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效推动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进一步发展的，是患者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一直以来都避免涉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心理问题。虽然患者有迫切的需要，但它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其依据的假设还是有些道理的：心理问题属于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不过，医学最终还是不得不扩大其范围，将实验心理学也囊括其中，就像它曾经也不得不一再借鉴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分支的内容一样——鉴于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质性。
我们自然应该让这些从别处借鉴来的科学分支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一变化的特征：科学本身不是目的，科学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例如，精神病学（psychiatry）让自己从实验心理学的百宝箱中脱离了出来，从那个被称为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精神病理学是对复杂心理现象进行的研究的统称——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精神病理学有一部分建立在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发现之上，另一部分则建立在神经病学的发现之上——神经病学这一研究领域最初包括了所谓的心因性神经症，而且在现在的学术用语中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训练有素的神经病学家与心理治疗师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最早可以追溯到对催眠术的研究。这一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经病学家专门研究的是器质性的神经疾病，而心因性神经症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器质性疾病。心因性神经症也不属于精神病学范畴，因为精神病学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精神病或心理疾病——而心因性神经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疾病。相反，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独特领域，它们具有许多过渡形式，这些过渡形式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了心理疾病，另一方面则指向了神经疾病。
神经症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产生的原因是心理方面的，而且其治愈完全依赖于心理疗法。我们对这个特殊领域从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和探索，所发现的结果非常不受医学科学的欢迎：心理是疾病的病源和原因。在19世纪，医学改变了其方法和理论，将自己塑造成了一门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它还采信了自然科学的基本预设：物质因果论。从医学的角度看，心理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而且，实验心理学也尽其所能地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
但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明确地告诉我们，心理神经症的症结就存在于心理因素之中；心理因素是导致神经症病理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心理因素是独立存在的，就像我们承认其他致病因素（例如，遗传、体质和细菌感染，等等）是独立存在的一样。一切想用更为基本的物理因素来解释心理因素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但若试着用驱力或本能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生物学中借鉴过来的——来界定心理因素，则成功的可能性会增大一些。众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观察到的生理冲动，可以追溯到各个腺体的机能，而且，经验表明，本能能够制约或影响心理过程。因此，若想探索心理神经症的具体发病原因，难道还有比从研究那种可以用药物进行干预或治愈的腺体活动紊乱入手，而不是从神秘的“灵魂”概念入手，从而治愈冲动的紊乱更为令人信服的方法吗？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依据这个观点，创立了他的著名理论，根据性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阿德勒同样也求助于驱力的概念，根据权力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与性驱力概念相比，权力冲动这个概念距离生理学更远，更具有心理学的性质。
我们仍不能从科学的意义上很好地给本能下一个定义。本能可以用来描述极其复杂的生物现象，但它所描述的内容却十分模糊，且数量未知。在此，我并不是想对本能概念作批判性讨论。我想考虑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心理因素仅仅只是各种本能的结合，而本能又可以还原为腺体的功能。我们甚至还可以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切被称为心理的东西，甚至都被包含在了本能的总体范围内，因此，心理本身便只是一种本能或本能的聚合体，归根结底，它都只不过是腺体的功能而已。这样一来，心理神经症就成了一种腺体的疾病。不过，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而且目前也没有发现哪种腺体分泌物能够治愈神经症。另外，太多的错误教训告诉我们，治疗器质性疾病的药物（organic medicine）是无法治愈神经症的，而心理治疗的方法可以治愈神经症。这些心理学方法颇为有效，起到了我们原本期望腺体分泌物能够起到的效果。因此，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的经验所表明的，如果想要改善或治愈神经症，就不能从不可改变的因素——腺体分泌物——出发，而要从心理活动出发去加以思考，也就是说，必须把心理活动当成一种现实。例如，对患者说一句恰当的解释或安慰的话语，就可能会产生类似于治疗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会影响腺体的分泌。诚然，医生的话语也“只不过”是“空气的振动”，但却是一组与医生特定的心理状态相对应的特定的振动。只有当医生的话语传递了某种意义，或者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时候，这些话语才会产生治疗的效果。能产生治疗效果的，其实是话语的意义。“意义”（meaning）是一种属于心理或精神领域的东西。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它是虚构出来的东西。但是，意义却使得我们能够影响疾病的进程，它通常比化学药物有效得多。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它来影响身体中的生物化学过程。不论这种虚构出来的意义是从我们体内自发产生，还是通过人类的言语从外部传递给我们，它都能够让我们生病，或者治愈我们的疾病。虽然我们可以肯定，虚构、幻觉和见解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最不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心理领域，甚至在心理生理领域，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们更为有效。
正是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基础上，科学才发现了心理，而我们现在为了表示敬意，必定要承认其真实性。事实证明，驱力（或者说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与此同时，心理活动似乎也能制约本能。
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是以驱力为基础的，这绝不是在指责他们，其唯一的不足在于其片面性。它们所代表的都是那种忽略了心理的心理学，只适合那些自认为没有精神需求或渴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医生与患者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尽管与以往从医学的视角探讨这个问题的取向相比，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更接近于神经症的根源，但是，它们仍然无法满足患者更为深层的精神需求，因为它们只关注驱力。它们仍然囿于19世纪的科学假说，而且，过于不证自明了——它们极不重视虚构的和想象的过程。总之，它们没有赋予生活足够的意义。而只有有意义的事物，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
日常的理性、明智的人类判断以及通过总结常识而获得的科学，当然能帮助我们走过人生旅程的一大部分；但是，它们超越不了人类生活的边界，因此，我们只能生活在平凡的事实和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毕竟，它们无法为有关精神上的痛苦及其最具深刻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必须这样理解：一个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神经症，是因为找不到生活对他而言的意义，从而感到非常痛苦。然而，精神领域的一切创新以及人类心灵的每一个进步，都来源于一种精神痛苦的状态，而导致这种痛苦状态的，是精神的停滞和心理的贫瘠。
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的医生，才能看到展现在他眼前的这片领域，他战战兢兢地向这一领域靠近。现在，医生必须虚构出一些具有治疗作用的话语传递给患者，帮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因为这是患者渴望获得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理性和科学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患者正在寻找的是一些能够控制住他、能够给他那个患了神经症的混乱头脑赋予意义和形式的东西。
医生担得起这一重任吗？一开始，医生很可能会把患者移交给牧师或哲学家，或者把患者丢弃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乱困惑之中自生自灭。作为医生，他并不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生观，因为他的职业良心不曾对他提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当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患者生病的原因，当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的生活里只有性，没有爱，当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不敢在黑暗里摸索，当他发现他的患者之所以失去了希望，是因为世界和生活浇灭了他的幻想，当他发现患者之所以缺乏理解力，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人生有何意义，那么，此时，医生应该怎样做呢？
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患者会断然拒绝去请教牧师。他们甚至更不愿意去咨询哲学家，因为哲学历史的问题他们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在他们看来，知识的问题似乎比沙漠更为贫瘠。不仅能对生活和世界的意义侃侃而谈，而且真正拥有这种意义的伟人和智者真的存在吗？人类的思维构想不出任何体系或终极真理，从而给患者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信仰、希望、爱和洞见。
信仰、希望、爱和洞见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四种最高成就，它们是上天恩赐的礼物。既不能教授，也不能学到；既不能给予，也不能索要；既不能压抑，也不能赢取。因为它们来自于经验，是某种被赋予的东西，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经验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它们是自然发生的——不过幸运的是，它们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而只是相对独立。我们可以慢慢地靠近它们——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人类力所能及的。有一些途径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经验，不过我们应该谨慎，不要轻易把这些途径称为“方法”（method）。“方法”一词本身就会产生抑制的效果。而且，通往经验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冒险活动。
因此，医生在试图帮他满足对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时，便遇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医生应该怎样帮助患者获得能带来解脱的经验，以使患者获得上述四种恩赐的礼物，并治愈他的疾病呢？当然，我们可以心怀最大的善意，好言劝慰患者去拥有真正的爱、信仰、洞见和希望；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温和的训诫，劝他“了解你自己”。但是，在患者获得经验之前，他又怎能获得那些只有经验才能赋予他的东西呢？
扫罗（Saul，即圣保罗信教之前的名字）的皈依，既不是因为真正的爱，也不是因为真正的信仰，更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对基督徒的恨，使他踏上了去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正是这个决定性的经验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获得这样一种经验，是因为他深信他曾经走的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去解决那些我们很难严肃处理的人生问题。同时，这也给心理治疗师提出了一个他和牧师都要面对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
事实上，最应该关心精神痛苦这一问题的是神父或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之所以首先去咨询医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生病了，而且，某些神经症症状至少也可以用药物来缓解。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患者先去咨询牧师，他也不可能让患者相信他的毛病是心理上的。一般而论，牧师缺乏专业的知识，所以诊断不出导致疾病的心理因素，而且，他的判断也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
然而，有一些人虽然清楚意识到了自己的疾病是心因性的，但却拒不求助于牧师。他们不相信牧师真的能帮助他们。这些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相信医生。其实，他们不相信医生和牧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医生和牧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常常都两手空空，甚至更糟糕的是，在说着一些空话。我们不能指望医生会对有关灵魂的终极问题发表任何高见。患者若想获得这样的帮助，应该求助于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新教牧师却常常发现自己面对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不得不处理天主教神父无须面对的一些实际困难。最重要的是，天主教神父背后有天主教会的权威作为靠山，而且，他的经济地位相当稳定、独立。新教牧师则与此相去甚远，他可能已经成家，故而需要担负养家之责，如果他无此能力，也不能指望得到教区的资助或被送进修道院。但是，如果一位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一名耶稣会信徒的话，他甚至可以自由地采用现代的心理学学说。譬如，我知道，我本人的著作在还没有任何新教牧师认为值得一读时，罗马的神父们早就已经认真地研读了它们。
我们已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德国新教教徒的大量流失仅仅只是许多征兆当中的一个，牧师们应该从中看到，仅仅劝导人们要有信念，或者劝诫人们行善，并不能让现代人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许多牧师从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或阿德勒的权力理论中寻求支持和实践指导，这一事实令人大为吃惊，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对精神的价值持敌意的态度，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们都是不涉及心理的心理学。它们都是理性的治疗方法，实际上会阻碍人们去领悟经验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心理治疗师都是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学生。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都必然会远离一种精神的立场——对于一个已经从内心领悟到精神之价值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绝非无关紧要。当前，对心理学的兴趣就像一股浪潮席卷了欧洲的新教国家，而且这股浪潮还远远没有退潮的迹象。这与基督教信徒也在大量流失的现象是一致的。在此，我想引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话，他说：“现在人们都去看心理治疗师，而不去找牧师了。”
我深信，这句话只适用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而不适用于广大群众。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点，即大约要到20年后，普通大众才会开始思考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今天所思考的问题。例如，当毕希纳（Buchner）的《力与物质》（Force and Matter）一书成为德国公共图书馆中最受欢迎的书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差不多已经将它抛到脑后20年之久了。我相信，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最为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明天将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兴趣。
我想请大家注意下面这些事实。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人曾来找我咨询。我治疗过数百位患者，其中大多数是新教教徒，少数是犹太人，而信奉天主教的不过五六个。而在我的患者当中，年逾中年者——也就是说，35岁以上的患者——几乎每个人的问题最终都得借助于一种宗教的人生观方能解决。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些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每个时代流行的宗教给予其信徒的东西，因此，治疗需要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宗教观，否则，就不能真正治愈他们。当然，这与某种特定的信条或教会的成员资格没有什么关联。
这样一来，展现在牧师面前的便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了。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当代的新教牧师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心理需求。对牧师和心理治疗师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正好可以联合起来去迎接这个伟大的精神任务。
在这里，我还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说明这一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大约两年以前，在瑞士的阿劳（Aarau）举行了一次基督教学生会议，大会的领导曾当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精神痛苦的人是不是更愿意去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非常直接而又具体的问题。当时我只知道，我的患者显然是选择了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但除了这一事实以外，我别无所知。在我看来，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我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于是，我通过我所认识的人，对我所不认识的人展开了一项调查；我设计了一些调查问卷，分发给瑞士、德国和法国的新教教徒以及少数天主教教徒填写。就像下面的概括性总结所表明的，调查结果非常有趣。新教教徒中有57%倾向于看医生，但天主教教徒只有25%；新教教徒中仅8%倾向于求助神祇，而天主教教徒有58%。这些是做出明确选择的人。此外，新教教徒中大约有35%选择了不能确定，而天主教教徒中只有17%。
选择不去教堂咨询牧师的理由，一般是因为牧师缺乏心理学的知识和洞察力，有52%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有大约28%的人认为牧师的观点有偏见，而且表现出一种过于教条、传统的成见。奇怪的是，甚至还有一位牧师也决定去看医生，而另一位牧师则恼火地反驳道：“神学与给人治病毫无关系。”此外，参与问卷调查的牧师的所有亲属都声称他们反对去咨询牧师。
鉴于这项调查只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它就像是风中的一棵稻草，我们不能从中得出普适性的结论。而且我确信，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会有不同的反应。不过，我倾向于接受这些结果，认为它们或多或少准确地反映出了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而且大家都知道，受过教育的人对教会或宗教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这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大家不要忘了我在前面曾提过的那个社会心理学真理：一种普遍的人生观从受过教育的阶层渗透到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中，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例如，20年前，甚至10年以前，谁敢预言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天主教势力泛滥的欧洲国家，会经历眼下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变革呢？然而，它却像山洪一样爆发了。
在我看来，随着宗教生活的衰落，神经症的发病率却明显升高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计数字来证明实际增长的数量。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那就是，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心理状态都显得极度失衡。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神经紧张、观念混乱、方向迷失的时代。我的患者来自于许多国家，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来找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患上了某种神经症，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或者是因为一些就连今天的哲学和宗教都回答不了的问题而倍感痛苦。有一部分患者或许以为我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不得不马上就告诉他们，我也一样解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实际的思考。
让我们以一个最为普通、最为常见的问题为例来加以说明：我的生活，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究竟意义何在？今天的人们认为，他们太清楚牧师将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牧师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想到哲学家的答案就会忍不住发笑，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对医生也不抱太高的期望。但是，从分析无意识的心理治疗师那里，人们毫无疑问会学到些什么。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他们或许可以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挖掘出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而任何一个头脑严谨的人，在听到心理治疗师说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时，一定会感到很放心。这样的告解，常常是患者对治疗师产生信任的开始。
我发现，现代人对传统观念和历代相传下来的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现代人是认为过去的一切精神标准和形式都已失去了有效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Bolshevist），因此，他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经济领域中所做的一样，也想在精神世界里进行实验。一旦遭遇这种现代的态度，任何一个教会体系，不管是天主教、新教、佛教还是儒教，都会陷入危险之中。在这些现代人当中，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本性就非常喜欢诽谤他人、极具破坏性，且刚愎自用——一些心理不平衡的怪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喜欢一窝蜂地追随各种新潮流，希望至少能有一次只用较低的代价就能弥补自身的不足，但其中大部分都对这些运动和事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用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遇到了许多现代的男女，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病态的伪现代人（pathological pseudo-moderns）。不过，对于这种人，我通常置之不理。我所讨论的那些人绝不是病态的怪人，相反，他们大多是能力出众、勇敢而又正直的人，他们之所以拒绝接受传统的真理，是出于一些正当且得体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内心的邪恶。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的宗教真理不知为何已经变得很空洞。不是他们无法调和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就是基督教教义已经失去了权威性及其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人们不再认为基督的死可以让他们获得救赎；不管在他们看来拥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也无法拥有信仰——他们也无法强迫自己拥有信仰。在他们眼里，罪恶（sin）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恶，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就是善。归根结底，佛祖所说的为什么不能也是正确的呢？
没有人不熟悉这些问题和疑惑。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却认为它们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而不予理会。弗洛伊德的分析坚持认为，被压抑的性欲才是根本的问题，而哲学或宗教的怀疑都只不过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伪装罢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单个病例，确实会发现，在性领域以及一般的无意识冲动领域都存在一些特殊的障碍。弗洛伊德的方法，就是用这些障碍去解释所有的心理障碍；他的兴趣只限于对性症状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他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病例中，虽然所假定的神经症诱因一直存在，但患者却一直没有发病，一直到意识态度出现紊乱，其神经症才开始发作。这就好像是一艘船因为漏水而开始慢慢下沉时，船员却只对那些涌入的水的化学成分感兴趣。无意识驱力领域出现的障碍并不是最为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现象。当意识生活失去了其意义和希望，就好像有一种恐慌倾泻而出，这时我们就能听到一声高喊：“该吃吃该喝喝吧，反正明天都要死了！”正是这种因为生活无意义而产生的心境，导致无意识出现了障碍，并激发那些被痛苦地压抑着的冲动爆发了出来。神经症的发病原因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而且，使神经症保持发作状态的，只有一个一直存在的原因。一个人之所以患上结核病，并不是因为他20年前曾感染上了结核杆菌，而是因为感染的病灶一直到今天还是很活跃。至于感染是何时发生、怎样发生的，这些问题与他当前的状况几乎毫无关系。不管对已往病史了解得有多清楚，都无法治愈结核病。神经症的情况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患者带到我面前的宗教问题不仅与神经症有关，而且可能是导致神经症发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我要认真对待这些宗教问题，就必须向患者承认，他的感受是有道理的。“是的，我同意，佛祖与耶稣所讲的可能都对。罪恶只是相对的，而且，我怎么也看不出基督的死是怎样让我们获得救赎的。”作为一名医生，我能够轻易地承认这些疑问，但是，对牧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患者会把我的态度看成是一种理解，而牧师的犹豫却让他们觉得那是一种传统的偏见，从而导致他与牧师之间有了隔阂。他会问自己：“如果我开口向牧师详细描述我所遭受的痛苦的性障碍，他会怎么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牧师的道德偏见甚至比他的教条主义偏见还要强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美国总统柯立芝（Coolidge）的一则有趣轶事来说明，这则轶事叫“沉默寡言的卡尔·柯立芝”。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他从外面回到家，他的妻子问他刚才去哪里了。“教堂。”柯立芝回答道。“牧师讲了些什么？”“他讲了罪恶。”“他是怎么评论罪恶的？”“他反对罪恶。”
也许有人会提出，医生很容易在这个方面表现出理解。但是，人们却忘了，就算是医生也有道德上的顾虑，有些患者的告解甚至让医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但是，只有当患者身上最糟糕的东西被接受时，他才会觉得自己被接受了。没有人能够单凭口头几句话就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医生的诚意，以及他对待自己和自己邪恶一面的态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医生想给患者提供指导，或者甚至想陪他走一段路，他就必须接触这个人的心理生活。医生在做诊断时，是无论如何都触及不到另一个人的心理生活的。不论他是用语言表达他的诊断，还是把诊断结果放在心里，都一样。如果医生采取相反的态度，随随便便地就赞同患者的意见，那也是没有用的；这和谴责一样，也会让患者与医生疏远。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去接触另一个人。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科学准则，而且，可能会与一种纯粹理智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混为一谈。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品质，一种对事实、事件以及这些事实和事件的当事人的深切尊重，一种对此样人生之秘密的尊重。真正笃信宗教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他知道，是上帝让各种千奇百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他还试图以最为奇特的方式进入人的内心。因此，他在万事万物中都能感觉到神之意志的无形存在。这便是我所说的“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unprejudiced objectivity）。它是医生身上的一种道德修养，医生不应该反感疾病和堕落。只有先接纳一件事物，我们才能去改变它。谴责并不能带来释放，而只能造成压抑。在我所谴责的人看来，我是一个压迫者，而不是朋友或难友。我绝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能对我们想帮助和改善的人下断言，而是说，如果一名医生想要帮助患者，那他就必须接受患者原本的样子。事实上，只有当他了解并接受了患者原本的样子时，他才能真正地给患者帮助。
这听起来或许非常简单，但是，简单的事情往往最难做。在实际生活中，想要过得简单，必须先经过最为严格的磨炼。接纳自己是道德问题的本质，也是整个人生观的缩影。我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我原谅他人对自己的侮辱，我以基督之名去爱我的敌人，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了不起的美德。我怎么待人，就怎么对待基督。但是如果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了所有人当中的最卑微者、所有乞丐中的最贫穷者、所有冒犯他人之人中的最无礼者，以及那个必须去爱的敌人，那该怎么办呢？通常情况下，基督徒的态度此时会发生逆转，不再有关于爱或长期忍受的问题，我们会对自己内心的那位同胞说“你一文不值”，而且，我们会谴责自己，并对我们自己勃然大怒。我们会把这位同胞隐藏起来，不让世人知道，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就是那个遇到过的所有人当中最为差劲的。哪怕是上帝以这种可鄙的样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肯定在雄鸡报晓之前也已经否定他一千次了。
医生如果运用现代心理学去检视患者生活背后的东西，尤其是他自己生活背后的东西——现代心理治疗师如果不想在无意识中成为一个骗子的话，则必须这样做——他将会承认，接受自己的弱点是一项最为困难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一想到这项任务，我们就会吓得面色苍白。因此，我们毫不犹豫、轻轻松松地选择了一条更为复杂的道路，即对自己始终一无所知，而同时又忙着管别人及其麻烦和罪恶。这一举动给我们增添了美德的光彩，我们就这样欺骗着自己和周围的人。谢天谢地，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逃避自己了。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做而不受惩罚，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有少数人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崩溃了，神经症压垮了他们。如果我自己也是一个逃避者，也在遭受癫痫（morbus sacer）似的神经症的折磨，我又怎么能去帮助这些人呢？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人，才会有“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但是，没有哪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吹嘘，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我们可以说基督做到了，他把自己内心的传统偏见作为祭品献给了上帝，于是，他无视传统，不顾法利赛人的道德标准，就这样痛苦地度过了一生。
我们新教教徒迟早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的理解，是应该照搬他的生活，模仿他在身上钉出伤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还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像他一样真实地过适合我们的生活呢？要像基督那样来生活，绝非易事，而要像基督那样真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则难上加难。凡是想像基督那样真实地过自己生活的人，都会遇到过去力量的阻抗，尽管他或她可能不虚此生，但却免不了会像基督一样被误解、被嘲笑、被折磨，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以历史所认可的方式模仿基督在神圣的光环之下被美化了的言行。我绝不会去打扰一个自比基督的修道士，因为他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和我的患者都不是修道士，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告诉患者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患上神经症。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的分裂，一种自己和自己在内心交战的状态。每一样能够加重这种分裂的事物，都会使患者的神经症症状恶化，而每一样能够缓解这种分裂的事物，都有助于治愈患者。导致人们与自己开战的是这样一种直觉或认识，即他们觉得自己体内住着两个彼此对抗的人。这种对抗可能表现为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也可能表现为自我与阴影之间的冲突。浮士德所说的“天啊，我的心里竟然居住着两个独立的灵魂”，就是这个意思。神经症就是一种人格的分裂。
我们可以把治愈（healing）称作一个宗教问题。在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苦难的状态可能是内战，要想治愈这种状态，则必须效仿基督的美德，宽恕那些痛恨我们的人。在应对外部情境时，我们带着善良基督徒的信念，尝试做了一些事情，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内心状态时，我们也必须要带着这种信念。这就是现代人听够了犯罪和罪恶的原因所在。自身的内疚感已经够让他们痛苦了，他们宁可知道怎样才能顺从自己的天性，怎样去爱自己内心的那个敌人，怎样把那只狼当成自己的兄弟。
此外，现代人并不急于知道他能够用什么方式来效仿基督，而只想知道他能够用什么方式来过他自己的生活，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枯燥无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种效仿的形式都似乎缺乏生气、没有活力，所以，他们要反抗将他们束缚在他人常走之路上的传统力量。在他们看来，他人经常走的所有这些老路都是歧途。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好像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上帝意志的鼓舞，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它。这就是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而自我中心主义是神经症状态中最为明显的邪恶之一。但是，如果有人说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那个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那个人会让他陷入更为严重的神经症状态。
如果我想治愈我的患者，我就必须承认，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具有深刻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我看不出这其中包含着真正的上帝的意志，那我就太盲目无知了。我甚至必须助长患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他便让自己疏离了其他人。他把他们赶走，他们便能醒悟过来——本就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剥夺他那“神圣的”自我中心主义。他必须拥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因为这是他最为强大、最为健康的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是真正的上帝意志，只不过有时候会让他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不管这种状态有多悲惨，对他来说都是有益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拥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并认识到对同胞的爱是一种多么无价的财富。而且，只有在被彻底抛弃和孤独的状态下，我们才能体验到自己本性中那些有益的力量。
当我们多次目睹这样一种发展的始末，就再也不能否认，原本邪恶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善，而看似善良的东西却拥有了邪恶的力量。自我中心主义的头号恶魔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通往宗教经验所要求的那种收获（ingathering）的坦途。我们在这里所观察到的，是一条根本的生活法则——物极必反（enantiodromia）——也就是向对立面转化；正是依据这条法则，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才有可能得以重新统一，从而结束这场内战。
我之所以拿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主义为例，是因为这是他身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症状。我同样也可以用神经症患者的其他典型症状，来说明医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患者的缺点，以及在面对患者的邪恶问题时，他又该如何处理。
毫无疑问，这听上去也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接受人性的阴暗面，却几乎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试想，承认那些非理性的、无意义的、邪恶的东西拥有存在的权利，将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一点却恰恰是现代人所坚持的。他们想接受自己的每一面——想认识自己是谁。因此，他们将历史抛到一边，置之不理。他们想与传统决裂，这样他们就可以拿自己的生活做试验，以确定除了传统的预设之外，事物本身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的年轻人正是持这种态度的令人吃惊的例子。为了说明这种倾向有多强烈，我将列举某德国社团向我提出的问题。他们问我：乱伦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可以举出哪些事实作为反对乱伦的理由？
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倾向，那么不难想象，人们将可能陷入各种冲突之中。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不冒这样的险，人们愿意尝试一切手段。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手段来做到这一点。曾经那么多管用的反对非理性、自我欺骗和不道德的理由，现在都失去了其效力。现在，我们正在品尝19世纪的教育所酿成的苦果。在整个19世纪，教会拼命地向年轻人宣讲盲目信仰的好处，而大学给学生灌输的却是知识理性，结果，到了今天，不论我们诉诸信仰还是理性，都必定徒劳无功。现代人已经厌倦了这种观念的论战，他们希望能够亲自去弄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虽然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极为危险的后果，但我们却不得不把它看成一项勇敢的事业，并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同情。这绝非不顾后果的冒险，而是在深切的精神痛苦的激励之下所做的一种努力，它的目的是要在不带偏见的新经验的基础之上，给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谨慎，但是，对于这样一种需要全力以赴的重大冒险活动，我们不能不支持。如果我们反对它，那就等于在试图压抑人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勇气与抱负。如果我们成功地反对了它，那就等于阻碍了那些有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宝贵经验。如果保罗听从他人的劝阻而放弃了去大马士革的旅程，那结果将会怎样呢？
每一位认真对待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接待每一个个案时，他都必须确定，他是否愿意通过咨询支持一个人，帮助他去进行一次勇敢的、有可能会带来不幸的冒险。他不能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也不应该装作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否则，他就会降低这种经验的丰富性。他必须密切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发生的事情，才是实际的。如果某件事物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却表现得比真理更为有效，那么，我必须先选取这一看似错误的事物，因为这个看似错误的事物具有力量和生命力，而如果我选择了那个看似真理的事物，就会失去这种力量和生命力。光明需要黑暗，不然，它怎么能表现为光明呢？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仅限于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和邪恶。它仅仅只是引发了一场潜伏的内战，然后就置之不顾了。患者必须竭尽全力去应付这场内战。可惜的是，弗洛伊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从来都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和黑暗的力量——也就是，无意识的力量——相对抗。人始终需要精神的帮助，而提供这种帮助的是每个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打开无意识的大门，永远都意味着强烈的精神痛苦的爆发；这就好像是繁荣的文明遭受了大批野蛮人的肆虐，又好像是阡陌良田饱受大堤决口后凶猛洪水的肆虐。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一种爆发，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那面隔开秩序良好之世界与潜伏着混乱之世界的墙是多么的薄。但是，不论是对理性有序的世界，还是对每一个单个的个体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他的理性侵犯了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便伺机报复，只等着那面墙倒塌的时刻，它们便去摧毁意识生活。从远古时代起，甚至在最为原始的文化中，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人类发展出宗教和巫术，就是为了武装自己以对抗这种威胁，并治愈已经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巫医也是牧师的原因所在；他既是肉体的拯救者，也是灵魂的拯救者，而宗教则是一个治愈心理疾病的系统。人类最伟大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尤其如此。深陷痛苦之中的人，从来都不能因自己所想出的东西而摆脱痛苦，他只能从一种比他更为睿智的智慧中获得启示。唯有如此，他才能脱离苦海。
如今，这种破坏性力量已经出现，人们因此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患者们才迫使心理治疗师扮演起了牧师的角色，期望并要求治疗师帮助他们摆脱痛苦。因此，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去忙着思考一些严格来讲属于神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神学家来回答；那些痛苦之人迫切的心理需要让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着这些问题。既然一般来讲，过去流传下来的每一个概念、每一种观点都会让我们失望，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和患者一起踏上追溯其疾病根源的道路——这是一条他走过的错误道路，使他的内心冲突更为尖锐，孤独感也更加强烈了，直至最终他再也忍受不了——希望从孕育着破坏性力量的心灵深处亦能找到救赎的力量。
在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心灵深处隐藏着什么东西——一直以来，我都把心灵深处这个领域称为“集体无意识”，而把它的内容称为“原型”（archetypes）。从远古时代起，无意识的爆发就出现了，它们一次又一次地爆发。意识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出生后的头几年，慢慢地在每个儿童身上建立。在这个形成时期，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对整个人类而言也是这样——无意识很容易便占据上风。这些斗争往往会留下它们的印记。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便是：本能的防御机制（instinctive defence-mechanisms）形成了，当遇到大的危险时，它就会自动进行干预，它们常常通过幻想中那些有益的意象来发挥作用（这些意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心理之中）。一旦有需要，这些防御机制就会行动起来。科学只能确定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并尝试通过提出一种有关其根源的假说来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个阶段，根本就没有解开这个谜团。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些终极问题了：意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心理是何物？对于这些问题，一切科学都束手无策。
这就好像是当病入膏肓之时，破坏性的力量就变成了治愈的力量。其原因在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型开始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并且成了人格的精神向导，从而取代了那个不适当的自我及其徒劳的意志和努力。就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说的：是上帝的指导。在面对我的大多数患者时，我必须避免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太多他们不得不摒弃的东西。我必须用更谦虚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必须说心理觉醒了，能够自发地生活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更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当梦或幻想中出现的一些主题是那些平时在意识状态下无法看出其根源的主题时，转化便发生了。对患者来说，这不亚于一种启示，此时，某种东西从心灵的深处萌生，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种不属于“我”的陌生的东西，因此，它超出了个人想象力所及的范围。他找到了通往心理生活源头的路，而这标志着治愈的开始。
毫无疑问，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在讨论时使用一些恰当的例子。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或更多令人信服的例子，因为这通常是一件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事情。那种非常有效的东西，往往只是梦在独立地解决患者的困难时，给患者留下的一种深刻印象。或者可能是患者的幻想指向了他的意识心理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某件事情。幻想的内容通常具有原型的性质，以一种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会对它们自己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不论意识心理能否理解它们。心理的这种自发活动往往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能看到幻想中的画面，或者听到内心的声音。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直接经验到的精神的表现，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这些经验算是给遭受曲折痛苦的受难者的回报。从这一刻起，一束阳光照了进来，厘清了他的混乱；他终于能够平息内心的战争，并因此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弥合了他天性中的病态分裂。
现代心理治疗的根本问题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因此，只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是不可能对它做详细描述的，但是若要阐述清楚，却又非常需要这些细节。因此，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应该持有的态度。毕竟，恰当地理解这一点，比精选几个治疗方案或者几个有关治疗方法的建议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内容，对它们的应用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效果。心理治疗师的态度远比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要，所以，我才一直想向大家展示这种态度。我相信，我的阐述是值得信赖的。而至于牧师能够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跟心理治疗师一起努力，我也只能提供一些信息，留待其他人来决定。我也相信，我所描绘的有关现代人之精神面貌的图景与实际状况相一致——当然，我不敢说自己无懈可击。无论如何，有关神经症的治愈以及相关问题我不得不说的东西，其实是朴素的真理。在努力地想治愈心理疾患的过程中，我们医生自然希望得到牧师的同情和理解，但我们也完全意识到了那些阻碍充分合作的根本困难。我个人的立场是站在左的新教观点这一边，但我会第一个跳出来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凭借自己的经验而轻率地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一个瑞士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不过我也认识到，我的天性中有贵族气派，甚至有些神秘莫测。朱庇特可为之事，公牛不可为。（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这是一条令人不快但却永恒的真理。犯过诸多罪孽的人，谁会获得宽恕？是那些博爱的人。而那些不爱别人的人，虽然犯下的罪孽很少，却会因此而受到谴责。我深信，一大批人之所以投入天主教会（而不是别的宗教）的怀抱，是因为他们能在那里得其所望。我也同样对这样一个事实深信不疑（我自己曾亲眼观察到过这个事实），即原始宗教比基督教更适合原始人，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与他们的血统不能相容，以至于他们只能以一种令人反感的方式加以模仿。我还相信，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对天主教会，也一定有新教教徒反对新教教义，因为精神的表现形式非常奇妙，就像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一样五花八门。
活的精神会不断地成长，甚至会超越它之前的表现形式；它自主地选择待在谁的身上、让谁把它表达出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活的精神永远都在不断地更新着，以多种多样、超乎想象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目标。相形之下，人类赋予它的名字和形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们只是永恒之树上不断变化的叶子和花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