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
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历来被视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恶魔式人物，无论其私生活还是其作品，均被贴上“渎神”的标签，比如D.H.劳伦斯就在他的《美国文学经典》（1923）中愤怒地指出：在坡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吸血鬼，尤其是坡本人。但很多人所忽略了的是：这同一个坡，曾经在1848年2月3日，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面对六十名听众，严肃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这次演说的讲稿，经过修改，于四个月后出版，这就是被后世称为“美国天书”的《我发现了》。
爱伦·坡显然把这本不到150页的小册子视作自己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与最后的总结，然而，这篇“艺术遗言”因为集天文学、逻辑学、神学、美学为一体，不可避免地有庞杂晦涩之嫌，所以多年来颇受冷落——研究界或者视而不见，拒绝评论；或者忽视其重要性，认为它系“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拼凑之作”；更有甚者，干脆将其视为作家神经错乱状态下的一派胡言。有意思的是，坡在《我发现了》的序言中曾自豪地宣称：“我书中所言皆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因遭践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会‘复活并永生’。”一百年后，坡的理论果然得到了“复活”：一方面，以瓦莱里、奥登、约翰·欧文、丹尼尔·霍夫曼为首的一批著名文学评论家给予此作以高度评价，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宣称，“就文学价值而言，《我发现了》比他的诗歌的价值要大得多”；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天体物理学的发展，科学家们证明了坡的伟大——原来，《我发现了》所“发现”的实际上是宇宙的诞生和消亡原理，其中的假说与“大爆炸”“热寂说”等当代理论不谋而合，按照天文学家的看法，坡是堪与开普勒、牛顿甚至爱因斯坦媲美的天才人物。
《我发现了》的确是坡一生事业的巅峰，也是他全部思想观念的一个总结。它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中心点是上帝论，落脚点却是人生论和文学论。一方面，与其说坡“发现”的是一个科学的宇宙，毋宁说他“发现”的是一个神学的宇宙；另一方面，借着爱伦·坡的“发现”，我们亦可以重新“发现”爱伦·坡本人的观念世界和文学世界。
一
《我发现了》有两个副标题，其一是“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之宇宙的随笔”，其二是“一首散文诗”。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发现了》既是科学性很强的随笔，同时又是“诗”呢？先要明白坡对“诗”的独特定义。早在1831年他的诗集再版时，他就宣布过自己的诗歌信条：“依我之见，诗与科学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奇妙的是，《我发现了》正是一部科学著作与一首诗的结合：一方面有科学真理，一方面又直接关注人生问题。
《我发现了》里的爱伦·坡是异常严肃的，甚至有些学究气。在书的开篇，他宣布要与读者一道探讨一个最严肃、最广博、最艰深、最庄重的问题：“我决意要谈谈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谈谈物质及精神的宇宙：——谈谈它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随后，坡对“宇宙”做了界定：“指人类想象力所能及达的浩瀚空间，包括所有能被想象存在于这个空间范围的万事万物，无论其存在形式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坡将天文学意义上的“物质宇宙”视为“星系宇宙”，而他的宇宙观念除了物质宇宙，还包括了精神宇宙。西方的宇宙观念大体上有两种表述，一是cosmos，来自希腊文kósmos，本义为秩序，其反义词是chaos，意为混沌；二是universe，来自拉丁文ūniversum，意为包罗万象、万有。坡的宇宙概念一方面包括了前者，有对宇宙秩序的探索；一方面更接近于后者，包容了一切。最有意思的是，坡的宇宙有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人的想象力，这有种唯心主义的色彩，也是他的特异之处。
借一封虚构的、来自未来世界公元2848年的“瓶中来信”，坡批判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演绎式”及以培根为代表的“归纳式”这两种“获得真理之路”。在坡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明之理”，人的认识之路就像开普勒发现定律一样，要通过“直觉”和“想象”。既而，坡“想象”出了一套宇宙粒子理论，然后用了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修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坡指出，宇宙起源于虚无，在类似“大爆炸”的原始推动力作用下，原始粒子产生，并形成了多样的物质和星系，但是，每一个粒子自诞生起就都处在回归寂灭的状态，也就是于扩散运动中回归原始的“统一”。正是在由大串天文学术语构成的论述里，后世的科学家们惊喜地识别出了“大爆炸”“黑洞”“反物质”“多重宇宙”“熵”等现代天文物理学理论。须知，直到1948年，西方世界才出现关于“大爆炸”的论文，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家们才把“熵”与宇宙的终结相联系，70年代之后方把“黑洞”与多重宇宙相联系——简而言之，坡的宇宙理论，可谓相当超前。
但就像牛顿因为解决不了“第一推动力”最后要皈依上帝一样，坡也在全文的五分之四处突然转向了上帝。他指出星系宇宙的一切源于上帝，“随着上帝之心的每一次悸动，一个崭新的宇宙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马上急转直下的是下一段：“那么——这颗上帝之心是什么？”坡回答说：“它就是我们自己。”
根据坡的理论，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起点，也是宇宙的终点。在星系宇宙里，“实质性的虚无”就是上帝的原初状态，这也是一个“统一”的混沌状态。当上帝的意志开始运动时，从虚无中创造了原始粒子，上帝本身也就随原始粒子分解并扩散，而每一个粒子都在扩散的过程中回归向那个原始的“统一”状态，也就是“上帝的状态”。是以，星系寂灭的过程也就是向上帝靠近的过程。同理，与物质世界相仿，在精神的宇宙里，上帝的神性也分解为无数的粒子向外扩散，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神性，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运动，也就是“上帝的复原”，所以，“死”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相“统一”的过程。整个宇宙——物质的和精神的——就是这样在上帝的心跳中被创造、被毁灭，循环不已。
就这样，《我发现了》指出一条道路，由宇宙通向上帝，再由上帝通向人心。在此意义上，它的确是首“诗”，因为它的主旨其实不是认识星系宇宙，而是把星系宇宙当成一个媒体，借观察它来理解上帝的存在，进而探求人类的“快乐”。坡解释说：“考虑到这一点[即死亡是向上帝的回归]，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领悟上帝不公和命运无情之谜。只有考虑到这一点，不幸之存在才变得可以理解；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不幸变得更多，变得更可以承受。我们的心灵不再抗拒我们加于自己的不幸——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即便是徒然地为了——延续我们自己的欢乐。”《我发现了》最后的句子，是充满福音味道的、神秘主义的呼吁：“请记住一切都是生命——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灵之中。”
二
1849年10月7日，《我发现了》正式发表年余之后，坡走完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最后的遗言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联系他昔日玩世不恭的所作所为，《我发现了》是不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呢？应该说，这篇文章里的思想，绝不是坡一时冲动的产物。在他的生活里，始终有宇宙的一席之地；在他的作品里，亦有死亡与上帝的不绝回声。
童年时代的坡，据说就已经懂得昴星图，知道“阿斯塔耳忒女神镶宝石的新月以及月球上的山脉”。少年时代，在养父的豪宅中，阳台上架设着一支望远镜，更培养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大学期间，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惊人，除了文学，对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医学、法学乃至数学都有所涉猎——特别是天文学，坡用心读过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的著作，熟悉其《宇宙体系论》（1796）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也读过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的《天文学论文》（1833），对其提出的月球考察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坡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第一次技术革命取得成效，而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全社会都有一种积极进取、探求未知世界的情绪。当坡于30年代进入报刊业的时候，恰逢大众报业为了迎合读者兴趣而比较注重科普知识的年代，作为有“杂志习性”的“杂志人”，坡继续发展了他的天文学兴趣。尤为重要的是，1842年前后，自然科学界最大的成就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这是牛顿力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物理学的最大成就。受其鼓舞，天文物理学进展迅速，德国天文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五卷本著作《宇宙》第一分册于1845年问世；另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梅德勒于1846年发表《中央恒星》；从1845年开始，一台长16.5米、直径1.8米、名为“巨兽”的天文望远镜直指苍穹。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发现了》准备了科学基础。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坡有两个系列的小说一直颇受忽视，那就是科幻题材的小说和思辨色彩的小说。应该说，这些小说孕育了《我发现了》的母题。
属于科幻题材的小说有三部：《汉斯·普法尔登月记》（1835）——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1844）——描述了乘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未来之事》（1849）——公元2848年乘气球旅行的人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是出现于《我发现了》中的“瓶中来信”的后续和补充。这三部小说实为一部小说的反复再现，那就是通过气球载人飞行的情节构架，来介绍天文学理论和假想飞行过程。坡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在他的幻想中，一千年后的人类，还在以气球为飞行器，与凡尔纳的潜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乃至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相比，在科学想象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注意的是，坡并非为科学幻想而科学幻想，他实际关心的还是天文学后面对应着的宇宙体系。
属于思辨色彩的小说有：《埃洛斯与沙米恩的对话》（1839）——两个在地球以外的灵魂的对话，回忆彗星掠过地球表面，引起大火而毁灭人类的故事；《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1841）——两个已经死亡的灵魂的对话，对死亡的描述和对再生的思索；《催眠启示录》（1844）——医生与冥冥之域的对话，关于上帝是不是某种无粒子物质的讨论；《言语的力量》（1845）——宇宙中的两个灵魂关于世界本质的对话。这四篇小说的形式都是对话的形式，而对话，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作家自己的思辨过程，是自己与自己的辩论。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四篇小说所探讨的主题都有关死亡与上帝，除了《催眠启示录》是活人与死者的对话，其他三篇都是灵魂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叙述角度暗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是一个从普通的“死亡”角度无法解释的世界。至于上帝，可以发现，作者的角度并非正统，“上帝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上帝是以“非结合形式存在的精神”，冥冥中存在的某种“性质”，正像在《言语的力量》中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所说的：“要是在人类当中，这种看法会被视为极端的邪说。”
以上七篇小说，恰在坡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了十分之一的比重。正是这些幼苗，逐渐生成了《我发现了》那棵参天大树。换言之，《我发现了》不是一个叛逆者的最后忏悔，相反，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的最后飞跃。
三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我发现了》之所以显得奇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兼容并蓄”：将科学观念与神学观念合二为一。而其实，这并非坡的独创，却始终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有机成分；须知，在近代之前，西方哲学家们是把全部人类知识当作自己的研究范畴的，所以神学和科学概莫能外。而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也正是在这里，神学和科学有了交叉点，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体系：宇宙论（cosmogony）。当代学者指出，西方哲学思想最令人费解的讽刺之一便是：物理学，特别是天文物理学，貌似科学，但实际上与神学一道，是最为形而上学的学术。似乎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越多，越觉得冥冥中有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以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都要慨叹：“这种深挚地、直觉地相信存在有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就是我对上帝的定义。”进入20世纪，科学与神学的对话不断发生，大爆炸理论刚刚发表三年，天主教会就在1951年宣布，它和《圣经》相一致；1975年，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发表《物理学之道》，从科学主义公开转向神秘主义；80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保罗·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和《神的心灵》、史蒂芬·霍金和罗杰·彭罗斯合著的《时空本性》、帕斯卡尔·博耶的《被解释的宗教》等名著；与此同时，诞生了欧洲科学与神学研究会、科学与宗教论坛、伯克利神学和自然科学中心等学术机构，“科学与宗教”成了大学里的一门课程。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从这个系统中反观《我发现了》，才能发现它所从属的传统以及它所带来的突破。
西方的宇宙论纷纭复杂，大体上看，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吸收了埃及、西亚的部分观念，又与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相汇合，再经过经院哲学的改造，并对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现进行了整合。这其中，最关键的几个概念是“第一推动力”“光”“粒子”“理念”，它们又都与“逻各斯”观念相关联。
在“第一推动力”方面，率先提出这一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于公元前350年写出了《论天》，指出“第一推动力”是天体运动的终极原因，第一推动者实际上就是神。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大天文学家托勒密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构想了一个宇宙体系，这一体系几乎原封不动地为基督教思想家所采纳。到了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反异教大全》，就有了这样的经典表述：“如果世界和运动有一个开端，十分明显地就需要某种原因来说明世界和运动的这种起源。”如果说在阿奎那之处还属逻辑推论的东西，到了牛顿那里，已经获得了“科学证明”，三大定律无非是证明了“第一推动力”的科学必要性，由此，牛顿开创了“科学”的神学。随后出现的18世纪的自然神论虽然反对上帝具有人格和三位一体，但是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架由上帝推动的巨大的机器，依然承认“第一推动力”的存在。
其次，粒子理论方面。早在古希腊哲学派别中，雅典学派的开创者阿纳克萨哥拉，就把宇宙的本原归之于“种子”，种子受到带来秩序的“理性”（奴斯）推动，万物通过旋涡运动分离。德谟克利特则对“种子”不以为然，他把宇宙还原为原子，认为原子在虚空中的结构规定了事物的性质。
与古希腊的“粒子”相对应的，在犹太-基督教教义中，是“光”的概念。与希腊的粒子理论类似，粒子并非全然的自然粒子，光也并非完全的自然之光。基督教之父斐洛在《论创世》中指出，上帝在创世之初首先造的光，肯定不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光，因为当时日月星辰还没有造就，这不可见的光是只能由我们的奴斯观照而领悟的，它就是逻各斯发出的智慧之光，也是星光的本源。新柏拉图主义主要代表普罗提诺提出了“太一”概念，“应当把‘太一’想象成一种从太阳发出来的放射”，太一首先流溢出奴斯，物质是光芒的接受者。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圣奥古斯丁，认为神圣以光的形式普照万方，光照是上帝惠顾人心的恩典，“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逐渐地，光照说代表了一种启示真理。牛津大学首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既是主教，又是科学家，他写过一部《论光》（约1240），把古代自然哲学、奥古斯丁的光照说以及当时的数学、光学知识糅合在一起，在他看来，上帝最初创造的就是光，光瞬时充满宇宙，并赋予一切以形式。射向宇宙的光先形成太阳，再依次形成天体，最终形成地球。大名鼎鼎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理念即形式，形式必须有光，逻各斯因此就造出宇宙秩序。到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也认为普照的理性之光“充满一切、照耀宇宙并指导自然产生万物，各从其类”。
有意思的是，近代光学有两种理论，光的“粒子说”和光的“波动说”，这二者也都被神学所利用，和上面提到的粒子理论、光照理论相融合，成了“逻各斯中心论”的附庸。太初有道，道即逻各斯。逻各斯从上帝的心中流溢而出，像光一样充盈世界，也使人得以恩泽。人因为有逻各斯，所以具有了神性。于是，逻各斯成为人获得救赎、回归上帝的中介。逻各斯理论纷繁复杂，而无论是“言语说”“理念说”还是“基督说”，都各有支持者。
如果说，以上概念给坡带来的尚是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了他的，大概要数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美国所流行的诸种哲学。
美国最伟大的清教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指出：上帝的心灵是事物在空间中存在的场所。世界只是一种精神存在，它主要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中，由神的自由意志构思出来，它也存在于人的心灵，上帝把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有序的观念传递给我们。宇宙永远从上帝出发，就像光不断从太阳出发一样。经过上帝的运作，宇宙成为神的心灵向被创造心灵的一种启示。通往上帝之路是经“心”而过，而不经“头”而过。爱德华兹的思想后来发展为唯一神教，在19世纪统治了整个新英格兰的文化。坡成年时期在新英格兰地区生活多年，受其熏染在所难免。
当时盛行的苏格兰实在论对坡可能也不无启发，比如弗朗西斯·鲍恩就指出：假设整个宇宙的自我具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力量，这个无所不在的自我就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中一切事物或一切物质粒子的运动的最终原因。
而影响巨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于1755年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译本名为《宇宙发展史概论》），其副标题是“根据牛顿定理试图解答整个宇宙结构及其力学起源”。在书中，康德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太阳系的星云假说：在太初，宇宙空间中充满了原始的物质粒子，这些粒子由于引力的作用而不断聚集，由于斥力的作用而发生旋转运动，逐渐向一个平面集中，最后成为行星绕太阳运转的天体系统。一方面，原始物质粒子不断形成新的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不断燃烧，重新分解成最小的粒子。他指出：“这个大自然的火凤凰之所以自焚，就是为了从它的灰烬中恢复青春得到重生。”康德这一天才的构想被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和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所继承，从而直接影响了坡。
由此可见，在《我发现了》里，上帝之心的悸动、粒子的流溢、星云的形成等观念，并非坡的独创，而是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坡依然是一个天才，他的天才性表现为：同样的思想来源、同样的宇宙论概念，他却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当前辈和同时代人对上帝的宇宙持乐观态度的时候，是他率先指出了宇宙寂灭的黯淡前景。当别人在建构宇宙的时候，他却在消解宇宙。如果说别人的宇宙带给人类的是光明的福音书，坡的宇宙昭示给人类的则是阴森的启示录。正是这种性质，使他的科学假说与哲学观念虽然在当时被人蔑视，却能够与后现代的世界一脉相通。
四
加上一个参照系，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坡。在美国学院派批判家心目中，坡与爱默生好比一对天敌，喜欢坡的人不可能喜欢爱默生，反之亦然。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点明：《我发现了》是对爱默生的《论自然》的一种应答。
《论自然》发表于1836年，同样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的整体理论，包括它的起源、现状和终极；同样相信人通过直觉认识真理，每个人都有内在的神性，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人就是上帝。但是，二者的差异是分外明显的。约翰·道格拉斯·希里指出：“坡的理论，乃是溶解消蚀的理论，是终极灭亡的理论，透过幽闭症而得以实现。”而爱默生的理论，却是生机勃勃的理论，是富于建设性的理论，通过大写的人字而实现。坡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他承认上帝可以认识，但又宣布上帝神性的微粒在人身上表现为反常，因为“任何从正常的偏离都包含着一种向其[指上帝]回归的趋势”，即是说，对毁灭、本能、苦难、解体、堕落的屈从，反而成了对上帝的崇拜。而爱默生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上帝可以认识，而且可以从人自己身上发现上帝的神性，虽然也承认社会的邪恶和人生的灾难，但他无所畏惧，对建设、精神、幸福、自然、道德的肯定，成为他走向神圣自我的过程。如果说坡的上帝是否定性的上帝，带给人的是“解体”和“毁灭”，爱默生的上帝则是肯定性的上帝，带给人的是“创造”和“生命”。坡是消极的，更多地继承了南方天主教传统，认为原罪无可逃避，人必须要受诅咒，注定要忍受忧愁，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毁灭。爱默生是积极的，更倾向于北方的清教精神，把“自助”作为对抗原罪的法宝。大概正因为这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坡非常讨厌爱默生，坚定地认为爱默生与林肯、惠特曼一样，不是基督徒，不是保皇党人，也不是古典主义者。
如果说坡代表了虚无主义倾向，那么爱默生则代表了实用主义精神。如果说坡的上帝象征了弗洛依德所说的“死亡本能”，那么爱默生则象征了尼采所说的“生命意志”。正因爱默生的思想继承了富于美国特征的、解放性的宗教观念，又顺应了美国社会那种飞速发展、情绪高昂的时代精神，所以最终汇入了以个人主义、理想主义、自力更生为特征的美国精神的主流。而坡势必不为当时的美国所理解，成为时代的孤独者，很长一段时间被美国人遗忘。直到美国梦开始破碎的20世纪，美国人才能从他的悲观里找到共鸣，所以批评家们现在评价坡具有“现代性”。布鲁姆指出：“爱默生过去是且现在还是美国的灵魂，但坡过去是且现在还是我们的歇斯底里，是我们在压抑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致性。”
理解了坡的宇宙与上帝，也就理解了他所创造的小说世界。在他的笔下，没有美国的锦绣山河，没有文明的灿烂前景，当同时代的人们歌颂自然与拓边生活时，他却创造了一个梦魇不断的世界。他将自己的小说分为“怪诞”“恐怖悬念”和“推理”三类，无论哪一类都是魍魉横行、阴云惨雾。坡声称“我的恐怖不是来自德国而是产生自心灵”，的确，从坡的宇宙观来看，梦与醒、生与死、清醒与疯狂都没有绝对的界限，与德国的浪漫主义恐怖小说不同，他的创作“以精神错乱、心灵感应与其他一些不正常或特别的思想状态作为手段”，在他笔下，反常成了人类的自然状态，本能与环境永远发生冲突，毁灭往往是作品的最终结局。坡推崇想象力，同一个推论出星系宇宙的想象力，也创造出一个庞大、可怖的世界：“这个想象力中充满了悲观、绝望、阴森的念头，恐怖的幻觉、精神崩溃的大难将临的惊恐。这个世界里甚至看不到一丝阳光，它是一个哀伤和荒凉的世界，只有阴暗、灾难、恐怖、复仇与罪孽，它是一个完全处于疯狂和邪恶的卵翼下的世界，歇斯底里和疾病，癔想病、毁灭、瓦解和死亡的卵翼之下。”——如果说宇宙是一个倾向于消解灭亡的宇宙，坡的小说可以说正是这一宇宙的最真实的反映。就这样，死亡和反常成了小说的主题，解体的世界是小说的中心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