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胡塞尔直至1900年的生平和学术发展曾由阿斯本（A.D.Osborn）作过阐述：《埃德蒙德·胡塞尔与他的〈逻辑研究〉》（Edmund Husserl and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两卷本，1949年（附有详细的传记）；以后的年代可以参阅普莱斯纳（H.Plessner）：“胡塞尔在哥廷根。1959年在胡塞尔诞辰百年庆祝会上的讲话”（Husserl in Göttingen.Rede zur Feier des hundertsten Geburtstags 1959）；关于他在弗莱堡期间的讲座，《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的各个编者在他们的“引论”中作过介绍。
最后，在《哲学家》（Philosophes）丛书中出版了：《胡塞尔，他的生活，他的工作》（Husserl，Sa vie，son oeuvre），作者：凯克尔和舍尔（L.Kelkel et Schérer），巴黎，1964年。
胡塞尔于1859年4月8日出生在摩拉瓦地区的普罗斯捷耶夫镇；在奥洛穆茨市上高级文科中学；1876年中学毕业考试。大学学习：莱比锡三学期，柏林六学期，随魏尔斯特拉斯（C.Weierstraß）学习数学，随保尔森（F.Paulsen）学习哲学。自1881年起在维也纳，1882/83年冬季学期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布伦塔诺（F.Brentano）的影响。1887年在哈雷以“论数的概念；心理学的分析”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答辩。
同年与马尔文娜·卡洛特·施泰因施奈德（Marvine Charlotte Steinschneider）结婚；生三个子女：伊丽莎白（Elisabeth），与雅各布·罗森贝格（Jakob Rosenberg）教授（哈佛大学）结婚；格哈特（Gerhart），退休法学教授，名誉教授，弗莱堡；沃尔夫冈（Wolfgang），在一次大战中阵亡。
在哈雷，胡塞尔与心理学家施顿普夫（K.Stumpf）关系密切，并与他结下了终生友谊。施顿普夫的《声音心理学》（Tonpsychologie）和他的论文“论空间表象的心理学起源”（Ueber den psychologischen Ursprung der Raumvorstellung）影响了胡塞尔1891年发表的《算术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研究》。如胡塞尔所说，在这部关于数学的非常含糊之基础的论著中（它是胡塞尔教授资格论文的继续）包含着他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最初努力。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数学基础研究得以产生：施罗德（E.Schröder）1891年发表的《逻辑代数讲座》（Vorlesungenüberdie Algebra der Logik）（逻辑斯蒂的第一次尝试），以及福格特（E.Voigt）1893年发表的《基础逻辑学》（Elementare Logik)（即逻辑运算），它们受到胡塞尔的批判讨论。尤其还有弗雷格（G.Frege）1894年的《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和1893年的《算术原理》第一卷（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带有对胡塞尔的“质料”逻辑学的批判）。直到1900年发表《逻辑研究》止，胡塞尔一直在运用这些研究（参阅他的“关于德国逻辑学著述的报告”（Bericht über deutsche Schriften zur Logik），a）1894年，《系统哲学文库》（Archiv für systeematische Philosophie），第三卷；b）1895—1899年，《系统哲学文库》，第九卷和第十卷），除了这些研究外，他的讲座活动一直延伸到所有哲学问题上。在哈雷的第一次讲座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引论”。他常常开设关于休谟，尤其是关于休谟的伦理学的讲座。奇怪的是，在这些年的著述中几乎找不到关于那些在1900年的《逻辑研究》中，尤其是在第二卷中仿佛是突如其来地得到突破的巨大工作的任何迹象。胡塞尔的伟大从根本上带有这样一种特征：他能够长达数十年地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并且在一种宁静退隐的状态下一再地献身于新的问题。胡塞尔全集的各卷就是他的这一态度的见证，只有在笛卡尔那里才能找到相似的东西。人们无法排除这样一个印象：一种较为深入的交往对于这个事业的完成来说是有好处的。在弗莱堡时期，胡塞尔得到了由他亲自允准的几位助教的支持：首先是海德格尔，然后是兰德格雷贝（L. Landgrebe），最后是芬克（E.Fink）。芬克在1933年后的艰难年代里仍然以极大的无私精神为他服务。
1901年，胡塞尔作为编外教授受聘于哥廷根。从此他的生活进入到正常的学院轨道，尽管他并没有能够避免开一些令人沮丧的失望。他于1906年在哥廷根成为私人编内教授，于1916年作为李凯尔特的后任成为弗莱堡的哲学教席持有者。1923年他曾受邀去柏林任教，1933年又受邀去加利福尼亚任教，但两次均被他拒绝。1928年他于弗莱堡退休之后，直至1938年4月27日逝世，——尽管极为孤独——始终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与妻子一同葬在君特斯塔尔（Günterstal）乡村教堂旁的墓地里。
我曾听过他的许多讲座，这些讲座并不特别成功。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没有激情，没有文学渲染，以一种动人的方式，就好像思想在自己陈说着，独立于所有顾忌，独立于所有现实，眼里只有“无限的任务”（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在陈说中，他确立一个“无限”远的点，他可以暗示这个点的可见性，即使他并不为通俗易懂的可解释性作努力。他能够作出忘我的献身，极为专一地关注他的事业，这便是他的尊严和威严所在，这种尊严和威严也从他的遗稿中透射出来。
他本人一生中发表文字极少，这恰恰证明，他是如何认真地看待他的任务的无限性。关于他在1900年至1910年的工作，他的遗稿新近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异的解答。（《胡塞尔全集》第二卷，《现象学的观念》，附有比梅尔所做的重要事实陈述。 [2] ）
在《逻辑研究》发表后处在显赫声誉之中的胡塞尔能够沉默十年之久，尔后才认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值得发表，这个事实赋予了这篇论文以无法充分估量的重要意义。
他也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自己。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未能够动摇过他。他的泰然自若的开朗和他的毫无所求的诚挚使得每一个能够接近他的人都感受到他的形象的金壁辉煌。人们经验到，什么才是伟大；这种经验之光感动着那些在艰辛的努力中忠实地管理着他的遗稿的人们。
【注释】
[1] 由《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撰写。——译注
[2] 中译本参阅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1986年，台北，1987年。斯基拉奇所说的“令人惊异的解答”，是指胡塞尔并非像人们此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在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才完成了向先验现象学，即构造意识的现象学的突破，而是早在1907年期间便已进入到先验领域之中。详细的说明可以进一步参阅该书中由比梅尔撰写的“编者引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