉尼亚烟草的，不是英国制造品，却是牙买加的砂糖，牙买加的砂糖，才由英国制造品换购，那就得等候三次对外贸易资本的收回，该商人才能再使用同一资本购买同量的英国制造品。又假设经营这两次或三次对外贸易的，是两三个不同的商人。第一个输入的货物，归第二个买去输出，第二个输入的货物，又归第三个买去输出，那就各个商人来说，各自资本的收回，确是比较迅速；但投在贸易上全部资本的最后收回，却是一样迟缓。投在这种迂回贸易上的资本，究竟为一人所有，或为三人所有，对个别商人，虽有关系，但对国家，却毫无关系。无论为一人所有，或为三人所有，间接用一定价值的英国制造品来交换一定量的麻枲，与英国制造品和麻枲直接互相交换的场合比较，所需资本总必大三倍。所以，和比较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较，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虽数量相等，但它对于本国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却往往要少些。
用以购买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的，无论是什么外国商品，都不能改变贸易的性质，不能增减它对本国生产性劳动所能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如果用的是巴西的金，秘鲁的银，这金银的购买，就像弗吉尼亚烟草的购买一样，当然少不了要用某种本国产业的产物，或由本国产物换购的某种物品。所以，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来说，无论在有利的方面，在不利的方面，在偿还直接用来维持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速度方面，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都和任何其他同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毫无区别。比较起来，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似乎还有一个好处。金银为物，可在小容积中包含大价值，故与等价值的其他货物比较，运输费是比较小的，保险费却未必较大。此外，金银在运输过程中，比较不容易遭受破损。所以，用金银作媒介，比较用别种外国货物作媒介，我们往往可用较小量本国货物购得等量的外国货物。所以，比较起来，用别种外国货物作媒介，不如用金银作媒介，因为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供给，而所花费又比较少。至于不断输出金银以购买本国需要的外国货物，能否陷国家于贫困，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要从长讨论。
投在运送贸易上的资本，全是从本国抽调出来，不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却转用来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这种贸易经营一次，虽可偿还两个资本，但全非本国所有。从波兰运谷物到葡萄牙，再运葡萄牙水果、葡萄酒到波兰的荷兰商人的资本，确乎偿还了两个资本，但全非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一个是用来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一个是用来维持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归到荷兰去的，只是荷兰商人的利润。有了这种贸易，荷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并不是没有增加，但所增加的只限于此。固然，如果运送贸易所用的船舶与水手是本国的船舶与水手，那么，为支付运费而使用的那部分资本，是用来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用来雇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事实上，运送贸易旺盛的国家，几乎都是这样进行的。运送贸易的名词，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因为这种国家的人民，对外国人来说常常是运送者。但运输所需要的船舶与水手，不一定为本国所有。比方说，经营波兰、葡萄牙间运送贸易的荷兰商人，不一定要用荷兰船舶，用英国船舶也未尝不可。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时候，他的确是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认为，运送贸易特别有利于像英国这种国家，它的国防与安全取决于船舶与水手的数目。但是，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方面，甚至在国内贸易方面，同量的资本，可照样雇用那么多的船舶与水手，如果所必需的运输是用近海船舶来进行的话。一定数量的资本，究竟能雇用多少船舶与水手，不取决于贸易的性质，而是一部分取决于货物容积与货物价值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运输海港间的距离。在这两个条件中，前者尤为重要。纽卡斯尔与伦敦间的煤炭贸易，虽两个海港相距甚近，但所雇用的船舶与水手，比英格兰全部运送贸易更多。所以，以异常的奖励强迫一国资本，使不按照自然趋势而以过大部分投在运送贸易上，是否能够增进一国的航业，大是疑问。
这样，与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所维持所鼓励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一般较大，所增加的本国年产物价值，一般也较大。但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在这两个方面，却提供更大的利益。在有富即有势的今日，一国的富强，一定和其年产物价值，即和其一切赋税最终所出的基金相称。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即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不如奖励国内贸易，与其奖励运送贸易，不如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
但是，如果这三种贸易，是顺应事物的趋势自然发展起来的，没有受到拘束，没有遭遇压力，那么，无论其中哪一种，就都不仅有利而且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
在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超过本国需要的场合，其剩余部分就必然被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没有这种输出，国内生产性劳动一定会有一部分停顿，因而会减少国内年产物的价值。英国出产的谷物、呢绒、金属制品，常超过国内市场的需要。因此，剩余部分必须送往国外，以交换英国需要的物品。没有这种输出，这个剩余部分将不能获得充足的价格，来补偿生产它时所花费的劳动与费用。沿海沿江一带，所以宜于举办产业，就是因为剩余产物易于输出，易于换得本地需要的物品。
用本国剩余产物购得的外国货物，若多过国内市场所需要的，则其剩余部分必须运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的别种货物。英国输出本国剩余产物的一部分，每年在弗吉尼亚、马里兰两地购买烟草约九万六千桶。但英国每年所需，也许不过一万四千桶。所以，其余八万两千桶，若不能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品，这八万两千桶的输入，就会立刻停顿。每年为购买这八万两千桶而制造的货物，原来不为本国所需要，现今输出的路又阻塞了，当然会停止生产，而为制造这种货物而被雇的那部分英国人，亦将无工作可做。所以，最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时和最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也是扶持本国生产劳动，维持本国年产物价值所必要的手段。
如果一国积累的资本，不能全数用来供给本国消费，全数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则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运送贸易渠道，供给他国消费，维持他国的生产性劳动。运送贸易，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结果与征象，但不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原因。赞成这种贸易而特别给予奖励的政治家，似乎把结果与征象误认为原因。就土地面积和居民数目来衡量，荷兰是欧洲最富之国，所以，荷兰占有了欧洲运送贸易的最大部分。英格兰是仅次于荷兰的欧洲最富国家，亦有不少运送贸易。不过，在多数场合，英格兰的运送贸易，不如称为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我们运送东方的、西印度的、亚美利加的货物到欧洲各市场去的贸易，大半就是这种性质。购买这种货物的手段，一般即使不是英国的产物，亦是用英国产物购来的物品，而且，这些贸易最后带回的物品，又大都在英国消费，或在英国使用。只有由英国轮船装运的地中海各港口间的贸易以及由英国商人经营的和印度沿海各港口间的贸易，才是英国的真正运送贸易。
国内各地因有相互交换剩余生产物的必要，故有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的范围，只及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量，必受国内各地剩余生产物价值的限制。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范围，必受本国全部剩余生产物价值以及能由此购得的物品的价值的限制。运送贸易所交换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剩余生产物。所以，其范围必受全世界各国剩余生产物的价值的限制。与以上两种贸易比较，它可能有的范围，简直没有止境，它所能吸引的资本亦最大。
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是投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上，还是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所以，在农业最有利润、耕作最易致富的国家，个人的资本自然会投在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可是在欧洲，投资于农业所获利润并不见得比别种事业更为优越。的确，这几年来，欧洲各地有许多计划家盛赞农耕的利润，但不必仔细讨论他们的估算，只需略一观察，就知道他们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常常看见一种白手起家的人，他们从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要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个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欧洲简直没有一个。欧洲各大国，仍有许多无人耕作的优良土地；已有人耕作的土地，亦尚未充分改良。所以，现今随便什么地方的农业，都还可以容纳许多资本。欧洲各国没有什么政策，使得在都市经营产业的利益，远过于在农村经营产业，从而，私人往往宁愿投资于远方（如亚洲、美洲）的运送贸易，而不愿投资去耕垦靠近自己的最丰沃土地，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篇再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