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禅与日本武士阶层精神存在一定的关联，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佛教在各个国家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态繁荣发展，它都是一种以慈悲为怀的宗教，在其多变的历史长河中，绝不曾参与过与战争有关的活动。那么，禅宗是如何成为日本武士战斗精神的动力的呢？
在日本，禅宗其实从一开始就与武士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并不是禅教唆武士们从事这种残酷的职业。当武士因某种缘由进入禅境时，禅宗只是被动地支持了他们。这种支持具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双重意义。从道德上来讲，禅宗是教导人们一旦决定进路就绝不回头的宗教；从哲学上来讲，禅宗对于生和死是平等视之的。虽然这种不回头的精神是来自于哲学的信念，但禅宗原本就是强调意志的宗教，所以与哲学相比，禅宗更是从道德上作用于武士精神。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禅宗反对理性主义而重视直觉。因为直觉是到达真理的更直接方法。因此，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哲学方面，禅宗对于武士阶层来说都是极具魅力的。武士阶层的精神比较单纯，且绝不会沉浸于哲学的思索——这是武士的一种根本禀性，所以他们在禅宗中找到了一种相似的精神。或许，这就是禅与武士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原因之一吧。
其次，禅的修行是比较单纯、直接、自强、克己的，这种戒律性倾向与战斗精神是非常一致的。作为战斗者，作战时只需专心于眼前的对手，绝不可左顾右盼、前瞻后瞩。为了粉碎敌人而勇往直前，就是他需要做的一切。因此，他绝不可以有物质、感情、理性等任何方面的干扰。战斗者的心中只要浮现哪怕是些微的理性的疑惑，那将会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当他想要有效地行动时，种种情感和物质的占有就是最大的障碍物。出色的武士，基本上是禁欲的修行者，或者是自慎的修道者，这就意味着他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而禅宗在必要之时，将授予他们这种意志。
第三，禅与日本的武士阶层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一般认为，荣西（1141—1215）是最早将禅宗介绍到日本的一位僧侣。但是，他的活动也只是局限于京都。京都是当时旧佛教的大本营，由于旧佛教派别的强硬反对，新的宗教几乎不可能在此地得以创建。荣西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与天台、真言二宗妥协，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然而，在北条政权所在地的镰仓，并没有出现这种历史性的疑难问题。而且，继反抗平氏及公卿而兴起的源氏之后，北条政权带有黩武色彩。平氏及宫廷贵族因过度奢侈、优柔寡断而最终堕落，导致了政权的丧失。北条时代以其严格的节俭、道德的修养和强有力的政治及军事而闻名。作为这种强权政治的领导者，他们无视宗教传统，而将禅宗作为其精神指南。因此，禅宗自13世纪以来，在整个足利时代，甚至在德川时代，给日本人的大众文化生活带来了种种影响。
禅宗，没有特殊的教义和哲学，没有一套完整的概念或公式。禅的目的只是要让人从生死羁绊中解脱出来；并且，禅宗通过其自身特有的某种直觉的理解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只要其直觉的方法不受妨碍，它就可以在任何哲学和道德论中应用自如。禅宗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弹性、极富灵活性的宗教。它可以与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无神论、唯心论以及任何政治、经济教条相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禅宗是革命精神的鼓吹者。当面临危机——任何意义上的危机时，就如我们遭遇过度的传统主义、形式主义或其他类似主义时一样，禅宗将显露出其本来的锋芒，成为打破现状的革新力量。在这一点上，镰仓时代的精神与禅的这种男性气质的勇猛精神是相呼应的。在日本，有这样一句话，“天台宫家，真言公卿，禅武家，净土平民”。这句话可谓是佛教各派特色的最好表达。天台和真言富于礼仪主义，需要举行各种礼仪和各种繁杂、精致奢华的物品，正投上流风雅阶层所好；净土宗因其信仰及教义的单纯，自然符合了平民百姓的需求；而禅宗除了采取最直接的方法到达终极信仰之外，还是一种需要异常意志力的宗教，而意志力正是武士必须具备的素质。当然，不仅仅是意志力，禅宗最终还应该是通过直觉来解决问题。
北条家族中最早的修禅者，是继摄政者北条泰时之后的北条时赖（1227—1263）。他不仅从京都，而且还直接从中国南宋邀请了许多禅师来到镰仓，并在这些禅师门下专注于禅的研究。最终，他终于悟得了禅的真谛。这件事给他的家臣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他们也全都效仿主君潜心修禅。
时赖通过二十一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在中国禅师兀庵门下证悟了禅的真谛。
当时，兀庵还为自己的这个高徒作了一首诗偈。
我无佛法一时说，
子亦无心无所得。
无说无得无心中，
释迦亲见燃灯佛。
时赖执政期间政绩卓著，1263年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当悟到自己死期将至时，他身着袈裟，盘腿打坐，留下了一首辞世之诗后，安然逝去。
业镜高悬，
三十七年。
一槌打碎，
大道坦然。
北条时宗（1251—1284）是时赖的独子，在1268年继承父亲之位时，年仅十八岁。他后来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日本的历史或许就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在1268年至1284年执政期间，他成功粉碎了历时数年的蒙古入侵（元寇）。人们认为，时宗好像是为了消除降临到日本国土上的灾难而下凡的天兵天将。就在解决了日本历史上这一最大事件之时，他也溘然长逝。他的一生短暂而单纯，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这一历史事件。当时，他是整个日本民族的唯一寄托，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支配了全体国民。他的整个存在化作为团结一致的军容，巍然屹立，宛如悬崖绝壁般阻挡了西海的狂涛怒澜。
但是，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个超凡的人物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怀着强烈的抱负，在来自中国的众多禅师门下修禅。他还特别为佛光国师（1226—1286）建造了一座寺庙，同时也是为了悼念在蒙古入侵时丧生的中日两国军民的亡灵。时宗之宗庙现在还位于镰仓的圆觉寺之内。他的那些精神之师给他的书信至今还被保存着，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禅的至诚态度。下面的故事虽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想象的基础上，重现当时他对禅的态度。有一次，时宗去拜访佛光国师。
时宗：“人一生中的大敌莫过于怯懦之病，如何能避之？”
佛光：“斩断病根即可。”
时宗：“病根来自何处？”
佛光：“来自时宗自身。”
时宗：“我最痛恨的莫过于怯懦之病了，却如何来自我自身？”
佛光：“当抛弃你心中的时宗时，会是何种感觉？在做到这点时，再来见我吧。”
时宗：“如何才能实现？”
佛光：“斩断你一切的妄念思虑。”
时宗：“如何才能斩断我的种种思虑？”
佛光：“盘腿坐禅。而且，彻底了悟一切属于时宗自身的思虑之源。”
时宗：“我必须做的俗事堆积如山，何来时间冥想？”
佛光：“无论做什么俗事，都应将它作为你内省的机会。终有一天，你会开悟存在于你内心的时宗是谁。”
上述对话一定在某个时刻、在时宗和佛光之间曾经发生过。当时宗接到元寇来袭的确切情报时，他出现在了佛光国师的面前。
“一生中的最大的一件事终于来了。”
佛光问道：“你将怎么办？”
时宗雄威一振，大吼一声：“喝！！”仿佛要喝退云集面前的数以万计的敌兵一样。
佛光面露喜色，道：“真狮子儿，能狮子吼。”
这是时宗的勇气，凭借这股勇气，他成功击退了来自大陆的占绝对优势的敌军。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时宗之所以成就了日本历史上的这一伟业，不仅仅是靠他的勇气。他对这项事业中的一切必要事项都作了缜密的计划。为了反抗强敌，他从全国各地聚集军队来执行他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在镰仓稳坐不动，但他的军势却远至西部，机敏而有效地执行他的命令。在那个只有通过驿马传信的时代，这真是令人惊叹。如果没有跟随者们对他的完全信任，他也不会成就此番大业。
时宗葬礼之际，佛光国师所作悼词可以说是对时宗人格的全面概括。佛光说道：
故我大檀那杲公禅门，乘大愿力来，依刹利种而住。视此所以，观其所由，有十种不可思议。谓何十种。事母尽孝，事君尽忠，事民牧惠，参禅悟宗。握定二十年乾坤，不见喜愠之色。扫荡一风蛮烟，略无矜夸之状。造圆觉以济幽魂，礼祖师以求明悟。此乃人天转振为法来。乃至临终之时，忍死以受老僧衣法，了了书偈长行。此是世间了事之凡夫，亦名菩萨之应世……
时宗出生高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毫无疑问，习禅对他的公私生活都带来了莫大的帮助。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热心的修禅者，在时宗去世之后，在圆觉寺正对面的山中创建了一座尼庵——松之冈东庆寺。
说禅适合武士，这句话在镰仓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时宗不仅是武士，还是政治家，其目的是和平。当第一次元寇来袭的情报送到时，时宗正在建长寺，以无学祖元（佛光国师）为师学习法仪，当时他所作的祈愿文内容如下：
专祈之事：弟子时宗，永扶帝祚，久护宗乘，不施一箭，四海安和，不露一锋，群魔顿息，德仁普利，寿福弥坚，秉慧炬，烛昏衢，剖慈心，赈危乏，诸天匡护，众圣密扶，二六时中吉祥骈集……
时宗身上有着一种伟大的佛教精神，是位至诚的修禅者。其实，禅宗得以牢固地在镰仓和京都建立，并给武士阶层的道德、精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都是因为时宗的推崇和倡导。日中两国禅僧之间的日常交流，不仅仅限于双方都很关心的精神活动，因为，不仅有中国的禅僧们从中国带来了书籍、绘画、陶瓷、织品及其他很多的艺术品，而且，还有一些木工、石工、建筑师、厨师等也随其主人一起来到了日本。后来在室町时代繁荣起来的日中贸易，其实早在镰仓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在时赖和时宗的伟大人格的指引下，禅深深地渗透到了日本人尤其是武士的生活之中。禅宗在镰仓的影响越发广泛，这种影响也波及了京都。在京都，禅宗得到了日本禅僧们的强烈支持。后来，以后醍醐天皇、花园天皇为首的其他皇族也都深深地信奉上了禅宗。于是，许多禅院在京都得以建立，因学德兼备而闻名的禅师们成为这些禅院的开山鼻祖和一山之师。足利幕府将军也是禅的崇拜者，其手下的武将们也自然地纷纷效仿。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日本的天才们不是成为僧侣就是成为武士。两者精神上的融合对闻名于世的“武士道”的创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此，我想稍微谈谈武士的思想和禅宗的内在联系。我们现在普遍称之为武士道的核心思想是，要坚持不懈地时刻维护武士之威严。武士的威严，是指忠孝仁义之精神。但是，为了出色地完成这种使命，需要做到两点：一是从实践和哲学两方面来锻炼自己道德上的禁欲主义；二是要时刻做好面临死亡的准备，也就是说，面临生死存亡之机，要毫不犹豫地抛开生命。要做到这些，需要更多精神上的修行。最近有一本名为《叶隐》的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叶隐》，正如字面，是“隐藏于叶子背面”意思，不炫耀自己，不哗众取宠，远离世俗之眼，而为社会同胞尽心尽力，这就是武士之德。这部书由各种记录、轶事、道德格言等构成，是由17世纪中叶左贺藩主锅岛直重手下的一位禅僧负责编撰的。书中特别强调了武士随时奉献生命的觉悟，并说任何伟业，若不能达到几近疯狂的境界，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就是如果不能突破普通意识、释放出隐藏于其后的力量的话，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这种力量有时或许是一种恶魔，但毫无疑问，这种力量是超人的，作用是惊人的。一旦进入无意识状态，这种力量将会冲破个体的极限，死亡也就全然失去了毒芒。这一点，正是武士的修行与禅宗相关联的地方。
在此，援引一则《叶隐》中的故事。柳生但马守是位伟大的剑道家，是当时的将军德川家光的剑道指导老师。一日，将军旗下有一人来到但马守这儿，想拜师学习剑道。
但马守说：“看上去，你已然是剑道高手了，在入我门派之前，请说说你是哪个流派的。”
这人回答说：“真是惭愧，我从未习过剑道。”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在下身为将军之师，不会看错人的。”
“让您生气，真是万分抱歉。可我真的是对剑道一无所知。”
见来客回答得如此断然，但马守思索片刻后，问道：“既然这么讲，你一定是没有学过剑道了。虽然说不清是什么，但我感觉你一定是某一方面的高手。”
“您这么讲的话，那我就照实说了吧。实际上，我有一项本领可以说是完全修得了。在年少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当一名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贪生怕死的武士，之后数年来，我一直与死亡问题作斗争，渐渐地就变得完全不把死当回事了。不知老师您所指的是否是这方面的事？”
“正是，”但马守不禁叫了起来，“我的判断一点没错。剑道的秘诀就是绝不怕死。我在本流派教导了数百个弟子，但还没有一人能获得剑师资格。你已经是很出色的剑师了，不必学习技巧了。”（《叶隐》，第十一卷）
死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专为战斗而献身的武士来说，更是迫在眼前。战斗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死亡。在封建时代，谁都无法预言死亡何时会到来。视名节为生命的武士，时刻准备着奔向死亡。大道寺友山（1639—1730）在其著作《武道初心集》中这样写道：
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必死之念，自元旦破晓之时至除夕最后一刻，须日日夜夜铭记于心。唯切身领悟此念之时，方能彻底完成自己使命。才能忠于主，孝于亲，并自然能躲避一切灾难。不仅得以长命，且兼具威德。生命无常，尤其武士更是如此。因此，需将每一日视为自己生命之末日，并为完成使命而奉献每一日。勿思长命。因此念易使人沉迷于一切奢侈，易将自己一生尘封于污名之中。正成之所以让其子正行时刻保持死亡觉悟，正是出于此因。
《武道初心集》的作者准确地描述了武士内心普遍存在的潜意识。必死之念，一方面让人的思想超越固定生命的有限；另一方面，又促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作认真思考。因此，真诚的武士则会带着战胜死亡的意念，自然而然地与禅接近。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禅宗主张不诉诸学问、道德修养和礼仪，这对不善于比较和思辨的武士来说，一定是极具魅力的。武士的精神觉悟与禅的直接性、实践性的教义之间有着一种逻辑关系。
《叶隐》里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武士道，即决意死亡的意志。身处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之路。别无其他特殊缘由，唯有沉着前进。也许有人说壮志未酬而身先死，这是毫无意义的死，是白费生命。但在生死歧路时，不必想着实现目标。芸芸众生皆恶死而好生，所思所想自然皆是为了生。然而，若没有实现目标却苟且偷生，那就真是一介懦夫了。这是武士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便壮志未酬而身先死，虽是枉死的疯狂之举，但绝不影响荣誉。武士道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荣誉，因此需每朝每夕心存死亡的觉悟。当有了死身常住的觉悟时，那就到达武士道的自由之境了，将会一生无过，而成就使命。（《叶隐》，第一卷）
此书的注释者还附上了塚原卜传的一首和歌：
武士之道皆一样，
唯有一死为天机。
《叶隐》（第十一卷）中，长浜猪之助这样讲道：“兵法之要，唯舍身伐敌。当敌人亦舍身决斗之时，方互为对手。此时取胜，全在信念和命运。……”
注释者对此作了如下附记：
荒木又右卫门（德川时期一位伟大的剑士），在伊贺上野讨伐仇敌时，作为告诫之言，对他的外甥渡边数马说道：“舍己之肤以斩其肉，舍己之肉以断其骨，舍己之骨以取其命。”
此外，荒木在其他地方（《一刀流闻书》）也说道：“在面临真刀实剑的对决时，应做好随时躺在敌人刀下的准备。这样你的剑才能锐不可摧。若不是心存赴死之念而战，则绝不会取得胜利。这一点可谓非常重要。”
《叶隐》（第十一卷）中还讲道：“真正的武士应抛却生死之念，不抛却生死之念将一事无成。万能一心虽听上去好似‘有心’，但实际上却是必须抛却生死之念才能达成伟业。技能只不过是将人引入道中的机缘而已。”
这里所言其实是指，若能到达泽庵禅师所讲的“无心”之心则将成就一切。“无心”之心，是一种不为生死问题所困扰的内心状态。
刚才提及过的塚原卜传，是一名真正理解剑的使命的剑士。他认为剑不是用来作为杀戮武器的，而只是一种锻炼自己精神的工具。在他的传记中，有两段有名的小故事：一个是，将一名豪言壮语的武士弃置于孤岛的“无手胜流”的故事；一个是试探他三个儿子剑技熟练程度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相当脍炙人口。第一个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卜传有一次乘船渡琵琶湖时，同船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个外表粗野的武士，体格强壮，非常傲慢，吹嘘自己的剑术精湛，说自己是剑道中最厉害的，天下无敌。其他人都兴致勃勃地听他夸海口，唯独卜传没有理睬，在那里打盹儿。那个吹牛的武士被卜传的举止激怒了，便过来抓住卜传问道：“你不也配着剑吗？为何一言不发？”
卜传平静地答道：“我的剑术与你的不同，我的剑术不是为了击败别人，而是为了不被别人击败。”
“那你是什么流派的剑术啊？”
“无手胜流。”（不用双手而战胜敌人，“无手”即不用剑的意思。）
“既然是‘无手胜流’，那你为什么还带着剑？”
“我带着剑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斩断心头的私念。”
这时，那个武士怒火万丈，大吼道：“你真的想不用剑与我比试吗？”
卜传答道：“当然。”
于是，那位吹牛的武士便命令船夫将船就近靠岸。但卜传建议最好到远处的岛上去比较好，因为在岸上决斗的话会引来很多看热闹的人，这样容易伤及他人。武士表示同意。于是，船朝着湖中远离岸边的一座孤岛驶去。就在船快接近小岛的一刹那，武士纵身一跳，跳到了岛上，只见他抽出剑来，摆出了一幅准备决斗的架势；而卜传却从容地取下自己的剑，并递给了船夫。在场的人都以为卜传要到岛上去与武士决斗了，然而，就在这时，卜传突然从船夫手中夺过船桨，用力往湖岸方向一撑，船就像离弦之箭，一下子离开了小岛。当船驶进深水，已经比较安全时，卜传便笑着说：“这就是我的‘无剑’流派。”
另外一则故事也是饶有趣味并富于启示，告诉了我们卜传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于剑术的一般性的精通，而达到了一种对剑道真义的妙悟。卜传有三个儿子，都在学习剑道。有一天，他想测验一下三个儿子对剑道掌握的程度。他在自己房门帘上放置了一个小枕头，只要有人进门稍微碰触一下门帘，枕头便会正好落在头上。
卜传先叫大儿子进来。大儿子在走近房门时就已经发现了帘上的枕头，并将它取了下来，进门后又将它放回原处。他又叫来了二儿子。二儿子进来时，他碰触了门帘，当他看到枕头落下时便用手抓住，然后又轻轻地放回原处。最后，轮到第三个儿子了。三儿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那枕头正好落在他的脖子上，但就在枕头快要落地之时，他挥剑将枕头斩为两截。
卜传做出了他的评价，他先对大儿子说道：“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剑道。”并给了他一把剑。又对二儿子说道：“你还要苦练才行。”最后，他把三儿子狠狠责骂了一通，因为他的行为是他们卜传家族的耻辱。
在16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有两位名将，一个叫武田信玄（1521—1573），一个叫上杉谦信（1530—1578）。双方领地相邻，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被世人并称为双雄。两人为了争夺霸权，曾多次进行较量。作为武士也好，作为统治者也好，双方可以说是不分伯仲。在禅的修行方面也是如此。有一次，谦信在得到信玄因领地缺盐而伤透脑筋的消息时，十分宽容地从自己的领地将所需物资供给了对手。因为他的领地越后紧临日本海，盛产食盐。在川中岛的一次对决战中，因对方迟迟按兵不动，谦信心急如焚，只身一人冲进敌阵，只想一举分出胜负。见敌将信玄与几名幕僚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椅子上下着棋，谦信便拔剑直逼信玄头顶，用禅语发问，“剑刃之上，你有何言？”信玄毫不慌张，以其手中的铁扇避开袭来的利剑，答道：“红炉之上一点雪。”这一问一答或许并非事实，但却很好地说明了作为入道的武士，双方都是禅宗的虔诚信奉者。
谦信在益翁门下热心习禅的经过是这样的。益翁在讲解菩提达摩的“不识”时，谦信是听众之一。他自恃对禅多少有点了解，便想试探一下这个和尚。于是，他穿上与其他武士身份相同的服装藏于听众之中，等待时机。但是，这个和尚却突然朝谦信问道：“殿下，试问达摩不识是何意？”谦信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应答。益翁紧逼不舍，又问：“殿下，您在其他时候讲到禅时滔滔不绝，今天怎么不答了呢？”谦信狼狈不堪，傲气全无。于是，他便在益翁和尚的指导下潜心学起禅来。益翁禅师经常对他说，“您要真想修得禅道，则要舍命而直入死穴。”
后来，谦信给他的家臣们留下了这样的遗训：
欲生者则必死，欲死者则必生。关键在于心志如何。若能领会此心，坚守此志，则入火不会烧伤，入水不会溺亡，生死何惧。我常明此理而入三昧。若有贪生怕死之念，则尚不具武士之心胆。
信玄在其《信玄家法》中也对禅与死亡有所言及：“应相信佛心。常言道，具佛心者，则时时得助，以横心制人者，则显露而亡。其次，应潜心修禅。参禅无秘诀，唯思生死之切。”
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禅与武士生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一点，也可以从禅师们有时把死当作儿戏一样的行为中得到更清楚的解释。信玄的老师是位于甲斐的惠林寺的快川和尚。信玄死后，该禅院因拒绝交出逃至此地的敌兵，于1582年4月3日（天正十年）遭到织田信长手下的包围。士兵们将快川及寺内众人全部赶至山门的楼上，准备放火焚烧整个寺院，企图活活烧死反抗的人们。禅僧们在快川和尚的带领下静静地聚集，并井然有序地在佛像前结跏趺坐。快川和尚如往常一样给众僧说法：“现在，我们身陷火海。在此危难之际，诸位将如何转动达摩的禅轮？请各说一句。”于是，众僧纷纷根据自己的证悟作了回答。最后，快川和尚也说了一偈。之后，众僧齐入火定三昧之中。偈曰：
安禅不必须山水，
灭却心头火自凉。
从某种观点来说，16世纪的日本创造出了很多伟人。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都支离破碎。在整个日本国土上，封建诸侯们互相征战，民不聊生。但武士阶层之间的政治、军事霸权的争夺战，使得他们用尽了一切方法，极度加强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力量。因此，在生活各个方面，刮起了一股刚毅之风。构成武士道的大部分道德准则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信玄和谦信可以说就是当时武门诸侯的典型代表。他们勇气过人，临危不惧，除了战斗方面，他们在对领地庶民的统治方面也充分显示了贤明、深谋远虑的过人智慧。他们不是鲁莽而缺乏智慧的一介武夫，而是博学且富有宗教心的人才。
颇有意思的是，信玄和谦信两者都是非常出色的佛教徒。信玄的俗名叫晴信，谦信的俗名叫辉虎。但是，闻名于世的却是他们的法名。他们年轻时在禅院接受教育，中年时剃发自称入道。而且，谦信和其他佛教徒一样不吃荤、不娶妻。
与众多有修养的日本人一样，两人都热爱自然，且创作了不少和歌和汉诗。谦信在随军出征邻国之际，曾作了一首汉诗。诗曰：
霜满军营秋气清，
数行过雁月三更。
越山并得能州景，
遮莫家乡怀远征。
这首诗的大意如下：“秋清气爽，寒霜降落军营。夜深了，可以看到几行大雁从月亮中飞过。越中重山的轮廓，倒映在梦幻般的能登湾的水面。在远别的家乡，亲人们（看到同样的明月）也许正在思念着远征在外的我们吧。”
当然，信玄欣赏大自然的“风流”之心，也绝不逊色于越后的敌将。他曾经去参拜位于领地遥远偏僻之地供奉不动明王的寺院，当时寺院附近的禅寺住持邀请他回去时顺便去寺内一坐。（这个和尚便是后来被织田信长的士兵们焚烧杀死的快川和尚。）信玄谢绝了和尚的邀请，说：“因忙于两三天后就要开始的战争，也许这次无暇拜访贵寺了。”并说等他从军归来必定拜访。但和尚再三邀请，对信玄说：“樱花现在正好开始盛开。为了让您能够欣赏到这烂漫的春色，贫僧特地在花下为您设了宴席。请您一定要来赏花。”信玄心想，观赏樱花也不是件坏事，再说，和尚如此恳切的邀请也实在是盛情难却，于是只好默默地听从了和尚的话。能有幸有这样一次赏花的机会，与和尚津津乐道尘外之事的信玄不禁诗兴大发，作了下面一首和歌。
古寺春色好，
樱如飞雪飘。
君若不相邀，
应悔花期过。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信玄和谦信显示出的却是超越功利得失、享乐自然的“风流”情怀。在日本，通常认为没有这种“风流”情怀的人是缺乏修养之辈。这种情感不单是一种审美意识，而且还带有宗教意义。博学多才、有教养的日本人，有临终之际作诗歌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或许就是基于这种心态而产生的。这种诗歌就是大家熟知的“辞世诗·辞世歌”。日本人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和锻炼，那就是哪怕是身处最紧张的状态，也要能够找出那一瞬间，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死能集中人的一切注意力，是最为严肃的事情，但有修养的人认为必须要超越它，客观地看待它。但是在封建时代，也未必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人才留下辞世之歌。这种习惯也许是由镰仓时代的禅僧一派开始的。佛陀进入涅磐时，会召集弟子作临别训诫。中国的佛教徒，尤其是禅宗僧侣对此加以效仿，但他们给弟子们留下的不是辞世训诫，而是自己人生观的表白。
武田信玄的辞世之辞就是引用了这种禅文学的形式。
大底还他肌骨好，
不涂红粉自风流。
此处讲的是“实在”的绝对完美，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实在”中来，到“实在”中去，并常住于“实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逝而复归，归而复逝，但其背后留下的是永恒不变的完美。
上杉谦信则以汉诗与和歌创作了辞世之辞。
一期荣花一杯酒，
四十九年一睡梦。
生不知死亦不知，
岁月只是如梦中。
极乐地狱在后，
独立黎明之中。
一切云雾皆散，
心中唯有明月。（《谦信家记》）
下面是《太平记》（14世纪末编撰）中记录的关于镰仓武士们殉死的情形，与上述惠林寺的禅僧们的死相同，这本书清楚地阐述了禅宗对武士道尤其是他们的生死观带来的巨大影响。
北条高时的家臣中有一个名叫盐饱圣远的僧人，在镰仓武士阶层中地位并不怎么高。在主君运数已尽之际欲剖腹自杀以殉主君时，“将嫡出长子三郎左卫门忠赖叫到身边，泪流满面地对他说，‘诸方防线悉破，闻一门将士皆切腹身亡。我也将先于主君而去，以示忠义。但你年幼，尚在父亲庇护之下，未蒙主君之恩，纵令与我在此一起保全性命，也无人会说不知大义。故暂到某处隐居，然后出家，远离尘世，以慰我后世，并安心以度一生。’三郎左卫门忠赖听罢，也是双眼含泪，许久没有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不认为这是父亲您所说的话。忠赖虽未直接蒙受主君之恩，但我们一家世世代代得以存续，皆因主君武恩之庇护。若忠赖自幼便入佛门，或许能弃主恩而入无为之道。但既生于弓矢之家，挂名于家谱之下，怎可眼见武运将倾而寄身佛门以避时难？为天下人所指，耻莫大焉。如您切腹以彰忠节，我将为您作冥途之先导！’话音未落，忠赖从袖下拔出刀来，趁父亲不备刺进腹中，凄惨死去。忠赖的弟弟盐饱四郎见状，正要切腹随哥哥而去之时，父亲急忙制止，‘让我先去吧，按长幼顺序，在父亲身死之后，你再自行了断’。于是，四郎收回拔出的刀，恭候在父亲面前。见此情景，盐饱圣远便高兴地笑了，静静地在中门备好一把圆椅，并结跏趺打坐于其上，取过砚来，蘸墨挥毫，写下了一首辞世之歌。
提持吹毛，
截断虚空。
大火聚里，
一道清风。
随后，将手叠放于胸前，引颈向前，命儿子四郎将其头颅砍下。于是，四郎使尽全力砍下了父亲的头颅，然后又将刀刺入自己腹内直至刀柄，卧地而死。三名家臣见状也奔跑过来，用同一把刀一个接一个地刺穿腹部，宛如鱼肉串一般，头挨着头，卧倒在地。”
北条氏灭亡之际，还有一位名叫长崎次郎高重的禅门武士，他去拜访师父——也是北条高时的师父，问道：“作为勇敢的武士，在这紧要关头，该当如何？”禅师立即回答道：“挥舞其刀，勇往直前。”该武士很快就领悟了师父的意思。他在战斗中勇猛杀敌，最后耗尽所有力量，倒在了主君北条高时的面前。
这种精神，其实是这些武士修禅者通过禅宗培养而成的。虽然禅宗不一定会与他们讨论灵魂不灭，以及神道的正义和伦理行为，它只是告诉他们无论结果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都必须朝着目标向前突进。哲学可以由理性精神加以保全，而禅宗则需要行动。最有效的行动便是，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回头，勇往直前。在这一点上，禅宗的确可以说就是武士的宗教。
“无畏而死”，是日本人心中最为崇尚的思想之一。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但只要符合无畏而死的这个特点，即便是罪犯犯下罪行，也往往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无畏”是指“不留遗憾”、“问心无愧”、“烈如勇士”、“毫不犹豫”、“镇静从容”等。日本人不喜欢犹豫不决、拖泥带水地迎接死亡，而喜欢像被风吹落的樱花般转瞬即逝。日本人对待死亡的态度的确与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日本人也许没有什么关于生命的哲学，但却绝对有关于死亡的哲学。虽然这种哲学有时看上去有些不顾后果。深深吸收了禅宗思想的武士精神，甚至将这种哲学推广到了普通百姓之中。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即便没有像武士那样经过特别的锻炼，也会吸收这种精神，并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某种理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从日本自古以来经常以某种理由为借口而进行的诸多战争中可以得到证明。一名写日本佛教的外国记者曾吐露了一句真言，他说禅就是日本民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