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米歇尔-夏尔回到法国时，如当时的一个笑话中所称的“国家战车”正行驶在一座火山上，路易-菲利普到了气数将尽的地步。像所有那些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一样，米歇尔-夏尔一直是谦虚谨慎的，在他的故乡北方地区的有权势的人对他的热情接待颇令他惊讶。他很清楚，这些精明的政客并不指望他那是否真具有的才能，也并不指望他的毫无用处的经验，这帮有点穷途末路的先生只不过是想让一个出身于富裕而名声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家庭的年轻人为非长系那一支效忠而已。他被任命为省府参议，他接受了，但当他的任命在《政府公报》上发表时，却让自由派人士大吵大嚷，说是任人唯亲。但他并不在乎。他说他在里尔安顿下来之所以让他感到高兴，是因为他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刚邂逅了一位符合自己理想的年轻女子。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在巴约勒，刚在夏尔-奥古斯坦床前守候了一个小时的正统派们并未像以前那样责怪他让米歇尔-夏尔“吃政府的草料”。工人暴动的怒吼声，俱乐部和秘密社会的扩大发展，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这个词儿，令大家惶恐不安，人们认为应该让具有才智的人为良好秩序服务。再者（这些矛盾始终都是政治的精华），人们真切地希望骚乱将发展到恰到好处，把法国带回到救世主亨利五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任于政府部门的米歇尔-夏尔将更能为正统派国王效力。对于夏尔-奥古斯坦来说，这种由未来的不忠所表现出来的背弃似乎是一剂苦药。
由“王后”为他们的儿子所策划的婚姻计划几乎同样深深地激怒了他。早在米歇尔-夏尔归来之前，有远见的“王后”就乐呵呵地在拟定可能的对象名单，在这儿，“对象”就是指“亲家”。与大家可能会以为的恰恰相反，她毫不考虑对方家庭的特权与显赫，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的娘家和夏尔-奥古斯坦的家族都很不错了，用不着去借别人的光；用她那出生于旧政权女人的赤裸裸的语言来说，“王后”认为鲈鱼是无法让猪变得高贵的。但是，重要的却是米歇尔-夏尔得非常富有。严格地说，他已经很富有了；在他已有的财产中，刚刚（或者说不久）又增加了两三笔遗产。但是，这个很现实的母亲十分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笔不错的财富与一大笔财富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里尔法院一位法官的千金迪弗雷纳小姐在“王后”的天平上正好是她所需要的重量。
这位年轻女子穿着考究，容貌娇美，尽管是杨柳细腰，但大家猜测有一天她会发福的。她有一头浓浓的秀发，玉臂和粉肩肉乎乎的，表明她身体很健康，这一点很重要。她父亲将来会成为大法官，将会以其影响扶助米歇尔-夏尔。他拥有里尔最豪华的两三幢住宅，并说要将其中的一幢当作女儿的嫁妆。他在当地弄了好几处庄园，而且据说他的一部分证券投资在煤矿上。
说到这一点上，夏尔-奥古斯坦打断了他的妻子，问她道，一个普通的审判官怎么会拥有那么多的钱？当“王后”在名单上勾了诺埃米小姐的名字之后，他就立即亲自进行了反调查。迪弗雷纳及其妻子菲利比娜·布伊利埃都是农民的孩子，系贝蒂纳附近的尚布兰-夏特兰人氏。迪弗雷纳的母亲姓布瓦利埃或贝南什么的，不太清楚，教区的看不清楚的花名册似乎表明本堂神甫也同他的信徒们一样大字不识，信徒们签名时往往都是画个“×”了事。于是，他就这么一个“×”一个“×”地从迪弗雷纳往上追溯着另一个迪弗雷纳，一直寻到十七世纪末，其间，查到一个弗朗索瓦兹·雷诺阿和一个弗朗索瓦兹·勒鲁，二人都是农妇，还有一个名叫乌苏尔·泰吕的女子，是个很好听的农民的姓名，而夏尔-奥古斯坦并不知道那名字在当地方言中是“星星”的意思，其母叫唐万。
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夏尔-奥古斯坦是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娶这些善良的农民中一个的女儿为妻的（他至少是这么认为的），这些善良的农民在流亡的主人归来之后把土地还给了主人，没有因自己的义举索要过一个苏。而好好先生迪弗雷纳则相反，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低级的经办公证事务的人；他是个狡猾的人，常常通过中间人弄黑钱，让其儿子奔前程的钱都是这么来的。谁知道老家伙是不是在军队供应中做过手脚？有些人说他这么干过，而且当时很多人都这么干过。于是，夏尔-奥古斯坦决定，只要他还说话算数，迪弗雷纳夫妇的女继承人就甭想嫁给米歇尔-夏尔。
“王后”没有直接回答，她把话题转到审判官的妻子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迪弗雷纳身上，后者的父母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生前住在韦居市场街。“王后”让人给她看过弗朗索瓦·迪弗雷纳的肖像细密画，那是个督政府时代风度翩翩的法官，脸上施有脂粉，脑后的头发用缎带系着，神情善良，但挺自负；他妻子阿德里安娜·普拉泰尔在她的细密画像上穿着当时高雅的服装（“王后”宽容地微笑着回忆起自己当姑娘时曾经赞赏过一位良家女子已不再会穿的那种薄透的紧身女服和戴的那种轻浮的女帽），目光诡谲，嘴大贪馋。回过头去想一想，我有点为善良的审判官的夫妻关系担忧。但是，对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她很好地抚养了女儿，而且把她丈夫在马雷街所拥有的那座有庭院和花园的豪宅管理得很好。说实在的，他们在家里很少接待客人，这想必是他们不邀请别人到家里来的缘故。客厅里挂着女主人的一位叔祖父的肖像，名叫迪哈迈尔神甫，是个没有宣过誓的议事司铎，据说恐怖时期病死狱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了。
夏尔-奥古斯坦提醒道，迪弗雷纳老爹及其妻子肯定从未进过这座漂亮住宅，革命前，它属于鲁洛瓦伯爵所有；人们在里尔没有见过他们夫妇，他们的儿子肯定不让他们在里尔抛头露面。老头是死在他在贝蒂讷的事务所里的，他的事务所右有锅匠，左有小酒店，他就是在锅匠的铁锤声和酒店老板及其常客们的边喝边唱声中死去的。其寡妻在那儿勉强地活了几年。是锅匠和小酒店主向身份登记处报告了这两个人的死讯。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在那两次报死讯归来时手挽着手的情形，而且分别前，还喝了一杯，以驱走脑子里的阴影，并向老吝啬鬼及其寡妻致意。两位死者的肖像是否曾挂在马雷街的漂亮宅第中，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
“王后”下楼去为自己病中的丈夫准备汤药，她尚未拿定主意。但是，政治很快就要让为年轻人择偶的名单退居次要地位了，诺埃米的婚礼花篮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