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有一定数量的餐馆，其中一家外观体面的酒楼上，有一间标准的餐室，它有着不通铁路的小镇饭馆所特有的坚实感和家常风味。在这些二楼的餐室，除了星期天，顾客寥寥无几，你总能遇到一些相貌平平的怪人，那些生活舞台的配角。
有一段时间，我手头拮据，又想图个清静，便成了某家这类二楼餐室的常客。每次我七点左右去那用餐时，几乎总能看到这样一个人，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才开始对他产生兴趣。
他个头很高，身材相当瘦，约摸三十岁。他坐着时背弓得厉害，但站着时没那么明显。他衣着随便，但不完全算是不修边幅。他那苍白无趣的脸上，露出一种饱受磨难的表情，看不到任何趣味，也很难说那种表情暗示着什么样的磨难。它似乎暗示着各种磨难：艰难困苦、焦虑和饱经沧桑后的波澜不惊。
他总是吃得很少，饭后抽一支自己卷成的纸烟。他大胆观察着其他顾客，谈不上有什么疑惑，而只是出于超乎寻常的兴趣。他并未细细打量他们，似乎只是兴致使然，无意要分析他们的外在行为或记住他们的外貌体态。正是这点特征使我对他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更密切地观察他。我注意到，某种才气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使他的容貌变得生动起来。但沮丧——冷淡苦楚的郁积——始终笼罩在他的脸上，所以很难再从他脸上看到什么别的特征。
我偶尔从餐馆的一个侍者那里得知，他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楼下的街上发生了一件小事——两个人在互相殴打。二楼餐室的每个人都跑到窗户边观看，包括我和眼下正描述的这个人。我随口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同样附和了几句。他的声音迟疑不决，平淡无奇，仿佛因完全没有指望而变得万念俱灰。然而，我这样看我的晚餐同伴，或许是荒谬的。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们就互相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或许因为可笑的巧合，我们都迟至九点半才去吃晚餐，竟因此而随便聊了起来。在某个适当的时刻，他问我是否写作，我说是的。我提到了最近刚刚出版的文学评论杂志《奥尔弗斯》。他称赞了它，而且是高度称赞，这令我大为吃惊。我告诉他，我很吃惊，因为这本杂志的撰稿人只对少数人说话。他说或许他就属于少数人中的一个。此外，他补充道，这种艺术对他来说并不完全新奇。他羞怯地说，由于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没有朋友可供拜访，也没有兴趣去看书，他通常晚上呆在家里，在他的出租屋里写点东西来打发时间。
他的两个房间放置着表面奢华的家具，无疑，不能不牺牲某些基本物件。他颇费心思地挑选座椅，它们有着柔软舒适的坐垫。他同样精选了窗帘和地毯。他解释说，这样的室内设计使他能够“为单调生活保留尊严”。以现代风格装饰的屋子里，单调生活变成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一种生理不适。
没有什么东西驱使他去做任何事情。他独自度过自己的童年，从未参加过任何团体，也没有修过什么学科，从不属于任何群体。他的生活环境有一种奇怪但又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或许所有人的生活环境都是如此——按照他的惰性和逃避倾向，被剪裁成本能的画面和相似物。
他从来不必面对社会或国家的需要。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需要。他从来没有动力去交朋友或谈恋爱。在某种意义上，我算得上是他唯一的知己。但即便我总是假设自己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也未必真正拿我当做他的朋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需要托付一个人来保存这本他留下来的书。起初，我感到很难办，但我现在很高兴能够从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尽可能将自己当做他的朋友，致力于完成他将我拉进来的目标——出版这本书。
即便在这方面，客观环境看来竟然对他有利，因为我这种性格的、对他有用的人出现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