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凯蒂：今天早晨我问自己，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很像一头母牛，总是要把那些过了时的新闻嚼了又嚼，最后大声地打着哈欠，默默地希望安妮偶尔也能挖掘点儿新东西出来。
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有时候觉得很乏味，但你也设法替我想想，每当那些老母牛又不得不被拉出水沟的时候，我有多恶心。要是吃饭的时候谈的不是政治或好吃的东西，那妈妈或凡·达恩太太一定会抖搂出她们年轻时的老故事，都是些我们以前就听了好多遍的;要么就是杜塞尔来咕哝他妻子丰富的收藏、漂亮的赛马 、漏水的赛艇，还有什么四岁就会游泳的儿子们、肌肉方面的疼痛和神经病人。一番喧嚷过后，结果总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八个人中还会有谁张嘴，其他的七个人就能帮他把话讲完！我们全都能一开始就知道每个笑话的高潮，只有讲笑话的人自己笑自己的风趣了。从两位前家庭主妇口里蹦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送奶工、售货员和屠夫早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长了胡 子了，他们不是被夸上天就是被撕成碎片。谈话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还会是新鲜的或没听过的。
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当库菲尔斯、亨克或梅爱朴在场的时候，这些大人们仍然像平时那样没完没了地将他们那些琐碎的故事，再加上花哨的架子和装饰，有时候我只有在桌子底下掐自己的胳膊才能忍住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像安妮这样的小鬼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可能比大人懂得多呀，可他们犯了多少荒唐的错误啊，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又跑得多远啊。
我们最喜欢听库菲尔斯和亨克谈论躲起来的人们和地下活动。他们很懂得我们的心思，知道只要是跟其他躲起来的人有关的一切都会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的，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们总在内心深处与那些被抓走的人们同苦难，与那些被解救的犯人共欢乐。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躲起来或者“地下”这类说法了，就像从前的日子里习惯爸爸搁在炉火前烘烤的卧室拖鞋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比如“自由 尼德兰人”，他们会帮助地下的人伪造身份证 ，给他们钱，寻找藏身的地方，给藏匿中的年轻人找活干，这些人所做的工作是多么高尚和无私啊，他们完全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帮助和拯救别人。帮助我们的这些人就是特别好的例子。他们带着我们历经磨难一路走来，我们希望他们还能把我们安全地带到陆地。他们本来完全有可能遭受和其他那些被搜捕的人们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为我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来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个累字，从来没有谁抱怨过我们给他们添的种种麻烦。
他们每天都会上来，跟男人谈生意和政治，跟女人谈食物和战争时期的困难，跟小孩子谈报纸和书籍。他们脸上总挂着最灿烂的笑容，每逢生日或各种节假日他们总会带来鲜花和礼物，随时准备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或许别的人会在战争中或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展现出英雄气概，但我们的这些帮助者们却以他们的欢乐和情义展现着英雄气概。
可怕的故事到处在传播，但它们大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比如说，库菲尔斯这个星期告诉我们，在戈尔德兰有两只足球队踢了场比赛，一方是清一色的“地下”成员，而另一方则全由警察组成。希尔韦瑟姆正在发放新的配给本。为了方便更多藏起来的人们领取配给，官方给该地区的那些人发出指示，让他们在特定的时间过去领，这样他们就能从一个单独的小办事处那儿领到必要的证明文件。但他们仍然要非常小心，任何不慎的举动都有可能传到德国人的耳朵里。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