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外旅行时，总习惯让我的对话者谈他自己最熟悉的事，这样，通过和别人交谈（那是可能有的最好学校），我就可以学到些东西。
愿船夫只谈风向，
农夫只谈耕牛，
武夫只谈伤口，
牧人只谈羊群[1]。
因为通常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人都喜欢谈本职以外的事，认为这样能获得新的声誉。阿希达穆斯对佩里安德的指责就是例证：他批评后者放弃名医的荣誉，却去当一个蹩脚诗人。
凯撒的作品《高卢战记》
你瞧，凯撒谈起他的建桥造械设想来喋喋不体，可是，当他谈论他的本职工作，他的英勇和用兵才能时，就找不到话说了。他的功绩证明他是位杰出的战将，而他却想让人知道他是位杰出的工程师，这种才能与他的职业不大有联系。
一位有法学禀赋的人，近几天被带去看一间事务所，那里有各种法律书和其他书籍，他却找不到话题谈论这些书，可是，他见楼梯上有一堆用作障碍的大桶，便生硬而武断地大发议论：每天遇见这一路障的官兵为数不少，却谁都视而不见，毫无感觉。
老狄奥尼修斯是位卓越的军事家，这跟他的地位很相称；但他却特别想在写诗作韵上出人头地，尽管他对此一窍不通。这真是：
老牛想马鞍，马驹想犁头。
——贺拉斯
这样做事，终究一事无成。
因此，应该叫建筑师、画家、鞋匠和其他人谈各自内行的事。关于这一点，我读史书时，总习惯注意作者是谁，因为人人都可以写历史：如果作者是专职文人，那我主要想学文体和语言；如是医生，我则更愿意相信他们说的天气、君王的身体及性格、他们的伤痛和疾病；若是法学家，便从中了解法律上的争论与法规，国家机构，如此等等；要是神学家，就注意教会事务、教士职责、宽免及婚礼；如是朝臣，就得听他们讲风俗与礼仪；倘若是军人，就得对他们的任务，尤其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战绩感兴趣；如果是大使，就把注意力放在谋略对策和阴谋诡计及具体做法上。
因此，我在别的史学家那里所忽略的事件，可能会在读朗热老爷[2]的叙述时格外注意，仔细研究。朗热老爷记叙了查理五世皇帝在罗马红衣主教会议上对法国国王的警告。法国使节德·马斯贡红衣主教和迪维利老爷在场。查理五世发表了很多侮辱法国的言论，譬如，他说假如他的将士和臣民不如法国国王的将士和臣民忠诚和虔诚，他就立即套上绳索，去向法国国王求饶（他似乎很认真，因为以后他又说过两三次）；他还向法国国王发出挑战，要他穿着衬衣，用刀剑到船上同他决斗。朗热老爷继续叙述说，那两位法国使节将会议情况向国王发了急件，但隐瞒了最要紧的部分，甚至上述的两个内容。然而，我深以为怪的是，一位大使竟有权擅自取舍应向主子汇报的警告，尤其这警告至关重要，它来自这样一位人物，发表在这样严肃的场合。我认为，奴仆的职责是忠实反映事物的真相，以便主人能够自由地决定、判断和选择。担心对方会因为不冷静而做出错误决定，便隐瞒事实真相，这种行为应属于当权者，而不是受命者，属于监护人或导师，而不是在权力和才智上都低一等的人。无论如何，我可不愿别人对我这样。
我们总爱找借口摆脱别人的指挥，而让自己发号施令。人天生向往自由和权力，因此对上司来说，没有什么比下属真诚而质朴的服从更宝贵的了。
若是选择性而非从属性服从，那就歪曲了服从的性质。举克拉苏[3]为例。此君在罗马人眼里可谓福星高照。当他在亚洲任执政官时，命令一位希腊工程师把他在雅典看见的两根船桅中最大的一根给他运来，他想把它做成炮台机械。那工程师自以为知识渊博，便自作主张，给他运来了最小的船桅，在他看来，这自然是最合适的。克拉苏耐心听他陈述理由，尔后将他鞭打了一顿。对他而言，纪律比工程更重要。
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种强制性服从仅指具体而确定的命令。大使的任务比较自由，许多情况取决于他们的才干，他们不单要执行主人的意愿，还要向主人进谏，帮助主人产生或纠正意愿。我看到，当今的一些指挥者受到了国王的责备，因为他们只顾不折不扣地执行国王的命令，而忽视了实际情况。
聪明人还指责波斯国王的做法：他们给使者和副官的命令总是具体而微，芝麻大的事也要依赖于他们的指示；这样做，势必会耽误时间，而在他们的长期统治中，国家事务常常因这种时间的延误而蒙受惨重的损失。
就连克拉苏也给一位内行写信，一面告之对方打算如何使用那根船桅，一面不也似乎和对方商讨，征求意见吗？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2] 朗热老爷即纪尧姆·杜贝莱（1491-1543），法国军事家、外交家和作家。著有回忆录，蒙田从中汲取了许多素材。
[3] 克拉苏（约公元前115-前53），古罗马统帅。早年追随苏拉，乘机致富。前六○年，与凯撒、庞培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前五五年，任叙利亚总督。前五三年被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