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娅，我原本不想搬来您在苏伊帕恰街的公寓。不是因为小兔，更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您的家里，薰衣草的香味、白天鹅般纯洁的你舞动手臂、拉腊四重奏里小提琴与中提琴的合奏，停留在空气中，交织出精致细密的网，秩序也渗透其中。生活优雅的人，将环境布置成看得见的灵魂翻版：这里是书（一边是西班牙文的，另一边是法文和英文的），那里是绿色的靠垫，小茶几的这个固定位置放着玻璃烟灰缸——好像肥皂泡切下了一块永远有香味、声音、生长的盆栽、逝去友人的照片、茶具和方糖钳……进入这样的环境让我苦恼。啊！亲爱的安德烈娅！即便全身心地认同这一切，破坏一个女人在她的温馨小屋建立的细致入微的秩序该有多么艰难！拿起一只小金属杯，把它放到桌子的另一边——这么放只是因为搬来的人把英文字典拿了过来，放在这一边手够着方便——会产生多大的愧疚！移动那只杯子，意味着和谐的奥尚方格调中突然出现一抹可怕的红，意味着莫扎特交响乐寂静无声的那一刻，啪！让人一惊，所有低音提琴的弦突然崩断。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的相互关系，杯子灵魂和屋子灵魂以及远在他乡屋主灵魂之间无时不在的相互关系。我无法做到用手指碰一本书、微微聚拢灯光投下的区域、打开音乐盒的盒盖时，冒犯和挑衅不像一群麻雀在眼中一闪而过。
您知道我为什么搬到您家来，搬到正午宁静的客厅来。倘若不洞识真相，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您去了巴黎，我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安排简单，却各得其所。九月，您会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会搬到另一个住处，那儿也许……不过，我给您写信不是要说这些，写这封信是因为兔子，我觉得应该告诉您关于它们的事儿，是因为我喜欢写信；或许，也是因为下雨了。
我是上周四下午五点搬的家。当时，天，雾气弥漫，我，满心厌烦。一生中，我关上过那么多次箱子，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目的地整理行李，以至于上周四那天充满了皮带和阴影。我看到箱子上的皮带，就如同看到皮带投下的阴影，它间接地、十分轻微却又十分可怕地落在我身上。不过，我还是理好箱子，通知佣人过去帮忙，走进电梯。就在一楼和二楼间，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之前，我没跟您提过，您别认为我不坦诚，谁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时不时会吐出一只兔子。每次都是一个人的时候吐，和许多发生在（或人为安排发生在）绝对隐私时刻的事一样，我选择闭口不提。别怪我，安德烈娅，您别怪我。时不时地，我会突然吐出一只兔子。这不是无法随意选择住处的理由，不是让人自惭形秽、离群索居、沉默寡言的理由。
每当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时，我就把两指张开，呈夹子状，放入嘴中，期待暖暖的茸毛如水果味助消化泡腾片一般从喉咙里冒出来，卫生、迅捷、一蹴而就。我拿出手指，指上夹着小白兔的一双耳朵。小兔看上去很高兴，正常得很，没有缺胳膊少腿，只是个头小，非常小，兔形巧克力大小，不过是白的，一只完整无缺的小白兔。我把它放在掌心，手指轻轻扶起它的茸毛。小兔似乎对降临人间十分满意，动个不停。嘴巴贴着我，静静的，痒痒的，在掌心里蹭来蹭去。它在找吃的。于是，我——当时我还住在郊外，说的是那时的情况——带它来到阳台，把它放进特意种植的三叶草大花盆。小兔竖直耳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头扑进柔嫩的三叶草丛。这时，我知道可以扔下它，走开，继续过一段无异于众多去农场购买小兔者的日子。
在一楼和二楼间，安德烈娅，似乎是提前预告我在您家的生活状况，我知道要吐出一只兔子，当时我就害怕了（要不，是奇怪了？不，也许是又害怕又奇怪）。搬家前，短短两天前，我刚刚吐出过一只兔子，以为一个月、五周、运气好也许六周内会平安无事。您瞧，小兔子的问题我处理得妥妥当当。我在那个家的阳台上种三叶草，吐出一只兔子，放在三叶草上，一个月之后，当我估摸着没准什么时候……我就把长大的兔子送给莫利纳夫人。她相信人各有癖好，从不乱发议论。这时，另一个花盆里柔嫩的三叶草又渐渐长到合适的大小，而我，不慌不忙地等着早上毛茸茸痒酥酥的小家伙顺着嗓子眼往外冒，新来的小兔重复以前那只小兔的生活和习惯。安德烈娅，习惯是节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节奏的一部分，帮助我们生活。一旦进入固定不变的循环周期，一切条理化，吐出兔子就没那么可怕。您也许想知道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儿，种三叶草，还要送给莫利纳夫人，立马杀掉不是更省事……唉！您也应该吐只兔子，就一只，两个指头夹着，放在掌心。它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带着难以言表的光彩霎时俘获您的心。一个月对它而言天差地别。一个月意味着个头大了，毛长了，会跳了，眼神野了，天差地别呀！安德烈娅，一个月意味着一只大兔子，意味着兔子真正长大。可是，开始一分钟，它是温热蠕动的一团雪，包裹的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小生命……开始几分钟，它是一首诗，以土买一夜的灵感：生于我，融于我……之后，不再是我，茕茕独立，拒人于千里之外，置身于白色、平坦、信封大小的世界里。
无论如何，我当时决意将小兔扼杀在摇篮里。我要在您家里住四个月——运气好一点的话，也许，三个月——喂几勺酒就成。（您知道要想慈悲为怀，只需喂小兔一勺酒，便可立刻置它于死地吗？据说，这样一来，兔肉会更香，尽管我……三勺或四勺酒，之后扔进厕所或包起来扔进垃圾箱。）
电梯通过三楼时，小兔在我掌心里动来动去。萨拉在楼上等我，准备帮我把箱子拿进屋……怎么跟她解释才好？个人癖好？动物商店？我用手帕包住小兔，放入大衣口袋，把大衣松开，免得挤着它。它几乎一动不动。微小的意识恐怕在向它传递着重要的事实：生命是往上一纵，“咔嗒”一声结束；生命也是白色、环绕的低空，有股薰衣草味，在一口温热的井底。
萨拉什么也没看见，已经有一道超级难题令她几乎无所适从：如何将她的秩序意识贯彻到我的衣箱和纸张上。她深思熟虑的解释充斥了“比如”之类的字眼，而我对此丝毫提不起兴趣，找着机会就把自己锁进卫生间：现在动手，干掉它。手绢周围一片温热，小兔雪白无暇，看起来比过去任何一只都美丽百倍。它没看我，只是翕动，只是兴奋，堪称最可怕的注视方式。我把它关进空药箱，回头接着拆行李，脑子有些茫然，但不用痛苦，不用负疚，不用打肥皂洗去小兔的最后一阵抽搐留在手上的感触。
我明白：杀它我下不了手。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吐出了一只小黑兔。两天后，一只小白兔。第四天晚上，一只小灰兔。
您应该很喜欢卧室里漂亮的衣柜，衣柜的门很大，打开门，一切尽收眼底，木板上空空如也，等待着我的衣服。如今，我把它们放在那里。那里面。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就算跟萨拉说了，她也绝不会相信。萨拉一点也没怀疑，她不起疑心，是因为我准备工作做到家了。就这么一件事，让我搭进去多少白天黑夜。它时时焚烧着我，让我的内心日益坚强，好比您放在浴缸里的那只海星，每次洗澡，都让人感受到充足的盐分、阳光的灼射和海底的喧嚣。
白天，它们睡觉。一共十只。白天，它们睡觉。门关着，衣柜对它们而言是白夜。在那里，它们乖乖地安然入眠。我出门上班，把卧室钥匙随身带走。萨拉恐怕以为我对她缺乏信任，向我投来狐疑的目光，每天早上我都见她欲言又止，最后选择闭口不言，而我心花怒放。（九点至十点，萨拉打扫卧室，我在客厅里制造声响，放一张班尼·卡特的唱片，声音传遍每个角落。萨拉也爱听宗教短歌和斗牛舞曲。衣柜看上去一片寂静，也许，它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对于小兔们来说，那是夜晚，应该休息。）
小兔们的一天从晚饭后开始。伴随着方糖钳的叮当作响，萨拉撤去晚餐托盘，向我道了声晚安——没错，她向我道晚安。安德烈娅，最令我觉得苦涩的是她居然向我道晚安——走进自己房间。突然，我孤身一人，独自面对可恶的衣柜，独自面对我的责任和我的悲哀。
我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轻盈地跳进客厅，它们兴奋地闻到了原本藏在我口袋中的三叶草的味道。现在，三叶草星星点点地铺在地毯上，被它们搅乱、移动、霎时消灭在肚子里。它们吃得很好，循规蹈矩，不声不响，那一刻，让我无话可说，只是徒劳地拿着一本书——安德烈娅，我很想读完您家里所有季洛杜的作品，还有您放在书架最底层的洛佩斯的阿根廷史——，坐在沙发上看它们，看它们吃三叶草。
一共十只兔子，几乎全是白的。抬起暖暖的小脑袋，看着客厅的吊灯，它们的“白天”里那三盏永远不动的太阳。它们热爱光线，因为它们的“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路灯。它们看着三轮太阳，满心欢喜，在地毯上、椅子上蹦来跳去。十个不起眼的小斑点如时刻转动的星座动个不停，我希望看到它们一动不动地伏在我脚边——有点像造物主做的梦，安德烈娅，造物主们无法实现的梦——而不是在米盖尔·乌纳穆诺的照片后面、淡绿色的花瓶旁边、黑洞洞的写字台下面躲躲闪闪。总是不到十只，总是六只或八只，我问自己，少的那两只究竟躲在哪儿，萨拉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起床，还想着洛佩斯的阿根廷史我想读里瓦达维亚统治的那一段。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该怎么熬，安德烈娅。您应该记得我是来您家休息的，如果搬家也扰乱了我的生物钟，时不时吐只兔子可不是我的错——不是唯名论，也不是巫术，只是事情不能说变就变。有时，您等着别人扇您右脸一个巴掌，谁知道突然间变了方向——就是这样，安德烈娅，具体情况会有出入，可道理就是这样。
我在晚上给您写信。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在它们的晚上给您写信。白天，它们睡觉。办公室里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发号施令的声音、皇家打字机的声音、副社长们的声音和油印机的声音，多放松！安德烈娅！多放松！多太平！多恐怖！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是那些奇怪我晚上太安分没活动的朋友们，是路易斯邀我散步，是豪尔赫约我听音乐会。我几乎不敢回绝他们，只好编些又长又假的借口，身体不好啦，赶翻译稿啦，胡乱搪塞过去。等我回到家，进了电梯——那一段，一楼和二楼之间——便夜复一夜、于事无补、徒劳地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尽量不让它们损坏您的物品。它们咬坏了一点点书架底层的书，您会发现被遮得很好，免得萨拉察觉。您很喜欢那盏画满蝴蝶和古代骑士的大肚子瓷灯吧？碰坏的地方基本看不出，我用英国商店买来的特殊水泥修补了一晚上——您知道的，英国商店里有最好的水泥卖——而现在，我就坐在灯旁，免得哪只兔子又对灯伸爪子。（它们喜欢一动不动，看上去几乎是一幅美景。它们也许在怀念遥远的人类，也许在模仿它们的造物主。造物主走来走去，严密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您恐怕注意过——也许小时候注意过——可以罚小兔子面壁，前爪靠墙，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
凌晨五点（我躺在绿沙发上，只睡了一小会儿。毛茸茸的脚一跑动，发出一丁点声响，都会把我惊醒），我把它们放进衣柜，打扫卫生。所以，萨拉会发现一切如常。尽管有时我会见她暗自吃惊，盯着什么东西看，发现地毯微微有些褪色，又想开口问我点什么，可是我吹着弗兰克的交响乐变奏，不予理睬。安德烈娅，大清早的，不声不响地清扫植物，这些琐事并不光彩，干嘛非要说给她听？半梦半醒地捡起三叶草的茎，散落的叶子和白毛，磕磕碰碰地撞着家具，迷迷糊糊地困得要命。纪德的翻译拖了，特罗亚的翻译还没弄，要给远方的一位女士回信，她恐怕在问是不是……干嘛还要接着做这个？干嘛还要在电话和采访之间接着写这封信？
安德烈娅，亲爱的安德烈娅，让我宽慰的是只有十只，不再增加了。十五天前，我在手掌上放下最后一只小兔，之后再也没有了，只有十只。在我的白天，它们的黑夜，它们渐渐长大，变丑了，毛长了，进入少年期了，急不可耐了，花样百出了，跳上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塑像（是安提诺乌斯吧？那个瞎了眼盯着人看的小伙子？），消失在起居室里，弄出很大的声响，我赶紧把它们赶出来，担心萨拉听见，惊恐万分地出现在我面前，没准还穿着睡衣——萨拉一定是这副打扮，穿着睡衣——那样一来……只有十只，您可以想象置身其中的我所能感受到的一丝快乐，还有回家穿越一楼和二楼既定空间时心头越来越多的踏实。
我要出门办事，只好把信放下。微亮的晨曦中，安德烈娅，我在家里接着给你写。真的是第二天了吗，安德烈娅？信纸上空一行对您而言意味着间隔，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座连接昨日书信和今日书信的桥梁。告诉您，在间隔时间里，一切都乱了套。在您看到的这座桥上，我毫不费力地听到水流中断的声音。对我来说，纸的这一边，信的这一边不再有搁笔办事前的踏实和镇定。在没有悲伤、立体的夜里，沉睡着十一只小兔子，也许就是现在，不，不要现在一之后在电梯里，或者，进门时。无所谓地点了，无所谓是不是现在，无所谓是我残生的哪一刻。
好了，我写这么多是想告诉您糟蹋了您的家并不全是我的错。我把信留在这里，等您回来看，让邮差在巴黎哪个明朗的早晨把信直接交到您手里不太像话。昨天晚上，我把第二个书架的书倒了个方向，它们能够得着了，站着或跳着啃书脊磨牙——不是饿的，我给它们买了足够的三叶草，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它们咬破了窗帘、椅垫、奥古斯都·托雷斯自画像的边缘，地毯上到处是兔毛，它们还叫，在灯光下围成圈，崇拜我似的围成圈，突然叫唤起来，我还以为兔子是不会叫的。
我想把地毯上的兔毛收拾干净，把咬破的椅垫边弄平整，把它们重新关进衣柜，可是我做不到。天要亮了，也许，萨拉一会儿就要起床。真奇怪，我不在乎萨拉了。真奇怪，我不在乎看着它们蹦蹦跳跳地去找玩具了。并不全是我的错。等您回来，您会看到许多破损我已经用英国商店买来的水泥修补好了。我尽力了，不想惹您发火……而我，从十只到十一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您瞧：原本十只挺好，有衣柜，有三叶草，有希望，多少事儿都能做成。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天亮了，寒冷的孤独中有欣喜，有回忆，有您，还有很多很多。苏伊帕恰街上的这座阳台洒满晨曦，迎来都市的第一阵喧嚣。我觉得收拾散落在路面上的十一只死兔子没什么难的。也许，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兔子，他们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
[11]阿梅蒂·奥尚方（Amedee Ozenfant，1886-1966）：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和勒·柯布希埃合作，推动了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立。[12]以土买，古地名，见《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13]班尼·卡特（1908-2003）：美国爵士乐传奇大师。[14]让·季洛杜（1882-1944）：法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15]文森特·菲德尔·洛佩斯（1815-1903）：阿根廷历史学家、律师、政活家。[16]米盖尔·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98一代”著名作家、哲学家。[17]贝纳尔蒂诺·里瓦达维亚（1780-1845）：1826-1827年间任阿根廷总统。[18]塞萨尔·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19]奥古斯都·托雷斯（1913-1992）：乌拉圭著名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