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家的时候，利特医生还没回来，利特太太也没见到。伊蒂丝问我：“你喜欢音乐吗？韦斯特先生？”
我向她表示，按照我的看法，音乐具有人生的一半意义。
“我这样问你，实在抱歉得很，”她说。“我们现在不再把这点当做问题来问别人了；不过，我从书上看到，在你们那个时代，即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也有人对音乐不大感到兴趣的。”
“可是，你得原谅他们。别忘记，我们有些音乐确实很糟，”我说。
“对，”她说，“我知道。恐怕我不该这样胡猜一阵的。现在，你想听点我们的音乐吗？韦斯特先生？”
“听你演奏，那我再高兴也没有了，”我说。
“听我演奏！”她叫了起来，忍不住高声大笑。“你以为我会替你弹琴或唱歌吗？”
“当然，但愿如此，”我答道。
她发现我有点不好意思，便不像刚才笑得那么厉害，向我解释道：“不错，现在，我们大家为了练嗓子，当然也唱歌，有些人还学着弄弄乐器，作为个人消遣；可是，专业的音乐表演，比我们的任何表演都要精彩得多，完美得多，而且当我们想听这种音乐时，又这么容易听到，所以，我们根本不想听自己唱歌或演奏了。所有真正优秀的歌唱家和演奏家，都在音乐界服务，像我们这类的人多半是不唱了。不过，你真喜欢听点音乐吗？”
我再一次向她表示，我实在喜欢。
“那么，请到音乐室来吧，”她说。于是，我跟她走进一个房间，内部四周都是木壁，地上也铺着光滑的木板，墙上没有挂着什么东西。我本以为可以看到一些新式的乐器，但是，不管我怎么胡猜，我在房里还是看不到任何像是这类乐器的东西。显然，我这种狐疑的样子，使伊蒂丝感到十分有趣。
“请看今天的音乐，”她说，随手递给我一张卡片，“告诉我你爱听什么。你知道，现在是五点钟。”
卡片上的日期是：“2000年9月12日”。音乐节目之多，确实从未见过，种类也同样多，而且范围极其广泛，有声乐的独唱、二重唱和四重唱，以及器乐的独奏、二重奏、四重奏，此外还有各种合奏。这份内容丰富的节目单，使我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伊蒂丝用她粉红的指尖指点着卡片上的某一栏。这一栏里有几个选定的节目，用括弧标明，后面并写着“下午五点钟”字样。我这才知道，这份内容丰富的节目单包括全天节目，按照二十四小时分为二十四栏。“下午五点钟”这栏的节目只有几个，于是，我便选了一支风琴演奏的曲子。
“你喜欢风琴，我真高兴，”她说。“我觉得简直没有别的音乐比这更合我的胃口了。”
她让我舒适地坐了下来。只见她走到对面去拧动了一两个螺旋形的开关，顿时房间里就响起了大风琴赞美歌的音乐，乐曲的声响嘹亮而不聒耳，因为她用某种方法把音量的大小调整得刚刚适合于这个房间。我几乎屏住呼吸，一直听到完了。我从没想到，竟会听到演奏得如此美妙的音乐。
“好极啦！”当最后一阵嘹亮的音响嘎然而止，余音逐渐消散而归于寂静，我喊了起来。“这一定是巴哈①在演奏；可是风琴在哪儿呢？”
①巴哈（Bach，1685—1750），德国名作曲家。——译者
“请等一等，”伊蒂丝说，“我要你听一听这曲华尔滋才让你提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迷人的。”她正说着，室内立刻充满了小提琴的声音，带来了迷人的夏夜情调。当音乐重又停止，她说道：“你好像觉得音乐很神秘，其实一点也不。这些乐曲并不是神仙或魔鬼演奏的，而是善良、忠实而又绝顶聪明的人凭着双手弹奏出来的。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在音乐服务方面，也应用了通过合作以节省劳力的办法。本城有许多音乐厅，在音响设备上能完美地适应各种不同的音乐。这些音乐厅都有电话通往全城所有愿意交纳少量费用的人家，其实，没有一家不这样做的。每一个音乐厅所属的乐队人数很多，虽然每个演员或每组演员的演奏都不外乎短短的一段，但每天的节目却能延续二十四小时而不间断。如果你把今天的卡片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上面写明四处音乐会的不同节目，每个节目包括种类不同的演奏，此刻都在同时举行。你爱听这四种音乐的任何一种，只要按一下电钮，接上通往这个音乐厅的电线，就可以听到正在演奏的节目了。这些节目都配合得很好，在各音乐厅同时演奏的这些不同的节目，通常都给人以选择的余地。不仅在器乐和声乐之间、在各种不同器乐之间，而且在各种严肃或欢乐的音乐主题之间，都可以选择，从而能适应人们的各种爱好和情感。”
“在我看来，利特小姐，”我说，“假如在我们那个时代，能想出一种办法使每人都可以在家里听到能够适合任何一种情绪的优美而又丰富的音乐，并且呼之则来，挥之即去，那么，我们一定会觉得已经获得了人类最大的幸福，不会再努力去求进步了。”
“我确实无法想像，你们当时酷爱音乐的那些人，对于供人欣赏音乐的旧办法，怎能忍受下去，”伊蒂丝答道。“我想，真正值得一听的音乐，决不是大众所能听到的，而最幸运的人尽管偶尔能听到，机会也不多，并且要费尽心思，花很多钱，才能在各种不合理想的环境下，在别人任意安排的短暂时间里，享受一下。譬如说，你们的音乐会，还有那种歌剧！为了要听一两段喜爱的音乐，还得坐上几小时，听些不想听的东西，这真要把人气死了！譬如说，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不爱吃的菜，尽可不吃。如果摆在餐桌上的菜都非吃不可，那么尽管人们肚子很饿，又有谁愿意来吃呢？我相信，一个人的听觉是和味觉同样敏感的。我想这些困难使你们不容易听到真正的好音乐，所以你们不得不在家里听那些仅仅懂得一些音乐皮毛的人们弹唱，总算是聊胜于无吧！”
“对啦，”我答道，“我们大部分人当时只能听到这种音乐，要是不听，就什么都没有了。”
“咳，是啊，”伊蒂丝叹了一口气，“认真想一下，也难怪那时候的人总不大喜欢音乐哩。我敢说，我也会讨厌那种音乐的。”
“我没有听错吧，”我问，“你说过，这种音乐节目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间断，是吗？当然，卡片上似乎是这样印着的，但是，从半夜到天亮这段时间，有谁会去听呢？”
“噢，有不少人哩，”伊蒂丝回答。“我们日夜都有人不睡的；而且，即使说半夜到天亮这段时间的音乐不是为别人准备的，那么至少也是替失眠的、生病的以及快死的人准备的啊。在我们所有的卧室里，床头都装有线路设备，谁要是睡不着，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情绪选听音乐来作消遣。”
“我睡的那个房间也有这种装置吗？”
“当然啰！昨天晚上竟忘了告诉你，我真糊涂，真太糊涂了！不过今晚在你去睡觉以前，爸爸会告诉你怎样使用的。我敢担保，如果那些可怕的感觉再来困扰你，只要把听筒套上耳朵，你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天晚上，利特医生问起我们参观店铺的情形，后来在漫谈中，大家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对比，但话题一转，谈到了继承的问题。“我想，”我说，“现在是不准继承遗产了吧。”
“并不如此，”利特医生答道，“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干涉。韦斯特先生，事实上，等到你对我们了解以后，你会明白现在对个人自由的任何干涉，和你们所熟悉的情况相比，是少得多了。我们确也通过法律要求每人在一定期间内必须为国家服务，不像你们那样让人们在工作、盗窃或饥饿这三条出路中自己去选择。除了这项根本法以外，我们的制度并不专门依靠立法行事，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也就是人类天性在合理条件下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根本法也不过是法典化的自然法（伊甸乐园的训谕）而已，通过根本法，我们的制度对人们施加同等的约束力。这个继承遗产的问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国家既然是独一无二的资本家和地主，每人的所有物自然也就限于他每年应得的配给以及他以这种配给所获得的供自己和家庭使用的东西了。正像你们的年金一样，一个人的配给，到他死的时候就停付了，另外拨出一定的款项，替他办理后事。他的其他遗物可以按照他的意愿处理。”
“时间一久，有些人手中就会积累起不少有价值的财物，这样可能会严重影响公民们彼此平等的生活境况，那又怎么防止呢？”我问。
“这个情况本身会简单地自行解决。”利特医生答道，“在目前的社会组织下，个人资产的积累一旦超过真正生活享受的需要，就只会变成一种负担。在你们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的家里堆满了金银杯盘、名贵瓷器、贵重家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人们一定会说他富有，因为这些东西代表金钱，随时都可变卖，换成现款。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有一百个亲戚同时快要死去，而把财物遗留给他，他的处境与上述情况相同，却会被人认为是很不幸的遭遇哩。所有的东西，因为不能变卖，除了实际使用或作为鉴赏品以外，对他毫无价值可言。另一方面，他的收入原封未动，为了租赁房屋贮藏这些东西，甚至还要花钱雇人来看管，这样就会把他的配给全部花完。我敢说，这个人一定会赶紧把这些东西分送给他的朋友，不然他就会穷下去；而在那些朋友当中，谁也不会接受得很多，怕多了以后没有地方安置，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因此，你可以看出，为了防止财富积累而禁止遗产继承，对我们国家来说，完全是多余的了。我们可以相信，每个公民是不会让自己负担过重的。每个人在这方面都十分慎重，因此许多人对于亡友的遗赠，除了保留特殊物品以外，通常都放弃继承权。这些无人愿领的财物，就由国家接收，把有价值的东西重新归作公共财产。”
“你刚才谈到出钱雇人看管房屋，”我说，“这倒使我想起一个几次要提出来的问题了。你们是怎样解决家务劳动问题的？在一个社会里，大家的社会地位全都相等，谁又愿意替人当佣人呢？即使我们当时根本谈不上社会平等，但妇女们想要找人帮忙料理家务，也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人都必须先后为大众服务。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全都平等，没有东西能妨碍这种平等，而且，也正因为服务是光荣的，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就很容易找到成批的家庭雇工，那是你们梦想不到的，”利特医生答道。“不过，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人。”
“那么，谁来替你们料理家务呢？”我问。
“没有人料理，”利特太太见我问她，便说道，“我们要洗的东西都送到公共洗衣店去洗，费用十分便宜，我们的伙食是公共厨房做的。一切穿着的剪裁缝补，都由外边的公共店铺包办。烧火点灯当然全用电气代替。我们选择房屋只求够用，室内家具也尽量简单，这样要把房间收拾整齐，一点也不麻烦。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雇工了。”
“事实上，”利特医生说，“由于你们当时的贫苦阶级替你们提供了无数佣工，而你们能把各种艰苦而令人厌恶的工作全都压在他们身上，因此，对于如何设法避免雇用仆人的问题，也就不关心了。可是现在既然凡是替社会做的工作，大家都得轮流去做，因此全国每个人对于减轻繁重劳动的措施，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这同他个人也休戚相关。这样，就大大推动大家在各种生产方面创造发明了一些节省劳动力的办法，其中最早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家务安排上做到了以最少的劳动换取最大的舒适。”
“如果碰到家里有特殊事故，”利特医生接着说，“譬如大扫除或修理房屋，或是家里有人生病，我们一向都可以从生产大军那儿得到帮助。”
“但是你们没有钱币，又怎样来酬报他们呢？”
“我们当然用不到把钱付给他们，而是代他们付给国家。如果人们需要他们服务，就可以向专门的机关申请，而政府便在申请人的取货证上扣除他们服务的代价。”
“现在的世界真是女人的天堂了！”我感叹道。“在我那个时代，即使是万贯家财、奴仆如云的太太，也摆脱不掉家务，至于家道小康的阶级和贫苦阶级的妇女，便成为繁琐家务的牺牲品了。”
“对啦，”利特太太说，“我曾经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可以令人完全相信，在你们那个时代，尽管男人也很苦，但同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相比，却要幸运得多了。”
“国家用它宽大的双肩，”利特医生说，“毫不费力就担起了把你们那个时代的妇女们压得弯腰曲背的重负。她们的悲惨境遇以及你们其他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是在于你们的社会制度所依据的那种个人主义使你们无法合作；而且也是在于你们认识不到，如果你们同别人合作而不是争夺，你们就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超过以往十倍的利益。值得奇怪的倒不是当时你们没能够过得更好一些，而是何以在彼此都公然企图将对方变为自己的奴仆、企图夺取对方财物的情况下，竟然能够一同生活下去。”
“好啦，好啦，爸爸，要是你说得这么激动，韦斯特先生会以为你在骂他了，”伊蒂丝笑着插进来说。
“假使你们要请一个医生，”我问，“是不是仅仅向特定的机关提出申请，不管派哪个医生来你们都同意呢？”
“关于请医生的问题，那种办法不很适用，”利特医生答道。“一个医生是否能够把一个人的病治好，大半要看他对病人体质强弱的了解。因此，必须让病人能请到一个特定的医生，他这样的做法，正和你们那个时代的病人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就是，现在的医生并不为自己收费，而是代国家收费，按照诊费的规定标准，在病人的取货证上扣除应付的款额。”
“照我的想法，”我说，“如果诊费完全一样，而医生又不会拒绝替人看病——我想他大概是不会的——那么，高明的医生一定很忙，而庸医就会闲着没事做了。”
“首先，请原谅我这个退休的医生说句大话，”利特医生微笑着答道，“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没有庸医了。现在，任何一个对医药只求懂得一点皮毛的人，都不能像你们当时那样，自由地把人命当儿戏了。只有通过学校的严格考试，并且确实证明有就业能力的学生，才准行医。而且，你也会看到，现在已经没有医生企图打击同行来扩展自己的业务了。干这种勾当的动机已经不存在了。此外，医生还得定期向医务部门报告，如果他没有被合理使用，就会给他寻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