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工作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我给四楼的侍应打下手那天。我们在一间小餐具间干活儿，那里靠升降机与备餐间联系。待过了地下室，这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主要工作也就是擦拭银器和玻璃餐具，倒还像是人干的活儿。侍应瓦伦蒂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们俩独处时，他几乎平起平坐地待我，尽管如果有人在场，他得对我恶语相向，因为侍应不能给洗碗工什么好脸色。要是哪天他赚得多了，还会给我五法郎的小费。瓦伦蒂仪表堂堂，今年二十四岁，但是看上去就像十八岁，他跟大多数侍应一样，仪态得体大方，深谙穿衣之道。他身着黑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青春鲜活的面庞配上光泽亮丽的褐色头发，看上去就像个伊顿公学[1]的学生。不过从十二岁起他就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从贫民窟里一路打拼到了今天。他的经历曲折而丰富，先是没有护照偷渡过意大利边境，在北方的林荫大道上推着独轮车卖板栗，又因为在伦敦打黑工坐了五十天大牢，到酒店之后有个老富婆看上了他，送了他一枚钻戒，之后又指控他偷窃。空闲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升降机井边抽烟，我很喜欢跟他闲聊。
打扫餐厅的日子就是我的噩梦。我不用洗盘子，那是厨房的人干的活，我只需要负责盘子之外的餐具、银器、餐刀和玻璃餐具。尽管如此，一干就是十三个小时，算下来我一天要用三四十块洗碗布。法国旧时的洗碗方法只会让清洗餐具的工作量翻番。餐具架是什么？没听说过。肥皂片也没有，只有黏糊糊的软肥皂，在巴黎的硬质水里还打不出泡沫。我干活的地方是个肮脏拥挤的小屋，既是餐具间又是后厨房，直接连着餐厅。除了洗洗刷刷的工作之外，我还得给侍应送饭，伺候他们吃饭。大多数的侍应都傲慢无礼，让人难以容忍，不止一次，我得靠拳头才能让他们对我客气一点。通常做这活儿的是另一个女人，这帮家伙让她的生活痛苦不堪。
有时候四处打量这间肮脏狭小的后厨房还挺有意思，想想看，餐厅跟我们中间就隔了一道双扇门而已。门的那边坐着顾客，一切光鲜亮丽—一尘不染的桌布，一盆盆的鲜花，镜子，镀金的檐口，画上去的小天使；而门的这边，距离仅仅几步之遥，我们这里脏得令人作呕，因为这间后厨确实脏得令人作呕。我们忙起来得到晚上才有空扫地，地上都是肥皂水，混合着莴苣叶、碎纸片和被踩烂的食物。几个侍应脱了外衣，露出流汗的腋窝，他们坐在桌边搅拌沙拉，把大拇指插进奶油罐子里。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食物和汗水交杂在一起的味道。橱柜里的餐具后面，随处可见侍应们偷来的食品，也都脏兮兮的。后厨房只有两个水槽，没有洗手盆，所以经常能看到侍应在清洗餐具的水槽里洗脸，不过反正顾客看不见。餐厅门外有一张椰壳垫子和一面镜子，侍应通常会在那里精心打扮一番，好以干净整洁的形象出去示人。
侍应走进餐厅的画面很有启示意义。穿过门的一刹那，他身上的一切便忽然起了变化。肩膀一下子就挺起来了，什么灰尘啊不耐烦啊火气啊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从地毯上轻轻走过，带着牧师一般肃穆的神色。我记得我们的副侍应领班，一个暴躁易怒的意大利人，他在餐厅门前停下大骂一个学徒，因为他打碎了一瓶酒。他高举拳头上下挥舞，不停大声嚷嚷（幸好门还有点隔音功能）。
“气死我了——你管自己叫侍应吗，小混蛋？去你妈的侍应！你连给你妈待的窑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滥！”
后来他找不出话说了，就转身走到门口，开门时最后骂了一句，就像《汤姆·琼斯》里面的威斯特恩乡绅[2]一样。
然后他走进餐厅，端着餐盘轻盈地走过大堂，优雅得像只天鹅。不出十秒钟，就看见他恭恭敬敬地对着一位顾客鞠躬。看着他那样训练有素的侍应在那里鞠躬赔笑，你不禁会想到，被这么一位贵族服侍，顾客会不会心生愧意。
洗碗的活儿从头到脚都让人生厌，不是说有多难做，而是乏味愚蠢到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地步。一想到有人要成年累月都干这份工作，我就觉得不寒而栗。我顶替的那位女工六十岁上下，每天要在水槽前站十三个小时，一周站六天，全年如此。另外，她还被侍应欺负得很厉害。她跟大家说她曾经是名演员，而实际上，我猜其实就是妓女而已。大多数的妓女最终都会沦为女佣。虽然她都到了这把年纪，生活落魄成这样，她还是带着淡金色的假发，涂着浓重的眼影，把脸画得像个二十岁的姑娘，看起来很奇怪。所以很显然，即便一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人还是能剩下一些活力。
[1]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著名英国贵族中学，仅招收13～18岁的男生。（译注）
[2]《汤姆·琼斯》（Tom Jones）：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著，威斯特恩乡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性格粗暴专横，思想保守顽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