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非洲后不久，遇见了我们那艘运兵船上的人。他们告诉我，国内对非洲的一切有着错误的印象。
在奥兰待上几天之后，商船船员们对于自己所认为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他们说，国内民众认为：北非战役只是一时的，很快就会结束；我们的伤亡几乎为零；法国人爱我们爱得要死，德国留下的所有影响都被清除了。
如果你们是这么认为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在非洲的新闻记者没能把更多的细节告诉你们。
在战争中，法国人表现出极度的情感上的混乱。在奥兰港附近，一艘法国汽艇上的法国人用机关枪对着受伤的美国人扫射，而划艇上的法国人却在枪林弹雨中试图营救那些美国人。
我知道，有一支分遣队被派上岸，任务是缴获四艘商船。他们一枪都没开，就把四艘船全部拿下。迎接分遣队时，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说的是：“你们怎么回事？我们昨晚就等着你们了。”另一艘船的船长在舷梯上打开了一瓶杜松子酒。美国士兵与法国士兵之间有很多兄弟情谊。在一个战事激烈的小镇上，人们在一辆烧毁的卡车上发现了五具尸体，三个美国人和两个法国人。
因为一开始这场战役在外交方面和在军事方面同等重要，大人物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只会手痒痒敲打字机的记者钻研国际事务，即便没有我们的评论，这些事情也已经够棘手的了。我相信，国内的误解一定是由于画面中某些缺失的部分造成的。
我们在非洲战场的位置，虽然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全是“草莓”和“奶油”。
比方说，在突尼斯，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原因有两个。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在突尼斯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第一次与经验丰富的敌方部队与指挥官实打实地交战。敌方的战斗经验，我们的部队需要好几个月的实战才能获得。
第二，没有人确切知道，法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打赌他们会全力抵抗。这意味着，如果法国人在三天内投降，我们必须立即向东移动，否则就会让德国人毫不费力地在突尼斯建起强大的战力。
所以我们行进了几百英里，和英国人一起开始战斗。但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补给，无法立即将德国人击溃。这也不能怪谁。我觉得，我们的部队做得已经很好了，他们利用手上已有的东西作战，并竭力获得更多补给。但我们的对手有着跟我们一样坚忍的意志，作战经验却又比我们丰富太多，补给也来得更加容易。
那时我们的人员伤亡不太明显，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损失的。然而，美国船从国内带来一份最新的报纸，上面说，在占领奥兰时，我们只牺牲了12个人。事实上，伤亡虽然不大，但却是12个的好多好多倍。
大部分康复中的伤员被送往英国。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送回国的伤员很多，将给美国人民注入新的、坚定的活力。我们觉得，我们不是那种要把伤员藏起来的人。
对我们在非洲的人来说，最大的困惑是我们在北非与轴心国特工及轴心国的同情者打交道的政策。我们只拘捕了那些彻头彻尾的轴心国特工，比如德国停战使团和别的一些人。在那之后，我们将逮捕权交还给了法国人。流程是，我们调查，他们实施逮捕。而事实却是，我们调查，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我们的政策仍然是绥靖政策。它源于所谓的法国情感“大杂烩”。当时的法国人思考和感受的方向都各不相同。一开始，我们小心翼翼，为的是尽可能多地俘获法国人的心。很快，这一阶段就结束了。我们火力全开。在这里，我们不断占领城镇，然后假装没有占领。为了不冒犯到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很温和，也符合当时的政策，尽可能少地干涉法国当地人的生活。
在我们到来之前，德国人在这里安置了许多无足轻重的小官员。我们让他们继续留下工作，还允许法西斯社团继续存在。法国人对我们的狙击已经停止，但仍有些蓄意破坏。忠诚的法国人看到我们的战术，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习惯了武力，也期望我们对共同的敌人包括法国纳粹武力相待。敌人看到我们的战术，笑了，说我们是懦夫。双方都感到困惑，我们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居然依旧任由敌人逍遥法外，与自己作对。
在北非的法国人中，同情轴心国的人多得令人震惊。当然，他们并没有占到大多数，却比你们想象的要多。这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我无法理解这些法国人的思路，他们更愿意看到德国获胜并永久统治，而不是先被我们临时占领，进而最终彻底地把自由交还给法国。
但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正在阻碍我们。我们这些在北非的人认为，国内的你们应该知道三件事：清扫非洲战场、做好迈向更大战线的准备，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法国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支持我们的，但有一个阶层，却是奇怪地、不合逻辑地反对我们；我们的基本政策依然是我们的软肋。
毫无疑问，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人口混杂，阿拉伯人、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有，而且似乎没有多少爱国忠诚。正因为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这里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能够让他们舒适度日的那一方。
在大城市之外，阿尔及利亚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并不算太糟糕。而城里的人们却一直在挨饿，因为德国人直接从农场购买农产品，而城里的人却买不到。
占领之后，美国立即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运来了一船一船的食品，但由于某种原因，很少有食品会出现在公共市场上。城里的主妇们发现菜摊上像往常一样光秃秃的，只能咕哝着“这些美国佬”。
德国人花高价从农民那里买来农产品，付的是法郎。在这里，他们没有像在法国一样征收巨额税款。因此，务农的人实际上过得还不错，没什么可抱怨的。
那年冬天，阿尔及利亚有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橘子大丰收。在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大量的橘子烂在树上。农民们为此责怪美国人，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我们安排了回程的运兵船，把大量橘子运到英国，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运力把橘子从各个农场运到码头。我能看到的是，想要让阿拉伯、法国和西班牙农民站在我们这边的唯一办法就是，买下他们所有橘子，即使是像德国人那样出高价。
之前德国人占领这里时，遣散了法国北非军，很符合人们的心意，毕竟他们不想打仗。但在我们占领这里之后，军队又被组建了起来。人们抱怨说：“在德国人的手下，我们不用打仗。美国人来了，我们又得参军。”
对此，他们很消极，许多人并不高兴。正规军的一些军官身上带有浓厚的法西斯色彩，而我试图找出原因。据我所知，他们主要是想要有一个有序的世界可以生存。沦陷后，巴黎陷入一片混乱，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民众和军队都感到失望与崩溃。他们痛恨政客和高层的普遍懒散无为。他们希望一切能够顺利运行。他们想要安全，并且认为轴心国的有条不紊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德国在这里的宣传做得很好。人们一直相信德国会赢。显然，他们没有什么强烈的民族情怀，只能跳上领头羊的“马车”，而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那就是德国。同样，德国人的宣传也让人们认为美国很弱。人们真的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钢铁来运营我们的工厂，也没有足够的燃油来驱动我们的发动机。德国人也向他们灌输了所谓“新秩序”的观念。他们觉得，在德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将是牛奶和蜂蜜，永远的安全与繁荣。他们是真的相信。此外，我们的部队给人的印象也很差，与他们见过的少数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当然，我们并不是古板的人。我们的部队没有德国人那样严格而精练的纪律。我们的小伙子们会在街上唱歌，解开衬衫领子，会笑着叫喊，忘了敬礼。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将此误解为效率低下。他们认为这样一支没心没肺的部队不可能打败冷酷无情的德国人。
世界上大多数少数族群都喜欢纪律严明。他们崇拜严格的统治者，因为对他们来说，严格等同于力量。阿尔及利亚人无法想象，我们的力量在于自由。
从这一切中，我对美国人生出了新的敬意，尽管我们可能有些草率。他们可能会叫我们“夏洛克叔叔”[1]，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我们更不贪婪。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无论是在战争之前还是在战争期间，我经常对蜷缩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贪婪的灵魂感到厌恶。越是了解我们美国人和英国人，我就越喜欢。虽然德国是我们的死敌，但至少他们好像拥有虔诚忠于自己国家的特质。
[1]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狠毒的犹太放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