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雷街 23

现在，我们来俯视一下诺埃米这个平庸的“深渊”。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这种妻子任何时代都有，特别是在十九世纪；这种态度甚至并不排除夫妻的情感：维多利亚就是情意深切地让艾伯特待在从属的地位。米歇尔-夏尔总是从尽可能让人放心的角度来说明事情，他在留给自己孩子们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了诺埃米很聪明（按她的方式，她确实如此），很漂亮（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的），很高雅（而我却很担心“高雅”一词会让人想起虚伪的、身份地位所限的礼貌、财富和世俗的评价，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常以这种高雅相互周旋或攻讦），是个完美无缺的家庭主妇（他在这一点上并未夸大其词）。米歇尔-夏尔并不是不知道他妻子粗俗狭隘的本质，而且坦诚地跟他儿子谈到了这一点。为了一方面用间接肯定法，另一方面看到诺埃米恼怒和怨愤的一面，我们必须首先认清她的真实面目，哪怕是再给她披上神秘的面纱也可以。

我见到她时，她已八十岁高龄，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但诺埃米的样子并不吓人。她同儿子不和，对她所害怕的女婿冷漠，对她的孙子既心存褊狭又讽刺挖苦，对我虽常呵斥，但并未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她并未能制服我那孩童的犟劲和逆反心理。一日三餐之后，这位老太太便去客厅的一角坐着，她从那儿可以监视各个房间而不被人看见，而且可以借助像扩音器似的供热气管口听见地下室里有谁在说自己的坏话。如同大家所猜想到的，仆人们早有所知，凡是要谈到她时都离那个角落远远的，或者说话时恰如其分。一旦从那个供热气管口传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玩笑，老太太总会找个由头发一通火的。她的女仆弗图内服侍她很不称心，但她已习惯她了，所以她总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打发她滚蛋，或者让她得不到好处。在她临终前看护她的那几个修女也同样遭到她的监视。这个老妇人一辈子都害怕死，最终因心脏停跳而孤独地死在黑山城堡。“心脏？”一个诙谐的农村邻里叫嚷道，“可她不常用心的啊！”

我拥有的诺埃米的第一张画像表现的是十四岁左右的她，穿着短裙和罩衫。大约在一八四二年，阿马布尔·迪弗雷纳决定请当地的一位画家画两幅半肖像半油画式的吊挂的画：一幅是表现审判官坐在马雷街自家的漂亮书房里，他修长，干瘪，冷漠，脸刮得很干净，一副基佐时代当地人模仿的假英国佬的神态。画像周围的墙壁都像精装书籍似的包起来了；博叙埃的一幅半身像表明他对其激情满怀的雄辩的景仰；透过一扇开启的窗户窥见的圣卡特琳娜教堂轮廓的顶部飘扬着一面公民国王的三色旗；矮小的诺埃米走进来似乎是送一封信而不是前来借一本书，这使画面带有一种当时已成高雅时尚的家庭的温馨。在第二幅画上，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迪弗雷纳戴着她的管状女帽，身子僵直，正襟危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壁炉上的一件“装饰品”至今仍在。戴细布绉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她的身旁，一件女红放在她身边的一张桌子上，羽管键琴在奏着一首抒情曲。那挡火装置装饰得像是带浮雕感的灰色单色画的一个古代场景，一座林中仙子的雕像使得透过玻璃门窗洞隐约看到的花园平添了几分姿色，而一张巨大的萨伏纳里地毯以其鲜艳的色调使其余部分全都黯然失色。

那个戴细布绉领的男孩名叫阿纳托利，或许叫古斯塔夫，抑或两个名字合二为一。（我不知道这对夫妇是有一个儿子还是有两个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古斯塔夫离开人世时还是单身，是法学博士，享年二十九岁，他的名字列入了迪弗雷纳夫妇十年后所参与的一个慈善机构的文件中。假定阿纳托利是另一个人的话，那他在任何地方都未提到过。我祖父的回忆录没有提及这个或这两个死者，因为他或他们的去世，诺埃米才成为完全的继承人；相反，可敬的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在我祖父的回忆录中被说成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我父亲也从未提起过那个或那两个舅父，因为他或他们死得太早，他没能见到他（们）；他也没有提到过那个“女人中最好的女人”，尽管她似乎活到将近二十世纪了。用不着跑到东方大公墓游荡也能学会遗忘的。

并不是出于对诗情画意的钟爱我才让读者驻足于这两幅物甚于人的画面前的。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全都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之上的；大部分人在让人画像时总是要求别人把他们所喜爱的小玩意儿画在旁边，就像古时候要求别人把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坟墓中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的画框和地毯就像古罗马喜剧演员所穿的短靴，而她的镜子则像阿诺芬尼夫妇的大床。但凡·艾克的模特儿们尚生活在物质本身尚属一种象征的时代，古罗马喜剧演员穿的短靴和那张大床象征着夫妻的亲密无间，那面几乎具有魔力的镜子被人们所看到的或有一天将看到的所有一切弄得水汽蒙蒙的。在这里，恰恰相反，这个室内氛围证明了“拥有”胜过“存在”的一种文明。诺埃米是在一种“仆人就是仆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们不养狗，因为狗会弄脏地毯，也不在窗台上放面包屑喂鸟，因为鸟会弄脏挑檐；而且，在那个环境中，人们在圣诞节期间只站在家门口布施教区的穷人，害怕穷人们身上的虱子和癣传染给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在这个漂亮的花园里玩耍过，也没有任何一本被认为是要打破“好的理论”的书籍进入这间漂亮的书房。对于这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来说，爱他人如爱自己是神甫在布道台上宣讲时才说的格言之一，受冻挨饿、渴望公正的那些人是一些最终要进苦役监的骚乱者。人们没有贸然地对诺埃米说不与人分享的钱财是一种滥用形式，而任何没有用处的占有都是一种累赘。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会死的，她只知道她的父母将死去，而她将继承他们的财产。她不知道遇见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停留在马雷街二十六号栅栏门前的清洁工，都该是一大喜事，如果不被看作是一种兄弟相逢的节日，起码也是一个可乐善好施的喜庆日。人们没有告诉她事物应因其自身而被爱，与占有它们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无关；人们没有教会她热爱上帝，她顶多认为上帝也就是一种天上的迪弗雷纳审判官；人们甚至都没教给她自己爱自己。成千上万的人的的确确也都像她一样，但是，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有一种优点，一种天赋在从这块种不出东西的土地上自动地冒出来。可诺埃米没有这种好运气。

她是个贞洁的女人，但那是就当时在运用到女人身上时人们所给予这个词以极其卑劣的狭隘意义而言的，仿佛贞洁对于女人来说只关系到躯体上的一道裂缝而已。C先生将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那她是纯洁的吗？只有床单能给我们以回答。很可能这位健壮的妻子有过一些米歇尔-夏尔懂得满足的疯狂劲儿，或者相反（我倒是倾向于这后一种情况，因为没有一个被满足的女人不是爱争吵的人），因为某种气质的贫乏，一种好奇心或想象力的缺少，或者亚历山大琳娜-约瑟芬不得不向她提出的建议，使她避开了一些“不道德的”欢娱，甚至避开了一些被允许的欢乐。肉体的交媾可能使她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认为这种夫妻间的床笫之欢是不适宜的，可没有这种床笫之欢，一个“有性欲的人”就不能被称为是完整的人，并被认为是“交代了的人”。然而，诚心诚意地说，她是以自己的“漂亮的女儿身”而自豪的。这个漂亮的女儿身对她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她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为她的生存而效劳的不可取代的物件，更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性欲的工具，而是当作自己所拥有的一件家具或一只中国大瓷瓶。她并不是因为爱俏而更多是因为她对自己“社会条件”的认同才给它穿上塔夫绸衣服或披上开司米羊毛披肩的，或者遇到机会，像时尚所要求的那样让它袒胸露背，她喜欢露出粉肩和一截玉臂，当然露得并不太过，如同杜伊勒利宫或贡比涅宫的贵夫人们那样，不过比外省的那些假惺惺的女子们所接受的要稍微过一点。

据说，有一天晚上，舞会结束出来时，米歇尔-夏尔正挽着妻子走下里尔一家豪华府第的台阶，突然听见讨厌的丝绸撕裂声。N先生（N是我杜撰的一个姓氏的首字母）是上流社会的老单身汉，是里尔高雅时尚的评判员，背有点驼，为人心术不正，由于被人群挤了一下，一不小心踩到在他下一级台阶上的美妇人的裙子后摆。诺埃米转过头来，恶狠狠地说道：

“该死的蠢货！”

“夫人，您何不用头巾挡住粉肩。”N先生彬彬有礼地反击道。

米歇尔-夏尔回到家中受到了也许该当的责怪：一个受人尊敬的丈夫本应修理修理那个无礼之徒的，但是，人们是不同一个残疾人打架的，米歇尔-夏尔只是假装没有听见。

我一直犹豫着是否把这个轶事告诉给读者。N先生的抢白很可能是从某个轶事集中弄来的，或者米歇尔-夏尔从某个轶事集中弄出这个故事来逗他儿子乐，但不管是真是假，它都像绣花头巾一样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我在别处记述了我祖母对主有代词的兴趣：里尔的宅第是“我的宅子”，黑山是“我的城堡”，而夫妻俩的双排四轮马车是“我的双排四轮马车”，仆人们尊称为“老爷”的米歇尔-夏尔在没有仆人在场时是“我的丈夫”，而她在训斥他时，就直呼其名：“米歇尔-夏尔，您要把车子弄翻了！”在公开场合，她常与他唱反调：“这事不完全像我丈夫所说的那样！”或者恶声恶气地说：“米歇尔-夏尔，您的领带结没打好！”有一把扶手椅，他觉得难看死了，可她却觉得很时髦，是她留着专门给自己父亲享用的——“您别坐那儿，米歇尔-夏尔，那是您岳父偏爱的扶手椅。”他从来就不坐这把石榴红或金黄色的扶手椅，不过，他岳父也并不太喜欢这把椅子，所以它常空着没人去坐。春天动身去乡下和秋天返回城里的日期几个月前便定好了，如果米歇尔-夏尔或孩子们感冒了，她就让他们穿暖和点（“我可从来不着凉的。”）。迪弗雷纳夫妇说服他们的女婿同他们一起当公证人，他们对他的前途有决定权。老岳父在黑山买下了一些田产，以便让年轻夫妇的庄园连成一片，于是米歇尔-夏尔在这片一百三十公顷的树林、草场和农庄上不再完全是能说话算数的人了。好像阿马布尔想扩大已有二十五年历史的贵族乡村住宅，反正有一份秘密报告在指责这个审判官在大模大样地建造一个小城堡，一些路易十五-欧仁妮式的叠橱式写字台在佛兰德的衣柜和复辟时期的老式家具中显得一枝独秀。米歇尔-夏尔像从前一样，喜欢在每个星期日跑到巴约勒自己母亲家里吃午饭；他总是一个人去，走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要引起一番争吵。

要是没法再看一看他那么喜爱的意大利的话，他就想到尼斯或巴德去待几个星期，这是他们的经济条件所能允许的。但他的这一小小的愿望却遭到了诺埃米的讽刺挖苦：“我在哪儿你就老实地待在哪儿，”于是，他也就不再作此幻想，并且不再像长期以来习惯使然地低吟几句他觉得很美的诗句，而是适应环境，像维吉尔诗句中那样去欣赏月光，或为孩子们讲讲维克多·雨果的《家庭教育》。在饭桌上，如果可能的话，她就以指责仆人来打断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引述——“这酒冰镇得不够。”“您没把盐瓶灌满。”米歇尔-夏尔因竭力想用一句玩笑话来缓和她的尖刻而使得自己的过错更加严重了（“永远别同这些人太随和了”）。如果他把没有看完的《辩论报》扔在客厅的墩状软座上，随后就会在柴堆下面看见它（“把报纸随手乱扔，这也太随便了些了”）；如果他想把里尔的一个没用的小客厅改作自己的书房，那这个小客厅肯定是变成了存衣间。比埃斯瓦尔堂兄是个外号叫“金牛”的富有的珍品收藏家，他把米歇尔-夏尔列在自己遗嘱的名单上。当他在巴约勒去世时，米歇尔-夏尔得决定是否要把他的那些有名的一千五百年以前印刷术刚刚使用时出版的书籍和日课经、古老的雕刻或浪漫的水彩画等藏品卖掉。诺埃米赞成卖掉，因为“这类书籍我们已经有不少了”，而且如果拍卖的话，拍卖估价人要挣去不小的一笔费用，这也使她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米歇尔-夏尔也觉得干脆卖掉算了，只是他很惋惜那本包税人版的拉封丹。

在所有这种时候，我祖父就像一位战略家，退居于事先准备好的位置上；诺埃米则像一位烧焦了的土地上的征服者，趾高气扬。米歇尔-夏尔心想，要让人逢迎，说好听的话或含笑以待，未免太鄙俗了；人不能什么都得到，诺埃米实际上也有她很大的优点。米歇尔-夏尔自己的乐趣就是官方的事务，与同事们聊天，他的书籍（他总是在重读）以及给孩子们讲讲课。每天早晨，在喝咖啡、吃烤面包片的亲切气氛中，米歇尔-夏尔总是默不作声，因为找不到一个双方能谈得拢的话题，或者就谈点天气如何如何什么的，但就是谈天气也会顶撞起来：“下雨了。”——“您搞错了，雨已经停了有十分钟了。”这两个组成了一对受人尊敬的夫妻的男女有时候仍在同一张床上颠鸾倒凤，实际上双方都在为对方好，而且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因此，他们或在有礼貌的沉默中或在毫不客气的抢白中共进了将近一万两千顿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