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联合意味着集中的一个更高阶段。它们与通过消灭弱小企业而造成集中的较早形式的区别在于：这里，财产的联合并不一定同生产的联合和企业的联合同时发生。但是，局部联合并不意味竞争关系的任何根本的变化。就它们的成本低于其他企业成本或联合前自己企业的成本的限度内，它们在竞争中更为有力；如果联合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很充分，以致它们生产了产品的绝大部分，那么，它们的生产成本对价格将是决定性的。因此，这种联合有降低价格的趋势。这并不妨碍联合的优势能给联合的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甚至是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
垄断联合，即卡特尔和托拉斯，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目的是提高利润率；一旦它们能够消除竞争，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达到这一点。这里便出现了卡特尔价格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被与垄断价格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而且还有许多争论：垄断联合是真的垄断呢，或是垄断受到某种东西的限制；从而这种联合的价格必须真的等于垄断价格呢，还是低于垄断价格。可是，垄断价格本身，一方面由生产成本与生产规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另一方面由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垄断价格等于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能使销售量达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生产规模不会使生产费用过于昂贵，从而不会使单位产品利润过于降低。较高的价格减少销售量，从而缩小生产规模，这样，单位产品成本提高而利润降低；较低的价格会大量地减少利润，以致即使是很大的销售量也不能抵偿被降低的价格。
在垄断价格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不确定的和不能测定的因素是需求。需求对价格的提高如何反应，不能确定。垄断价格虽然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但是它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客观地认识，而只能从心理上主观地来把握。由于这个缘故，古典经济学派（也包括马克思）在他们的推论中排除了垄断价格，即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的价格。相反，心理学派的爱好是“解释”垄断价格，而且最热衷于从商品储备有限出发，把所有价格都说成是垄断价格。
古典经济学派把价格理解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的表现形式，把价格水平理解为依赖于社会劳动生产力。但是，客观的价格规律只能通过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垄断消除了竞争，它们也就因此而消除了客观的价格规律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手段。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因此，马克思集中理论的实现，即垄断联合，看来要废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卡特尔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按照某种时间顺序，根据为卡特尔化所提供的条件，攫取了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怎样趋于为所有生产部门日益造成这些条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即银行对产业影响的发展程度相同，产业周期的阶段相同，资本有机构成相同），那么，一个产业部门，其个别企业的资本量越大，该生产部门的企业数量越少，就越是适合于卡特尔化。
假定这些条件在铁矿开采中首先获得；铁矿采掘业被卡特尔化，价格被提高。直接的结果是采矿企业家利润率提高。可是，铁矿石销售价格的提高，意味着生铁生产者成本价格的提高。但是，生铁的销售价格并不首先因此而受到影响。生铁市场并没有因铁矿采掘业的卡特尔化而变化。供求比例，从而价格，仍然保持不变。因而，卡特尔利润率的提高导致生产者利润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理论上讲，会出现下述结果。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领域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领域，以前用于生铁生产的资本现在被用于经营铁矿山。于是，竞争在铁矿采掘业中发生了；而由于生铁生产的缩减，这种竞争更为显著。矿石的价格将下降，而生铁的价格则会上升，在经过几番波动之后，在卡特尔可能发生崩溃的时期以后，以前的状况又会被恢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恰恰是在这些生产部门里，资本的流进和流出会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朝向利润率平均化的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卡特尔价格仅仅对于那些必须在市场上购买矿石的生铁生产者才有意义。为了避免卡特尔化的影响，生铁厂本身合并于铁矿山也就行了。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便独立于卡特尔，它们的利润率也达到正常水平。此外，那些最初成为联合制企业的企业，与那些不得不支付昂贵的原料价格和矿石商人的商业利润的其他企业相比，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这也适用于那些转移到生铁生产的铁矿山，这些铁矿山作为联合制企业，较之单纯的工厂，在竞争中也具有优势。因此，卡特尔首先证明自己是促进实行联合制，从而促进进一步集中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这种集中在那些购买和加工卡特尔产品的产业部门中特别显著。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联合的趋势怎样由某种行情波动现象所引起或强化。由于卡特尔化，这种趋势被加强，同时又发生变形。垄断联合甚至在危机期间也能维持高价，而它们的非卡特尔化的买主则不可能。于是，对后者来说，由于不能较便宜地购进原料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还造成危机的后果。在这样的时期，在非卡特尔化的厂商身上，从自己的矿山获得廉价原料的冲动特别强烈。但是，如果这不能成功的话，那么，整整一系列在其他情况下有生存能力的、技术装备良好的企业便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它们要么破产，要么把自己低价出卖给铁矿采掘业；而对铁矿采掘业来说，廉价获得工厂意味着对将来盈利的保证。
生铁产业资本家还有另一条出路。生铁生产者分散地与矿山所有者的联合力量相对抗。他们面对原料昂贵而无能为力。当需要把自己原料价格的提高通过铁的价格表现出来时，他们同样无能为力。一旦他们自己联合为卡特尔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那时，他们就能联合起来同矿山卡特尔抗争，并作为买主发挥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他们自己现在也能确定价格，把利润率提高到正常水平以上。实际上，两条途径，即联合制和卡特尔化，都在被利用；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铁矿石生产者和生铁生产者的联合制式的垄断联合。
很明显，这个过程以后必定进一步蔓延到其他生铁购买者，并攫取一个又一个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因此，卡特尔扩展了自己的宣传力量。卡特尔化首先意味着利润率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靠牺牲其他资本主义产业的利润率来实现的。这些利润率向同一水平的平均化，不能通过资本转移来实行。因为卡特尔化意味着，资本争夺投资领域的竞争受到限制。各种经济原因和财产关系（对原料的垄断）对资本自由转移的阻碍，确实是废除销售者之间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利润率的平均化，只能借助这样的途径来实现：或者通过自我卡特尔化，或者以联合制排除卡特尔化，达到分享较高的利润率。二者都意味着集中的加强，从而对进一步卡特尔化的促进。
可是，如果由于某些原因，进一步的卡特尔化被排除了，那么，卡特尔价格怎样发生作用呢?关于它的水平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由卡特尔价格的提高而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只能由其他产业部门利润率的降低来达到。卡特尔的利润首先仅仅是对其他产业部门利润的分享或占有。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资本很小和生产非常分散的产业部门中，现在存在着利润率降至它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的趋势。卡特尔化意味着这一趋势的加强，意味着这些部门的利润率被进一步压低。它能被压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这些生产领域的性质。过大的降低，就要承担资本从这些领域流出的后果。由于这些领域的资本的技术性质，这种流出并不太难。
但是，由于其他小规模投资领域同样被卡特尔化产业所剥削， 所以这种资本应投向何处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因此，在这些产业中，那些表面上述是独立的资本家的利润，最终变成了纯粹的监督工资，这些资本家本身变成了卡特尔的雇员，变成类似于手工业时期中间师傅的中间资本家或中间企业家。
事实上，卡特尔价格依赖于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本身是资本主义的需求。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卡特尔价格归根结底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率本身发生了变化。它对大的卡特尔化产业和对依赖于它们的小产业的小领域是不同的，前种产业掠夺后种产业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把后者的收入限制到单纯的薪金。
然而，这种价格决定（像孤立的或局部的卡特尔本身一样）仅仅是暂时的。
卡特尔化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变化。利润率在卡特尔化产业中提高，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下降。这种差别导致实行联合制和进一步卡特尔化。对卡特尔化之外的产业来说，利润率下降。价格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降至这些产业的生产价格以下的数额，就是卡特尔价格提到卡特尔化产业的生产价格以上的数额。至于非卡特尔化产业中存在的股份公司，它们的价格不能降至K+Z（成本价格加利息）之下，否则资本的投资是不可能的。这样，卡特尔价格的提高，便受到非卡特尔化产业利润率下降的可能程度的限制。在非卡特尔化产业内部，由于这里存在的资本争夺各种投资领域的竞争，利润率向较低水平平均化。
卡特尔价格的提高，不能不使非卡特尔化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于非卡特尔化产业内部利润率的平均化。如果非卡特尔化产业形成为一个统一体，那么，非卡特尔化的产品价格便保持不变。同样的价格仅仅意味着比以前更小的利润率，因为原料价格从而成品价格提高了。如果价格以前为100，利润率为20％，那么，利润率现在将降至10％，因为以前为80的成本价格现在由于卡特尔化而提高到90。但是，既然在各个非卡特尔化产业中，由于卡特尔化，成本价格按其有机构成以不同的方式提高，所以平均化必然发生。那些使用因卡特尔而变贵了的大量原料的产业，不得不提高它们产品的价格；而那些使用较少原料的产业，将会降低它们产品的价格。换句话说，生产价格在其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 水平的产业中将提高，在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产业中将下降，而在具有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中则保持不变。人们通常只着眼于价格的提高，并且马上会认为，生产成本的任何提高都能直截了当地转嫁给消费者。但是，生产成本的提高，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但是，价格形成还显示一些其他特征。假定卡特尔化产业的资本共计500亿。在利润率为20％的情况下，生产价格为600亿。其中，500亿由非卡特尔化产业购买。在利润率保持不变时，它们的生产价格同样是600亿。因此，总产品的价值为1 200亿。但是，卡特尔化产业提高了它们的利润率，因而降低了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率。因此，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率只等于10％。它们的利润率之所以被降低，是因为它们必须为原料支付550亿而不是500亿（我这里不考虑与此例无关的可变资本）。但是，如果卡特尔得到550亿而不是500亿，那么，它一定照此得到660亿而不是600亿。价格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消费者，而且对于所有消费者，都必定是相同的。所以，按照我们的假定，直接到达消费者的最后100亿将以110亿而不是以100亿出卖。这样，消费者按以前的价格购买非卡特尔化的产品，按提高了的价格购买卡特尔化的产品。因此，卡特尔利润的一部分来自消费者。这里所说的消费者是指所有获得派生收入的非资本家阶层。但是，在价格提高时，消费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消费。这里，我们遇到了对卡特尔价格的第二个限制。首先，价格的提高必须让非卡特尔化产业得到能继续进行生产的利润率；其次，价格的提高也不能过多地减少消费。这第二个限制本身又依赖于由非直接生产的阶级所支配的收入量。但是，因为对卡特尔化产业总体来说，生产性消费比非生产性消费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所以，一般说来，第一个限制是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
但是，垄断化产业中利润的减少，意味它们发展的缓慢化。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新资本只是缓慢地流入这些领域。但是，由于利润率降低，争取销路的斗争也同时更加激烈；而由于比较小的价格降低就能使低微的利润消失，这种斗争的作用也就更加危险。同时还出现另外一种后果：在卡特尔化产业的优势成功地把利润压缩为单纯的监督工资的地方，不再有形成股份公司的任何余地，因为创业利润和股息只能由超过监督工资的收益来支付。因此，卡特尔化起着阻止非卡特尔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它也加剧了非卡特尔化产业内部的竞争，从而加强了集中的趋势，直到这些产业自己最后有了卡特尔化的能力，或能够被一个已经卡特尔化的产业所合并。
由于采用改良技术，自由竞争迫使生产不断扩大。对卡特尔来说，采用改良技术同样意味着利润的提高。此外，它们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技术，否则，就有局外企业掌握新技术并运用于与卡特尔的新的竞争的危险。这样的危险是否可能，取决于卡特尔建立的垄断的性质。那种垄断了自己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卡特尔（如矿山辛迪加），或者其生产要求有极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卡特尔（这样，新的企业就需要非常大的资本力量，而这只有那些不想违反卡特尔利益的银行才能提供），享有抵御新的竞争的高度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改善意味着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不会被竞争最终消除，商品价格也不会因此而下降。改良技术的采用并非有利于消费者，而仅仅有利于严密组织的卡特尔和托拉斯。但是，改良的技术可以形成更大的生产量，它们的销售又要求降低价格，没有价格的降低就不能实现消费的扩大。情况可能是这样，但又不一定是这样。出现下述情形也是有可能的：例如，钢铁托拉斯在一些企业里应用这种改良的技术，于是，这些企业的生产足以满足按现有价格的全部需要，而钢铁托拉斯为此关闭了其他一些企业。价格将保持不变，生产成本将下降，利润将提高。生产没有扩大，改良的技术把工人游离出来，这些工人看不到就业的希望。最大的工厂采用改良技术，从而扩大它们的生产；为了能在卡特尔内部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工厂从较小的工厂那里购买自己的股份，然后关闭它们。改良技术的使用，也造成了集中，但生产却没有任何扩大。
卡特尔化意味着异常的超额利润。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超额利润怎样被资本化，怎样作为被积聚的资本量流入银行。但是同时，卡特尔化也意味着投资的缓慢化。这在卡特尔化产业中，是因为卡特尔的最初措施是限制生产；在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是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威胁了进一步投资。因此，一方面用于积累的资本量迅速增大了，而另一方面投资的可能性却减少了。这个矛盾要求有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在资本输出中被找到。资本输出本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一种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个矛盾，赋予资本输出以紧迫的性质。
但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卡特尔化的界限实际定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这样来回答：不存在卡特尔化的绝对界限。相反地，倒是存在着卡特尔化不断蔓延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独立的产业日益陷入对卡特尔化产业的依赖，直到最终被它们所吞并。于是，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产生了总卡特尔。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他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
建立总卡特尔和形成中央银行的趋势正在合流；在它们的联合中，生长出金融资本的巨大的集中力量。在金融资本中，所有部分的资本形式都联合成为一个总体。金融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实际上具有货币资本运动形式G—G′，是带来货币的货币，是资本运动的最一般、最不可理解的形式。作为货币资本，它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两种形式提供给生产资本家支配。这个过程的中介是银行，银行同时试图把这个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变成自有资本，从而赋予金融资本以银行资本的形式。这个银行资本越来越变成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即产业资本的单纯形式——货币形式。同时，商业资本的独立性越来越被消灭，银行资本同生产资本的分离在金融资本中被扬弃。在产业资本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界限被以前分离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进一步联合所冲破。社会分工（即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能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部分联系起来的各种生产领域的划分）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联合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则越来越发展。
这样，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消失了。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表现为直接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整个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的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表现为对作为由所有制关系中直接产生的结果的活劳动的支配权。同时，积聚和集中在几个最大的资本联合体手中的财产，表明自己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因此，所有制关系的问题，获得了它的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而社会经济的组织问题，也由于金融资本本身的发展而得到越来越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