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禅学论丛》第三系列这部书中，笔者尝试追究的，是禅与《华严经》（The Gandavyūha）、《般若经》（The Prajñāparamitá）这两部大乘大经的关系，以及印度佛教在适应中国人心方面所发生的转变。中国人是一种注重实际的民族，与具有高度抽象能力以及无穷无尽想象力的印度人民，大异其趣。因此之故，大乘教学为了使其本身获得中国人的欣赏而作如此的改变，乃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事情。此处所谓的改变，是指将这两部大经改成禅的问答或对白。
至于禅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已有专集[1]为之阐示。纵观日本的文化史，如果除了佛教，尤其是撇开镰仓时期以后的禅宗，便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可叙！佛教已经深入日本人民的血液之中了。笔者在此所做的，只是尝试而已。《绘画里面的禅悟生活》（The Zen Life in Pictures）一文，亦只是一种提示而已，待有机会，再作较为充分、较有系统的讨论。
这个系列中的部分材料，由于在本书正在印刷时始行到手，故有少数几件事实必须在此略加说明：（1）第三及十九页附注中述及的敦煌手卷本《神会和尚语录》已有摹写本流通，校正本不久亦将印行。（2）对于这部敦煌手卷本，矢吹庆辉博士（Dr.Keili Yahuki）已有专书详加解说，收录于他的《鸣沙余韵》（Echodw of the Desert）之中，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3）所有述及《华严经》的页次，不是指泉芳璟氏（the Idzuni）所藏写本，就是指皇家亚洲学会（the R.A.S）所藏手卷。（4）本书所述《六祖坛经》敦煌本即将印行，公诸大众，届时将附以康正寺（the Koshji）本出版。康正寺本是日本复印的古本（约印于十五到十六世纪），它的中国原本大概印行于十或十一世纪的某个时候。《坛经》流行本的序文中所说的“古本”，可能就是这个本子。它的历史意义已是无可争论的了。
跟以前一样，作者在此不但要向为他校稿的妻子碧翠丝（Beatrice Lane Suzuki）表示谢意，同时也要向费心为他校对的艾富瑞夫人（Mrs.Ruth Fuller Everett）表示感激。
善友安宅弥吉（Yakichi Ataka）对于笔者的慷慨鼓励，亦不可忘，因为他对作者的一切要求，总是毫不迟疑地给予慨允，以使禅的教义能在文字解说的可能限度之内传扬天下。
注解：
[1] 详见《禅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1938）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