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任朝日新闻社出版局长的嘉治隆一，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个缘故，他总要提携我、照顾我。“你要不要到外国去看看？”他说。在当时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两三年前，我也曾计划过去外国旅行，结果失败了。
在美国召开青年艺术家会议，别人推荐我，我就去面试了。在NHK大厦一间美军文化教育办公室里，我见了美国人，接受了许多提问。而且考我的会话能力，如获通过，就能赴美。
我的英语会话能力等于零，我听不懂考官说些什么。
“你的小说属于什么流派？”他问了诸如此类问题。我把流派误听为学校，我回答说：“不，大学是法律系毕业。”这样，我通过才奇怪呢。
当时日本还是处在美军的占领之下，出国旅游的困难在今天是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是不可能离开日本的。如今文坛某人要去外国，就一定可以去，这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真有隔世之感。
如上所述，对抱有一种危机感的我来说，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去外国旅行。总之，我越来越想离开日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新的自己。
嘉治氏非常冷静，但却是一位非常亲切的叔叔。后来我在写《鹿鸣馆》时，他给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总是不断地训诫我说：
“小说家要长期保持的秘诀：一是要学习，二还是要学习。眼界开阔，深入研究，是很重要的。哪怕每天学一点也好，不断读点古典原著，养成这个习惯吧。”
读古典和原著谈何容易。小说家无论多忙，每天都要抽出一定时间读点难读的书，来完成他的作业。这是嘉治氏的忠告。承蒙他的忠告，我从中得到了好处。可是，同行的前辈说来惭愧，却没有给我这样的启示。
由于他的尽力，我获得了朝日新闻社特派通讯员的资格。朝日新闻社成了我的资助者。于是我周游了世界。当时旅游者的体格检查是很麻烦的，在圣罗卡医院，要我单脚跳五十下。美国大使馆窗口的美籍日本人耀武扬威，盛气凌人。虽有种种不愉快的回忆，不过能去外国还是高兴的。这一点遭遇算不了什么苦。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六岁，不管怎么说我已到了能独自走路的年龄。但是，现在想来，被占领的时代，对年轻人精神上的成长，总加进了某种不透明的制约。
十二月二十四日启程前几天，川端康成夫妇特地来寒舍造访，给我“壮行”，鼓励我，这是令人难忘的。在细雨霏霏的横滨码头上给我送行的中村光夫的姿影，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文学上标榜孤独、轻蔑世俗的我，就这样得到许多人厚意的保护。当我成为大总统威尔逊号船上的乘客时，我的心情多少变得老实了，这也不奇怪吧。
直到出发前，我还彻夜工作。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穿晚礼服出席圣诞节的正餐后，足足地睡了一大觉。从翌日起，每天我都生活在愉快的气氛中，也不觉得晕船。
轮船快到夏威夷时，日光越发强烈，我开始在甲板上做日光浴。以后的十二年间，我所养成的日光浴习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我恍如从黑暗的洞穴里出来，才发现了太阳似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太阳握手。在我的内心里，对太阳的亲近感被抹杀了多么长的时间啊。
于是，我整天进行日光浴，一边开始思考自己的改造问题。
思考我身上多余的是什么，欠缺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