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能测量和分配时间，这样我们才能主宰生活，才会觉得安适。
“我们来对对表，现在是早晨六点整，”步兵团长说。炮弹在头上呼啸，当他手下那些缩成一团的副官把两个指针准确地调成直线时，他们的恐惧感也消失了。通过一块看起来平凡温文的手表，他们重新获得了自我主宰的能力。手表在脆弱的手腕上显得多么有条不紊啊；很好，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跟着计划的时间前进。
“抱歉，我到这个月底的时间表都排满了。”白领说。他把电话筒优雅地靠在脸颊上，手指翻动着日程表，脸上露出了巨大的安全感。面前这一大叠薄脆的纸页向他保证，在月底之前，不可预料的灾难或命运再也找不到空隙来降临到他头上。暴乱和瘟疫也得等在一旁，甚至连死亡都得排队——因为他的时间表都排满了。
“噢，让我想想，”老人歪着头说。阳光下他的五官痛苦地皱了起来，在混乱的回忆中他眨着眼道，“我的第一任妻子死于春天，是哪一年的春天？——”他的脸一瞬间爬满了恐惧。哪一年的春天？过去的？未来的？哪一年的春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季节替换只是因为地球无知无识地绕着太阳转，而带来的地表景象轮回？而太阳又只不过是十亿个漫无目的地转向虚无的星体之一？可怕的无穷无止！还好不久之后，他的脑袋又转移到累人的回忆上了，“1906年的春天，”他终于想起来，“或者不是，等等——”星体运转的景象在脑海里复活，让他全身一冷，“等等！是1904。”这次他确定了。他心里宁定了下来，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大腿以示满足。他或许已经忘记了第一任妻子微笑的样子，忘记了她流泪时的呜咽声，但只要用数字把对她的回忆碎片接续起来，他的一生，或者说生命本身，也仿佛找到了延续不断的轨道。现在活过的每一年都能乖乖地排进这个轨道里，井然有序地形成一个整体。1901年，1902年，他记得每一年发生的事情，1930，1940，一直到给了他应得平静的现在，一直到给了他温柔承诺的未来。现在地球可以继续它那善意的永恒轮回：这些刚萌芽的草多清新啊，而那同样的老太阳仍旧伟大地挂在上边朝他微笑，就像这么多年以来一样。“是的，先生”他可以权威地说，“1904年。”而如他所愿今晚的星星会在夜空闪耀，意味着他可以放心地进入永恒的沉睡中。他已经在混沌中找到了秩序。
对于弗兰克·惠勒夫妇来说，如果厨房的墙上没有挂着那本日历的话，1955年的夏天会很难熬，而且也会有个完全不同的结局。那本日历是来自“斯托帕和儿子五金家具公司”的新年礼物，每一页的图片都是新英格兰乡村地区的风景，显示本月的日期之外，旁边还有两个图表显示上个月和下个月的日期。这么一来，人们只看一眼就能弄清楚一个季度。
弗兰克和爱波推算出受孕的日子应该是五月第一周的后面几天，也就是他生日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两人都想起了他在她耳边轻声说：“这东西好像有一点点松。”而她轻声回答：“不会的，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别停下来……”（后来下一周她就去买了一个新子宫帽避孕套）。这也就意味着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会是个关键的日期，同学曾经告诉她，怀孕满三个月就能使用那个橡胶吸液器了。这个日子在日历的另外一页，离现在还有四个星期。
在他们把目光投注在日历上之前，他们心里只有慌乱。是慌乱把她推到药店里，让她从医生诊所里出来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橡胶吸液器；是慌乱把他推到厨房，在看到柜子里的神秘礼物后就一分钟也等不及要跟她对质。是慌乱，让两人笼罩在炖菜的蒸汽中冷漠对视，厨房安静得只听见隔壁电视传来的卡通声。但是到了深夜，当他们翻看日历的时候，慌乱就淹没在一行行整齐排列的日期里。他们发现，离最后期限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可以理智地利用这些日子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亲爱的，我不想对你冷言冷语。如果在我们有机会理智地商量之前，你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冲过来质问我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他轻轻地拍打她抽泣着的肩膀。他心里明白，眼泪不表示她已经投降。往最好的方面去想，他希望她正半推半就地期待自己能被说服，留住孩子；而就算她已经下定决心做掉孩子——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她还是不愿意去触怒他，从日历里她欣慰地想到还有宽裕的四个星期来慢慢改变他的想法。不管是哪种情况，这表示她都在考虑他的感受，她在乎他。这对弗兰克来说是最重要的。当他抱着她，轻抚着她时，弗兰克感到心满意足。
“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互扶持来面对这件事情，不是吗？”她从他的怀抱里退开一点，“不然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吗？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说。”
“嗯，好的。我也有很多东西想说，只是我们答应对方，不要再吵架好吗？我们不能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争执不休了。”
“这一点我知道。听我说……”
于是消极的情绪一扫而空，在日历上那一行行整齐排列的日期里，他们进行了平静、自制和极度严肃的辩论。在这段时间他们精神高亢，再也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紧张对峙。这段时间他们就像处于热恋时期。
跟热恋期一样，弗兰克蓄意把长谈安排在不同的地点：在屋子里，在院子外，在夜晚绕着山区兜风的汽车中，在乡村的高级餐馆，以及，在纽约。在这两个星期当中，他们夜晚外出的次数比去年一整年加起来还要多。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弗兰克就认为自己已经占了上风，因为她并没有反对外出花那么多的钱。如果她还是坚持去欧洲，肯定会尽量把钱节省下来。
这之后，弗兰克再也不需要这样的征兆了。几乎一开始他就占据了主动，因此对赢得这场辩论充满了信心。他要推销的是一个高尚的想法，无私、成熟、从道德上来说是无可辩驳的（虽然他尽量避免用道德标准去衡量）。而她呢，无论她怎样把自己的勇气浪漫化，堕胎终究是让人厌恶的事。
“但是……弗兰克，难道你不明白，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吗？你能不能相信我，或者至少试着去相信我？”
每次她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从坚牢的信念堡垒中看着下面柔软的小生物，悲悯地微笑道：“怎么能说都是为了我呢？”他会这样反问她，“我一想到你要这么做，我全身上下就会觉得难受。你再想想吧，爱波，再想想。”
弗兰克战略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光要让自己的立场显得高尚，还要对她有吸引力。因此，他把她带到乡村和城里的高级餐厅，她只需要环目四顾，就会发现周围俊美优雅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里如鱼得水，他们试图超越抑郁的社会环境，懂得怎样把无趣的工作变为优势，他们知道怎样去利用体制而不必卑躬屈膝，如果他们听说弗兰克的处境，肯定会同意他的立场。
“那好吧，”听完他的陈述后她反驳，“假设这些都发生了，假设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丰富多彩，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朋友，并且每个夏天都飞去欧洲度假，但是你真的认为就会比现在更快乐吗？你还是在把一个男人的巅峰时期浪费在这样空虚无聊的工作……”
猎物踏进了圈套——于是他趁机说：
“这一切就让我自己承担吧。”他说，“如果我的男人气概和成就，必须要用你的身体自残为代价的话，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你那么去做，就是在对自己犯下罪行，不仅伤害了你自己的肉体，也伤害了我。”
有时候她会温和地把这件事戏剧化：每天都有女人非常安全地完成这件事，她的那个同学已经做过了两次。当然她不会完全否定他的话，她承认三个月之后再去做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我是说如果真的过了那么久的话，那就真的值得担心了。不过只要把时间掐准，那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
每次她强调这件事情其实很安全的时候，他都会鼓着腮，然后吹出一口气，一边皱眉一边摇头，就像要他去认同一次种族大屠杀似的。不，他不买账。
不久以后，她开始用“做这件事情”来指代流产，而且声音会带着点难堪和犹疑，甚至会把目光移开，不敢直视着他。即使她满腔热忱地表述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时，也不例外。就好像他爱怜洋溢又困惑的脸孔摆在那里，就足以让她感到这是个羞于启齿的下流事儿。不久之后，弗兰克还找到了更让他觉得胜利在望的信号：他发现在某些奇异的时刻，她的眼睛会有一种浪漫的迷雾，她分明在用爱慕的眼神在看着他。这样的时刻一般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弗兰克会特意去标榜自己的男性魅力来吸引她，就像一些女性刻意经营自己来取悦男性一样。比如说，两人一起坐在餐厅的时候，不管是起身离开桌子还是朝她走过来，他都会记得让自己保持她觉得“非常性感”的走路姿态。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他又会不自然地把一只肩膀抬高一两寸，挺直脖子，这样她挎着他胳膊的时候就会感觉他更伟岸一些。每次在暗处点燃香烟的时候，他会小心地保持一种形象：皱着眉头，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硬汉子，啪一下掀开打火机，火光闪烁照耀出一个男人昙花一现但却无比强烈的图像（很多年前他经常在黑暗的卫生间里这样练习）。他一丝不苟地关注着数不清的细枝末节，比如他会刻意把说话的声音压低，头发要梳理整齐，被他啃得凹凸不平的指甲要遮盖起来。每天早上他一定比她醒得更早，这样她只能看见他精神奕奕的样子，而不是刚睡醒时脸部肿胀表情迷茫的模样。
他会在烛光中咬紧牙关，这样他看上去就会显得坚毅而有魄力。只是长时间的表演让他大牙酸疼。有时候，他会憎恨自己使用这样的伎俩来达到目的，甚至隐隐地把爱波也迁怒在内，因为她竟然会这么轻易被这些虚伪的表演打动。这都是什么幼稚玩意儿啊？但这种自我反省不会持续太久，很快他就想，在爱情和战争当中，用什么招数都是合理的。爱波不也使出浑身解数来软化他，诱使他接受去欧洲的建议吗？既然如此，那他就不用再多想了。也许这种手段滑稽可笑，也许这并不是成年人该有的言行举止，但这不是现在该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许多事情比这样的道德自省更重要。
所以他放任自己继续去扮演这个角色，并且花尽心思来让表演尽善尽美。他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尽量不提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也不去抱怨下了火车之后有多累。他甚至用一种类似于欧陆做派的温文来跟餐厅服务员和加油站工人打交道。每次谈论他们看过的戏剧，他会不露痕迹地引经据典——这一切都为了展示出，一个为诺克斯卖命的人依然可以很有趣（“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他兴致勃勃地跟孩子一起嬉闹；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定时去整理草坪。有一次他们半夜开车兜风时，他哼了一路艾迪·坎特的《那就是我要的宝贝儿》，因为这让她开心地笑了出来——他要告诉她，一个男人即使面对这么难堪的婚姻问题，即使他的老婆不愿意为他生孩子，他仍然可以和善地对待她。爱波不是这么说过吗，“当你和和气气的时候我很爱你。”
他的“营销计划”应该很快会成功，如果他可以利用四个星期的每一个小时密不透风地对她发动攻势。问题是，日常的生活还要继续。
他还是得把漫长的白天荒废在办公室里，听奥德威不停地祝贺他很快就会逃脱牢笼。而爱波还是必须困守家中，独自面对各种琐细的家务事。
他们还要应付吉文斯太太，她总是找尽借口给他们打电话，或者上门拜访。她表面的理由是房子出让的问题——而这个事情本身确实很恼人，出售一个房子有许多必须讨论的细节，而弗兰克夫妇只好面无表情地聆听她的意见——不过她总会把话题兜到约翰以及“上次我们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几个来回后，他们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答应某个星期天要再来一次聚会，“看你们哪天方便，从现在到你们离开之前哪个周日都可以。”
他们还必须去应付坎贝尔夫妇。在坎贝尔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花了一整个周六在海边野餐。这疲劳的一天交织着热狗、沙子、汗水和孩子的哭声，以及令人头晕眼花的困惑。他们回家后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就在这个夜晚，他们的这个“热恋期”或者是“营销计划”告一段落，进入了不再浪漫的第二阶段。
“上帝啊，这一天过得真不容易。”爱波刚关上孩子的房门就开始说。她僵硬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弗兰克一看这种姿态就知道，麻烦来了。在热恋期或是营销计划里弗兰克认识到，这个房间是最不理想的谈话场所。一百瓦灯光无情地照射下来，让房间里所有的脏乱和残破无所遁形，就像在无声地支持着爱波的想法。这些毫不相关的死物叠合起来，不止一次试图推倒弗兰克细心搭建的陈述大厦。他那崇高的立场实在经不起这些物品惨白的检验。不停地变动位置并且永远都不成形的家具摆设；那些本来该提升房子格调却没有做到的书本——这些书很多没有被翻开过，有些才读了一半，有些则读完就被忘却了；嘈嘈切切的电视机；一堆早该泡进氨水里污秽不堪的玩具。虽然这些玩具没有被强烈的化学液彻底清洗，但它能瞬即刺痛他们的眼睛和嗓子，让他们充满负罪感地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我们不该成为父母，也许我们根本不配……”
今天爱波的额头、颧骨和鼻子都被阳光晒伤了。她躲在镜片后的双眼变得惨白、惊诧。她的头发散乱地搭落下来，于是她时不时就得撅起嘴把眼睛上的头发吹开。她的身体看来也很不舒服。她穿着潮乎乎的上衣，皱巴巴的蓝色短裤紧紧地勒着越来越明显地隆起的腹部。事实上她讨厌穿短裤，因为这会让人注意到她这些年来越来越肥胖松软的大腿。弗兰克安慰她说：“这双腿很迷人。我比以前更喜欢它们了。真正的女人的腿就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她索性迈开双腿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带着羞辱他的快感。那双腿好像在说：“这样好看吧？够有女人味吧？这不就是你要的东西吗？”
这双腿任性地在房间里踏着步，弗兰克别无选择，只好盯着它。他倒了一杯烈酒，依靠在厨房门边上，一口口地喝着酒，看着她终于重重跌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地翻找着旧杂志。不久她就把杂志扔到一边，然后仰靠沙发椅背，并把一双脚连着脚上的运动鞋一起抬到咖啡桌上。她说，“你确实比我更有道德，弗兰克，我想这就是我仰慕你的原因。”她虽然这么说，但表情和语气却没有仰慕的意思。
他试着缓解空气里的敌意，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并且小心地装出不置可否的样子，耸了耸肩说：“我从没这么想过。我不知道我们讨论的事情跟‘道德’有什么关系。我指的是，你知道的，约定俗成的道德。”
她躺靠着沙发，脚跟抵在咖啡桌上，膝盖从一边晃到另一边，好像在思索着，很久以后才开口说：“还有什么别的种类的道德吗？‘道德’和‘约定俗成’难道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他恨不得一个耳光打在她的脸上。这个只懂得冷嘲热讽，阴险的小——天啊！如果这是另一个月份，他很有可能马上就暴跳如雷，然后冲着她大喊大叫，“天啊，你能不能收起二十年代诺埃尔-科沃德(1)那套刻薄的语气，别用势利又清脆的俏皮话去嘲弄那些还有点存在意义的价值观？听着！”他会咆哮道：“听着！可能你父母就是活在那样的世界里，可能你就是被这种时髦的、挑逗的、假模假式的话喂养长大的，但你是时候睁眼看看，这他妈的跟现实世界一点都不搭界。”——但墙上的日历及时封住了他的嘴巴。还有十二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不能冒险。于是他紧紧闭着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上的酒杯不住颤抖，差点把酒泼洒出来。此时，没经过排演他就拿出了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表演——
那一阵激愤过去后，他轻轻地说：“宝贝儿，我知道你累了。我们现在不应该再讨论这些。我知道你心里很明白。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吧。”
“跳过什么话题？你知道我心里明白些什么？”
“你知道的啊。关于‘道德’和‘约定俗成’。”
“但是，我确实不明白它们之前的区别，”她认真地坐了起来，穿着球鞋的双腿放回地下，前臂压着膝盖，身体向前倾靠近他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弗兰克？我真的不明白这其中的区别。别人也许明白吧，你也明白，但我就是不明白。现在不明白，以前也从没理解过。”她一脸的天真困惑，弗兰克简直不敢直视她。
“看，”弗兰克说，“是你先用了‘道德’这个字眼，不是我。我从没有把这件事放在道德的基础上谈，无论是约定俗成的道德或别的。我说的是，在现在这么个处境，我们最成熟的做法就是顺应命运往前走，并且——”
“又来了！”她说，“你看，我也不明白‘成熟’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花一整晚的时间来说但我不会明白的。这些对我来说只是‘字眼’而已，弗兰克。每次看着你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想：这难道不奇妙吗？他真的那样想，这些字眼对他来说确实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辈子都在看别人说着想着我不明白的字眼——”她的声音变得不稳定了，“这也许说明我这个人不太正常，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不，你别过来，别过来亲我或做些什么，要不最后我们又会剩个烂摊子，什么都没解决。请你好好坐着。我们能试着聊聊，好吗？”
“好吧。”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但试着去聊聊却没那么容易。他们只能虚弱、沉重、目光炯炯地瞪视着对方。
“我只知道一样东西，”最后她打破了沉默，“那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站起来熄掉房间里所有的灯，嘴里念叨着：“让这个地方凉快一点。”不过黑暗并没有什么帮助。他意识到讨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他说的一切只是“字眼”而已，那么继续说下去又能有什么意义？面对这么顽固的防御，怎样的演说才有机会穿透这层外壳直达人的内心？
但不久以后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几乎违背他的意愿，他居然不自觉地使用了他最后的杀手锏。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是有风险的，所以他打算保留到最后，如果面临失败的紧要关头才拿出来抵御。现在距离最后期限还有十二天，把它拿出来多少有点鲁莽，但是他一旦开了个头，就无法停止了。
“听我说，”他听见自己说，“这些话可能让你以为，我觉得你‘不正常’。但实际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的是，在这件事情里确实有那么一两个方面我们没有谈过，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诚布公。比如说，我怀疑你不想要孩子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意识是，是不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动因，你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敢承认的呢？”
她没有回答，在黑暗中他只能去猜想她到底有没有在听。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指的是跟欧洲计划无关，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存在你内心的东西；源于你的童年，源于你的成长经历的，一些情绪上的东西。”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直到她冷峻地说：“你是说我心智不健全。”
“我没这么说！”不过接下来的那一个小时，他换了好几种方式来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女孩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一出生父母就抛弃了她，那么她抗拒生孩子就大有可能了。
“我觉得，你能熬过这样的童年已经是个奇迹了，更别说全身而退，我的意思是，完全不伤害你的……你的自我。”他提醒她，在贝休恩大街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曾经说过自己感受到不可抑制的焦虑想要放弃这个孩子——哦是的是的，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了，但有没有可能她心里仍有同样的困惑，并且影响着她的判断和决定？哦，他并没有说这就是全部的真相——“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但这是一条思考的线索，他们应该小心地挖掘出来。
“但是我生了两个孩子，”她说，“这难道不算数吗？”
他让这些话语在黑暗中回荡一会儿。“你这样的说法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平静地说，“你不觉得吗？就好像生孩子是种惩罚，受过一次算一次；就好像生了两个孩子就能‘算数’，可以不去理会生育下一个孩子的职责？而且你说话的方式也是充满了敌意，随时要吵架的样子。如果你非要这么说话，那么我再告诉你一个数据吧：你一共怀了三次孕，而其中有两次你都想把孩子打掉，这是个怎样的记录啊？哦，你看，”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就像在跟孩子说话似的，“你看啊，宝贝儿，我要提出的是，你并没有完全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我只是希望你能再想想，仅此而已。”
“好吧，”她冷冷地说，“好吧，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假设我确实有强迫症，或者别的什么精神问题。那又怎样？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受，我能吗？我是说我们能怎么做？我该怎么样从这里面走出来？我需要做的，难道只是去面对问题，然后明天一早起来就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
“亲爱的，”弗兰克说，“这没有什么难的。假设你情绪受到困扰，假设你确实有这一类的问题，你不认为我们会有办法去应对吗？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情合理的措施。”他开始对自己的声音感到厌倦，他觉得自己已经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年。他舔了舔嘴唇，感觉那一片肉就像是牙医放到自己嘴边的手指那么陌生（“张开嘴，张大一点，现在！”），于是他说了出来：“我们应该安排你去见心理医生。”
他看不到她的脸，但是他可以想象到她的嘴角微微地翘向一边——她“硬朗”的表情。“那么你是打算用巴特·波洛克给你的薪水来支付这笔费用喽？”
弗兰克眼皮跳了一下，在黑暗里，他不由自主地吐了一口气。“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要跟我过不去。”
“我没有。”
“你有，而且更糟的是，你在跟自己过不去。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不停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该长大成人结束它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拿波洛克的钱，坦白说我根本不在乎用哪份工作的钱来付账。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如果我们当中谁出现问题都应该用成人的方式去商量解决。谁来付账根本是细枝末节。如果需要的话，这笔费用就会被支付。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真好。”爱波说。弗兰克隐约看到影子晃动，沙发的罩布窸窣作响，他知道爱波站了起来，“我们可以不说了吗？我疲倦死了。”
听着她的脚步越走越远，听着她简单地收拾床铺准备睡觉，然后一片静寂，弗兰克喝下了最后一口酒并预见了失败。他感觉他已经用尽了最后一个机会，而他几乎肯定自己已经输了。
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得到了扭转颓势的机会：约翰·吉文斯的第二次来访。
“你们好！”约翰走下汽车，外八字脚大步穿过车道朝他们走来，而他的父母则一边紧张地追随着，一边表示歉意。从这样的开场看来，这一次到访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他们会有一个更难熬的下午。今天不会再有一起散步的亲密，也不会有共同回忆广播节目的投契；约翰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一开始的时候，弗兰克被他的姿态和声音震慑住了，过一阵子他才灵光一闪，意识到这次到访可能会起到警示作用和有利于他的效果。约翰·吉文斯就是精神错乱活生生的例子，爱波看见了还会说，她不在乎自己会变成疯子吗？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啊？”约翰问。像上次一样，当他母亲还在绵绵不绝地赞叹着今天的天气时，他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爱波在后院草坪上摆好了桌椅招呼客人坐下，同时还准备了冰茶。所有人当中只有约翰没坐着，他四处走动，偶尔停下来凝视着树林、房子或公路远方的某个点，看样子正在被什么重大隐秘的事情困扰着。“你们说的是九月份吧？我记不太清楚了。”
“还没有确定下来。”弗兰克回答。
“不管怎么样，你们至少还要待一个月，对吧？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找人——”他突然停了下来，迷惑地环视着草坪，“对了，顺便问一下，你们的孩子都到哪里去了？老海伦总是说起你们的孩子，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他们每个周日都去参加生日派对？”
“今天下午他们去看望朋友了。”爱波连忙解释。
约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过了好一阵子，又把目光转向弗兰克，然后他垂下眼来，蹲在草地上，开始拔着一簇簇的绿草。“嗯，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他说，“如果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要到我家里来，我也会把孩子弄走。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嗯，如果我有房子的话。”
“噢，这是我吃过最好的鸡蛋沙拉，爱波，”吉文斯太太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是怎么做的。”
“你能不说话吗，妈？做沙拉这点事儿，她可以晚些再告诉你。你们先听我说，这非常重要。我需要帮助，既然你们还会待上一个月，我打算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肯定不会花很多时间，而且也不会花你一分钱。我想的是，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位律师。”
霍华德·吉文斯清清喉咙，“约翰，别再提律师的事情了，你先冷静下来。”
约翰看来已经忍无可忍，“爸，”他说，“你能不能安静地坐在一边吃你的美味沙拉，不再插嘴捣乱？关掉你的助听器，或做点别的什么。走吧，”约翰转向弗兰克，“我想要私下谈谈。哦，对了，把你老婆也带上。”就像在策划什么阴谋那样，他们走到了草坪远处的一个角落。
“其实这事没什么他们不能听的，只是他们在身边会不停地打岔。事情是这样的，我想知道精神病院的患者有没有任何法律权利。你能帮我弄清楚吗？”
“呃，”弗兰克说，“现在我恐怕不知道应该怎么——”
“好吧好吧，当我没说过。要弄清楚这码子事你可能要花钱的。我现在要求你花的是时间，帮我找个好律师，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接下来的事情我自己处理。我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找他咨询，我愿意花钱去找到那些答案。我觉得我这个案子是很有趣的，如果可以提出精神病人的法律权益……”
不只是因为他说话时眼神不定，不断地在弗兰克和爱波之间游移，还时不时越过他们的肩膀查看父母在草坪上做些什么；不只是因为他嘴唇苍白干燥，头发蓬乱地竖了起来（他今天没戴帽子）；当他在阳光下越说越多时，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眼神狂暴的疯子。
“……现在，我不需要人告诉我，如果一个人举着咖啡桌恐吓自己的母亲，在法律上肯定是理亏的。如果他真的把桌子砸过去并且把母亲打死了的话，这就变成刑事犯罪了。如果他只是打烂了桌子，让他母亲受到了一定的惊吓，而她的母亲又选择把这件事情拿上法庭，那么这只能是一个民事案件。好吧，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这个人都处于不利的位置。这里有一个问题：无论是发生以上哪一种情况，这个人至少有机会上法庭来为自己的权益辩护。假设发生的是第二种情况：这个人没有把桌子砸向母亲，而是摔坏了桌子，让她受到了一定的惊吓，但是这个女人，这位母亲，并没有把案子带上法庭，而是叫来了州警，那么——爸！”
他莫名其妙地大喊一声，然后转身走开，就像一个被围剿的逃犯。他的脸扭曲成混合着愤怒和恐惧的表情。弗兰克诧异地回头看，这才弄清楚他大喊大叫的原因：老霍华德慢慢从草地那边走过来了。
“爸！我告诉你不要干扰我，不是吗？不是吗？你给我停下来。我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我！”
“冷静下来，孩子，”霍华德说，“冷静下来吧。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照我说的去做，爸！”约翰背靠石墙，已经退无可退了。他绝望地四下张望，好像在找什么武器，一时间弗兰克担心他会从墙上掏一块石头扔出去；但是老头子还是宁定地稳步走来。他只需要轻轻地触碰儿子的手肘，就控制了局面。约翰还在喊叫，但更像一个哭闹的孩子，而不是发了疯的人。“不要打断我，我就这一个请求。有什么话等我说完之后再说吧。”
“好了，约翰，”霍华德咕哝了一声，不理会约翰在呢喃些什么，就转身领着他在草地边缘静静地走着，“现在没事了，孩子。”
“噢，亲爱的，实在对不起，”吉文斯太太说，“我真的很抱歉，你们知道的，他情绪不稳。”她看着弗兰克和爱波，脸上满是懊悔和窘迫，手里拿着一片三明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恐怕我们现在——现在得走了。也许我们今天根本就不该来。”
“天啊！”客人走了以后，爱波一边刷杯子一边说：“我想他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这么一对父母，我猜，他的童年不会好过。”
她没有马上搭腔，收拾好杯子挂好洗碗布后，她才说，“但至少他还有一对父母，所以至少他在情感方面比我更有安全感。这就是你要说的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上帝啊，你能放松点吗？”
不过她已经走开了。爱波“嘭”地关上门，然后开车到坎贝尔家接孩子。整个晚上爱波显得平静、冷淡。她干脆利落地完成了晚餐和送孩子上床的任务，而弗兰克则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看来今天会跟之前很多个宁静的夜晚一样，两个人会各自占据客厅的一个角落阅读报纸，就像酒店大堂里的陌生人。一直到晚上十点，毫无预兆地，她打破了沉默：
“你想说的是，我在拒绝做一个女人，是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她看来焦躁而不耐烦，因为她打算继续之前的讨论而弗兰克居然没有跟上，“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堕胎背后的心理问题。如果女人不愿意生孩子，人们不都说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或者根本不想当女人吗？”
“宝贝儿，我也不知道，”他和善地说。他知道局势有挽回的余地，心里越来越得意，“相信我，我之前说的都只是猜测而已。不过你的想法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我记得大学时我读到过一段东西，也不知道是弗洛伊德还是克拉夫特—埃宾还是什么人写的分析，说女人会有天生的阴jing崇拜心理，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期。我想这种现象在女性当中挺常见的。她每次怀孕之后总是设法让自己流产。写书的这个人分析说，她这么做是为了把身体打开，这样阴jing就可以长出来然后悬挂在应该悬挂的部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那毕竟是很久以前看的了。不过大意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看过这样的分析，他也不确定，在这个时候把老掉牙的心理分析扯进来是否明智。
但她听得很入神，手臂撑在膝盖上，托着腮，空茫地看着某处。除了有点困惑，她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
“在任何情况下，”弗兰克继续说，“我都相信我们不能从书上看到什么东西，就简单地作出结论。”他打算停下来，因为是时候让她说话了。但她一言不发，而这种沉默让人慌乱，于是弗兰克又说下去：
“我想，我们可以基于常识做一个假设，大部分女孩都有成为男孩的愿望，但是随着日渐长大，她们可能会通过观察和仰慕她们的母亲，从而希望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人。那就是说，她们同样也会想吸引男性，建立起家庭，养育自己的孩子，诸如此类。然而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你母亲不在身边，你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这种心理问题很微妙，很难把握。”
爱波站起来，走到书柜旁边，背对着弗兰克。这让弗兰克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
那是很久以前在一个叫莫宁赛得山庄的酒吧，隔着满屋子空白的脸孔，他一眼就看上了她——一个高挑、高傲、出类拔萃的“第一流女人”。
“你认为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爱波问，“我的意思是，找到一个心理医生。大部分所谓的心理医生，都是江湖郎中吧？呃，不过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
他屏住了呼吸。
“好吧，”她回过头来，眼睛镀了一层闪亮的泪光，“我想你是对的，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不是吗？”
晚上弗兰克思绪纷杂，睡不安稳。又一次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时，他想，这个“营销计划”远远没有结束呢。离最后期限还有十一天，这段时间她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主意。所以在这十一天当中，只要能跟她在一起，他都要全神警惕，调动所有的技巧和手段来稳住她。
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想尽办法巩固今天的胜利果实，确保自己掌控局势。他决定要尽快让所有人知道他们已经改变初衷，包括坎贝尔夫妇，那么这次欧洲计划就很快会在他们生活中淡出，变成遥远的陈年往事；他还要抑制住自满的情绪，并且时时陪在爱波身边，在她思想动摇的时候及时稳固她的决心，直到整个危险时期结束。于是他决定，第一步就是请假留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