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鲍里斯给了我一个地址，在白袍区的市场街。他在信里只是说“事情不算太坏”，我猜想他回到斯克莱伯酒店挣他的一天一百法郎去了。我满怀希望，感叹自己怎么这么愚蠢，没能早点想到去找鲍里斯。我想象自己在一家舒适的餐厅工作，欢乐的厨师一边往平底锅里打鸡蛋一边唱情歌，每天能吃上五顿大餐。想到快挣工资了，我甚至花了两法郎五十生丁买了一包高卢烟。
早上我走路去白袍区的市场街，震惊地发现，那是一条和我住的地方一样烂的后街。鲍里斯的饭店是街上最脏的一家。一股肮脏的酸臭味从那阴暗的走廊里溢出来，那是一种泔水和汤渣混合的味道——二十五生丁一份的压缩牛肉汤。我立刻感到了不安。喝压缩牛肉汤的人都是挨饿的或是快要挨饿的人。鲍里斯真的能每天挣到一百法郎吗？办公室里一个阴沉的老板告诉我，对，那个俄国人在家——在阁楼里。我爬上六层狭窄盘旋的楼梯，走的越高牛肉汤味越浓烈。我敲门，但鲍里斯没有应门，所以我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是个阁楼，十平方英尺，只靠一扇天窗照明，仅有的家具是一张窄小的铁床架、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瘸了条腿的洗手架。一长串虫子排成S型慢慢爬过床上方的墙壁。鲍里斯一丝不挂地躺着睡觉，他的大肚子在脏兮兮的被单下面隆起。他的胸口上满是虫子咬的斑点。我进门的时候他醒了，揉了揉眼睛，声音低沉地哼哼着。
“我亲爱的鲍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了，只是饿——是的，再这样下去就要饿死了。除了在地板上睡觉，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每天只靠两法郎生活了。太可怕了。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我的朋友。”
看来问鲍里斯是不是还在斯克莱伯酒店工作没什么意义了。我赶紧下楼买了一条面包。鲍里斯扑上去，一下就吃掉了一半，他感觉好了一些，坐在床上给我讲他出了什么事。由于瘸得厉害，离开医院后他没能找到工作，钱花光了，东西也当得精光，最终饿了好几天。有一个礼拜他睡在德奥斯特利茨桥[1]下码头上的几个空酒桶中间。过去两个星期他跟一个犹太技工一起住在这个房里。事情很难解释，不过似乎那个犹太人欠了鲍里斯三百法郎，通过让他睡地板和每天给两法郎饭钱来还债。两法郎可以买一杯咖啡和三个圆面包。犹太人每天早上七点出去工作，鲍里斯就离开他睡觉的地方（在天窗下面，下雨时会漏水）到床上去。因为有臭虫，他在那里也睡不了多久，但可以在睡了地板之后歇一歇他的后背。
“机会？那是必须的啊。事实上，我已经有准备了。过几天商业街有一家新的俄国餐厅就要开业了。说好了让我要去做侍应领班。我可以轻松在厨房里帮你搞到工作。五百法郎一个月，管饭吃，如果你运气好还有小费。”
“但是现在呢？我快要交房租了。”
“哦，我们会有法子的。我还有几张牌没出呢。比如说，巴黎到处都有人欠我钱呢。有一个马上就要还钱了。再想想那些和我好过的女人！女人从不忘情，你知道——我只要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人跟我说他要在干活的修车厂偷磁电机，他会每天给咱们五法郎清洗，然后他再卖掉。那就够养活咱们的了。别担心，我的朋友。没有什么比钱更好弄的了。”
“那么咱们现在就出去找工作吧。”
“现在，我的朋友。我们不会饿死的，别害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无数次比现在还惨呢。坚持就是胜利。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我们来到里沃利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那是个知名的餐厅经理跟雇工见面的地方。它后面有一个阴暗、洞穴般的小房间，各种酒店工作者都坐在那里：衣着光鲜的年轻侍应，别人衣着没那么光鲜而明显饥肠辘辘，满面红光的胖厨子，油滑的洗盘工，衰老颓垮的擦洗女工。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杯没动过的咖啡。事实上那地方是个职业介绍所，饮料钱算是老板的佣金。有时，一个体格结实、看似重要的人——显然是个饭店老板——走进来跟酒保说话，酒保就会从咖啡馆后面叫出一个人。但是他从来没叫过鲍里斯和我，两小时之后我们离开了，按照惯例，买一杯饮料只能坐两小时。后来我们知道了窍门，就是必须贿赂酒保，不过为时已晚，如果你能给他二十法郎，他一般就会给你安排个事儿做。
“抢劫比挨饿好，我的朋友。我一直这么盘算。一个有钱的美国胖子——在蒙帕纳斯的某个阴暗角落——用袜子包一块鹅卵石——砰！翻空他的口袋然后逃跑。这是可行的，你不觉得吗？我可不怕——别忘了我当过兵。”
他最后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容易被认出来。
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面包和巧克力。鲍里斯吞下他的那一份，立刻又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活跃了起来，食物对他身体的影响就像鸡尾酒一样快。他拿出铅笔，开始列出那些有可能给我们活儿干的人。他说有几十个这样的人。
“明天我们就会有事做了，我的朋友，我打心底里知道。要时来运转了。再说，我们都有头脑——有头脑的人不会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