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神经症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障碍，有时也可能相当平静，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它的本质所在。它是一个凭自身动力不断发展的过程（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它以无情的逻辑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格领域。它是一个会产生各种冲突，并需要找到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的过程。但由于个体找到的解决方法都是人为的，因此新的冲突会产生，这些新的冲突又需要新的解决方法——这可能会让这个人生活得相当顺利。这个过程会驱使他越来越远离真实自我，从而危及他的个人成长。
为了避免虚假的乐观，误认为可以找到快速而简单的治愈方法，我们必须清楚这个复杂过程的严重性。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想到一些症状（如恐惧、失眠等）的缓解时，“治愈”（cure）一词才是适用的，而我们都知道，“治愈”可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治愈”一个人所走的错误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帮助他逐渐克服困难，使他走上更具建设性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确定精神分析治疗目标的诸多方法。334自然，任何一位分析学家的目标都是根据他的信念、他对神经症之本质的认识提出的。例如，只要我们认为人际关系障碍是神经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我们的治疗目标就是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认识到了内心过程的性质和重要性之后，现在，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提出治疗目标。我们希望帮助患者发现自我，使他有可能朝着自身的自我实现而努力。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无疑是他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但自我实现还涉及创造力和自我负责的能力。分析学家自始至终必须一直牢记自己的工作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决定着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所秉持的精神。
要想粗略估计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困难，我们必须思考一下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简单说来，他必须克服所有阻碍其发展的需要、驱力或态度：只有当他开始舍弃对自己的错觉及其虚幻的目标时，他才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真正潜能并加以发展。只有当他放弃自己的虚假自负时，他对自己的敌意才会减少，他才能产生坚定的自信心。只有当他的“应该”失去其强制力时，他才能发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信念以及理想。只有当他面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时，他才有机会获得一种真正的统一——如此等等。
尽管在分析学家看来这是不可否认、清晰明了的事实，但患者并不这样认为。他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找到安宁和满足。他觉得自负给了他内在的坚忍与价值，如果没有这些“应该”，他的生活将一团糟，等等。客观的旁观者很容易就可以说出所有这些价值都是虚假的。但只要患者觉得它们是他唯一拥有的价值，那他必定就会紧紧抓着它们不放。
此外，患者之所以必须坚持他的主观价值，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危及他的整个心理存在。他为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而找到的解决方法，其特点可以简单用“控制”“爱”或“自由”这样几个词来表示，335他不仅认为这些方法正确、明智、可取，而且还认为这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它们给了他一种统一感。在他看来，直接面对自己的冲突就有可能出现被分裂的可怕前景。他的自负不仅给了他一种价值感或意义感，而且还保护他免于陷入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这种同样可怕的危险之中。
患者在分析中为避免认识到冲突或自我憎恨而采取的特殊方法，往往都是他根据自己整个结构选取的，这些方法对他来说是可以获得的。扩张型个体通常避免认识到自己有任何的恐惧和无助感，避免任何对情感、关心、帮助或同情的需要。自谦型个体则极为迫切地避免看见其自身的自负以及对其个人利益的追求。放弃型个体为了防止其冲突被激发，可能会表现出一副礼貌但冷漠、缺乏活力的样子。在所有患者身上，“回避冲突”都具有双重结构：他们一方面不让冲突的倾向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不会试图去了解这些冲突。有些患者会试图通过理智化（intellectualizing）或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来逃避对冲突的了解。另一些患者的防御甚至更为扩散，具体表现为在无意识之中对于认真思考任何事情的阻抗，或者在无意识里坚守一种犬儒主义（这是从否定价值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些情况下，混乱思维与犬儒态度把冲突问题弄得非常模糊，以至于这些冲突竟然无法让人看清。
在患者为了避免体验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而做的努力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避免认识到任何尚未实现的“应该”。因此，在分析中，他必须竭力摆脱对那些缺点的真正洞察（根据他的内心指令，那些缺点都是不可宽恕的罪过）。所以，任何对这些缺点的暗示，在他听来都是一种不公正的谴责，从而让他采取防御的姿态。不管他采取的是攻击性的防御姿态还是妥协性的防御姿态，结果都一样：都是为了阻止他清醒地审视真相。
患者所有这些保护其主观价值、避免危险的迫切需要——或者避免焦虑、恐惧等主观感觉的需要——说明：336尽管有良好的有意识意图，但也会损害与分析学家合作的能力。这些需要也说明了患者采取防御姿态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患者的防御姿态都旨在维持现状。[1]在大部分的分析工作过程中，这是它的显著特征。例如，在分析工作的开始阶段，放弃型的患者往往需要让他的超然态度、他的“自由”，以及他无欲无求的政策丝毫无损，这些需要完全决定了他对分析的态度。但在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身上，还有另一种力量阻碍了分析过程，尤其是在分析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更是如此。就像他们在生活中努力追求获得绝对控制、胜利、爱等积极目标一样，他们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也会力求实现这些目标。分析应该消除一切阻碍他们获得彻底胜利或永不失败，阻碍他们获得神奇意志力、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和沉静、圣洁等的因素。因此，这里不仅仅是患者采取防御姿态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还有患者和分析学家积极地往相反方向努力的问题。尽管双方都有可能谈到演进、成长、发展，但他们所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分析学家心里所想的是真实自我的成长，而患者却只想着如何让他的理想化自我变得更加完美。
在患者寻求分析帮助的动机中，所有这些阻碍力量都已经发生作用。人们通常因为某种障碍而希望接受精神分析，如恐惧、抑郁、头痛、工作中的抑制现象、性方面的问题，以及某种反复出现的失败等。他们之所以前来接受分析，是因为他们无法应对某些令人苦恼的生活处境，如伴侣不忠或离家出走等。他们之所以前来接受分析，还可能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的整个发展受到了阻碍。所有这些障碍似乎足以构成考虑接受精神分析的理由，而且似乎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但鉴于马上就要提及的原因，我们最好还是问一句：谁有障碍？是患者本身——以及他对幸福和成长的真正渴求——还是他的自负？
当然，我们不可能区分得非常清楚，337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负在某种痛苦变得让个体无法忍受的过程中所起的压倒性作用。例如，某个人可能无法忍受街道恐惧症（street phobia），因为这伤害了他对于掌控一切环境的自负。如果一名神经症患者对于得到公正对待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那么，被丈夫抛弃就是一个灾难。（“我是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因此我有权利要求他永远忠诚。”）一个并不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安的性问题，对于一个要求自己必须完全正常的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个人的发展受阻可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对于无须努力便可以优越于他人的要求似乎失灵了。自负的作用还常常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个伤害了他自负的小障碍——如脸红、害怕当众发言、手颤抖——而寻求帮助，但对严重得多的障碍却轻易忽略。事实上，这些严重得多的障碍在他下定决心去接受分析的过程中也只起了模糊的作用。
与此同时，自负也可能阻止人们去求助分析学家——这些人通常需要帮助，而且分析学家也能够帮到他们。他们对自足、“独立”的自负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考虑寻求帮助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便不会允许“纵容”自己，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处理好自己的障碍。或者，他们对于自我控制的自负甚至可能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有任何的神经症问题。他们至多为了讨论某个朋友或亲属的神经症问题才会前来咨询。在这些情况下，分析学家必须留意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他们间接谈论自身问题的唯一方式。因此，自负可能会阻止他们对自身问题做现实的评估，也不允许他们寻求帮助。当然，阻止他们考虑接受分析的并不一定是某种特殊的自负。任何源自其解决内心冲突之方法的因素都有可能阻碍他们。例如，他们的放弃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宁愿与其障碍和平共处（“我就得这样做”）。又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阻止他们“自私地”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在患者对分析学家的私下期望中，阻碍力量也会发生作用——我在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已提到过这一点。再重复一遍：338他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分析应该消除一些障碍因素而不会让他的神经症结构有任何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期望分析应该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仅关系到分析目标，而且还关系到实现目标的方式。他很少（如果有的话）清醒地评价将要去完成的工作。这里涉及几个因素。如果一个人只通过阅读，或者偶尔尝试分析他人或自己来了解精神分析，那当然任何人都很难评价这项工作。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新工作一样，患者总有一天会了解到如果没有自负的干涉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扩张型个体往往会低估自己的问题，并高估自己克服这些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凭借他那聪明的头脑或者无所不能的意志力，他应该马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放弃型个体因囿于缺乏主动性和活力，往往期望分析学家能提供神奇的线索，而他自己则做一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耐心地等候一旁。在一名患者身上，自谦的成分越占上风，他就越期望分析学家会因为他所受的痛苦以及对帮助的乞求而挥舞魔杖。当然，所有这些信念和希望都隐藏在合理期望的外表之下。
这些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患者是期望分析学家还是他自己的神奇力量能够带来他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积聚分析工作所需能量的动机都会被削弱，而分析会成为一个相当神秘的过程。毋庸置疑，合理化的解释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远不能触及那些决定“应该”及隐藏于“应该”背后之要求的内在需要。只要这些倾向发生作用，短期治疗对他们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患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这些疗法的出版物所指的仅仅只是症状的改变，而他们误以为这些疗法是获得健康与完美的一蹴而就的方法，并因此深受其吸引。
在分析工作中，这些阻碍力量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虽然为了快速辨认出这些表现形式，分析学家对它们有所了解非常重要，但我在此只会提到其中几种形式。而且，我也不打算详加讨论，339因为我们在此处关注的不是分析技巧，而是治疗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患者可能变得好争论、爱嘲讽、喜欢动武；他可能表面上装出礼貌顺从的样子，并以此来保护自己；他可能会逃避、偏离主题，或者忘掉某件事情；他可能会以一种毫无结果的智慧来谈论某件事情，就好像这件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一样；他可能交替出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的反应，以此警告分析学家不要再继续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都有可能出现在直接处理患者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在他与分析学家的关系中。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分析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讲是患者觉得更为轻松的一种关系。因为分析学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理解患者的问题上，因此他对患者的反应相对较少。而在其他方面，分析关系则更加困难，因为它激起了患者的冲突和焦虑。无论如何，分析关系都是一种人际关系，患者在其他人际关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在分析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我们在此仅提及几个显著的困难：他追求控制、爱或自由的强迫性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系的进程，并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威胁极为敏感。因为他的自负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受到伤害，他常常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常常因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而感到受挫和受虐。或者，当受到一种自我破坏性愤怒的影响时，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责骂、辱骂分析学家。
最后，患者常常会高估分析学家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分析学家不仅仅是一个凭借其所接受的训练和所拥有的知识帮助他们的人。无论患者是多么精通世故，他们私下都会把分析学家视为一个具有超人的行善或作恶能力的术士。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到一起，便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学家有能力伤害他们，碾碎他们的自负，激发他们的自我轻视——但同时也能进行神奇的治疗！简言之，分析学家是一个能够把他们打入地狱或升入天堂的魔术师。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价这些防御的意义。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340这些防御对分析过程产生的阻碍作用常常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使得患者很难——有时候是不可能——去审视自己、理解自己并做出改变。与此同时——就像弗洛伊德在谈到“阻抗”（resistance）时所认识到的——它们也是指引我们的路标。当我们逐渐理解患者需要保护或加强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要避开的危险时，我们就能了解在他身上起作用的重要力量。
此外，虽然这些防御造成了治疗中的种种困惑，而且——天真地说——分析学家有时候希望防御能少一些，但这些防御也会使得治疗过程比没有防御的情况下要稳定一些。分析学家通常极力避免不成熟的解释，但因为他不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所以他也无力避免这样的事实，即患者身上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因素会被激起，而分析学家却没有能力处理。分析学家可能会发表某个他认为无害的评论，但患者却惊慌地以另一种方式解释。或者，即使没有这样的评论，患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或梦境也可能想到一些令人害怕但至今都没有任何益处的东西。因此，无论这些防御起了多大的阻碍作用，它们都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因为它们是直觉性自我保护过程的一种表现，而这一过程因为自负系统所产生的不稳定的内心情况而必须进行。
分析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焦虑通常都会让患者感到害怕，因为他倾向于将其视为受损的迹象。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只有把它放到它所出现的环境中，我们才能评价它的重要性。这可能意味着：患者已经比较接近他的冲突或自我憎恨了，而在某个既定时刻他是无法忍受这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用来缓解焦虑的惯用方法通常会帮助他应对这种状况。似乎正要打通的道路又被堵上了，他未能从经验中获益。与此同时，突然产生的焦虑也具有不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可能表明患者现在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冒险去直面自己的问题了。
分析治疗之路是一条古老的道路，341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得到提倡。用苏格拉底和印度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通过自我认识来进行重新定位的道路。其中具体的新东西是获得自我认知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弗洛伊德这位天才。分析学家通常会帮助患者意识到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包括阻碍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他会帮助患者战胜那些阻碍性力量，并调动起建设性力量。虽然阻碍性力量的破坏作用与建设性力量的诱导作用同时发生，但我们还是要分别加以讨论。
关于本书中所谈到的这些主题，我曾做过一系列讲座[2]，当讲完第九讲，有人问我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谈到治疗。我的回答是：我所讲的一切都与治疗有关。精神方面可能涉及的一切信息都让每个人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同样，当我们在此处询问，患者必须意识到些什么才能根除其自负系统及其后果时，我们也只能简单地说他必须意识到本书所论及的每一个方面：他对荣誉的追求、他的要求、他的“应该”、他的自负、他的自我憎恨、他与自我的疏离、他的冲突、他特定的解决方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对他的人际关系及创造力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患者不仅必须要意识到这些单个因素，而且还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个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要认识到自我憎恨与自负是不可分割的，他不可能只有其中一个而没有另一个。每一个因素都必须放到整个结构的背景中加以审视。例如，他必须认识到他的“应该”往往取决于他的自负种类，而这些“应该”如果没有实现，就会引起他的自责，而这些自责反过来又解释了他想保护自己不受其攻击的需要。
意识到这些所有因素并非仅仅指要知道它们，而是要了解它们。就像麦克默里所说：
“将注意力集中于事物而对有关的人漠不关心，342这是‘知道’态度的特点，这种特点常常被称为客观性。它实际上与个体无关。……‘知道’始终都是知道有关某物的信息，而不是对它的了解。科学不能教你去了解你的狗，它只能告诉你关于狗的一般情况。只有通过在它得大瘟热的时候耐心地照顾它、教它在屋里如何行动、同它一起玩球，你才能了解它。当然，你可以利用科学提供的关于狗的一般信息去更好地了解你的狗，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科学关注的是一般性，关注的是事物一般情况下或多或少的普遍特征，而不是特定的事物。任何真实的事物始终都是特定的事物。至于以某种奇特方式来了解事物，则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它们的个人兴趣。”[3]
但是，这样一种对自我的了解意味着两件事。患者大致知道自己有许多虚假的自负，知道自己对批评和失败极为敏感，知道自己有自我谴责倾向，或者知道自己有一些冲突，但这毫无帮助。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这些因素作用于他的具体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在他过去与现在的独特生活中具体且详细地表现出来的。例如，了解一般性的“应该”，或者甚至知道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即这些“应该”会作用于他，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帮助。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相反，他必须认识到这些“应该”的特定内容，认识到他身上那些使它们成为必要的特定因素，以及它们对他的个人生活所产生的特定影响。但是，对具体事物和特定事物的强调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患者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与自我的疏离、想掩饰无意识中的托词的需要）倾向于要么态度模棱两可，要么不牵涉个人感情。
而且，患者对自己的了解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智力了解的水平上，尽管它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但它必定会成为一种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这两种因素通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为举例来说，没有人能体验到一般的自负：343只有在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他才能体验到他特定的自负。[4]
那么，为什么说患者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力量，而且还要感觉到它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仅仅只是智力上的实现其实就是根本没有“实现”（realization）[5]：这种实现对他来说并不真实，它没有成为他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在他身上扎根。他用智力看到的特定东西可能正确；但是，就像镜子不能吸收光线而只能反射光线一样，他也可能只把这种“洞见”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他对智力的自负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以闪电般的速度接管一切：他自豪于自己发现了他人所躲避的东西，于是开始操纵某一特定的问题，并加以改变和歪曲，这样一来，他的报复心理或者他的受辱感便立刻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到了最后，在他看来，仅仅用他的智力似乎就足以消除问题：看见就是解决。
此外，只有体验到了无意识或半意识中一种迄今不合理的感觉或者驱力的全部影响，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在我们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无意识力量的强度及强迫性。对患者来说，仅仅只是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即他对单恋的绝望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羞辱感，因为他对于自己让人无法抗拒之魅力或者占有对方身心的自负受到了伤害。他必定会感到羞辱，而且，到后来还必定会感觉到自负对他的控制。344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或自责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可能有些过分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自己的愤怒的全部影响，或者自责的深度。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某个无意识过程的力量（及其不合理性）才会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只有到了那时，他才会有动力去发现越来越多有关自我的东西。
另外，在适当的情境中去感觉情感，并尽力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看到但并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力，也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这个例子：一位女士在没能够爬到山顶时，一条狗让她感觉到了恐惧——她所感觉到的这种恐惧本身非常强烈。帮助她克服这种特定恐惧的，是她认识到了这种恐惧是因自卑而产生的。尽管后者几乎不会被体验到，但她的发现仍然意味着她在适当的情境中感觉到了恐惧。但是，只要她没有感觉到其自卑的深度，其他类型的恐惧就会不断出现。只有当她在自己对自己有控制一切困难的不合理要求这种情境中感觉到自卑时，自卑的体验才会有所帮助。
对迄今为止的某种无意识的情感或驱力的体验可能会突然出现，然后会给我们留下天启般的深刻印象。但更多的时候，这种体验是在认真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例如，患者可能先认识到一种含有报复成分的恼怒。他可能会看出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联系。但在某个时刻，他必定会体验到他受伤之情感的全部强度以及报复心理的情感影响。同样，他也可能先认识到自己的愤怒感或受虐感的强烈程度超出了当时的情况。他会认识到，这些情感是他因某个期望未能实现而产生的反应。他会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在暗示这些情感可能没有道理，但他自己却认为其完全正当。慢慢地，他会注意到那些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无理的期望。随后，他会认识到，这些不是无害的愿望，而是苛刻的要求。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这些情感的范畴及其幻想性。然后，他将体验到，345当这些情感遭受挫折时，他就会被完全压垮或者狂怒不已。最后，他开始明白这些情感所固有的力量。但是，所有这一切与他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些情感的感觉仍有很大的差别。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他可能知道自己认为“得过且过”最为可取，或者知道自己有时候喜欢愚弄或欺骗他人。当他在这一点上有了更为广泛的觉察时，他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妒忌那些比他更好地“混过”一些事情的人，或者当受到愚弄或欺骗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时，他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会逐渐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骄傲于自己的欺骗或诈骗能力。他也必定在某个时刻从骨子里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吸引人的激情。
不过，如果患者就是感觉不到某些情感、冲动、渴望——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又会怎样呢？毕竟，我们无法人为地引出情感。不过，如果患者和分析学家都坚信让情感发泄出来——不管是涉及什么的情感——并让它们以其既定的强度发泄是可取的，那就会有所帮助了。这会让患者与分析学家双方都注意到纯粹的脑力劳动与情感参与之间的差异。此外，这还会激起他们的兴趣去分析那些干扰情感体验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程度、强度以及种类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对分析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些因素是阻碍了对所有情感的体验还是只阻碍了对某些特定情感的体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患者没有能力或只有极小的能力去体验任何事情，且只能得出悬而未决的判断（suspended judgment）。如果一名相信自己最为体贴周到的患者逐渐认识到自己也会专横跋扈、令人生厌，那么，他很快就会产生一种价值判断，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必须立刻停止。
这样一种反应看起来像是立场鲜明地反对神经症倾向，并且想要改变这一倾向。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例子中，患者是卡在了自负和对自责的恐惧这两个车轮之间，因此在还没有时间去认识并体验这些倾向的强度时，他们便匆匆忙忙地试图要抹去这些特定的倾向。还有一名患者对于接受他人帮助或者占他人便宜有禁忌。他发现，在自己的过度谦逊之下隐藏的是一种寻求私利的需要；他发现，事实上，如果自己没有从某一环境中得到什么东西便会暴怒不已，而且，346每一次当自己与那些在某些他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比他强的人在一起时便会感到不舒服。于是，他会又一次以闪电般的速度妄下结论，认为自己令人讨厌至极——从而把可能产生的体验以及对于各种被抑制之攻击性倾向的理解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此外，通往认识一种强迫性“无私”与一种具有同样强迫性的贪欲之间冲突的大门也关闭了。
那些思考过自己并觉察到了相当多内心冲突与问题的人经常会说：“我对自己相当（或者甚至完全）了解，这帮我更好地控制了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很不安或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证明是他们的认识太过片面或者太过肤浅。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深刻而全面的意识。但是，假定有人真的体验到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某些重要力量，并且看到了这些力量对其生活的影响，那么，这些认识本身又会以何种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解放自己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候可能会让他心烦意乱，有时候又会让他感到宽慰，但它们到底让人格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不做深思熟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显得太过宽泛而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怀疑我们所有人都会倾向于高估这些认识的治疗效果。而且，因为我们想确切地弄清楚治疗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试图分析一下这些认识——其可能性和局限性——所带来的变化。
如果不对他内心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某种重新定位，那么，任何人都无法了解他的自负系统及解决方法。他开始认识到，他对自己的某些想法其实是幻想。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要求对任何人来说是否都有可能实现，他对他人的要求（除了基于不稳定根基的之外）是否可以实现。
他开始看到，他过去会因为自己并不具备的某些品质——或者至少没有到他自己相信的程度——而感到非常骄傲。例如，他曾以自己的独立为傲，但这种独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自由，而只是对高压威胁的敏感而已；他看到，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自认为的那样诚实、完美，347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各种无意识的伪装；他看到，尽管他自负于自己的支配地位，但实际上，他甚至都不能不受他人干涉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还看到，自己对他人的大量的爱（这让他感觉良好）其实源自一种想要被人喜爱或被人崇拜的强迫性需要。
最后，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体系及目标的正确性。难道说他的自责很可能不仅仅是其道德敏感性的一个标志？难道说他的愤世嫉俗很可能并不表明他超越了一般的成见，而只是一种避免直面其信念的权宜之计？难道把其他人都视为骗子很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智慧？难道他很可能因为所持的超然态度而失去了很多？难道控制或爱很可能并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答案？
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变化都描述为一项循序渐进的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和价值检验（value-testing）的工作。通过这些步骤，自负系统日益瓦解。而且，这些步骤是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是治疗的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到目前为止，它们都只是打破幻想的过程（disillusioning processes）。如果不同时做出富有建设性的举动，那么，单靠这些步骤是不可能也不会产生彻底而持久的解放性作用的。
在精神分析史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把分析视为一种可能的心理治疗形式时，有人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分析之后应该进行综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有必要对某些东西加以剖析。但是，在这之后，治疗者必须给予患者某种积极的东西——患者可以凭之生活，信仰它，或者为之努力。虽然这些建议很可能产生于对分析的误解，并且有许多错误之处，但它们都是由良好的直觉情感而引起的。事实上，相比于弗洛伊德的流派，这些建议对我们这一派的分析思考来说更为中肯，因为他们并未像我们一样看待治疗过程：将治疗过程视为为了给予某种建设性事物发展的可能而必须将其舍弃的阻碍性事物。以前的建议中，主要的错误在于它们赋予治疗者的作用。348他们不信任患者自身的建设性力量，而是觉得治疗者应该像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样，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提供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
我们已经回到了古代医学的智慧，它认为，治愈力不仅是肉体所固有，而且也为心灵所固有，如果肉体或心灵出现障碍，医生只需伸出支援之手，消除损害力，支持治愈力即可。打破幻想的过程的治疗价值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各种阻碍力量的削弱，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便有了发展的机会。
在支持这一过程时，分析学家的工作与分析自负系统完全不同。除了专门的技术训练之外，后者还要求对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复杂事物有广泛的了解，以及个体在发现、理解、联系方面具有独创性。为了帮助患者发现自我，分析学家还需要从经验中获得有关真实自我出现方式的了解——通过梦境以及其他渠道。这种了解之所以极为可取，是因为这些方式根本就不明显。他还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争取患者有意识地参与这一过程。但是，比这些因素都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学家本人必须是一个建设性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帮助患者发现自我。
患者身上的治愈力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作用。但在分析之初，这些力量往往缺乏活力，必须将其调动起来，它们才能在反抗自负系统的斗争中提供真正的帮助。因此，在分析开始的时候，分析学家必须带着最大可能的善意或者对分析的积极兴趣去工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患者都会对消除某些障碍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同样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确实想改善这个或改善那个：婚姻、与孩子的关系、性功能、阅读、集中精神的能力、社交时的无拘无束、挣钱能力等等。他可能对分析或者甚至对他自己都有一种智力上的好奇心，他可能想用自己心理的创造性或者获得洞察力的快速性给分析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349他可能想去取悦他人或者做个完美的患者。此外，患者可能一开始就愿意甚至迫切地希望在分析工作中进行合作，因为他期望自己或分析学家能够神奇地治愈他。例如，他可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太过顺从了，或者太过感激他人给予他的关注——然后，这个毛病马上便“治愈”了。这些动机虽然不能帮助他度过分析过程中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阶段，但却足以让他应付初期的分析工作（不管怎么说，初期的分析工作大多不太困难）。在此期间，他对自己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产生了兴趣。分析学家不仅有必要运用这些动机，而且还要清楚其本质——还有必要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不可靠的动机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
在分析工作之初便开始动员真实自我，这好像是最为可取的。但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样的尝试是否可行、是否有意义，也依赖于患者的兴趣。只要患者把精力集中于巩固其自我理想化，并因此而压制其真实自我，那么，这些尝试便很可能会毫无效果。不过，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少，因此可能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可行之路。在分析开始时（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一样），最大的帮助往往来自患者的梦境。在此，我无法展开讨论我们有关梦的理论。简单提一下基本信条便足够了：我们在梦中往往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情况；梦境代表了各种以神经症方式或健康方式努力解决冲突的尝试；在梦中，建设性力量可能会起作用，甚至当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无法发觉时也会起作用。
即使在分析的初始阶段，患者从具有建设性因素的梦中，也能捕捉到一个在他内心之中起作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且比他的幻想世界更符合其真实情感。在有些梦中，患者用象征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同情（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些梦显示出了一种深深的悲伤、怀旧之情及渴望；在有的梦中，患者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在有的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想逃出去；而在有的梦中，他精心培育了一株正在茁壮成长的植物，350或者在屋里发现了一间他以前不知道的房间。当然，分析学家将帮助他理解这些象征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但除此之外，他可能还会强调患者在梦中表达出来但在清醒时不敢去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重要性。而且，他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就像患者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乐观并不真实一样，这种悲伤感是否也有可能不是患者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呢？
一段时间之后，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了。患者自己可能会开始纳闷他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念的了解竟是如此之少。于是，分析学家会鼓励、支持这样的困惑感。无论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自然而然”（natural）这个被滥用的词似乎最为恰当。因为人确实会自然而然地——这是其本性——去感受其情感，去了解其愿望或信念。当这些自然能力不发生作用时，我们便有理由感到纳闷了。如果这种纳闷不是主动自愿的，分析学家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这样的疑问。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毫不重要。但在此，不仅“纳闷是智慧的开始”这一普遍真理仍然通行，而且更确切地说，患者意识到他已远离了自己，而不是忽略了这一事实，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其效果可与这样的时刻相比：一个在专制氛围中长大的年轻人突然间了解到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信息可能在立刻之间就会渗透，或者他也可能本着怀疑的态度去接受，因为他本来就不相信什么民主。不过，他还是会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一些可取的东西。
有时，这些偶尔的评论可能就是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当患者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感兴趣时，分析学家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试图让患者知道他对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或信念的了解是多么少，或者是多么不关心。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患者，当他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时，即使是极小的冲突时，他也会感到害怕。他害怕自己会分裂，害怕自己会发疯。分析学家从几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处理，比如，只有当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时，他才会有安全感；或者，351他害怕任何小的冲突都会削弱他的力量，从而使他无法与外在世界对抗（在他看来，这个外在世界充满了敌意）。通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真实自我上，分析学家便可以指出，冲突之所以让他感到害怕，要么是因为冲突的强度太大，要么是因为在患者身上发生作用的真实自我太少，以致极小的冲突也不能应对。
又或者，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患者，他在两个女人之间举棋不定。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他在任何情境下都难以承担起责任，而不论这个情境是关系到女人、想法、工作还是生活区，都是如此。同样，分析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只要一般性的困难不明显，他就必须找出某个特定的决定中所涉及的东西。当“犹豫不决”的状况变得很明显时，他可能就会揭露患者对于力求拥有一切的自负——得到蛋糕并吃掉它——从而揭露出他觉得必须进行选择是一种可耻的堕落。与此同时，从真实自我的角度出发，分析学家会提出，患者之所以不能负起责任，是因为他太远离自我，以至于不知道他自己的爱好和方向是什么。
再举一个患者抱怨自己太过顺从的例子。他之所以日复一日地答应或者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人希望或期望他去做这些事。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根据某个既定时刻的背景，从多个有利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必须回避冲突，他认为自己的时间毫无价值，他自负于自己的无所不能。不过，分析学家也可能只是简单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就从未想过要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对的吗？”除了以这样的间接方式调动真实自我之外，分析学家还会不失时机地明确鼓励患者表现出的这样一些迹象：患者的思想或情感更加独立了，患者能为自己负起责任了，患者对自己的真实样子更感兴趣了，患者自己弄明白了自己的托词、“应该”以及外化过程。这包括鼓励患者在两次分析面询的中间进行自我分析。另外，分析学家还要指出或强调这些步骤对患者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352不那么害怕他人了，不那么依赖于他人了，因此更能对他们产生友好或同情的感觉了。
有时候，患者几乎不需要任何的鼓励，因为他不管怎样都觉得自己更加自由，也更有活力了。有时候，他会贬低所采取之步骤的重要性。分析学家必须对患者这种轻视这些步骤的倾向加以分析，因为这可能表明患者因为真实自我的出现而产生了恐惧感。此外，分析学家还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此刻是什么使得患者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得更具自发性、更为积极或者做出某个决定？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与患者勇于做自我相关的因素。
当患者逐渐有了一些坚实的立足之地之后，他就变得更有能力来应对自己的冲突了。这并不是说他直到此时才看到冲突。分析学家很早就看到了这些冲突，甚至患者也察觉到了一些冲突的迹象。对于其他任何神经症问题来说也是如此：意识到冲突及其所包括的一切步骤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分析始终都将致力于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不减少与自己的疏离程度，患者就无法体验到这些冲突是他自己的冲突，并与之对抗。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因素会导致这种对冲突的意识成为一种破坏性的经历。但是，在这些因素中，与自我的疏离是最为显著的。要想了解这一联系，最简单的方式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想象冲突。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人，他跟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父亲和母亲，或者两个女人——但这两个人却试图将他朝相反的方向拉。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念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摇摆不定，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崩溃。相反，他对自己越坚定，那么，他在受到两种相反力量影响时遭受的痛苦就越少。
患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冲突的方式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会意识到分裂的情感——如对父母或婚姻伴侣的矛盾情感——或者，353对性行为或学术流派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是又恨又爱。这看起来好像是他意识到了一种冲突，即使这种冲突仅仅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体。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他想象冲突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他同情母亲，因为她是一个牺牲型的人，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她非常愤怒，因为她强求他只能对她一个人忠诚，而这让他感到窒息。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这两种反应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接着，他所认为的爱与同情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儿子，应该能够让母亲感到欢乐和满足。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会觉得“愧疚”，并对母亲加倍关注以作为补偿。这种“应该”（与接下来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并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情境，无论在何种生活情境中，他都觉得自己应该绝对完美。于是，其冲突的另一种成分便出现了。他同时也是一个相当超然度外的人，心怀这样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不能对他有所期望；如果有谁这样做，他就会恨他。这里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环境（母亲这个角色），发展到认识到自己在某一特定关系中的冲突，最后发展到认识到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这是他内心的冲突，因此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作用。
其他患者一开始可能仅仅只是看到了其主要人生观中的一些矛盾之处。例如，一个自谦型个体可能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相当蔑视，或者常常反抗“自己必须对他人友好”的想法。或者，他可能突然认识到自己过分地要求获得某些特权，但这种认识稍纵即逝。虽然一开始他并不认为这些是矛盾（更不要说是冲突了），但慢慢地，他逐渐认识到，这与他的过分谦逊和喜欢每个人的态度确实是相矛盾的。因此，他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到某种冲突，如当他强迫性地帮助他人的举动没有得到“爱”的回报时，他就会因为自己“受了骗”而盲目大怒。他完全惊呆了——这种体验也随之被淹没。接着，他对自负和利益的禁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种禁忌非常刻板、无理，以至于他开始对其感到纳闷。354由于他对于善良和神圣的自负受到了削弱，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嫉妒，开始看到自己对于私利的斤斤计较与贪婪，或者开始看到自己的吝啬。他身上发生的这个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对其自身矛盾倾向日益了解的过程。仅仅这一过程，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因看到这些矛盾倾向而产生的震惊逐渐得以缓和的方式。更为重要的动力是，通过整个分析，他会变得坚强得多，因而能够逐渐面对这些倾向，而不会受到根本的动摇——因此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倾向。
同样，有些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自身的某个冲突，但是其轮廓仍很模糊，其意义也不确定，因此在一开始仍无法理解。他们可能会谈到理智与情感或者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冲突很难理解，因为爱情与事业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理智与情感之间也是如此。分析学家以任何方式都无法直接处理这种冲突。他往往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领域中肯定存在某种冲突。他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并尽力逐渐地了解这个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患者一开始可能也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个人冲突，而是将它与当前的现实联系了起来。例如，女性可能会把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归因于社会文化环境。她们会指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既想拥有事业，又想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其实是很困难的。慢慢地，她们了解到自己在这方面存在个人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比现存的外在困难更为重要。简而言之，在爱情生活中，她们可能具有病态依赖的倾向，而在事业上，她们又会表现出神经症野心的所有特征，以及一种对胜利的需要。后面这些倾向往往会受到抑制，但仍相当活跃，足以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或者，至少是成功的标准。从理论上讲，她们已尽力把其自谦倾向倾注于爱情生活中，而将其扩张驱力集中到了工作上。而事实上，这种截然分明的划分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追求控制的驱力大体上也会在她们的爱情关系中发生作用，而自谦倾向也会作用于其事业——结果，她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在其生活方式或价值系统中，355患者也会公开地表现出一些在分析学家看来非常明显的矛盾。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自己的某个方面：甜美可爱、过分顺从，甚至是卑微下贱。接着，一种追求权力与声望的驱力开始显现（例如，追求社会声望或者征服女人的驱力），这种驱力带有明显的虐待性与冷酷性。有时候，他们会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无法保持一种怨恨的态度，而在其他时候——此时，他们并没有因为矛盾而感到困扰——他们会爆发出相当野蛮的报复性愤怒。或者，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分析获得一种不受任何情感干扰的报复能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像隐士那般神圣与超然脱俗。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态度、驱力或信念构成了各种冲突。与那些遵从“美德的狭窄途径”的人相比，他们常常因为自己能够拥有更为广泛的情感或信念而感到自豪。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达到了极点。但对此，分析学家无法直接地加以处理，因为维持这种分裂的需要要求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去麻痹对真理和价值的感觉，去抛弃现实的证据，并逃避为自己承担任何的责任。在这里，扩张性驱力与自谦性驱力的意义与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只有对他的躲避心理与无意识的欺骗行为进行大量的研究，这些才会有所帮助。通常情况下，这包括研究它们广泛而持久的外化作用，研究他们只能在想象中实现其“应该”的现象，研究他们在发现并相信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以防御自责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我已经尽力了，我生病了，那么多的麻烦快把我烦死了，我不知道，我无能为力，这已经好多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措施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平静，但随着生活的继续，这些措施往往也会削弱他们的道德品质，从而导致他们更加不能面对自己的自我憎恨与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但患者也会因此而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从而敢于去体验自己的冲突，并与之对抗。
总而言之，由于冲突本身具有破坏性，因此在分析之初，它们往往显得很模糊。356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些冲突，那也只能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看的——或者只是想象它们模糊、大致的样子。它们也许会如火花闪现，但由于太过短暂而不会获得什么新的意义。它们也会被区隔化。这个方面会朝以下这些方向发生变化：患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冲突，而且是他们自己的特定冲突；然后，他们看到了本质，即患者开始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冲突，而不是仅仅看到一些模糊的现象。
虽然这项分析工作很困难，而且让人心烦，但它同时也具有解放性。现在，分析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冲突，无法用一种僵化的方法来解决。特定的主要解决方法（其价值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减弱）最后瓦解了。而且，个性中某些不熟悉或者发展不良的方面会被揭示出来，并获得发展的机会。诚然，最早出现的仍是较为严重的神经症驱力。但这也是有用的，因为自谦型个体在有机会坚持自己的正常利益之前，必须先看到他自己追逐私利的自我中心倾向；他必须先体验自己的神经症自负，才能接近真正的自尊。相反，扩张型个体只有先体验到自己的卑微以及对他人的需要，才能产生真正的谦逊与温情。
这项工作的进展相当顺利，患者现在可以更为直接地处理这种最为广泛的冲突了——他的自负系统与其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使其理想化自我变得完美的驱力与发展他作为一个人的潜能的欲求之间的冲突。慢慢地，各种力量出现了，主要的内心冲突也凸显了出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分析学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确保这一冲突处于关注的焦点，因为患者自己很容易忽视这种冲突。随着这些力量的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但也极为混乱的分析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混乱是内心激战的直接表现。其强度与关键问题的根本重要性相一致。这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患者是想保留其错觉、要求及虚假自负中那些被夸大、美化的东西，还是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常人，具有常人的一切局限，357有其特殊的困难，但同时也有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中最难以选择的十字路口。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反复复，而且往往接连不断。有时，患者会向前发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他的情感更为活跃了；他能够更具自发性、更为直接了；他能够想到去做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对他人更为友善，也更同情他人了。他对自我疏离的许多方面更为警惕了，并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理解这些疏离。例如，他可以很快认出什么时候他没有“置身于”某种情境，或者什么时候他没有面对自身的问题，而是责怪他人。他可能会认识到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实际上是多么少。他可能会想起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不诚实或残忍的事件，虽然这个判断更让人感到抑郁和遗憾，但却没有压垮人的罪恶感。他开始看到自己有一些好的地方，开始意识到自己具备某些优点。他会因为自己的顽强奋斗而给予自己应有的认可。
这种对自己的更为实际的评价也会出现在梦里。有一次，有一个患者在梦中以避暑别墅的象征形式出现，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这些别墅已经破旧不堪，但质地依然完好。另一个梦表明，患者试图逃避为自己承担责任，但最终却坦然承认了这一点：患者把自己视为一个大男孩，只是觉得好玩而将另一个男孩关在了一只箱子里。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对他也没有任何敌意，他只是把他给忘了，结果导致那个男孩死亡。做梦的这个人有点儿想逃跑，但后来有个官员找他谈话，以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告诉了他这些简单的事实和后果。
紧接这些建设性时期之后的便是反弹期（repercussions），反弹期的基本因素是，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再一次奔涌而出。这些自毁性的情感本身可能会被体验到，也可能通过变得具有报复性而被外化出来——受辱感、虐待或受虐的幻想。或者，患者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其自我憎恨，但却敏锐地感觉到了他对自毁冲动的焦虑反应。或者，最后，即使焦虑本身不出现，358他抵制焦虑的惯用方法——例如，酗酒、性行为、对同伴的强迫性需要、夸大或自大——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所有这些烦扰都会引向真正的好转，但为了准确地评价它们，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些改善的可靠性，以及导致“复发”的因素。
患者可能会高估自己所取得的进展。他似乎忘了：罗马非一日建成。他继续以我所戏称的“健康狂欢”（binge of health）的方式生活。既然他现在能做许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了，那么，他就觉得应该是——在他的想象中是——适应完美的榜样、完全健康的榜样。虽然他一方面更愿意做他自己，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完全健康这一荣誉的吸引，他也会抓住这种进展作为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最后机会。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依然很大，足以让他暂时地失去理智。一种轻度的兴奋感就会让他暂时忘了存在的困难，而且也会让他更加确定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由于他总体上认为自己现在比以前优秀多了，因此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他必定会认识到：尽管他确实能够更好地应对许多状况，但大量的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正因为他相信自己已处于巅峰状态，所以，他对自己的反抗也会更为猛烈。
有些患者在向自己和分析学家承认自己已经好转时似乎非常冷静、谨慎。确切地说，他们往往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贬低自己的进展。尽管如此，当他们遇到自己身上或者外部环境中某个无法应对的问题时，类似的“复发”也会发生。这里也会发生同第一类人身上所发生的同样的过程，但没有想象中的美化工作。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即自己是一个有困难、有局限，或者没有异常优点的人。他们这种“不愿意”的态度可能会被外化（我准备好了要接受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他人就会厌恶我。只有在我最为慷慨大方、最有效率时，他们才会喜欢我。）
迄今为止，导致急性损伤的因素是一种患者还无法应对的困难。在最后一种反弹中，359导致反弹的因素并不是还没有克服的困难，而是相反，是一种明确的朝向建设性方向前进的趋势。这不一定是引人注意的壮观举动。患者可能仅仅只是对自己产生了同情，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既不是特别出色，也不可耻，而是一个不断地努力挣扎并经常遭受烦扰的人。他已经认识到，“这种自我憎恶是自负的人为产物”，或者，他并不一定要为了赢得自尊而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英雄或天才。而且，在梦中，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有一名患者梦到了一匹纯种赛马，但现在它的腿瘸了，看上去狼狈不堪。但是，患者想：“就算是这样，我也能爱它。”但在这种经历之后，患者开始变得意志消沉，无法工作，整个人感觉无精打采的。结果证明，他的自负进行了反抗，并占据了上风。他因强烈的自我轻视而感到痛苦，并对此产生了憎恨，认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沉溺于“自我怜悯”之中是可耻的。
这样的反弹常常出现在患者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和为自己做了某件建设性的事情之后。例如，对某个患者来说，能拒绝他人对他时间的要求而不会产生恼怒感或罪恶感是一种进步，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加重要。另一名患者之所以能结束一段恋爱关系，是因为她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自己和恋人的神经症需要，而且，这段关系对她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她坚决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并尽其所能地减少对对方的伤害。在这两个例子中，患者一开始对自己处理特殊情况的能力都感觉良好，但不久之后便恐慌起来。他们害怕自己的独立，害怕自己变得不可爱和“具有攻击性”，他们称自己为“自私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退缩到一种自暴自弃的过度谦逊的安全范围内中寻求庇护。
最后这个例子需要更为全面的治疗，因为它涉及一个比其他例子更进一步的积极步骤。在这个例子中，患者与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一起工作，360经营一项从他们父亲那里接管过来的事业，且经营得相当成功。哥哥很能干，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爱支配他人的人，而且具有许多典型的自大—报复性倾向。我的这名患者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受他胁迫，盲目地崇拜他，并无意识地去讨好他。在分析中，其冲突的相反面涌现了出来。他对哥哥开始变得吹毛求疵，公开与之竞争，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好斗。哥哥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一种反应强化了另一种反应，很快，两人就几乎无法交谈了。办公室的气氛紧张了起来，同事和员工有了各自支持的一方。我的患者一开始很高兴，他终于能够通过“坚持”自己的权利来反抗他的哥哥了，但慢慢地，他认识到，自己是在报复哥哥，想让他放下架子。在对他自己的冲突进行了数月富有成效的分析之后，他最终对整个情况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并认识到还有一些比个人争斗和个人恩怨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不仅看到这种紧张氛围部分是自己造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主动地承担责任。他决定与哥哥谈一谈，尽管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随后的谈话中，他既不接受威胁，也不怀报复之心，而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因此，他赢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比以前更为健康的基础上进行未来的合作。
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并因此而感到很高兴。但就在当天下午，他突然变得恐慌起来，觉得恶心头晕，以至于不得不回家躺下。虽然他并没有真的自杀，但自杀的念头却不断在他脑海中闪现，他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了。他试图弄清楚这一状况，于是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谈话动机以及在谈话时的行为举止，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他还是能够睡着觉，而且第二天早晨醒来感觉平静多了。但醒来后，他又想起了哥哥对他的各种侮辱，于是再一次对他产生了怨恨。在分析这种混乱状态时，我们看到，他在两个方面受到了打击。
他要求与哥哥谈话以及与哥哥谈话的勇气，361与他迄今为止所遵循的所有（无意识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从他的扩张性驱力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心怀报复，并获得一种报复性的胜利。在这个方面，他曾言辞激烈地责骂自己是一个姑息者，遇事就躺倒认输。与此同时，从他依然存在的自谦倾向来看，他应该温顺，自甘居下。因此，在这个方面，他以讽刺的口吻攻击自己：“小弟弟竟然想超过大哥哥！”如果他此时的真实表现不是自大就是姑息，那么他在之后也可能会感到不安（尽管这种不安的程度要轻一些），而且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困惑。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努力摆脱这种冲突的过程中，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残留下来的报复倾向或自谦倾向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感觉到了这些倾向，就会感到自责。
在这里，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些自我谴责发生了作用，而他并没有去报复，也没有姑息，而是采取了不同于这两种倾向的果断而积极的步骤。他不仅采取了现实的、富有建设性的行动，而且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背景”有了真实的了解。也就是说，他终于看到并感觉到自己在这种困难情境中应承担的责任，不再将其视为一种负担或者压力，而是其个人生活模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是这个样子，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对此，他诚实地加以对待。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因这种接受而应该承担的责任。
此时，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可以为自我实现而采取实际的措施了，但是，他却还没有开始摆好架势去面对真实自我与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步骤。正是他突然陷入的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充分说明了之前所发生的强烈反弹。
当患者被一种反弹控制时，他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他可能会感到绝望：自己的改善或许是一种幻觉？或许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他可能会产生退出分析的冲动（当然，这些冲动都是一闪而过）——362这些想法他以前从未有过，即使在烦扰不安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他感到困惑、失望、沮丧。
实际上，在所有例子中，这些都是患者在自我理想化与自我实现之间进行艰苦抉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建设性的迹象。最能清楚地表明这两种驱力不能相容的，很可能是反弹期间的内心挣扎，以及促成这些反弹的建设性行动的精神。反弹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他能更现实地看待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是一个有局限的人；不是因为他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某个决策并做出某件事情，而是因为他愿意去关注自己的真正利益，愿意为自己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他能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简而言之：它们是成长中的痛苦。
但是，只有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建设性行动的重要意义时，这些反弹的裨益才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学家不要因为表面上的复发感到困惑，而要认识到这种摇摆不定的情况，并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这些反弹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可以预测的规律性，因此，在它们发生几次之后，如果患者正在好转，那么分析学家预先告知一下患者似乎是明智之举。这可能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反弹，但如果患者也知道在某个既定时刻起作用的力量所具有的可预测性，那么，他在面对这些反弹时就不会那么无助了。这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看待这些反弹。当患者的自我处于危险之中时，分析学家必须成为患者坚定的同盟者——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分析学家观点明确，立场坚定，那么，他就能在这些艰难的时期给予患者急需的支持。这种支持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向患者传达这一事实，即他正处于决战之中，而且还要向他说明所存在的困难以及他的战斗目标。
每一次，患者理解了反弹的意义之后，他都会变得比以前更为强大。慢慢地，反弹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强度也变得越来越小。相反，好的时期也无疑会变得更富有建设性。363变化与成长对他来说显然是有可能实现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但不管是什么工作，患者都还是可以做的——而且，这样的工作通常有很多——于是，这一时刻就来临了，患者终于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了。就像那些恶性循环使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一样，现在的循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例如，如果患者降低了他那些绝对完美的标准，那他的自责也会降低。这样一来，他就能更真实地对待自己了。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也不再那么害怕。而这反过来又会让他不再那么依赖于分析学家，对自己的优点也有了信心。与此同时，他试图外化其自责的需要也降低了。因此，他觉得他人对他的威胁减少了，或者他对他人的敌意减轻了，于是开始友好地对待他人。
此外，患者也越来越有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负责。在讨论反弹时，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因内心冲突而产生的恐惧上。当患者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向时，这种恐惧就会逐渐减弱。仅凭这种方向感，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完整、更强大了。不过，他在向前发展时，还存在另一种恐惧，而对于这种恐惧，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害怕没有神经症的支持自己就无法应对生活。毕竟，神经症患者是依靠其魔力为生的魔术师。朝着自我实现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要舍弃这些力量，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生活。但是，当他认识到，事实上，没有这些幻觉自己也能生活，甚至没有它们反而会生活得更好时，他就会对自己有了信心。
而且，朝着“成为自己”前进的每一步都会让他产生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与他以前所知道的感觉都不同。虽然一开始，这种体验很短暂，但一段时间之后，它重复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即使是在一开始，相比于他自己所想到的任何东西或者分析学家所说的任何话语，这种体验也更让他坚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因为这种体验让他看到了与自己和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364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促使他致力于自身成长，以及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而努力的最大动力。
治疗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以至于患者可能达不到上面所描述的阶段。如果进展顺利，这当然可以明显改善他与自己、他人或工作的关系。不过，这些改善并不是结束常规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更深层次改变的明显表现。而且，只有分析学家和患者自己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改变：这是价值、方向、目标发生改变的开始。患者的神经症自负以及有关控制、臣服、自由之幻想的虚假价值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吸引力，而且，患者实现其既定潜能的决心也更为坚定了。他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各种隐藏的自负、要求、借口以及外化作用等。不过，由于他能够更为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以他能认识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它们是他发展中的障碍。因此，他愿意去发现它们，并迟早要克服它们。现在，这种“愿意”不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狂躁地、急切地想通过魔力来消除不完美。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自己的本来样子，开始接受自己的困难，因此，他也接受了对自己的分析，认为这是生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积极的态度完成分析工作，往往涉及自我实现的所有方面。就患者自身来说，这意味着要努力对自己的情感、愿望和信念有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体验；努力去提高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并用于建设性的目的；努力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更为清楚的了解，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就他人而言，这意味着他要努力做到真诚地与他人相处；努力做到尊重他人，将他人视为拥有其自身权利、特点的个体；努力发展互助精神（而不是把他人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就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对患者来说，工作本身比“满足他的自负和虚荣心”更为重要，而且，他将致力于实现和发展自身的特殊才能，并让自己变得更富有成效。
虽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进展，365但他迟早会超越纯属个人的利益。在克服了其神经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后，他将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世界所涉及的更为广泛的事情。他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极其重要的例外，现在他逐渐体验到自己只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而且，他愿意并能够承担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并竭尽所能为之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可能涉及——就像上文提到的年轻商人的例子那样——对其工作群体中的一般问题的意识。这也可能关系到他在家庭、社会以及政治环境中的位置。这一步之所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扩大了他的视野，而且还因为他发现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这让他获得了一种内心的确定感，这种感觉通常来自因积极参与而产生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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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就是我在《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39）中提出的“阻抗”的定义。
[2]1947年和1948年在新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3] John Macmurray，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 p.151 ff.
[4]在精神分析史上，智力了解一开始被视为治疗手段。在当时，它指的是童年记忆的浮现。而且，在当时，对智力控制的过高评价还表现在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上：他们期望只要认识到某种倾向的不合理性，就能让事情恢复正常。后来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对某个因素的情感体验成为至关重要的了，而且从那以后，还用各种方式对此进行了强调。事实上，强调重点的这种转变是大多数分析学家经历的过程所特有的。每一位分析学家似乎都需要亲自去重新发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参见Otto Rank and Sandor Ferenczi,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No.40, Washington, 1925; Theodore Reik,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Kegan Paul, London, 1936; J.G.Auerbach，“Change of Values through Psychotherapy,”Personality.Vol.Ⅰ, 1950。
[5]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实现是逐渐成为事实的行动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