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为揭示经济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反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斗争便成为推动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另一个以前发生的、还更直接触及本质的动力，是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初期经济立法的主要问题即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努力。配第提出的货币问题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价值问题，从而导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2 “荷兰在航海和贸易上的霸权，在从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到同克伦威尔查理二世的战争期间，即从1600年到1675年，达到全盛期。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据科尔贝特估计，欧洲国家的商船总数达2万艘，其中1.6万艘完全属于荷兰人所有。因此，荷兰人被称为欧洲货运业者。一个无边无际的殖民帝国在亚洲、南北美洲和非洲被建立起来，大规模的保险业务也产生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最早的交易所，那里是货币的世界市场，货币的较低的利息率总是不断给工商业带来益处。在鲱鱼和鲸鱼的捕捞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商业政策在当时是最自由的，不存在值得荷兰担心的竞争者”(萨尔托里乌斯：《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69页。)
3 仅仅每年从印度流入英国的俸金额现在计有32 000万马克。此外，还有很大数额用于支付英国官吏、维持军队和英国在亚洲进行的一部分殖民战争。
4 “相反地，英国不顾科布登的主张，没有放弃它自己的殖民地。当时自由主义政治家首领约翰·拉塞尔勋爵声明放弃殖民地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也许是想表达自己党派的意见。英国在这期间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促使殖民地实行自治，事实上，在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下，英国放弃了先前认为占有殖民地是有利的观点。罗伯特·皮尔爵士还曾指出：‘在我们的每一个殖民地，我们都占领了第二个爱尔兰。’现在英国同它的海外移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提供了议会制度。这样曼彻斯特学派(尽管不想如此)变成不能靠红衫士兵维系的新的英帝国的建立者。”(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75页。)
5 见鲁道夫·希法亭：《保护关税职能的转变》，载《新时代》第22卷第2期；罗伯特·利夫曼：《保护关税和卡特尔》，1903年耶拿版。在赫尔曼·莱维：《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康拉德年鉴》，1905年)中有丰富的例证资料。
6 由动产信用公司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的法国的类似的发展遭到的中断，可以由一般阻碍法国产业发展的原因来解释。这些原因包括：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分配及其后果(双子女制度和缺少足够的产业后备军)，过度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及过度的资本输出(这本身又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小农阶级和奢侈品工业基础上的食利者阶级而引起的)。
亚历山大在《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部分第449页)中阐述了由于资本民族化和由于德国产业资本家缺少资本力量而造成银行对产业影响的加强之间的联系。据他的叙述，一部分煤矿，例如赫尔内、波鸿等等，直到最近(1892年)还为法国和比利时的股东所占有。与此同时，煤矿的集中也发生了。购买股票的中介由银行承担，因为这些公司还不占有用于此目的的流动资金。银行之所以能接受，仅仅因为银行确信，他们能通过期货交易，把自己的资金固定其上的证券很快再脱手。
此外，可以认为，由于法律的限制，特别是对期货交易的限制而造成的交易所的削弱，有扩大银行对产业影响的趋势，因为这时，同交易所发挥有利作用时相比，产业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中介。实际上，德国交易所立法的影响对大银行非常有利。
7 当然，工厂主已经意识到这种使卡特尔的形成变得困难的自由贸易的影响。一位英国工厂主在1906年10月10目的《泰晤士报》上提出建立一个英国电力公司的卡特尔的建议。建议者在这里承认，“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里，高物价和对生产的限制只能把贸易转到外国竞争者手里。”另一位工厂主回答说：“如果我们实行保护关税，我们或许能够按建议中所提出的方式做些事情。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现有情况下，企图通过联合使物价保持在在贵报通信者的建议的高度上的一切尝试，都是无望的。我们大家都在遭受生产过剩之苦，而在生产过剩通过工厂主缩减自己的生产或完全放弃生产进行救治之前，我们将继续受苦。”(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319页以下。麦克罗斯蒂自己也在该书第342页上写道：“联合王国各种形式联合的弱点，都归咎于对外国竞争的自由放纵。如果这一点能够消除，他们的力量便大大增强，问题的所有条件都将改变。”)
8 这种可能性本身最初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卡特尔化的动机，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来：当砂糖关税由于布鲁塞尔会议被降低到6法郎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糖业卡特尔受到严重震撼。例如奥地利22克朗的关税为结成卡特尔的工厂提供了很高的超额利润，以致大大超过了即便是最大的或技术最完善的工厂从竞争和排挤小工厂中所能得到的利益。这造成缔结卡特尔的趋势。同时分配生产定额的条件也更容易承受，即使这实际上恰恰使最大的和技术上最完善的企业遭受较大的牺牲，因为关税水平和由此而可能引起的国内价格上涨，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不仅关税本身，而且还包括关税水平，对卡特尔化是多么重要。
9 见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178页以下。
10 下面是一个说明国际卡特尔同时也说明资本输出影响的典型例证。“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苏格兰，一个很重要的、很久以来就存在的本地的产业部门是缝纫线的生产。直接统治这一产业的四个最大的公司，即科茨公司、克拉克公司、布鲁克兄弟公司和乔德威思兄弟公司，自1906年以来，以J.P.科茨有限公司的名义联合成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还包括一系列较小的英国工厂和一个拥有15个美国公司的联合公司。这个所谓‘线业集团’，有55万英镑资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集团之一。甚至在联合之前，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就促使科茨公司和克拉克公司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工厂，以便避开加在其产品上的当地的高关税率。新集团继续实行这样的办法，并且通过获取北美和其他国家该产业的一些公司的多数股票(从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保证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因此，英国的产业资本家便在国外进行生产。劳动机会的减少，使英国工人阶级蒙受损害，最后使整个民族蒙受损害。线业托拉斯有一切理由继续实行这项政策。因为可以不容争辩地说，它1903—1904营业年度所获得的258万英镑的利润，恰恰主要来自设在国外的工厂。但是，日益强大的外国产业摆脱英国‘控制’的枷锁并减少自己的利息贡赋，只是个时间问题。”(施瓦布：《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42页。)
11 因而，例如匈牙利地租的一部分流入奥地利，用来支付在奥地利流通的匈牙利抵押公司的抵押债券的利息。
12 按照帕尔符斯的确切表述(《商业危机和工会》，1901年慕尼黑版)。
13 见帕尔符斯所举的例子(《殖民政策及崩溃》，1907年莱比锡版，第63页以下)。
14 请想想，例如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里，对一个名叫卡尔·彼得(卡尔·彼得(1856—1918)，曾经帮助建立了坦噶尼喀的德国东非保护关系。——译者)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耻的热情。这种关系对英国自由贸易者已经是很明显的。强调这种关系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一种很好的鼓动手段。例如，科布登说：“如果我们的品性在国内没有败坏，我们能在那里(印度)扮演暴君和刽子手的角色吗?”(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注104。)
15 参见《新时代》第26卷第1期中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奥托·鲍威尔的《无产者的移民》和马克斯·席佩尔的《外国劳动力和不同国家的立法》。
16 见保尔·蒙贝尔特《德国人口运动研究》(1907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例如，欧洲按每1 000居民计算的年平均出生率为：
1841—1850年 37.8
1851—1860年 37.8
1861—1870年 38.6
1871—1875年 39.1
1876—1880年 38.7
1881—1885年 38.4
1886—1890年 37.8
1891—1895年 37.2
1896—1900年 36.9
1901年— 36.5
同样，出生率下降在美国十分显著，在澳大利亚则令人吃惊。例如，在新南威尔士，1861年，每1 000个年龄在15—45岁的已婚妇女的婚生子女为340.8，1901年为235.3(同样见舒尔策格维尔尼茨《英帝国主义》第195页提供的材料。他引用了官方统计学家科格伦的紧急呼吁：“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对澳大利亚比对某其他国家更重要。我们国家能否在世界大民族中占一席地位，取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圆满程度。”)。
因此，上述地区中的人口增加可以完全归结为死亡率的显著下降，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迄今为止，德国死亡率下降比出生率下降要快得多。“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那就必定会达到一点(这符合事物的本性)：死亡率下降更缓慢，两者下降的比例颠倒了过来。因此，既使出生有超过死亡的余额，但它也显示出下降的趋势。”(前引蒙贝尔特一书，第263页)这种趋势对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瑞典已经发生了影响。
蒙贝尔特的结论也适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现阶段：“人们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看到，在其他国家也像在法国一样，人口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人口增加过强，不如说是人口增加太弱。”(同前引书第280页。)
17 英国在国外所投资本，1900年估计为250 000万英镑，每年以5 000万英镑的速度增长，其中3 000万英镑是证券。很明显，它在国外投资比国内投资增长得快；英国在1865—1898年之间的总收入仅仅大约翻了一番，而它同期从国外得到的收入，却增加了9倍(据吉芬提供的材料)。具体材料见《皇家统计协会杂志》1909年9月份发表的乔治·佩什的演讲。根据这个材料，1906—1907年间从印度国债得到的收入为8 768 237英镑，从其余殖民地得到的有13 952 722英镑，从所有其他国家得到的有8 338 124英镑。与1897—1898年的总量25 374 192英镑相比，总计为39 039 083英镑。从其他证券(铁路!)中所得收入达48 521 000英镑。在国外所投资本量计为270 000万英镑，其中170 000万英镑投在铁路上。这部分资本的收入估计为14 000万英镑，它相当于5.2％的利息。这些估计还可能远远小于实际数字。
法国在国外的资本，据P.勒鲁瓦-博利耶估计，达3 400 000万法郎。1905年，它增长到4 000 000万法郎。年新投资额估计为150 000万法郎。
德国在国外的财产，据施英勒在其著名的给交易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估计，1892年达1 000 000万马克，而据克里斯蒂安斯估计达1 300 000万马克，由此产生的年利润在50 000万—60 000万马克之间。扎托里乌斯估计，1906年有1600 000万马克的证券和1 000 000万马克其他的在国外的财产，年收入约124 000万马克。详细材料见扎托里乌斯《对外投资的国民经济体系》第88页以下。
18 甚至在欧洲资本以美国股票形式投资的地方，它得到的常常不多于利息，因为企业主收入已先期纳入美国银行的创业利润里。
19 “在最近20年里，从外国进口的小麦和其他谷物的金额增长了400万英镑或9％，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925万英镑或84％。从外国进口的肉类增长了1 650万英镑或79％，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800万英镑或230％。从外国进口的黄油和奶酪增长了950万英镑或60％，而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630％。
“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各种谷物，1890年为7 722 000英镑，1905年为20 345 000英镑，增长了12 623 000英镑或163％。在同一时期，外国的进口只从45 359 000英镑增长到49 684 000英镑，增长了4 325 000英镑(原文为4 323 000英镑，显然为笔误或印刷错误。——译者)或9.5％。1895年，外国提供了联合王国所需谷物的85.4％，英国殖民地提供了14.6％。1905年，外国提供了71％，英国殖民地提供了29％。”(W.A.S黑温斯：《不列颠帝国》，载恩斯特·冯·啥勒编《世界经济》第1年度，1906年第2卷第7页。)
20 根据张伯伦关税委员会的材料(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216页)，下列国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人均价值为：
国家 英镑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德国、荷兰、比利时 0.11.8
法国 0.8.0
美国 0.6.3
纳塔尔 8.6.0
殖民角 6.19.6
澳大利亚 5.5.6
新西兰 7.5.7
加拿大 1.18.4
1901年英国殖民地进口(百万英镑)：
从宗主国 123.5
其他英国占领区 68.0
外国 90.0
联合王国出口为(百万英镑)：
1866 1872 1882 1902
____ _____ ____ _____
向英国占领区 53.7 60.6 84.3 109.0
欧洲 63.8 108.0 85.3 96.5
非英属亚、非和南美 42.9 47.0 40.3 54.1
美国 28.5 40.7 31.0 23.8
21 因此，这个观点也总是被张伯伦在鼓动中加以强调。“我认为，时间沿着把所有权力集结于列强之手的方向前进。没有进步的弱小国家，似乎注定要降到从属地位。但是，如果大不列颠仍然保持统一，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帝国能在面积、人口、财富以及资源的丰富多样上超过它。”(张伯伦1897年3月31日的讲话，引自玛丽·施瓦布编：《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6页。)
22 关于对关税改革和帝国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利益(这里，一向是或者现在还是赞成自由贸易的加工工业的利益被突出了出来)，黑温斯教授作了如下概括：
“现在，联合王国从某些与自己没有双边关系的国家进口自己的食物。因此，它为了支付自己的食物账，必须依赖国际贸易的复杂机构，不断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并通过一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清偿自己的债务。看来，这种产业政策由于以下原因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
(1)通过这种方式进口英国制品的国家数目不断减少。例如，在远东市场上，我们确定无疑地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遇到日本的不可抗拒的竞争。
(2)撇开殖民地不论，不断为我们的产品寻求诸如德、美等国之外的其他市场的必要性，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产生有害的影响。自然发展的进程是：推动英国产业达到越来越高的阶段，雇用更熟练的工人以及发挥更高的技术才干。但是，实际上，发展进程可能发生很大的偏离。文明的和进步的市场关闭了。由于不得不与世界落后地区进行贸易，英国企业必须生产适合它们需要的商品。
(3)这里，在两个对立的趋势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正是在这些大宗商品领域里，年轻的工业国家也可以取得很大进步。德国、比利时、美国、奥地利，甚至日本，都能在这些领域里与我们竞争，并同样跻身到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英国产业也显示出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发展特产，而不是发展大路货，从而生产更昂贵的商品。因此，在为支付自己的食品而经常依赖的那些领域里，大不列颠越来越退到后面去了。但是，出于这种考虑，组织大不列颠产业生活的努力，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就有了自己的意义。”(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7页。)
23 下述材料表明，殖民地铁路建设对英国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1880年，英帝国有4万英里铁路，其中八分之三在联合王国内，八分之五在海外占领区和殖民地。1904年，铁路网增加到9.5万英里，其中只有九分之二在联合王国内。因此，国内铁路长度增加26％，海外增加223％。当然，殖民地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地区的迅速开发的基础上的，这些地区早先没有铁路，或者只有一些原始的铁路。自1880年以来，印度和加拿大的铁路增加了两倍，澳大利亚增加了三倍，南非增加了四倍。
在联合王国以外，与人口密度相比，铁路密度最大的是澳大利亚联邦。在那里，每1 000居民有3.86英里铁路，而加拿大为3.76英里，印度为0.19英里。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的铁路网本身虽很大，但与美国的铁路网比起来就显得小了。据普尔的铁路手册所载，美国1904年有212 349英里的铁路在运营，是不列颠帝国铁路长度的两倍多，尽管后者的人口有美国的五倍之多。由此便得出帝国内铁路广泛地、几乎可以无限地扩大和发展的前景。
在联合王国内，为建造所有这些铁路的全部资本差不多都筹集起来了。投在宗主国之外的英国铁路上的资本总额估计约85 000万英镑，年总收入为7 500万英镑，年纯收入为3 000万英镑。如果考虑到联合王国本身的数字，我估计投在不列颠帝国铁路上的总资本达210 000万英镑左右。这比在长度上更大大接近美国的数字(280 000万英镑)。每年的铁路纯收入约7 000—7 500万英镑，或为所投资本的3％。”(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4页)
24 德恩堡先生在他的鼓动演说中，一再强调德国殖民地在棉花和铜上把德国资本家从对美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因此，他非常了解资本家的心理。
25 对俄国这种现象的结果所作的透彻分析，见考茨基：《美国工人》，载《新时代》第24卷第676页以下。
26 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它的资本民族同化(已经部分地实行)由于地区广大十分容易成功。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激进的手段就是国家破产。
27 相反地，在进行贷款谈判时，小国只能受制于供货的困难条件，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产业效率不高。“荷兰银行受到指责，也许是不无道理的：它们把资本提供给外国，常常不附带某些条件……”。交易所“把大量资本提供给外国，最近(指1905年)提供给南美，但没有像在比利时、德国和英国常常发生的那样，约束有利于荷兰产业的条件。”(G.黑泽林克：《荷兰》，载哈勒编：《世界经济》第3卷第118页。)
28 关于大经济区在这方面所享有的优势，见里夏德·许勒尔：《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1905年维也纳版，第247页：“一个小区的对外贸易，同它的生产相比是大的，因而对该国来说是重要的；而对那些它从其进口商品并想向其出口的大国来说，这种通商贸易同它们的生产相比意义很小。因此，小国很少能在贸易协定上相应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使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适应自己的需要。”
29 见卡尔·埃米尔(希法亭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笔名之一。——译者)：《德国帝国主义和对内政策》，载《新时代》第26卷第1期。
30 摩洛哥争端的暂时结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个实例。这时，克虏伯和施奈德-克罗伊措特为共同开发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矿藏而结成的联盟，使两国(指德国和法国。——译者)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在摩洛哥似乎能利用两国的矛盾从中渔利时，却很少能逃避它们的压力。
31 试想想，俄国的政治权力由于远东的纠纷而变得如此之弱，以至于不能施加政治压力，这对最近德国的商约在国际上的实行是何等重要。
32 见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30节(《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第491页以下。
33 美国小麦出口，1901年为小麦总产量的33％，1902年为29％，1903年为19.5％，1904年为10.5％(J.M.鲁宾诺：《俄国的小麦贸易》，1908年华盛顿版)。
玛丽·施瓦布在《张伯伦的商业政策》一书第73页上引用华盛顿商业和劳工部的报告：”粮食、食品和棉花的出口量近年来下降了，特别是上年的1903—1904年年度。这既不能归于国内的歉收，也不能归于国外的价格低廉。去年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的收获量不低于平均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非常高。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美国需求量的提高。为美国国内消费保留的小麦量，1880年以前从未达到27 500万蒲式耳。但是，在1883年，它突破了30 000万蒲式耳的大关，并随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增长。在1889年，它超过40 000万蒲式耳；1902年，超过50 000万蒲式耳；在以1904年6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中，它达到51 700万蒲式耳。这曾是到某年为止的总数最高的数字。”
“从188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人口从5 000万增加到7 600万，即是说增长了52％。而该国小麦种植面积仅仅从3 400万英亩增加到4 200万英亩，即是说增长了23.5％。各种谷物种植总面积，仅仅从13 600万英亩增加到15 800万亩，即是说增长了16.5％。”(同上书，第72页)
34 关于普鲁士，参见F.屈纳特教授《普鲁士独立农场主的资产》一文，载《普鲁士皇家统计署杂志》1908年第48年度。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根据1902年征收所得税和附加税的材料计算的至少缴纳60马克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即一般的独立农场主)的普鲁士统计材料。这里所说的”真正资产”不是指地产、农业和林业的经营资本，也不是指工业和矿山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是指各种资本要求权，例如股票、储蓄存款以及矿业股票等等。因此，它是指农业和工业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外的资产。这里得出的结果是：至少缴纳60马克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总数为720 067，总共占有7 920 781 703马克的资产。其中3 997 549 251马克或50.5％属于628 876个以农业或林业为主要收入的所有者，即一般的以此为主要职业的独立的农场主，3 923 232 452马克或49.5％属于91 191个以农业和林业为辅助收入的所有者，基本上是以此为副业的独立的农场主。
720 067个独立的普鲁士农场主的总财产额为39 955 313 135马克，74.1％是地产，19.8％是资产，5.9％是工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0.2％是享有专有权和特许权的独立财产；特别是在628 876个本业农场主的28 541 502 216马克的总财产中，与上述相应的比例数是：84.9％，14.0％，1.0％和0.1％；而在91 191个副业农场主的11 413 811 919马克总财产中，相应的比例数是47.1％，34.4％，18.3％和0.3％。
35 汉堡-阿尔托纳区雇主联合会总书记和混合雇主联合会原则的主要辩护人冯·赖斯维茨男爵的态度表明，大产业资本家已经多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混合雇主联合会的好处：首先，它对雇主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因为一个参加进来的部门几乎随时都会遭到罢工的袭击，所以联合会“可以说一直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方面(这是主要的)，它可以使大产业、小企业和手工业采取统一的共同行动。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冯·赖斯维茨男爵特别强调各种产业的这种共同行动。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小规模的战争中，手工业者是最好的先锋战士；因此，大产业对保持它在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有很大兴趣(参见赖斯维茨：《建立雇主联合会》第22页以下。引自格啥德·克斯勒博士：《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协会文集》第124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106页以下)。
36 前引克斯勒的著作，第15页。
37 例如，据1909年6月14日《柏林日报》的报道，在德国银行职员协会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尔斯滕贝格(柏林)说：“幸而银行业集中的努力得到停止。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德国所有银行职员的90％还是没有达到独立自主的希望。”
38 威士忌酒托拉斯的形成，使300名商品推销员过剩；钢铁托拉斯的形成，使200名商品推销员过剩。(见J.W.詹克斯：《托拉斯问题》，1902年纽约版，第24页。)
39 这里不是更详细考察移民问题的地方；鉴于前面已经谈到的《新时代》杂志上的详细论述，这里也没有详细考察的必要。
40 因此，在工会发展较晚并且从一开始就面对高度发展的大产业的国家里，大产业部门里的工会组织通常比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要弱；在英国，它们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保持同步。
41 参见格哈德·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著作集》第124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40页。
42 同上书，第37页。
43 同上书，第20页。“只要一个企业的工人还是无组织的群众，个别雇主也就对他们完全占上风。他不需要雇主联合会……因此，只要德国的工会运动还在艰难地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一般到19世纪80年代末)，在德国也就没有成立雇主联合会的必要。但是，自80年代来以来，特别是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来，工会运动蓬勃发展，工资运动和罢工的浪潮接连不断，这时企业家阶级开始结成特殊的雇主联合会——一种对工会活动的自然反动。工会到处都是第一位的现象，雇主联合会是第二位的现象。按其性质来说，工会是进攻性的，雇主联合会是防御性的(这种关系偶然被颠倒过来，但并不改变这一事实的普遍正确性)。工会在其青年期主要是一个罢工团体，雇主联合会则是一个反罢工团体。在一个产业部门中，强有力的工会出现得越早，坚强的雇主联合会建立得也就越早。因此，雇主协会是产业企业家阶级为调节他们与有组织的工人的关系而建立的组织。”
44 参见下面关于美国状况的评论：“在美国，雇主组织或许比在其他国家更巩固和更富于战斗性。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全国的、州的和地方的联合会，更不用说这些联合会的联盟。两个最重要的联合会是‘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和‘美国市民产业联合会’。前者几乎全部由制造商组成，成立于1895年，主要为美国产品扩充国外市场。在最近的五年里，它积极参加了反对工人组织的斗争，力图为企业家阶级的利益影响舆论和联邦立法。1905年，它又阻止根据工人联合会的要求向国会提出的两个重要法案的通过。一个法案旨在对所有由联邦政府或为联邦政府而进行的劳动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另一个法案旨在限制劳动争议中‘法庭禁令’的权限。
‘市民产业联合会’同上述协会不同地方在于，它是美国所有地方的、州的和全国的雇主联合会和市民联合会的联盟。它根据‘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的倡议，于1903年建立。它的目的是：把所有个人和团体联合成为一个战斗组织，抵制工会的要求，特别是抵制实行‘封闭工厂’制度(‘closed shop’)即抵制在企业中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它迅速发展起来，在自己全国的、地区的和地方的联合会中，拥有总共数十万会员。它同所有对产业事务的干预作斗争，不管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工会。1905年11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它的第三次年会上，通过了建立产业学校和劳动介绍所的决议，后者在自己联合会的监督之下，为企业家提供工人，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属于某工会。
除了‘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以外，与这个‘市民产业联合会’有联系的两个最重要的联合会是，机器制造者的‘全国金属业联合会’和在冶铁厂之外的铸造业者的‘全国铸造业者联合会’。当五年前它们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便首先与机械和铸造工人工会缔结了协议。但是，从那时起，这些协议又被取消了。1905年，‘铸造业者联合会’开始和强有力的铸造工人工会展开了斗争，尔后这种斗争蔓延到美国的所有工厂。”(哈勒：《世界经济》第3卷第62页)
45 在企业家组织及其策略的发展暂时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种推移时间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像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著作集》第124卷第259页)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的：(1)同盟歇业的数字迅速增加；(2)它们的数字在高涨时期比萧条时期要大。这直接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作为反对罢工对策的同盟歇业，在罢工最频繁的高涨时期，自然急剧地增加起来。但是，由此还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企业家组织的发展，对同盟歇业的攻击越来越发展，斗争由于企业家的意愿也就越来越经常地推延到萧条时期。克斯勒在上引书的第243页上谈到这一点：“除了对同盟歇业的同情以外，有计划的同盟歇业经常发生，特别是在最近时期。笔者所说的有计划的同盟歇业，是指事先没有罢工发生而解雇所有工人，以便把由雇主阶级提出的带有一定工资率、一定工作时间、不平等的劳动介绍制度或某些其他一般的和特殊的劳动条件的计划纲领强加于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有计划的间盟歇业的意义可能还会增加，因为工资率更新的谈判失败以后，雇主联合会常常比工会更关心尽可能快地强制缔结新的工资率协议，哪怕是通过斗争强制缔结也好。有计划的同盟歇业有时可以同工会的攻击性罢工相比拟，有时可以同工会的防御性的罢工相比拟，但按雇主联合会的性质来说，在大多数场合与后者相当。雇主联合会试图通过同盟歇业直接使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是很少的，以后也大概是很少的。更经常发生的是，为在若干年中不加改善地重新鉴定工资率协定以及预防可能发生的工资提高等等而实行同盟歇业。”
在对这些统计资料进行估价以后，克斯勒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同盟歇业行动，都以雇主阶级的胜利(有时是完全的，有时是部分的)而告终……同盟歇业是工人阶级通常无法抗拒的一种武器。这就是工人领导人尽可能抑制它的队伍的罢工热情，并把轻率的罢工制止于萌芽状态的充足理由。它也是雇主阶级对工会的发展并非不无道理地感到惊恐的原因。此外，同每次同盟歇业联系在一起的胜利的雇主阶级的巨大代价和损失，必将阻止经常地和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尖锐的武器。双方都不会想入非非，超越各自的限界。”(第263页)
46 “如果说雇用作为雇佣兵骨干的职业工贼以便随时根据需要有偿地提供给某个企业家支配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部门，那么，在我们的大企业里则是通过福利机构供养一批工贼的常备军。因此，这些福利机构不是表现为促进社会和平的手段，而是引起社会斗争并加强两派中的一派的优势的斗争手段。”(卢约·布伦塔诺，载：《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115卷第142页)
47 另一方面，工资率协定的缔结，加强了工会的力量，使大量以前远离工会的工人涌向工会。这种情况使企业家的抵抗增加了。例如最强大的德国制造商组织，即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于1905年5月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认为，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缔结工资率协定，对德国产业及其卓有成效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工资率协定既剥夺了单个雇主为企业的正常经营而决定使用自己工人的自由，又使单个工人不可避免地置于工人组织的统治之下。本中央联合会确信，工资率协定是德国产业技术和组织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点也已经由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完全证实。”(引自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47—48页。)
48 参见《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所载政府委员莱蒂希的演说(第156页)，以及大学讲师啥姆斯博士的演说(第201页)。
49 关于产业同盟也遭到工人阶级的一般观点的指责，阿道夫·布劳恩作了如下论述：“应该指出的是，企业家开始把下述深远的意图同工资率协定联系起来：消除所有不利的竞争，保证较高价格以及剥削消费者公众。企业家们不久以前，部分地直到今天，还在对罢工、阻止移民以及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大发雷霆，而他们现在却在考虑能否在缔结工资率协定时，要求工会组织提供对严守所制造的商品的一定最低价格的保证。因此，除了制约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率外，还应该有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规定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比例。于是，受这种工资率约束的工会组织，在某企业家按比一般价格规定中由企业家组织决定的更为便宜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时，应该举行普遍地罢工，或停止劳动介绍。这样，工会组织不仅能被迫大大促进和明确地参与决定使一切必需品变贵的趋势，而且它们由此也变成企业家利益的自觉代表，被舆论指责应对生活费用上涨负责。当然，也可以考虑这些例外情况：工会的目标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达到，有关的妥协不影响群众的消费，因此这种妥协看来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把这种妥协作为规则，作为缔结工资率协定的条件和前提，看来是同工人运动的原则和工会的目的不相容的。”(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第5页以下。)
50 因此，当瑙曼(《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187页)作如下论述时，是把孩子连脏水一块儿泼掉：“罢工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结束(即工资率协定)的领域，其上限是中等企业。虽然缔结工资率协定的个别尝试超出了这个界限，但这却是另一个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以古老的方式，按自由主义的药方向工人推荐罢工，以便能够由此达到工资率协定。超过这一范围，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那里，工资率协定不能仅仅通过罢工而达成。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两者当中谁坚持得最久?’这个原始性的问题，对每一个进行思考的人来说，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如果我们曾经经历过矿工的罢工……那么，不论是参加者或是未参加者，从一开始就都知道，工人不可能赢得昔日和平谈判意义上的胜利，这种罢工本来就属于一种新的示威罢工。因为即使我们假定，某一次这样的罢工一度赢得胜利(一个完全的假定)，那么，建立武装抵制这种事件再发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大产业手上。不久以前，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当面向我作了简要的计算：‘如果我们保持一个经常的储备达某某个月，它在这一时期绝对保护我们免遭任何罢工(指原先意义上的罢工)斗争中的失败，这算什么利息损失。’由此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如果工人想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状况，他只能从向其他人民呼吁的观点来理解罢工。”
51 “现代保护关税制度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是它的历史意义)。为了抑制利润率的下降这一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资本消除了自由竞争，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组织占有国家权力使之直接服务于自己剥削的利益。不仅工人阶级，而且整个居民都屈于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欲。社会所支配的一切权力手段都被自觉地结合起来，变成资本对社会的剥削手段。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前提，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否定；它自觉地把一切现今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潜力社会化，但这种结合不是为了社会全体的利益，而是为了以前所未闻的方式提高对整个社会的剥削程度。但是正是这种情况的明确无误，使它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种情况唤起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其成为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去反对生产资料的积聚为之带来意识和行动的积聚的资本家阶级的行动。”(鲁道夫·希法亭：《保护关税职能的转变》，载《新时代》第21卷第2期。)
52 见卡尔·考茨基：《通往权力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新的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