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所有过程都会引起一种充满分裂性冲突、难以忍受之冲突和潜在恐惧的内在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没有人能够正常发挥功能，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个体必须自动地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消除冲突、缓解紧张和防止恐惧，而且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一些与自我理想化过程中相同的整合力量开始发挥作用，自我理想化本身就是最为大胆、最为激进的试图解决问题的神经症尝试：通过超越所有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困难，从而消除这些冲突和困难。但是，那种努力与我们目前所要描述的努力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无法精确地界定这种差异，因为这不是一种质的差异，而是一种量的不同。对荣誉的追求，虽然同样产生于强迫性的内在需要，但却是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果具有破坏性，但它却来源于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超越自己狭隘的局限性。归根结底，正是它所具有的强烈的自我中心性，才使得它有别于健康的努力。至于这种解决方法与后面将要谈到的其他解决方法之间的差别，并非因为想象力的枯竭而引起。177想象力依然发挥作用——但却对内在形势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当个体开始为了荣耀而奋斗时，这种内在形势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到现在为止（在前面所提到的冲突和紧张的分裂性影响下），心理被摧毁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尝试之前，我们必须先熟悉一下某些一直以来都在发挥着作用的旨在缓解紧张的方法。[1]这些方法在本书以及以前的一些出版物中已经讨论过，而且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还要加以阐述，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要简单地列举一下就可以了。
从这个方面看，与自我的疏离就是这些方法中的一种，而且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自我疏离产生及受到强化的原因。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它之所以产生，一部分仅仅只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受到强迫性力量驱使而导致的；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主动远离真实自我并与之对立而造成的。我们在这里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为了避免内心冲突并将内心紧张降到最低限度，他还会对否认真实自我产生非常明确的兴趣。[2]这里所涉及的原理与所有旨在解决内心冲突的尝试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任何冲突（包括内在的冲突，也包括外在的冲突），如果它的某一方面受到抑制，而另一方面却占主导地位，这种冲突就会从视线中消失，而且确实会（人为地）减弱。[3]它们就像具有相互冲突之需要或利益的两个人或两个团体，只要其中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被征服，那么，公开的冲突就会消失。一个专横的父亲和一个顺从的孩子之间，通常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同样，内心冲突也是如此。我们内心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冲突：一方面，我们对他人心怀敌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被他人所喜欢。但如果我们压制了对他人的敌意——或者压制了自己想要被他人喜欢的需要——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有所好转。178同样，如果我们舍弃自己的真实自我，那么，它与虚假自我之间的冲突不仅会从意识层面消失，而且由于力量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冲突实际上也得到了缓解。当然，这种缓解紧张的方式只能以牺牲自负系统的日益独立为代价而实现。
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否认真实自我会受到自我保护性利益的支配这一事实会变得尤其明显。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当真实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实际上便可以观察到内心斗争的激烈性。任何体验过自己或他人内心此种激烈斗争的人都知道，真实自我先前之所以从战斗区域撤出，是因为受到了生存需要以及不想被撕裂之愿望的指使。
这种自我保护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患者喜欢弄乱问题。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合作，他骨子里都是一个迷惘的人。他不仅具有惊人的把问题弄混乱的能力，而且很难被劝服不要这么做。这种对于混淆问题的兴趣，其运行方式必定与任何骗子在意识层面所采用的方式相同，而且事实上也确实相同：间谍必须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伪君子必须表现出一副真诚的面孔，罪犯则必须制造各种虚假的借口。而神经症患者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往往会过着双重的生活，他必定同样会在无意识之中搞混自己的真实身份、愿望、感受和信念。他所有的自欺行为都由此而产生。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将其动力归纳为：他不仅从智力上混淆了自由、独立、爱情、善良、力量的含义，而且，只要他不准备对付自己，他就会对维持这种混乱状态有着迫切的主观兴趣——反过来，他可能会用他极其敏锐的智力上的自负来掩盖这种混乱。
第二重要的方法是内在体验的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inner experiences）。（再重复一遍）这意味着个体不能体验到内心过程本身，而是将其感知或感觉为发生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过程。它是缓解内在系统紧张的一种相当激进的方法，这种方法总是以内心的贫乏和人际关系障碍的日益严重为代价。最初，179我将外化（externalization）[4]描述为一种通过把不符合自己特定意象的缺点或疾病全部推给其他人，并以此维持理想化意象的方法。后来，我把它看成一种想要否认自我破坏力量之间内在斗争的存在，或者想要平息这场内在斗争的尝试。而且，我区分了主动外化和被动外化：“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确如此”与“我对他人没有敌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现在，我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外化的理解。我所描述的内心过程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外化。例如，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完全无法同情自己，却会同情其他人。他可能会极力否认想让自己内心得到救赎的渴望，但这种渴望会在对成长受阻之人的敏锐察觉中表现出来，有时候也会表现为以一种惊人的能力帮助这些人。他对于内心指令之强制性的反抗可能会表现为对传统、法律或有影响势力的蔑视。由于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自负，他可能会对他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负感到憎恨——或者被这种自负所吸引。他可能会借蔑视他人来蔑视自己在自负系统的专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畏缩。由于不知道自己正在掩饰自我憎恨的无情与残酷，他可能会形成一种波丽安娜式（Pollyannalike，即盲目乐观的）的一般生活态度，想消除生活中所有的无情、残酷，甚至是死亡。
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往往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来体验自己，就像我们是由互相没有关联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一样。这就是精神病学文献中大家都熟知的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5]或精神分裂（psychic fragmentation），而且似乎也只是重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是一个每一部分都与整体有关，而且每一部分之间都会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当然，只有那些被疏离、被分裂的人才会缺乏这种整体感。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神经症患者对于“脱离关系”（disconnecting）具有积极的兴趣。当向他陈述某一联系时，他智力上能够理解这种联系。180但这对他来说仅仅只是一个意外。他在这方面的洞察力相当肤浅，而且很快就会消失。
例如，他无意识里对于看不到因果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一种因素由另一种因素引起，或者强化了另一种因素；一种态度之所以必定会保持下来，是因为它保护了某种重要的幻觉；任何强迫性倾向都会对个体的人际关系以及他的整个生活产生某种影响。他甚至可能连最简单的因果关系都看不到。他的不满往往与他的需求有关，或者他对他人有太过强烈的需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神经症原因——从而使得他处处依赖于他人，而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当他发现，他入睡很晚与他上床很晚有关系时，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对于不去感知同时存在于自己身上的彼此矛盾的价值观（contradictory values），他可能有同样强烈的兴趣。毫不夸张地说，他可能完全察觉不到自己正容忍着，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珍爱着自己身上的两套价值标准，这两套价值标准都是有意识的，而且彼此矛盾。例如，他可能不会因为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的事实而感到困扰，即：他一方面看重圣洁的品质，另一方面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一方面诚实，另一方面又与之相悖地热衷于“投机取巧”。甚至当他试图审视自己时，他也仅仅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好像他看到的自己是拼图玩具中各个分开的部分一样：他只能看到胆怯、对他人的蔑视、雄心、受虐幻想、受到他人喜欢的需要等等。他所看到的这各个部分可能都很正确，但却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为他在看待这各个部分时脱离了背景，也没有感觉到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以及动力。
虽然精神分裂本质上是一个破裂的过程，但它的功能却是要维持现状，保持神经症的平衡，以免崩溃。神经症患者不让自己因为内心的矛盾而感到困惑，从而让自己免于面对潜在的冲突，并因此让自己的内心紧张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他甚至对那些矛盾冲突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也就意识不到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
当然，通过切断因果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切断因果之间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体意识到某些内部力量的强度和关联性。181举一个常见但很重要的例子：一个人有时候可能会体验到一阵报复心理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但他很难理解（甚至智力上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受伤的自负和他想要恢复此种自负的需要都是驱动力；而且，即使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事实，其间的相互关系对他而言依然毫无意义。他可能会再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毫不留情的自我斥责。他可能已经从众多详尽的事例中看到，这些毁灭性自我轻视的表现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他的自负所发出的不切实际的指令而引起的。因此，其自负的强度以及它与自我轻视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依然只是一些模糊的理论思考——而这会让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解决他的自负问题。这种联系虽然仍会产生影响，但其紧张始终被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没有冲突出现，他也就能够维持一种虚假的统一感。
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了三种保持内心平静表象的方法，这三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消除那些有可能破坏神经症结构的元素：排除真实自我，去除各种内在体验，消除那些将破坏内心平衡的联系（如果意识到将发生这种破坏的话）。另一种方法是自动控制（automatic control），它有一部分来源于同样的趋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控制情感。在一个处于瓦解边缘的结构中，情感往往是危险之源，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内心无法驾驭的基本力量。我在这里不是要谈有意识的自我控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借助这种有意识自我控制，我们便能控制一些冲动的行为或者突然爆发的愤怒或热情。这种自动的控制系统不仅能够抑制冲动的行为或情感的表达，而且能够控制冲动和情感本身。它的作用方式就像是一个自动的防盗铃或火灾警报器，当不需要的情感出现时，它就会发出（恐惧的）警报信号。
但是，与其他方法不同，这种方法正如其名所示，同时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如果与自我的疏离和精神分裂导致我们缺乏一种机体的统一感，那么，我们就会需要某种人为的控制系统把我们支离破碎的各个部分聚合到一起。
这种自动控制能够包含所有的冲动和恐惧182、受伤、愤怒、愉悦、喜爱、热情等情感。与一个广泛的控制系统相对应的身体表现有肌肉紧张、便秘、步态姿态的改变、面部僵硬、呼吸困难等等。对于控制本身的有意识态度通常因人而异。有些人在受到控制时依然能够充分地察觉到自己的愤怒不安，而且至少有时候会迫切希望自己能够释放这种愤怒不安，能够开心地大笑，能够恋爱，能够狂热得忘乎所以。另外一些人则通过一种几乎公开的自负来巩固这种控制，当然，他们表达自负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可能会把此种控制说成尊严、自信、坚忍，带着一副面具，表露出一本正经的面容，是“现实的”“不感情用事的”“喜怒不形于色的”。
在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中，这种控制的作用方式更具选择性。某些情感的表露不会受到惩罚，甚至会受到鼓励。因此，一些具有强烈自谦倾向的人往往会夸大自己爱或痛苦的情感。这里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针对所有的敌对情感：怀疑、愤怒、轻视、报复等。
当然，情感可能会因为许多其他因素而被削弱或压制，如与自我的疏离、可怕的自负、自我挫败等。但是，一个警觉的控制系统的运作如果超出了这些因素，那么，个体在许多情况下就会仅仅因为可能会发生的控制减弱而表现出惊吓的反应——如害怕入睡，害怕处于麻醉状态，害怕醉酒，害怕躺在长椅上自由联想，害怕在山坡上滑雪，等等。那些渗透进了控制系统的情感——无论是同情、恐惧还是凶残——都可能会引起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是由于个体害怕并抵制这些情感而引起的，因为这些情感危及了神经症结构中某些特有的东西。但是，他也可能仅仅因为认识到了他的控制系统不起作用而变得惊恐不已。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分析，恐慌就会慢慢消失，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特定的情感以及患者对待这些情感的态度才能正常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最后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所持的心智至上（supremacy of the mind）的信念。情感——由于难以驾驭——就像是需要加以管制的嫌疑犯。而心智——想象和理智——183则像从魔瓶里钻出来的神怪一样可伸展自如。因此，事实上便产生了另一种二元论：不再是心智与（and）情感，而是心智对（versus）情感；不再是心理与躯体，而是心智对躯体；不再是心智与自我，而是心智对自我。但是，就像其他分裂的作用一样，这种分裂也是为了缓解紧张、掩盖冲突并建立一种统一的表象。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起到这样的作用。
心智可以成为自我的旁观者。就像铃木（Zuzuki）所说的那样：“智力毕竟只是旁观者，当它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候，无论好坏，它都是被雇来听吩咐行事的。”[6]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心智绝不是一个友善的、表现出关心的旁观者；它可能多少有些兴趣，多少有点施虐倾向，但它始终都是分离的——就好像是在观察一个偶然遇到的陌生人一样。有时候，这种类型的自我观察可能显得相当机械和肤浅。因此，一名患者会相当精确地报告某些事件、活动，以及一些症状的增强或减弱，但却不会触及这些事件对他而言的意义，也不会触及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在分析的过程中，他还可能会对自己的心理过程非常感兴趣。但确切地说，这种对心理过程的兴趣是他对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或者这些心理过程发生作用的机制产生的愉悦感，这种兴趣产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名昆虫学家会被一种昆虫的功能所吸引一样。同样，分析学家也可能会感到很欣喜，把患者这种热切的表现误认为他对自己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不久之后，他就会发现，患者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些发现对生活而言的意义完全不感兴趣。
这种分离的兴趣也可能公开地表现为吹毛求疵、幸灾乐祸、施虐倾向。在这些情况下，它通常会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外化。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不理不睬，但却非常敏锐地观察他人和他人的问题——以同样分离、无关联的方式。或者，他可能会觉得，他时时处在他人不怀好意的、幸灾乐祸的观察之下——在妄想症患者身上，这种感觉非常明显，但绝非仅限于此。
不管“做自己的旁观者”性质如何，他都不再是内心斗争的参与者，184他已经让自己从内心问题中脱离了出来。“他”成了他“观察自己的心智”，他也因此具有了一种统一感。于是，他的大脑成了他唯一感到有活力的部分。
心智也起到一个协调者（co-ordinator）的作用。对于这一作用，我们已很熟悉。从理想化意象的创造，从自负不停地努力掩盖着一点、突出那一点，并把需要变成美德、把潜能变成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想象的作用。同样，在合理化过程中，理性也可能屈从于自负。于是，任何事情看起来或者让人觉得都可能是合理的、可行的、合乎逻辑的——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正是从这一无意识前提的视角进行合理化操作的。
协调作用也可用以消除所有的自我怀疑。个体越需要心智发挥协调作用，整个结构就越不稳固。（引用一名患者的话来说）于是就有了一种“狂热的逻辑”，这种逻辑常常伴有一种认为其自身绝对无误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的逻辑胜过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逻辑。……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他们就是白痴。”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这种态度会表现为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就内心的问题而言，它往往会关闭建设性调查的大门，但同时它又会通过建立一种终将无果的确定性来缓解紧张的程度。就像在其他神经症情况下经常看到的事实那样，与它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一种普遍的自我怀疑——也同样会导致平息紧张的结果。如果任何事情都不是它看起来那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在许多患者身上，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可能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和善地接受一切，但内心却有所保留。结果，他们自己的发现以及分析学家的建议都会迷失在捉摸不定的危险中。
最后，心智是拥有魔力的统治者（ruler），它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对内心问题的认识不再是改变过程中的一步，相反，认识就是改变。患者的行为以此为前提，但他们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常常会因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障碍发生的动力，但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还是没有消失而感到困惑不解。这个时候，分析学家可能会指出，肯定还存在一些患者并不知晓的本质因素——事实往往确实如此。但是，即使患者看到了其他相关的因素，情况也不会发生改变。患者同样会感到困惑和沮丧。因此，他可能会不断地寻求获得更多的认识，185认识本身很有价值，但只要患者坚持认为，“认识之光”应该驱散他生活中的每一片乌云，而他自己却不做任何实际的改变，那么，这种认识注定会徒劳无益。
他越是试图用纯理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他就越难以承认他的内心之中存在无意识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干扰到了他，可能就会引起不相称的恐惧，不过也有些人可能会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或者以合理化的方式消除这些恐惧。对于那些初次较为清楚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神经症冲突的患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常常会在刹那间认识到，即使拥有理性和想象的力量，他也无法使矛盾的东西变得和谐起来。他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陷阱之中，而且可能会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于是，他会集中所有的心理能量以避免面对冲突。他怎样才能绕过这个陷阱呢？[7]怎样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呢？陷阱中哪个地方有出口可以让他逃出来？单纯和狡猾通常无法并存——那么，他能不能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得单纯，而在其他情境下表现得狡猾呢？或者，如果他受到报复心的驱使且以此为傲，但同时他又被息事宁人的观念支配着，那么，他就会受控于另一种观念，即追求一种平静的报复、一种不受干扰的生活，并像推开灌木丛那样排除那些冒犯他自负的因素。这种想要走出陷阱的需要其实就相当于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激情。于是，所有用以削弱冲突的努力都将徒劳无益，而内心的“平静”却得以重建。
所有这些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缓解了内心的紧张。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这些方法为“解决紧张的尝试”，因为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整合力量都在起作用。例如，通过区隔化，个体将冲突的激流分离了开来，因此他不再将冲突感觉为冲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旁观者，那么，他就会因此而建立一种统一感。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说一个人是自己的旁观者，而对这个人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这完全取决于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观察到了什么，以及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处于怎样的情绪状态。同样，186即使我们知道他外化了什么以及他是怎样进行外化的，但外化过程也仅仅涉及他的神经症结构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只有当这些方法具有我在第一章所描述的特性时，我才会称它们是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它们为神经症患者整个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形态和方向。它们决定了哪些满足是可以获得的、哪些因素是需要避免的，决定了神经症患者的价值层次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此外，它们还决定了神经症患者一般会采用的整合方法。总之，它们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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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些方法与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所说的“人为和谐的辅助方法”虽然内容不相一致，但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2]这种兴趣是强化自我疏离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它属于远离真实自我的范畴。
[3]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
[4]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7, Externalization。
[5]参见Edward A.Strecker and Kenneth Appel, Discovering Ourselves, Macmillan, 1931。
[6]D.T.Zuzuki, Essays on Zen Buddhism, Luzac and Co., London, 1927.
[7]参见易卜生《培尔·金特》中的相关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