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
凡勃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挪威移民的家庭里，在青年时代，他入卡尔登学院读书，受业于美国边际效用学派首领约翰·贝兹·克拉克。大学毕业之后，凡勃伦又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后来凡勃伦曾在康奈尔、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教书。凡勃伦在耶鲁大学时就写过一篇《论1837年恐慌》的经济论文。他的成名则是在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这本书之后。在20世纪初，凡勃伦继续发表了《企业论》(1904年)、《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 (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年)等著作。
凡勃伦的经济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经引起热烈的争论。这个别树一帜的庸俗学派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达到它的发展高峰。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为凡勃伦学说的信徒。在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期，制度学派的一些成员还参与了“新政”的筹划。
制度学派的产生和它的一度兴盛，同美国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原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晚的一个国家。但是，在19世纪末，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 1894年，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已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成为资本主义矛盾最深刻的国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在19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工人就大规模地展开了反对垄断资本的罢工、示威和饥饿进军等运动。在20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在1905至1912年之间，美国工人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发动了各种反对垄断资本的英勇斗争。
在社会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深感到传统的辩护理论已经陈腐，不能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反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积极寻找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凡勃伦的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一)
凡勃伦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按照他的说法，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一切经济学说都是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心理学和“确信世事变迁的过程中，有渐入佳境的趋势”(《近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凡勃伦认为，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看做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好像一团性质相等的快乐欲望的血球”，这种见解把人看做是被动的，其行动主要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冲动支配，这是同新心理学不符的。至于世事“有渐入佳境的趋势”，按照凡勃伦的说法，这是形而上学的，以这种渊源于神学的观点为前提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关于自发调节的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也都与事实不符。在凡勃伦看来，以往经济学说的前提既然同事实不符，它们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正确。
显然，凡勃伦的“批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以往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他的“批评”不过是出于这个事实，即在垄断组织占统治地位、经济危机日趋严重、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发地和谐地调节社会经济，促进财富的生产，充分满足人们的欲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等等论调已经同客观事实格格不入。为了另创一种新的“学说”，更好地为资产阶级效劳，他才对过去的庸俗经济理论做出这样的“批评”。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凡勃伦以19世纪末在美国产生的新心理学为基础，创立了所谓“制度”经济学说。他认为，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在他看来，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而思想和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认为，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了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作的努力，理智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发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实现。凡勃伦认为，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本能分为三类：一、父母的天性；二、工作的本能；三、随便的好奇心。因而，他把对制度的分析，最终都归结为对心理的分析。在分析心理现象变化的时候，凡勃伦又以人种学、文化史、生物学、自然历史、宗教等为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实际上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杂烩。
凡勃伦应用心理学来解释制度的由来，又用庸俗进化论来说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按照他的看法，制度既然是思想和习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就不可能进行根本的改变。凡勃伦认为，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或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的变化过程。他在研究制度的发展过程时又把两类制度作为研究的中心，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前者出自人类的虚荣本能，后者出自人类的工作本能，它们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他对近代经济生活的分析中贯串着对这两类制度的分析。从庸俗进化论出发，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一、野蛮时代；二、未开化时代；三、手工业时代；四、机器方法时代。他详细论述了在这四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上述两类制度如何产生和变化。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就是根据上述思想写成的。为了了解他关于制度的基本思想，我们无妨从这本书引证几段话。在第八章中，凡勃伦写道：“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凡勃伦还写道：“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的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社会的发展、随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
从凡勃伦的上述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脱出旧的庸俗经济学的窠臼。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科学地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它同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关系。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1）凡勃伦一如19世纪下半期的各个庸俗学派，宣扬社会经济发展取决于主观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原因，把制度归结为在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并用这种受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的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从这种庸俗见解出发，凡勃伦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说成是由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原因引起的，可以随思想和习惯的转变而改变的。
在制度进化问题上，凡勃伦把庸俗进化论搬到经济科学中来，把社会发展规律和生物进化规律等同起来，其目的完全在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根据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深刻地阐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凡勃伦宣扬进化论的形式和其他庸俗学派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反对20世纪初正在欧美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凡勃伦把自己的制度经济学说看做是新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同德国的新历史学派作一个比较，便可看出两者的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不论新历史学派，还是凡勃伦，都从人们的心理或精神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都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制度的历史进化过程；都致力于描述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表面现象；都抛弃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而热中于寻找一套能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所以，凡勃伦的学说实际上乃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
(二)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凡勃伦如何应用他上述的思想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现代经济发展是处于“机器方法”的时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除非依靠已被接受的机械装备和机械操作的帮助，否则就不能进行”。机器工业已在工业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其余部分都以机器工业为转移。机器方法使工业变成高度复杂的完整的有机体，物质生产是由各种连续操作的结合形成的，“由于各项操作之间的这种连结关系，现代工业体系中含有一种广泛的、平衡的机械操作性质。”(《企业论》)同时，各种操作要求标准化和高度精确。就人类的物质福利来说，这种工业制度能够无限制地进行物品的生产。就财产所有权来说，它在现代经济中表现为资本的所有权。工业技术的运用完全以企业家的意旨为主。而“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实质上是买和卖，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结果是财富的积累。谁要是目的并不在于增加财产，他就不会参加企业，更不会在独立的基础上经营企业。”(同上书)因而，“整个工业系统所由构成的各种操作如能顺利、无间断地相互配合，是最有利于社会的经济福利的；但事情的处理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而工业平衡无阻碍的维持，并不一定最有利于企业家。”(同上书)工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就是凡勃伦整个经济理论分析的主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就是根源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
依据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划分，凡勃伦进而把资产阶级社会分为两大阶级：一是物质生产者，如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和工人；一是老板、经理和商业推销员等，后者依靠所有权而控制工业，其目的在于获取优厚的利润。他认为，在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应用的初期，财产所有者通常亲自监督工厂的生产，兼做工业生产的技术专家和商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由技术人员专管，商人则完全注意财务问题。
凡勃伦说，企业经营是依靠运用价格制度来获得优厚利润的。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价格体系，他认为，为了在买卖中得到最大的利润，企业界广泛地流行着欺诈行为，工业中普遍确立最大的独占。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在机器利用的初期，货物价格低廉，引起了市场的扩大，这时曾经产生剧烈的自由竞争。现在由于技术急速进步，产品大量增加，市场不能随之扩大，因而价格竞争逐渐消失。在19世纪末，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市场相对缩小，商人企图以限制产额来保全利润，因而引起了企业的集中和合并，出现了托拉斯等垄断组织。
在凡勃伦看来，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这两种对立形态——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完全是起因于生活习惯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按照他的解释，工业中的生产者受到机器生产的训练，养成了从因果关系来观察物质和解释事实的习惯，他们都具有一种怀疑的、惟事实是问的、不讲道德、不讲爱国心的性质。因此他们逐渐摆脱了过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影响。而企业家则同利害相联系，因此他们所关心的是金钱利益、权力、财产的多少，金钱思想支配一切，而他们的许多思想习惯都是由过去的习俗蜕变而来的。在《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一书中，他又认为现代的主要工业已联合起来，为银行所操纵。他表面上谴责这些“不在所有者”控制了一切权利，阻碍了工业生产，但又宣扬垄断组织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起的稳定作用。
根据所谓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相对立的论点，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他主张经济控制权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掌握，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他虽然提出了这个改革方案，但是他始终没有提出现代社会应该按照这个方案实行改革，因为在他看来，人们的思想习惯尚未成熟到可以进行这种改革。
凡勃伦在论述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时，虽然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资本主义市场日益缩小，企业长期开工不足等。然而他不仅避而不谈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极力歪曲这种矛盾，把它说成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又被归因于思想习惯的不同。
凡勃伦歪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还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力图抹杀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把两者统统看成“既得利益者”，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商业性质的竞争，同时错误地把科学技术人员说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宣扬阶级的地位和价值，但是感觉到要把讨论严格地限制在这样标明的范围以内是办不到的。因此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一般不列入经济学范围以内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这里也不得不给予相当的注意。
在第一章《绪言》中，凡勃伦认为，在野蛮时代，不存在经济特权和业务分化，因而还不存在“有闲阶级”；但是从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那些部落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可以看出“有闲阶级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部落发展到未开化的阶段这一转变中逐渐涌现的。按照他的意见，有闲阶级的产生最初表现在业务分化上，在生活习惯上，男女担任着不同的工作，生产业务和非生产业务之间有了区别，出现了身份的差别。在未开化的较高阶段，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这些非生产性业务归上层阶级掌握。生产性业务则由下层阶级担任。这种业务的差别是具有歧视性的，非生产性业务在习惯上被认为是光荣的、值得尊敬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区别仍然变相存在。总之，凡勃伦把阶级的产生说成是人们的生活习惯演变的结果。他认为，在原始的野蛮时代的和平生活习惯转变为坚决好战的生活习惯以后，侵占就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而产生了侵占和劳役之间的职能分化和业务的区别，阶级区别也就产生和形成了。
在第二章《金钱的竞赛》中，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是和财产所有权同时出现的。财产私有制出现以后，人与人之间就发生了占有商品的竞赛。而人们之所以占有财产，财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财产可以证明财产所有人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势地位，它是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习惯的基础，是满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说，在凡勃伦看来，占有财产并不是为了剥削别人，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实际上，凡勃伦在这里是把虚荣心和自尊心说成是产生阶级的一个原因。
在第三章《明显有闲》中，凡勃伦描绘了在金钱竞赛中金钱(财产)占优势的阶级如何力图过有闲的生活。他认为，他们所以不愿参加劳动，是由于他们的心理和劳动阶级的不同。在习惯的道德标准的支配下，他们把参加劳动看做是有损体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只有过有闲生活才能保持自鸣得意的心情，才能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日常只是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等。在第四章《明显消费》中，凡勃伦说明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如何从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并说明有闲阶级的存在如何产生了不事劳动的主妇和一批仆从、门客等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在第五章《金钱的生活水准》中，凡勃伦认为，为了在消费的财物的数量和等级上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有闲阶级”总是争取提高消费水准，它在消费上超过物质生活所必需的程度。根据凡勃伦的解释，人们争取提高消费水准的动机是在于满足竞赛心理和“歧视性对比”的要求，其目的不过是要在荣誉方面符合高人一等的生活习惯。在第六章《金钱的爱好准则》中，凡勃伦说明，在财产私有制度下，由于金钱财富成为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它也就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美感、实用性还是对美物的占有，都是以显示金钱为目的。第七章《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则描述了有闲阶级在服装上的好奇斗胜和极力奢侈，说明他们如何借此夸耀自己的财富，表现自己的有闲和浪费性的消费。
在第八章《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和第九章《古代遗风的保持》两章中，凡勃伦对制度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说当前的制度同工业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但人们总想保留原有的思想和习惯，因而制度改革引起了有闲阶级和贫困阶级的“保守主义的阻挠”。他还从遗传和自然淘汰等方面解释现代社会中有闲阶级的性格是怎样从远古残存下来和流传下来的。他还分析了金钱制度所形成的有闲阶级的性格怎样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在后几章中，凡勃伦进一步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职务、好斗的气质、体育竞赛、爱好赌博的心理、信仰命运、宗教迷信以及对高级学识的研究等等，认为它们都是同金钱制度相联系而由远古遗传下来的有闲阶级的“素质”和特性，它们都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是工业阶级所没有的。
凡勃伦在这本书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现象作了片断的表面的描绘，然而从我们对该书各章的部分内容的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他不但没有对这些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而且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作了各种曲解。同时，他避而不谈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的阶级关系，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我们知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2）凡勃伦提出了所谓有闲阶级，又把这个阶级说成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本能、性格、习惯等的差异所产生的。这样，他一方面用所谓有闲阶级同工业阶级的差异偷换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对立的形成归之于心理原因。凡勃伦的观点所能导致的结论只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等待人们的思想、习惯和心理逐渐改变，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都无济于事。这正是凡勃伦的经济学说的主旨。
制度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曾盛极一时。除了凡勃伦外，康芒斯、密契尔等都是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在30年代到50年代，制度学派主要代表贝利、白恩汉等着重分析社会结构和公司组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50年代后又出现了以加尔布雷斯、包尔丁等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学派。凡勃伦以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家姿态出现，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以凯恩斯主义批判家自居。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观点，强调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结构的“缺陷”，要求对它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们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革的设想。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对凡勃伦经济观点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新制度学派。
钟政
1964年6月
注释：
（1）《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2）《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