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参观，来到了图书馆，看到里面摆着的华丽皮椅，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于是，就在一个满是书架的角落里坐下来休息，闲谈了一会儿。①
①如果同十九世纪公共图书馆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管理制度相比，二十世纪公共图书馆的可喜的自由风气，真使我赞赏不止。在十九世纪的管理制度下，书籍被收藏起来不让人接近，生怕遗失。如果借书，就得费很多时间并忍受官样文章的麻烦，其目的是要有意挫伤一般人读书的兴趣。
“伊蒂丝告诉我，你整个早晨都呆在图书室里，”利特太太说道。“你知道吗？韦斯特先生，在我看来，你是最叫人羡慕的人啦。”
“我倒想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回答。
“因为近一百年来的书籍对你说来都是新的，”她答道。“即使你在今后五年中连吃饭时都手不释卷，恐怕也看不完这么多引人入胜的文艺作品哩。唉！要不是我已经读过贝里安的小说，那我真不知道要替你介绍谁的书才好哩。”
“还有纳斯密的哩，妈妈，”伊蒂丝插了一句。
“对啦，还有奥德斯的诗，或《过去和现在》，或《开始的时候》，或者，——啊，真的，我可以说出十几本书名来，每本都值得你读一年，”利特太太热情地发表了意见。
“这样看来，这个世纪出了不少有名的文艺作品啦。”
“不错，”利特医生说。“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文化灿烂的时代。像本世纪初期从旧制度转为新制度的那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范围极其广阔，所费的时间又极其短促，这也许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当人们开始体会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巨大幸福，体会到他们所经历的变革不仅改进了他们环境中的琐事，而且把人类提高到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新的生活阶段时，他们整个心灵受到了激励。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那种奔放的热情仿佛同这相近，但确实还不能相比。于是便出现了一个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与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创作时代，这是世界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无法相比的。”
“对了，”我说，“谈到文学，现在的书籍是怎样出版的呢？也是由国家经营的吗？”
“当然罗。”
“可是你们怎样经营呢？政府对于送来的一切稿件都照例用公费出版呢，还是需要进行审查，只出版它所批准的稿件？”
“你说的两种情况都不是。出版部门没有审查权。凡是送来的稿件都得出版，不过条件是作者必须从他的一年配给中付出第一次出版费。他想要大众阅读他的作品，就得付出代价，如果他确有什么值得人们听取的意见，我们相信他也会高兴这样做的。当然，假使像旧时代那样，人们的收入不同，这种规定就只能使有钱的人成为作家了，但是现在公民们的收入相同，这就完全要看作者是否有决心了。人们出版一本普通书籍的费用，可以通过俭省和某种节约办法从一年的配给中省出来。书籍出版以后，就由国家负责出售。”
“我想作者也像我们当时那样，要收一笔版税吧，”我又这样提了一句。
“这同你们当时的情况当然不一样，”利特医生回答，“不过也有一点是相同的。每本书的价格是印书的成本加上作者应得的版税。作者可以任意决定版税的数目。当然，如果他不合理地把版税订得太高，他自己就会受到损失，因为书籍会卖不出去。版税的数目记入他的配给帐上，只要按照一般公民生活享受标准发的这种配给能够维持他的生活，他就不必在其他方面为国家服务了。如果他出版的书相当成功，他就可以得到几个月、一年以至两三年的休假，在这个时期，如果他又写出了其他成功的作品，他就可以根据书的销路，相应地延长免除其他服务的期限。受人欢迎的作家能够在整个服务期内用他的笔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通过舆论的评断，任何一个作家写作能力的高低就成为他能够获得多少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衡量标准。在这方面，我们这套办法的结果和你们那个时代并没有多大不同，不过也有两个显著的差别。第一，现在教育水平普遍很高，因此舆论能对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作出明确的评断，这在你们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现在没有任何徇私偏袒的情形，不致影响真正优秀作品的鉴定。每个作家都有完全相同的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给大众评鉴。根据你们那个时代作家的怨言来看，他们一定会十分珍视这种完全平等的机会的。”
“在音乐、美术、发明和设计等其他需要天才的部门中，我想你们也是根据类似的原则来奖励人们所获的成功的，”我说。
“是的，”他答道，“不过在细节方面并不一样。例如在艺术方面，正如在文学方面一样，人民是唯一的鉴定者。他们决定是否采用为公共建筑所设计的塑像和绘画。他们的好评可以使一个艺术家脱离其他工作，集中精力从事自己的专业。一个艺术家可以根据卖出的作品得到像作家出售书籍所得到的利益。在所有这些需要天才的专业中，我们都采取同一办法——给有志者以发展的园地，当他们突出的天才一旦得到承认，我们就替它解除一切束缚，让它自由发展。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允许他们可以不在其他方面服务，这并不是对他们的一种奖励或报酬，而是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能够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当然，也有各种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组织，接纳知名之士担任成员，这种资格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全国最高的荣誉是红绸绶带，通过人民的表决给予当代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以及发明家们，这种荣誉比担任总统的荣誉还高，因为总统职务所要求的条件只是具有良知和忠于职责。能够佩戴上这种红绸绶带的，每次总不超过一定人数，可是全国每一个聪敏的青年因为梦想得到这种荣誉常常睡不着觉，甚至连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听你说来，好像妈妈同我会因为你得到绶带而更重视你似的，”伊蒂丝大声说道。“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亲爱的，对于你的父亲，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承认事实，同他凑合下去，”利特医生答道，“但是对于你的母亲来说，如果我当时不向她保证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红绸绶带，或者至少得到蓝绸绶带，她是决不会要我的。”
对于这种夸张的说法，利特太太只是报之一笑。
“你们对于期刊和报纸又怎样经营呢？”我说。“我不否认，你们的书籍出版制度倾向于鼓励真正的文学创作事业，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防止粗制滥造的作家。从这两方面来说，要比我们的制度好得多了；可是我不明白，你们怎样能使这种制度适用于杂志和报纸的出版。要一个人负担一本书的出版费是很合理的，因为他只是偶尔支出这样一笔费用；可是谁也负担不起一年到头的报纸出版费。我们那个时代的私人资本家要办报纸，也得大掏腰包，而且即使这些人也往往会在赢利以前把本钱花得一干二净。如果你们确有报纸，我猜想，一定依靠政府的公费出版，聘用政府的编辑人员，反映政府的意见。还有，如果你们的社会制度确实十全十美，在处理公务方面绝对没有什么缺点可以批评，那么这种做法也许可以适用。否则，由于缺少一种独立的、非官方的工具来反映公众的意见，我看一定会造成很不幸的后果。老实说，利特医生，自由的报刊出版制度及其一切特点，确是从前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旧制度下的差强人意之处，而你们尽管获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就，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损失吧。”
“我怕连这点安慰都不能给你，”利特医生笑着回答。“首先，韦斯特先生，报刊并不是对公共事务提出严肃批评的唯一的或者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工具。按照我们的看法，你们报纸关于这种题材的论断往往流于浅薄轻率，而且浓厚地带着偏激和怨怒的论调。如果这些报纸只不过反映舆论，那么，它们会使人对于公众的才智产生不良的印象；如果它们终于能造成舆论，这对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当一个公民希望就公共事务的任何一方面来认真影响社会舆论，他就可以像出版别的书籍一样出版一本书或小册子。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报刊杂志，也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充分的自由。我们使得现在的报刊比你们当时的报纸更完善地反映公众的意见，因为你们当时的报刊出版事业，在私人资本的控制和经营下，首先被当作一种赚钱的业务，其次才当作人民的喉舌。”
“但是，”我说，“如果政府用公费来办报，它怎能不控制报刊的方针呢？除了政府以外，又有谁来委派编辑人员呢？”
“政府并不负担报纸的费用，也不委派编辑，也绝对不会对报纸的方针产生丝毫影响，”利特医生答道。“而是由订阅报纸的人民负担报纸的出版费，选择编辑人员，并在他们不称职时加以撤换。我想，你不会说这样的报刊出版事业不是一个代表舆论的自由机构吧。”
“我绝不会这样说，”我回答，“但是，又怎样来实行这种办法呢？”
“再简单也没有了。譬如说，我的几个邻居或者我自己，觉得该有一份报纸来反映我们的意见，并专门报道我们本地区、本行业或专门职业的情况，我们便四出访问群众，征集赞助者的签名，等到他们的年度预订费足够维持开支时，报纸就可以创办了。至于报纸规模的大小，根据订户多少而定。预订费的数目从各订户的取货证上扣除，以保证国家不致因发行报纸而遭受损失。国家的工作，你知道，仅仅是一个发行人的工作，在这方面它不能拒绝承担应尽的职责。这时候，报纸订户便选举某人来当编辑。如果这个人接受了这个职务，在他任期内就可以不担任其他方面的工作。订户不像你们当时那样给他薪金，而是为了要他脱离一般工作，便偿付国家一笔款项，数额与他所花的生活费相等。他就像你们当时的编辑那样办报，不过他却不要听从帐房的命令，也不必替私人资本利益进行辩护以反对公共利益。当第一年终了，下年度订户可以重选前任编辑，或另选他人接替。一个能干的编辑当然会无限期地连任下去。随着订户的扩大，报纸的经费也就会增加，并且由于获得了更多、更优秀的投稿人，报纸也会得到改进，这和你们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既然你们没有钱币可以付给投稿人，又怎样给他们报酬呢？”
“编辑和投稿人议定稿件应得的报酬。这笔款数就从报馆的保证配给额中划到投稿人个人的配给额中。另外，他们就像其他作家那样，可以根据所得的配给多少获得相应的写作假期。至于杂志，它的制度也是一样的。那些有兴趣想办一份新期刊的人们，要保证所收的定阅费足够维持一年的开支；选出他们的编辑，由编辑付给投稿人稿费，正和办报的情况一样，同时出版部门也照例提供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当人们不需要某一编辑继续工作，而他又不能通过其他文字工作来享受创作假的权利，他只能回到生产大军中原来的工作岗位。我得补充一下，虽然编辑通常都只在年终选举，并且照例任职若干年，不过，假如他突然改变了报纸的论调，按照规定，也可以根据定户的意见，随时将他撤换。”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我说，“那么，除掉你提到的两种办法以外，不管一个人怎么渴望有研究或思考的时间，他也不可能脱离固定的职业了。他必须通过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发明创造，来补偿国家由于他脱离一般工作而受到的损失，否则，就非有足够人数的资助来补偿这种损失不可。”
“千真万确，”利特医生答道，“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身强体壮的人能够逃避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依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不论他自己美其名曰学者也好，或自认懒惰也好。同时，我们的制度又有充分的伸缩性，人们的一切天赋本能只要目的不在于统治别人或依靠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就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同时不仅可以用补偿的办法而且也可以用克己节俭的办法来免除一般的工作。任何人到了三十三岁，即服务期满二分之一的时候，只要他愿意此后只领取别人收入一半的生活费，就可以光荣地退出生产大军。这个数目足以维持他的生活，然而生活中某些奢华和风雅的享受，甚至某些舒适的东西却不得不加以放弃了。”
那个晚上，当她们离开的时候，伊蒂丝给我一本书，说道：“韦斯特先生，假使今晚你睡不着，也许你会有兴趣把贝里安写的小说浏览一下。人们认为这是他的杰作，至少可以让你了解一下现代小说是个什么样子。”
那晚，我坐在房里阅读《本塞西利亚》这本小说直到东方发白，不看完毕不忍释手。可是，我希望这位二十世纪伟大小说家的崇拜者不会因为听了我的话生气，我觉得初看此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书中描写的东西，而是书中没有谈到的东西。我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一定都认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创作这样的小说，在这种小说里，不包含贫与富、知识与愚昧、粗鲁与高雅、尊贵与卑贱对照下的一切影响，也不包含由于社会荣誉感和野心而产生的一切动机、对金钱的追求、对贫穷的恐惧以及为自己和别人而产生的各种卑下的渴望；在这种小说中，确实还应该有丰富的爱情内容，但这种爱情却不会遭到由于地位不同和贫富悬殊而产生的那种人为障碍的损害，也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左右，而只是出自真心相爱。在了解二十世纪社会全貌方面，我读《本塞西利亚》这本书，要比听到不管多少的解释都更有价值。利特医生所告诉我的情况，确实涉及到广泛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只给我很多零碎的印象，直到现在还不能很好地使我融会贯通。贝里安却替我把它们绘成了一幅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