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书着重强调各种内心过程，但我们在叙述过程中无法将它们与人际过程分离开来。我们之所以无法这样做，是因为事实上，这二者之间会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甚至在一开始介绍对荣誉的追求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些成分，如追求优越于他人或者战胜他人的需要，而这些成分与人际关系直接相关。神经症要求虽然源自内心需要，但主要指向他人。如果不了解神经症自负的脆弱性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就无法讨论神经症自负。我们已经看到，每一种内心因素都可以外化出来，而且这个过程会很彻底地改变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最后，我们还讨论了每一种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方法中人际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具体的形式。在本章，我想从具体回到一般，简要但系统地探讨一下自负系统大体上是怎样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
首先，自负系统使神经症患者变得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从而远离他人。为了避免误解，我需要说明一下：我所说的“自我中心倾向”不是指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自私自利或自高自大。神经症患者可能冷酷自私，292也可能太过无私——在这个方面，所有神经症患者都没什么不同。但是，从他只顾自己这个意义上说，他一直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从表面上看并不一定很明显——他可能是一匹孤独的狼；他可能为了他人而活，或者靠他人而活。但不管怎样，他都会在生活中信仰他自己的私人宗教（即他的理想化意象），遵守他自己的法则（即他的“应该”），并生活在自负这道带刺的铁丝网内，警惕地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内外的威胁。结果，他不仅在情感上更为孤立，而且更加难以将他人视为拥有其自身权利且与他不同的个体。他认为，他们都从属于他首要的关注之物：他自己。
到目前为止，他人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还没有被歪曲。不过，自负系统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甚至会更为有力地阻止他看清他人的本来面目，并导致对他人形象的积极歪曲（distortions）。我们不能油嘴滑舌地说我们对他人的概念当然会同对自己的概念一样模糊，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大致如此，但这却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提出对他人的扭曲看法与对自己的扭曲看法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平行关系。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自负系统中导致这些歪曲产生的因素，那便能更为准确、更为全面地了解它们。
现实歪曲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在于：神经症患者常常根据自负系统产生的需要来看待他人。这些需要可能直接指向他人，也可能间接地影响他对他人的态度。因此，他想要获得他人崇拜的需要会将他人变成满心崇拜的观众。他想要获得神奇帮助的需要赋予了他神奇的魔力。他想让自己一贯正确的需要会使他人犯下过失、容易犯错。他追求胜利的需要使得他把他人分成了追随者和诡计多端的敌人两类。他想伤害他人但不用受罚的需要把他人都变成了“神经症患者”。他极力想贬低自己的需要会将他人变成巨人。
最后，他会根据自己的外化来看待其他人。他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自我理想化；相反，他能感觉到他人的自我理想化。他体验不到自己的专制，但却认为他人都是暴君。293最为重要的外化是自我憎恨的外化。如果这主要是一种积极的倾向，那他往往就会认为他人都是可耻的，应该受到谴责。如果出了什么事情，那都是他人的过错。他认为，他人应该十全十美，他人是不可信的，应该要去改变和改造他们。因为他们都很可怜，因此，尽管他是一个会犯错误的凡人，但也要对他们负起像神一样的责任。如果主要是被动外化的话，那他人就会坐在审判席上，随时挑他的错、谴责他。他们会压制他、辱骂他、威胁他、恐吓他。他们不喜欢他，他们不需要他。他必须取悦他们，符合他们的期望。
在歪曲神经症患者对他人之看法的所有因素中，外化作用的效果很可能位居第一。而且，它们是个体身上最难以辨认的因素。因为根据他自身的经验，他觉得他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外化作用所看到的样子，而且他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反应。他通常感觉不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引起他反应的那些东西正是他自己强加到他人身上的。
外化作用常常与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这些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对他人做出的反应混在一起，因此就更加难以辨认了。例如，说对他人的一切恼怒实际上都是我们对自己的愤怒的外化，这种概括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对某一特定的情境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才能弄清楚一个人是真的对自己感到愤怒，还是生他人的气（例如，因为他人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从而生他人的气），以及这种愤怒的程度。最后，他的恼怒当然有可能源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分析自己或他人时，必须始终不偏不倚地关注这两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倾向于某一种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看到它们影响我们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及程度。
但是，即使我们意识到是我们把某种东西带进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而这种东西通常并不属于那里，这样一种意识也不会阻止外化作用的发生。我们只有“将它们拿回到”自己身上，并在自己身上体验这一特定的过程，才能将它们抛弃。
我们可以将外化作用歪曲对他人之看法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种。294歪曲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赋予了他人一些他们并不具备的特征，或者即使有，也可以忽略不计的特征。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把他人视为完全理想的个体，像神一样完美，拥有像神一样的力量。他可能会认为他人可耻、有罪。他可能会把他们变成巨人或侏儒。
外化作用还可能会让一个人对他人身上的优点或缺点视而不见。他会把自己（尚未察觉到的）对于剥削利用和撒谎的禁忌转移到他人身上，并因此甚至有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那些非常明显的剥削利用和欺骗的意图。或者，由于扼杀了自己的积极情感，他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所存在的友善和忠诚。因此，他很容易就将他人视为伪君子，并让自己提防不被这种“策略”所欺骗。
最后，外化作用也可能会让他清楚看到他人身上真正具有的某些倾向。因此，如果一名患者认为自己具有一切基督徒美德，而且他看不到自己身上明显的掠夺倾向，那他很快就能发现他人的伪善态度——特别是假装善良、有爱心的态度。而另一名内心深处具有相当强烈的不忠、不义倾向的患者，则对他人身上的这种倾向保持高度警惕。这些情况看起来好像与我有关外化作用之歪曲力量的观点相矛盾。如果说外化具有两种作用——使个体变得特别盲目和使个体变得特别敏锐——是不是有可能更为正确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他在辨别某些品质的过程中获得的敏锐性，常常因为这些外化作用对他个人的意义而有所损毁。这使得外化作用变得非常明显，以至于有这些外化作用的个体几乎无法作为个体存在，而成了某种特殊的外化倾向或某些外化倾向的象征。这样一来，对整个人格的看法就会变得非常片面，以致必定会受到歪曲。自然，最后这几种外化非常难以辨认，因为患者总能躲到这样一个“事实”中避难：毕竟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所有提到的这些因素——神经症患者的需要、他对他人的反应，以及他的外化——使得他人难以与他相处，295至少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是如此。神经症患者本身却不这样看。因为在他眼中（如果有意识的话）他由此产生的需要或要求都是合理的，他对他人的反应同样也是正当的，他的外化只是对他人身上某些态度的反应，所以，他通常觉察不到这种困难——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很容易相处。但很好理解，这只是一种错觉。
只要是在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他人往往会尽力与家中神经症症状最为明显的成员和平相处。在这里，他的外化又一次成了这些努力的最大障碍。因为外化就其本质而言与他人的实际行为没什么关联，即使有的话，这种关联也非常小，所以他会无助地攻击他们。例如，他们会尽量对一个好斗的正直者妥协，不驳斥他，不批评他，按照他所希望的样子去照顾他的衣食住行，等等。但是，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会引起他的自我谴责，为了抵制自己的罪恶感，他可能会开始痛恨他人（《送冰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中的希克斯先生[Mr.Hicks]则采用了打趣的方式）。
由于所有这些歪曲，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会大大增强。尽管在其内心，他或许坚信自己能够敏锐地观察他人，自己了解他们，而且他对他人的评价事实上都是对的，但所有这些至多只能算是部分正确。对于一个真实、客观地了解自己及他人的人，一个不因各种强迫性需要而改变对他人之评价的人来说，观察和批判性智力并不能代替他们对他人的内心肯定感。如果一名神经症患者受过训练且能够对他人进行敏锐的观察，那么，即使他对他人有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感，他也能够相当准确地描述他人的行为，甚至是某些神经症机制。但是，如果他受到所有这些歪曲所引起的不安全感的支配，那么，这种不安全感肯定会在他与他人的实际交往中表现出来。因此，他凭借观察、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评价所得到的印象，似乎并不能持久存在。在这里，有太多的主观因素会发生作用，296并有可能迅速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轻易就会反对一个他曾经极为尊敬的人，或者不再对他感兴趣，而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则可能会突然好了起来。
这种内心的不确定感有多种表现方式，其中有两种似乎很常见，而且与特定的神经症结构没有多大关系。个体往往不知道他自己对他人的立场，也不知道他人对自己的立场。他或许会称他人为朋友，但“朋友”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深刻含义。朋友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疏忽的东西一旦产生任何争议、谣言和误解，可能不仅会让他暂时感到怀疑，而且会动摇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对他人的第二种相当普遍的不确定感是一种对信心或信任的不确定。这不仅表现为过度信任或极不信任，而且表现为不知道哪种人值得信任，以及自己的局限在哪里。倘若这种不确定感极为强烈，那么，即使他与某个人有数年的密切交往，他也不了解这个人会做正派之事还是卑劣之事，或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由于他对他人有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感，因此，他通常会期待最坏的结果——这种期待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自负系统也会增加他对他人的恐惧。他的不确定感与恐惧感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即使他人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如果他对他人的印象没有歪曲的话，他的恐惧感也不会轻易地突然上升。一般说来，我们对他人的恐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人伤害我们的能力，二是我们自身的无助状态。这两个因素都会受到自负系统的极大加强。不管表面上是多么狂傲自信，这个系统都会在本质上削弱一个人。它在削弱个体时主要采取了让个体与自我疏离的方式，同时也利用了它所引起的自我轻视和内心冲突（它们使得个体出现分裂并反对自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而他之所以变得更加脆弱，原因有很多。他的自负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他很容易就会产生内疚感或自我轻视感。他的各种要求因其性质也必定会受到挫折。他的内心平衡极不稳定，297很容易被搅乱。最后，他的外化以及他自身对他人的敌意（这种敌意是由外化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引起的）会让他人显得比实际更为可怕。所有这些恐惧说明了他对他人主要采取了一种防御的态度，而不管这种态度是较具攻击性的防御，还是较为缓和的防御。
在回顾我们迄今所提到的所有因素时，我们会惊讶于它们与基本焦虑之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似性，再重复一次，基本焦虑是个体在一个潜藏着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事实上，这主要是自负系统对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它往往会强化基本焦虑。在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所认为的基本焦虑并不是原先形式的基本焦虑，而是因为内心过程中多年所增加的东西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它成了一种混合的待人态度，与最初的基本焦虑相比，它取决于更为复杂的因素。由于他身上所存在的基本焦虑，成年神经症患者像儿童必须找到与人相处的方式一样，也必须找到这样的方式。他在我们前面描述的主要解决方法中找到了这些方式。虽然这些方式同样与早期接近、反抗、逃避他人的解决方法存在相似之处——而且，部分源自早期的解决方法——但实际上，新的自谦型、扩张型、放弃型解决方法在结构上不同于早期的解决方法。虽然它们也决定人际关系的形式，但它们主要是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
整个情况是这样的：虽然自负系统强化了基本焦虑，但与此同时，它也因为它所产生的需要而赋予了他人一种过分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人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变得过于重要，或者事实上变得不可或缺：他需要他们直接肯定他妄称自己具有的虚假价值（崇拜、赞同、爱）。他的神经症内疚感及其自我轻视使得他迫切需要为自己辩护。但是，他那产生这些需要的自我憎恨却使得他几乎不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辩护。他只能通过他人来找。298他必须向他们证明：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特殊价值，这些价值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必须向他们表明：他是多么善良、多么幸运、多么成功、多么能干、多么聪明、多么强大，以及他能为他们或者对他们做些什么。
此外，不管为了他对荣誉的积极追求，还是为了他的辩护，他都需要而且确实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许多促成其活动的动力。这一点在自谦型个体身上最为显著，这种人几乎不能独自做任何事情，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但要是没有这种给他人留下印象、反抗他人或击败他人的动力，一个攻击性较强的人会有多积极主动和精力旺盛呢？即使是一个反叛型的人，为了释放自己的能量，他也需要有其他人来让他反叛。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神经症患者需要他人来保护他，使他免于自我憎恨。事实上，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对他的理想化意象的肯定，以及他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也会使他更为坚定地对抗自己的自我憎恨。除此之外，他还会通过各种或明显或微妙的方式，表现出他需要他人来缓解因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的突然涌现而产生的焦虑。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其他人，他就无法利用他那最为强大的自我保护手段：外化。
这样，自负系统便碰巧将一种基本的不协调带进了他的人际关系之中：他觉得自己与他人很疏远，对他们极不确定，害怕他们，对他们心怀敌意，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却又需要他们。
一般而言，所有这些干扰人际关系的因素在恋爱关系中也不可避免会发生作用，只要这种关系维持时间稍长一点，作用就会显现。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不言而喻，但还是需要说一下，因为许多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要恋爱双方对性关系感到满意，这种爱情关系便很好。性关系确实有助于暂时缓解紧张，或者如果它本质上是以神经症为基础的话，它甚至可以长久维持一段关系，但它并不能使这种关系更为健康。因此，讨论婚姻关系或类似关系中可能产生的神经症问题，299并不能丰富我们迄今为止所提到的原则。但是，对于爱和性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义和功能，内心过程也会产生一种特定的影响。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就这种影响的本质提一些一般的观点。
由于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不同，爱对他的意义和重要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难以归纳。但往往都存在一种干扰性因素：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可爱。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他觉得自己不被某个特定的人所爱，而是指他坚信没有人爱他，也不可能有人爱上他（这或许就相当于是一种无意识的信念）。或者，他可能会认为，他人之所以爱上他，是因为他的外表、声音，他所给予的帮助，或者他给他们的性满足。但是他们不会爱上他本人，因为他根本不可爱。如果有证据看上去与这种信念相矛盾，他往往会以各种理由置之不理：很可能是因为那个人很孤独、需要某个人来依靠，或者是出于怜悯，等等。
但是，他不会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话——而是采取两种模糊的方式加以处理，且注意不到这两种方式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即使他并不特别在意爱情，但也往往会抱着这样一种错觉不放：在某时某地，他将邂逅那个会爱上他的“对的”人。另一方面，他所采取的态度往往同他对自信的态度一样：他将“可爱”视为一种与实际存在的可爱品质毫不相干的特性。而且，由于他把“可爱”与个人品质分割了开来，因此，他看不到这种品质会随着他的未来发展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所以，他往往会采取一种宿命的态度，认为自己的“不可爱”是一个神秘但不可改变的事实。
自谦型个体最容易察觉到他对自己不可爱的怀疑，而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这种类型的人往往非常努力地培养自己身上的可爱品质，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即使是他这种对爱充满强烈兴趣的人，也不会自发地寻找这一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坚信自己不可爱的呢？
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神经症患者自身爱的能力受损。300这种能力必定会受损，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所有因素：过于自我封闭、太过脆弱、太害怕他人等等。“觉得可爱”与“我们能够去爱”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虽然在智力上通常可以被充分认识到，但它只对我们当中极少数人才具有深刻且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爱他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展，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是否可爱”这个问题而感到困扰。因此，“他人是否真的爱我们”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不可爱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自我憎恨及其外化。只要他不接受自己——不接受自己真的可恨或可耻——他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上他。
这两个因素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既明显又普遍，它们解释了“觉得自己不可爱”在治疗中不容易消除的原因。我们可以在某个患者身上看到这种“觉得自己不可爱”的存在，而且可以审视它对于其爱情生活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这两个因素的强度减弱时，这种感觉才有可能减轻。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没那么直接，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必须提一下。这个因素就是：神经症患者期望从爱中得到的东西超出了爱所能给予的（“完美的爱”），或者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是爱不能给予的（比如，爱不能消除他的自我憎恨）。由于他所得到的爱都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因此他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地”被爱。
对爱的期望，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它指的是对许多神经症需要的满足（这些神经症需要本身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就自谦型个体而言——是指对其所有神经症需要的满足。“爱被用来服务于神经症需要”这一事实不仅使患者想要得到它，而且也迫切地需要它。因此，我们在爱情生活中也发现了一般人际关系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需要日益增强，而满足需要的能力却降低了。
我们不可能精确、密切地把爱和性结合到一起，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准确、清楚地区分开来（弗洛伊德）。不过，由于在神经症中性兴奋或性欲望与爱的感觉往往是相分离的，所以，301我想专门探讨一下性（sexuality）在神经症中所发挥的作用。性在神经症中仍然保留了它的本来功能：满足生理需要，满足与他人进行亲密接触的需要。此外，性功能良好也在许多方面增强了一个人的自信感。但是在神经症中，所有这些功能都被放大了，并且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色彩。性行为不仅被用来缓解性紧张，而且还被用来缓解多种与性无关的心理紧张。性行为可能被当成一种排除自我轻视的手段（性受虐行为），或者被当成一种通过对他人的性贬低或性折磨来进行自我折磨的手段（性虐待行为）。它们成了最常用来缓解焦虑的方式之一。这些人自身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或者有某种焦虑，他们仅仅只是感觉到了性兴奋或性欲望的高涨。但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准确地观察到这些联系。例如，一名患者在快要体验到自己的自我憎恨时，可能会突然产生要与某个姑娘睡觉的计划或幻想。或者，他可能会谈到自己身上某个让他极度鄙视的弱点，并会产生折磨某个比他更弱的人的性虐待幻想。
此外，建立亲密人际关系这种自然的性功能也会被放大。众所周知，对于超然孤僻者，性可能是他与他人接触的唯一桥梁，但这并不仅仅限于成为亲密人际关系的明显替代品。它还表现为：人们可能会轻率地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而不让自己有机会找出他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或者是否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理解。当然，后来也有可能逐渐产生情感上的联系。但更为常见的是不会产生情感联系，因为通常情况下，开始的冲动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受到过多的抑制，从而不能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后，性与自信之间的正常关系常常会转变为性与自负之间的关系。性功能（迷人或性感）、性伴侣的选择、性体验的数量或多样化——所有这些都成了自负的事，而与愿望和享受无关。爱情关系中个人因素越消减，302纯粹与性有关的因素就越会上升，对可爱的无意识关注就越会转变为一种对吸引力的有意识关注。[1]
性在神经症中有所增强的功能并不一定会导致其患者比相对健康的人有更为广泛的性行为。它们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它们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抑制。我们很难将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个体进行比较，因为在性兴奋、性欲强度、性欲出现的频率以及性表达的形式上，即使同属“正常”范围的个体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性常常被用来服务于神经症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想象一样[2]。正因为如此，性常常显得过于重要，其重要性往往源于某些与性无关的因素。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性功能可能很容易出现障碍。例如恐惧、大量的抑制、同性恋的复杂问题，以及性变态等。最后，由于性行为（包括手淫和幻想）及其特定形式往往取决于——或者至少部分取决于——神经症需要或禁忌，因此它们本质上都具有强迫性。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取悦他的伴侣，因为他必须表明自己是被人需要、被人爱的,因为他必须缓解某种焦虑,因为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控制力和性能力，等等。换句话说，性关系的发生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某些强迫性需要，而较少取决于他自己的真实愿望与情感。即使没有任何贬低对方的意图，对方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成了一种性“工具”（弗洛伊德）。[3]
神经症患者具体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范围极广，在这里，我甚至无法列出各种可能性。303毕竟，爱和性方面存在的特殊问题也只不过是他的整个神经症障碍的一种表现而已。此外，其变化形式也多种多样，因为其种类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神经症性格结构，而且也取决于他以前或现在的那个特定伴侣。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条件，因为我们在分析中已经了解到，伴侣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无意识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可以被无数次地证明。但我们往往会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每一个伴侣都是个体自己的选择。然而，这种概括并不正确。它需要两个方面的限定。我们必须先问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选择”？确切地说，“选择”（choice）这个词就假定了有选择的能力，以及了解所选择伴侣的能力。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两种能力都减弱了。只有当他对他人的印象没有因为我们所讨论过的许多因素而歪曲时，他才能够进行选择。从这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其实不会进行什么名副其实的选择，或者说选择非常有限。“选择伴侣”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个体因其显著的神经症需要（他的自负、他想要支配或剥削他人的需要、他想让自己屈服的需要等等）而感觉受到了吸引。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限定的意义上，神经症患者也没有多少“选择”伴侣的机会。他可能会结婚，因为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可能与自己非常疏远，同时又远离他人，以至于他会与一个碰巧了解稍微多一点的人，或者一个碰巧想与他结婚的人结婚。他常常因为自卑而对自己的评价极低，以至于他完全无法接近那些吸引他的异性——仅仅因为神经症原因而受其吸引。他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合适的对象，再加上这些心理限制，我们便知道偶然的情况有多少了。
我不会详尽介绍这多种因素造成的千变万化的性经验，而只想指出某些会对神经症患者对爱和性的态度产生影响的一般倾向。304他可能倾向于把爱从生活中排除出去。他可能最小化或否认爱的重要性，甚至否认爱的存在。这样一来，爱对他来说便不再具有吸引力，相反，他还会逃避爱，或者鄙视爱，将爱视为一种欺骗自己的弱点。
在放弃型、超然型个体身上，这种将爱排除出去的倾向往往以一种平静但又坚决的方式发生作用。这种人的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他对性的态度上。他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能会排除爱的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会将性方面的可能性排除出他的个人生活，就好像这些并不存在，或者对他个人来说毫无意义一样。对于他人的性经验，他既不妒忌，也不反对，但当他们陷入某种麻烦时，他可能会非常理解他们。
还有一些人在年轻时可能有过一些性关系。但是，这些并不能穿透他们超脱的盔甲，没有太多意义，并且会逐渐消退，不会让他们产生还需要这种经验的欲望。
对于另一种超脱的人来说，性经验很重要，而且是令人愉悦的。他可能会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但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自己保持警惕，不产生任何依恋。这种短暂性接触的性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扩张倾向或自谦倾向占据上风。他对自己的评价越低，这些性接触就越会局限于一些低于他的社会层次或文化层次的人，比如妓女。
同样，还有些人可能碰巧结婚了，而且，如果其伴侣也超脱的话，他们甚至还可以维持一种虽然疏远但仍体面的关系。如果这种人跟一个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人结婚，他通常可以忍受这种处境，并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只有当对方攻击性太强、过于暴力或虐待成性，以至于不允许这个超脱者往内退缩时，后者才会竭尽全力脱离这种关系，或者在这种关系中崩溃。
自大—报复型个体常常以一种更为激烈、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把爱排除在生活之外。他对爱通常采取一种诋毁、揭穿的一般态度。他的性生活主要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305其一，他的性生活非常贫乏——他可能只是为了释放身心压力而偶尔发生性接触。其二，性关系对他极为重要，只要可以，他便会自由释放他的性虐待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可能热衷于施虐的性行为（这可能会令他非常兴奋，并让他获得满足），要么可能在性关系方面过于矜持和节制，但仍会以一种一般的虐待方式对待伴侣。
对爱和性的另一种一般倾向，也是把爱——有时候还有性——从现实生活中排除出去，但在想象中却赋予爱显著的地位。于是，爱便成了一种高贵神圣的感觉，任何现实中的爱与它相比都显得肤浅可鄙。霍夫曼（E.T.A.Hoffman）在《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中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他说，爱就是“渴望无限，让我们与上帝同在”。它是一种“通过作为人类宿敌的狡猾”而植根于我们灵魂之中的幻觉，“……通过爱，通过肉体的愉悦，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的神圣承诺在人间也能实现”。因此，爱只能在幻想中实现。根据他的解释，唐璜对女人而言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深爱的姑娘的每一次背叛、每一次因猛烈打击爱人而遭破坏的欢乐……都代表了一次胜过心怀敌意之恶魔的崇高胜利，而且把那个引诱者永远地排除在了我们狭窄的生活、自然界以及造物主之外”。
这里要提到的第三个可能性也是最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过于强调爱和性。这样一来，爱和性便成了生活的主要价值所在，并因此而得到了美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爱大致分为征服的爱（conquering love）与屈服的爱（surrendering love）。从逻辑上看，后者往往源于自谦型解决方法，这在有关自谦型解决方法的章节中已有过描述。前者主要出现在自恋型个体身上，如果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控制驱力主要集中在爱情上的话。这样一来，他的自负就会投注在成为理想的、让人不可抗拒的爱人之上。那些容易得到的女人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必须通过征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得到的女人，来证明自己的控制地位。征服可能表现为要求性行为的完美，306也可能表现为他旨在成为情感上完全屈服的人。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他的兴趣就会减退。
我不确定这浓缩成寥寥数页的简要陈述是否说清了内心过程对人际关系之影响的程度和强度。认识到了它的全部影响之后，我们就必须修正人们心中通常怀有的某些期望，即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对神经症患者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能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这些期望包括：预期环境、婚姻、性生活的改变或者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社区活动、宗教活动、职业团体活动）能够帮助个体克服其神经症问题。在分析治疗中，此种期望往往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治疗的主要因素在于患者能否与分析学家建立一种良好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不存在那些在他童年时期伤害过他的因素。[4]这种信念源于某些分析学家所持的前提假设，即认为神经症主要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来治愈。所提到的其他期望并不完全基于这个前提假设，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本身是正确的——人际关系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期望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都是合理的。即使他可能会表现出浮夸自大、要求获得特权、容易产生受辱感等明显迹象，他也能极其灵活地对有利的人际环境做出反应。这种环境可能会缓解他的焦虑和敌意，会让他更信任他人，甚至可以扭转那些使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的恶性循环。307当然，根据个体所患障碍的程度以及良好人际关系影响的持续时间、性质、强度，我们必须加上“或多或少”的限制。
只要自负系统及其后果不那么根深蒂固，或者——用积极的话来说——只要自我实现的想法（不管个体称之为何）依然具有某种意义和效力，那种有利于个体内心成长的影响就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例如，我们经常看到，夫妻中如果有一方接受了分析而且日益好转，那么，另一方也会大步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好几个因素在发生作用。接受分析的一方通常会谈论自己所获得的洞见，另一方则可能会吸取其中某些对他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当亲眼看到自己确实有可能改变时，他就会受到鼓励去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且，当看到有可能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时，他就有了克服自身问题的动力。当神经症患者与相对健康的个体保持亲密且持久的关系时，即使不接受分析，他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改变。在这里，同样有多种因素可能会促进他的成长：其价值观的重新调整，归属感与被接受感，因外化减少而有可能面对他自身的问题，接受严肃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并有可能从中获益，等等。
但是，这些可能性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假定一位分析学家的经验仅限于他所看到的病例，而在这些病例中，这样的希望并没有实现，那么，依据理论，我敢说，这样的机会太有限，不能盲目相信他们身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固定采用某种特定方法解决其内心冲突的人，在与他人建立某种关系时往往带有他僵化的要求和“应该”、他特有的自以为是和脆弱、他的自我憎恨和外化，以及他想要获得控制、屈服或自由的需要。因此，这种关系不是双方能够彼此愉悦、共同成长的媒介，而成了一种满足其自身神经症需要的手段。308这样一种关系对神经症患者的影响主要是减轻或增加其内心紧张，这取决于这种关系是满足还是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例如，一个扩张型个体在处于支配地位或被一群崇拜者包围时，可能感觉会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而自谦型个体则在不那么孤立且觉得自己被他人所需要时，可能会繁荣发展。任何了解神经症痛苦的人肯定都清楚这种改善所具有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表明个体获得了内心成长。通常情况下，它们仅仅表明：在合适的人际环境中，即使个体的神经症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也会觉得相对轻松。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基于机构、经济状况及政体形式的变化而产生的期望（这是一种与个人关联不大的期望）。当然，一种极权政体能够成功地阻止个体的成长，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它必定旨在阻止个体的成长。而且毫无疑问，只有那种能够给予众多个体尽可能多的自由去追求其自我实现的政体，才值得为之奋斗。但是，即使外部环境发生了最为理想的改变，它们本身也不能让个体获得成长。它们只能给个体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所有这些期望中所涉及的错误并不在于高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在于低估了内心因素的力量。人际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它也无力根除一个泯灭了其真实自我的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负系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自负系统再一次被证明是我们成长的敌人。
自我实现并不只是（或者甚至并不主要是）旨在发展一个人的特殊天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一个个体作为人的潜能的逐渐发展。因此，它涉及——在其中心位置——个体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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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本书第五章有关自我轻视的讨论。
[2]参见本书第一章。
[3]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John Macmurray）在他的《理智与情感》（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一书中，从性道德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情感的忠诚是衡量性关系价值的标准。
[4]Janet M.Rioch, The Transferenc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sychiatry, 1945.“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发现以前受到压抑的那部分自我，这对于治疗极有帮助。患者只有通过与分析学家建立起一种适于这种重新发现的关系，才能发现这部分自我。……在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中，现实慢慢地‘不再被歪曲’，自我也重新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