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军队使三个等级的冲突演变成一场内战；法国革命不但因此具有突变的性质，而且革命的深远程度也超出资产阶级的初衷和预见。在平民加入革命后，旧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然而，群众是在经济危机和三级会议召开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动员起来的。这两项原因的结合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经济危机
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出现的生产高涨，即路易十五的盛世，自1778年起在重重困难的阻挠下停止了。传统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农业的丰歉失调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六的衰落”。最初，葡萄的特大丰收造成酒的销售不畅，酒价下跌一半。1781年后，酒价虽略有回升，但葡萄农的境遇没有好转，因为酒价回升完全是由供不应求造成的，但偏在那时，葡萄农却没有许多酒可供出售。法国几乎普遍种植葡萄，这是大多数农民收益最大的商品生产。酒贱伤农：农民收入大大减少，分益佃农更没有出路。此外，粮食价格也下降了，粮价过低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87年。最后，在1785年，一场旱灾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
乡村居民占消费者的最大多数，由于乡村购买力的削减，工业生产从1786年起也直线下降。英法贸易协定虽然并非如人们历来所说那样是工业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但它毕竟使法国工业暂时处于困境，迫使它实行现代化的改造，以适应外来的竞争。失业现象变得愈加严重，在乡村工业已获发展的农村，困难情形并不比城市好。
因此，当1788年农业出现灾难性歉收、平民阶级面临饥荒时，粮食却没有一点储备。面包价格不断上涨。到1789年7月，在政府赔本抛售进口粮的情况下，巴黎每磅面包售价仍高达四苏，而在某些外省则要加倍。据估计，要使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得以维持，面包价格每磅不得超过二苏。面包是他们的主食，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一磅半，重体力劳动者甚至需要二至三磅。奈克尔下令向国外购买大批粮食。如同通常那样，人们开设赈济所，布施汤粥。严寒过后，青黄不接，物价继续暴涨。我们不能再被所谓经济发达产生社会富裕这个假象所蒙骗了。半个世纪以来，特别由于饶勒斯的努力，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法兰西王国的繁荣是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反驳米希勒的断言，并进一步指出，大革命不是在一个因天不佑人和灾难丛生的社会中，而是在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中出现的。应该看到，殖民开发的高额利润首先要通过转手出口才取得，因而本国的劳动者从中不能得到人们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何况，长时期的物价上涨增加了大地主和资产者的收入，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大家知道，在大革命前的十年里，法国的生产既不稳定又不景气，群众的生活更加拮据，饥荒的袭击终于到来。
不论平民（手工业者、小店主和职员）和无产者（下等平民）还是农民（收成不足自给的小自耕农和分成制佃户，不生产粮食的葡萄种植者）和城市居民，他们一致把灾难归罪于政府和统治阶级。税收丝毫不减，收入却一落千丈。在诸物昂贵的时期，征收消费税更令人痛恨。酒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酒税限制了消费。面包之所以不够，是因为布里盎在1787年解除了对粮食贸易和粮食出口的一切限制。奈克尔固然禁止了粮食出口，对进口给予了奖励，并恢复了集市贸易制度，但那已为时过晚！囤积居奇者早已乘机钻了空子。只要一名官吏从事囤积，所有的官吏，包括政府在内，都有囤积的嫌疑，“结党营私”毕竟不是一句空话。收取什一税的僧侣和领主也同样激起人们的愤怒。什一税从本已微薄的收成中提出一定比例，势必危及耕种者的生计；尤其，僧侣和领主把收得的实物地租囤积起来，耕种者的贫困愈严重，他们所得的利益就愈大。总之，第三等级的团结发生了动摇。粮商、面包商和磨坊主感受到威胁；主张经济自由的资产者遭到平民的敌视，平民反对资本主义，自然就倾向实行征购和限价。奈克尔曾允许各地酌情征购部分粮食以保证市场供应，但各省的巡按使和市政当局却置之不理。
1789年一天一天地在过去，骚动使地方当局胆战心惊，难以招架。4月28日，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雷威永工场和昂利奥工场被洗劫一空。全国各地的市场随时都有闹出乱子的可能。此外，由于加工和运输的需要，粮食往往在饥民众目睽睽之下经水陆往返运送。军队和骑警四出保护，疲于奔命；尤其，他们同乱民一样食不果腹，因而往往对他们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无意识地慢慢同乱民站在一起。旧制度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动荡的局势在农村特别严重。农村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一税和领主征收的贡赋更令人不堪忍受。作为一个整体，农民包括了短工、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和大农庄主，尽管他们已经感到他们内部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在反对国王的税收和贵族的问题上却团结一致。早在7月14日前，反抗运动已风起云涌，例如3月末在普罗旺斯，4月在加普地区，5月在康布雷齐和毕卡第，均有农民暴乱的发生。在凡尔赛和巴黎四郊，猎物被捕杀尽净，树林被大批砍伐。但是，在另一方面，暴动使平民自己也担惊受怕，因为乞丐转眼间如瘟疫般遍布全国，许多零工和小自耕农也纷纷外出行乞。穷人们离乡背井，流离失所，麇集城市，劫掠村庄，纵火行凶，宰杀禽畜，偷割青苗，无所不为。地方当局对这些不逞之徒无可奈何，于是同意各村庄武装自卫。恐慌情绪十分普遍，人们往往无惊自扰，谈虎色变，草木皆兵。胆怯者以为大难临头，逃难者又把惊慌带往他乡。
二、“好消息”和深切的期望
假如三级会议的召开没有深刻地触动平民的感情，经济危机还不一定会推动平民去帮助资产阶级。平民虽然选举了资产者，资产者却为着自己的目的，对平民很少关心。但是，三级会议的召开毕竟被当作一个预示着人的命运将发生奇迹般变化的“好消息”在平民中传开了。这个奇特的事件激起了人们既鲜明又模糊的希望；希望所有人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加幸福。资产阶级同样怀有这个希望；它把第三等级中各种不同的成分凝聚在一起，从而成为革命理想主义的源泉。但在平民中间，希望还赋予革命所谓“神秘幻想”的性质，这种“幻想”孕育着主动性和坚毅性，以及有关未来的一系列观念。可以说，在其开始，这些观念堪与处在创始阶段的宗教运动相比拟，穷人们乐于从中看到人间天堂的恢复。
7月14日，阿尔蒂尔·扬格在去阿尔贡省的依丝莱脱的途中遇到一名贫穷的妇人；她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难：“听说，一些大人物将为减轻穷人的苦难做点好事”；但是，她不知道究竟大人物是谁和他们要做什么好事。她又说：“愿上帝给我们带来好世道，各种赋税实在太重了。”
既然国王向其臣民征询意见，这说明他有怜悯之心。而国王所能帮助臣民的，无非是减轻其负担，即国税、什一税和贡赋。假如有人能猜出他的意图，他一定会感到高兴。可是，在三级会议代表选出后，贵族从四面八方纷纷报警，因为农民公开宣布，他们对一切税款将概不缴纳。
与此同时，深切的期望燃起了强大无比的激情，资产阶级也毫不例外。这一期望充满着革命情绪，并给这一阶段的历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三、贵族阴谋和革命情绪
第三等级立即相信，贵族将顽固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反对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和反对按人投票证明了这个预见。人们由此产生了种种怀疑，而且人们又很容易由怀疑转变为肯定：贵族将不择手段压垮“村俗小民”；他们将包围善心的国王，要求解散三级会议；他们将拿起刀枪，坚守城堡，挑起内战，在“盗匪”中招募军队，监狱和流放地为他们提供士兵。为了使第三等级陷于饥饿，贵族已把他们的存粮囤积，而且希望把即将收获的粮食也抢劫干净。人们迅速把对贵族的怀疑同对盗贼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把召开三级会议的后果和经济危机的后果联系在一起。此外，外国将应贵族的请求出力相助，亚多瓦亲王不久果然流亡国外，争取其岳父撒丁国王、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以及王后的兄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等待着法国的将是遭受普鲁士践踏的荷兰的命运。在大革命的历史上，同外国的冲突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形从革命开始就已经出现，人们在7月就普遍担心外国的入侵。整个第三等级都相信，贵族在搞阴谋。
在第三等级看来，国王的中央集权和三个等级的冲突是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把危机归罪于自然条件，又不懂得分析经济条件，却把责任推到了国王和贵族身上。这个看法虽然不够全面，却不能说不正确。显然，布里盎规定的粮食贸易自由有利于投机商人。如果有人借口这项规定能促进生产，平民就会反驳说，生产的发展首先对贵族和资产者有利，而平民却为此付出代价。同样，虽然贵族并不像第三等级所断言的那样具有“倒转乾坤”的能力，但不容否认，宫廷同贵族确实正合谋惩罚犯上作乱的第三等级，何况被过早揭露的贵族阴谋不久就会变成现实。总之，这种思想状态对历史学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导致新事实出现的直接原因并非寓于以往的历史先例之中，而表现在串演新事实的人物身上。
贵族阴谋和“盗贼”横行的确使不少人惊惶万分，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感到特别害怕，并坚定地正视这个危险。因此，如果说“大恐慌”竟把整个第三等级吓得不敢动弹，这就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革命情绪使人们能够以自卫本能去克服恐惧心理。第三等级从他们代表的来信中了解到时局的演变，又以大批复信鼓励他们的代表。资产阶级很想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希望从少数司法行政官吏的手中夺走市镇的权力。缙绅们也有组织“民兵”的打算。巴黎的选举人曾向制宪议会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制宪议会不敢给予批准。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图谋：抵抗国王调来的部队，镇压平民的暴乱。在建立民兵前，缙绅们竭力争取军队。这一努力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下级军官们没有升迁的任何希望，士兵们则深受物价上涨之苦，薪饷早已因购买生活用品而预支干净。在巴黎，法兰西卫队在罗亚尔宫与平民一起联欢；6月底，平民把因参加这次联欢而被关在阿培监狱的士兵释放出来。据了解，一些知名人士曾向士兵慷慨解囊，或出资赔偿七月起义者的损失。当然，其中部分钱财来自奥尔良公爵，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除自卫的本能外，还要有惩戒的决心，换句话说，平民既要挫败贵族的阴谋，挫败囤积居奇者和一切人民公敌，就必须惩办这一批人。从7月起，惩戒的决心表现为一些平民擅自进行监禁、施刑和杀人。
“恐惧心理”、自卫本能、惩戒决心是革命情绪的三个特征，认识这三个特征是了解下阶段历史的关键。到了1789年底，阴谋似乎已被挫败，镇压也逐渐放松。随后，阴谋又重新抬头，其性质未出人们所料，而且外国也拔刀相助了。出于自卫本能，各地涌现出大批义勇军，接着又宣布了大举征兵。惩戒决心导致了1792年的屠杀，而在1793年局势再次恶化时，国民公会只是通过恐怖统治才预防了新的屠杀。“恐惧心理”以及伴随着它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直到法国革命取得肯定无疑的胜利后，才逐渐消失。
四、巴黎的革命
群众的思想状况既然如上所述，奈克尔被免职一事起了在火药库点燃导线的作用。贵族的阴谋开始付诸行动。巴黎谣传纷纷。7月12日（星期日），天气晴朗，在罗亚尔宫门前，特别在奥尔良公爵不久前刚对外开放并成为娱乐中心的花园和长廊，聚集了成群游人，他们围在即席演说者的四周（其中的一位演说者卡米尔·德穆兰名垂青史）。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上了街头。在圣奥诺兰街，骑兵开始驱散群众，接着又在路易十五广场向人群发起冲锋，但遭到了法兰西卫队的反击。巴黎驻军司令伯桑瓦尔男爵当晚把所有部队带到了马尔斯广场。
巴黎人没有想到赶赴现场援救国民议会，他们只是间接地帮助了国民议会脱离险境。他们忧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深信，处在国王部队和强盗包围下的巴黎城，将遭到来自蒙马特尔高地和巴士底狱的炮击，以及强盗的抢掠。在这些天里，市内惊恐频生，演出了“大恐慌”的第一幕。此外，警察早已绝迹，人们纵火焚烧税卡，并把圣拉扎尔看守所的囚犯全部释放。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似乎都受到了威胁，无人管理的首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
自卫本能立即作出了反应。街头建起了街垒，武器商店被抢劫一空。选民们任命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开始组织民兵。14日晨，人们从伤兵院取来三万二千支枪武装民兵，接着又要求巴士底狱交出武器。由于驻军较少，堡垒的指挥官德洛内一边进行交涉，一边下令守军撤出前院，群众随即进占。高达三十米的垒墙，围有二十五米宽的堑沟，沟内放满了水，德洛内对骚乱并不害怕。但是，由于失去镇定，他下令开了枪。一些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在混乱中后退；人们大骂指挥官不讲信义，以为他故意让人群靠近，以便随后枪杀群众。人群中携带武器的也开始射击，战斗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围攻方面死伤一百多人，被围困者仅一人受伤。据事后的调查，在我们所知道的“攻打巴士底狱”的许多战士中，社会的各阶级都有其代表，但大多数战士属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手工业者。
正当双方胜负未决时，法兰西卫队和国民卫队在原下级军官乌兰和爱利上尉的率领下，从市政厅赶到现场，进入了巴士底狱前院，冒着枪林弹雨，把大炮对准大门架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德洛内表示愿意放下武器。爱利同意了，但士兵们纷纷抗议：不许投降！德洛内在慌乱中命令放下了吊桥，群众于是涌进堡垒。大多数防守者保全了性命，三名军官和三名士兵被杀。德洛内被人群带到市政厅门口，并在那里处死。不久，巴黎市商会会长弗莱塞尔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人们割下他们的首级，刺在矛尖上，在市内游街示众。
伯桑瓦尔男爵将部队撤到了圣克罗。选民们接收了市镇权力，任命巴依为市长，并请拉法叶特任国民卫队司令。拉法叶特后来把代表巴黎的红蓝二色作为国民卫队的徽饰，而在红蓝二色的中间，他又加上了代表国王的白色。由他设计的和作为大革命象征的三色旗把新旧法国结合在一起。
任何人事先都没有想到，攻打巴士底狱竟在冲突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任何人最初也没有想到，巴士底狱的陷落竟决定了冲突的结局。惊惶情绪仍然存在。攻下巴士底狱本身虽然没有重大意义，但它却粉碎了宫廷的反抗。宫廷掌握的武力不足以占领巴黎，何况这些部队也并不可靠。国王对是否逃出巴黎犹豫不决。他不顾亚多瓦亲王的反对，决意退让。7月15日，他亲临制宪议会，宣布把军队调走。16日，他召回奈克尔；17日，他来到巴黎接受三色徽饰。
至此，还不能说贵族已经甘心失败，种种可怕的谣传仍纷至沓来。亚多瓦亲王和其他许多贵族亡命国外。据传说，一支英国舰队在布雷斯特港外游弋。常设委员会命令搜索巴黎四郊，追捕盗贼，结果仅找到一些流浪汉，被遣送回原籍了事。由于郊区害怕强盗出没作案，惊惶情绪有增无减。巴黎巡按使贝蒂埃·德·苏维尼同他的内弟富隆·德·杜埃以及伯桑瓦尔本人均被逮捕，屠杀又重新开始。7月22日，前二人在格雷夫广场被处绞刑；30日，由于奈克尔及时赶到，第三人才幸免于难。一些资产者在他们亲身经历的危险的刺激下，参与了平民的狂暴举动。巴纳夫当着制宪议会厉声说道：“难道说这血不是污浊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使人同意必须停止任意杀人。7月23日，黎塞留街的一位公证人代表本街区来到议会，要求设立平民法庭。30日，巴依又重新提出这个法案。议会对此置若罔闻，直到10月才决定对叛国罪进行追究，并交付巴黎的沙特累初级法庭审理。虽然如此，制宪议会于7月建立了一个“追查委员会”，这是未来的公安委员会的雏形；巴黎市政当局另设了一个委员会，从而成为最早的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在通信秘密问题上，各种政治色彩的议员，从古依·达尔西侯爵和学士院院士塔尔热到巴纳夫和罗伯斯庇尔，都强烈主张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治理方式应不同于和平时期，也就是说，人们准备承认的公民权在实施范围上要顾及当时的局势。革命政府的理论便由此产生。
五、市镇的革命
奈克尔的免职在外省同样也激起了强烈而迅速的反响。人们不再以呈递威胁性请愿书为满足。在许多城市，人们开始夺取银库、弹药库和军需库，成立常设委员会来负责组织民兵和向邻近市镇以至农民请求帮助。第戎的驻军司令被逮捕，贵族和僧侣被禁止外出，这为拘禁嫌疑犯提供了最早的先例。在雷恩市，居民鼓励士兵开小差，发动了民变，军队指挥官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
当攻下巴士底狱和国王亲临巴黎的消息传开时，外省居民纷纷热烈庆祝，从此变得大胆的资产阶级在各地接收了政权。我们所说的“市镇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平地完成的。市镇当局或者吸收部分缙绅参加，或者改由选举产生。市镇当局往往被迫或听任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以负责组织国民卫队，但该委员会逐渐把全部行政事务包办起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平民配合资产阶级的示威行动，要求降低面包价格，当他们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时，骚乱就随之发生，乱民不但袭击官吏和囤积居奇者的房屋，同时也往往解散旧的市镇机关。
各地的市镇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往往半途而废。这一革命在某些城市是彻底的。例如在施特拉斯堡，旧的市镇机关被武力解散；在第戎和帕米埃，旧的市镇机关虽保持其职能，但旧官吏在常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在波尔多，市镇权力被削减为只管“一般的警察事务”，而常设委员会则具有革命权力机关的性质。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市镇革命尚不彻底，旧政权和革命政权同时并存。在麦斯和南锡，两个政权的并存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成分的对立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蒙托邦和尼姆，社会对立之外还存在宗教对立。在里昂和特鲁瓦，爱国党在7月的胜利遇到了旧势力的反扑。最后，在相当数量的城市，市镇革命没有进行。例如，图卢兹的旧市政机关得到爱国党的信任；艾克斯的市镇机关因得到军队和法院的支持而得以维持。这多种多样现象的出现，其原因可以用旧制度下市镇结构的多样性和社会对抗的演变来说明。在佛兰德地区，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同平民群众的社会要求在时间上并不合拍。因此，市镇革命的规模较小。一般说来，在法国北部和南部那些具有市镇自治传统的地区，革命运动相对地显得较为和缓。
市镇革命的结果在各地却都是相同的。人们不再听从国民议会的命令，国王也丧失了任何权威。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在逐渐削弱，每个市镇不仅在本市镇，而且在附近的教区也行使绝对权力。从8月开始，城市之间开始订立互助协议，从而使法国自发地变成一个市镇联邦。这种自治为少数办事果断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等巴黎的命令，强制推行他们认为对救国必须采取的措施，这是保卫革命的一般基本原动力。
但是，也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制宪议会享有任何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威望，但居民只遵守适合他们的法令。居民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改革税制，废除间接税，统制粮食贸易。当时，赋税已停止征收；盐税、间接税、入市税已被取消；粮食流通已被阻止或禁止；当局的公告和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巴黎的情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为选举三级会议代表而划定的各选区中，公民们以选民为榜样自动集会，企图代替选民而监督选出的市镇机关。在他们看来，主权属于国民意味着直接民主，这一观念将为后来的无套裤汉所珍视。
六、农民的革命和“大恐慌”
乡村紧跟城市的步伐，但巴黎革命在乡村的影响更加深远。许多地区发生了土地暴动。在诺曼底西部、埃诺和上阿尔萨斯，农民袭击贵族乡墅和修道院，焚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权。在弗朗什–孔代和马孔内，农民烧毁或洗劫许多贵族乡墅。资产阶级也并不始终得以幸免：农民要求他们提供捐赠。亚尔萨斯的犹太人受到很大损失。此外，农民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从而为反动领主所利用。自由放牧的旧规矩被重新恢复，圈地遭到了破坏，树林被任意砍伐，瓜分了的公地又被收回。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为此，缙绅们开始互相靠拢。城市的民兵下乡恢复秩序。在马孔内，除了正常的刑事法庭外，资产阶级又成立了特刑庭；三十三名农民被判处绞刑。农民暴动诚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消极抵抗的影响更大；整个法国的农民普遍抵制什一税和田赋，缴纳赋税全凭自愿。“大恐慌”进一步给了抗租运动不可抗拒的力量。
巴黎的事态发展加强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在贵族的阴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现在，小麦已经成熟，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又宣布驱赶乞丐和流浪者，盗贼之祸变得一天比一天可怕。饥民骚乱和土地暴动，城市的国民卫队下乡查抄贵族乡墅和征集粮食，更使乡村里人心惶惶。大恐慌的产生是由六次地方事件引起的，这些事件本身与曾经带来种种虚惊的以往的事件大同小异；不过，这次的恐慌风潮在流传中经过添油加醋变得更加骇人听闻，流传的路线竟长达几百公里，扩散的面广达几个省份。犹如连锁反应一般，惊恐由一地传至另一地，流传的地域又如此广大，这不能不说明“大恐慌”的独特性质，同时也说明何以产生“大恐慌”的思想状态。
南特发生的一次“惊人事件”使整个普瓦图地区人心不安；博韦齐地区的埃斯特雷–圣但尼的另一事件把恐慌传诸四方；香槟南部的又一事件使惊恐遍布加蒂内、布尔博内和勃艮第；邻近拉费尔丹–贝纳尔的蒙米拉依林区发生的另一事件使曼恩、诺曼底、昂儒和都兰等地区警报频传。惊恐从希赞树林四周传到昂古莱姆、贝里和中央高原，又向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地区蔓延。在东部，弗朗什–孔代和马孔内的土地暴动把惊恐一直传到地中海沿岸。
革命者和贵族互相指责对方制造了恐慌。革命者说，革命的敌人在散布无政府状态，借以搞垮国民议会。贵族说，资产者要平民提高警惕是为了推动他们进行武装暴乱，而贵族自己则只求平安生活。这后一种说法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大恐慌激起的自卫本能使平民转而反对贵族。在勒芒附近和在维瓦雷，三名贵族被处死，多菲内的农民四出烧毁贵族宅第，从而惊动了附近地区。根据人们事后的说法，恐慌是在秘密信使的串联下在各地同时爆发的，它同时为土地暴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恐慌远不是那么普遍，布列塔尼、洛林、下朗格多克等地区就没有发生。从时间上看，它从7月20日延续到8月6日。一些文件往往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些散布了恐慌的人。奇怪的是，在原已发生暴乱的地区却反而没有出现恐慌，多菲内的农民起义是恐慌引起的唯一的一次骚乱。恐慌对农民革命虽然有所促进，却不是它的起源。当时，农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七、8月4日之夜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正当平民革命在全面铺开时，制宪议会的辩论却议而不决。应该立即公布人权宣言，还是推迟至宪法完成以后，以保证宣言和宪法的一致，两种方案究竟何种为好呢？议员们停留于泛泛而谈，不讲明产生不同意见的真实理由：宣言的原则将谴责等级的存在和特权。因此，贵族主张推迟发表，希望能保住他们的一部分特权。失去耐心的爱国党人指责贵族设置障碍，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则怀疑第三等级中有部分议员为维护本省或本市的特权而与贵族秘密串通。8月4日早晨，制宪议会决定就宣言问题先行表决；可以预料，辩论将会遇到新的阻力。
另一方面，平民革命总应该有个结局。平民革命既然挽救了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也只能肯定平民革命；但必须恢复秩序，以便让平民平静地等待他们的代表决定适当的改革。在城市中，资产阶级有控制平民的可能。农民的情形则不同，他们不顾制宪议会，自作主张地破除了领主制。这该怎么办呢？制宪议会假如诉诸军队和法院，就会同平民决裂，使自己受国王和贵族的摆布。另一个方案是满足暴动农民的要求，但为第三等级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的本堂神甫和自由派贵族又决不肯答应。
在8月3日至4日的夜晚，一百多名议员聚集在阿摩利咖啡馆，商讨决议案的措辞以及力争使决议获得通过所应采取的策略。阿摩利咖啡馆又名“布列塔尼俱乐部”；在4月末，布列塔尼的议员到首都以后，逐渐养成了到这里来共同协商的习惯，其他省区的议员不久也加入了他们的会商。总之，议员们决心“用一种神奇的魔力”带动整个制宪议会，厄基养公爵答应就解决封建权问题提出倡议。
8月4日晚间，由于诺亚依子爵抢先提出了议案，厄基养公爵只能给予附议。议会在热烈气氛中一致同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人身依附应无偿取消外，其他封建权实行赎买。接着，其他提案也纷纷获得通过：刑罚平等，人人得以出任公职，废除官职捐纳制度，将什一税改作可予赎取的贡赋，宗教仪式一概免费，禁止教士兼职谋利，废除首岁捐，即新任主教把任职第一年的全部收入赠送教皇的陋习。最后，各省和各城市也同意作出牺牲，放弃自己享有的特权。“魔力”居然成功地发挥了作用。
以上的决议尚待见诸文字，因而议会于次日继续开会，直到8月11日为止，法令的最后文本在篇首写道：“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这一表述远不符合事实，因为长子权和领主的荣誉特权依旧被保留下来，贡赋的赎取又颇费时日。相反，什一税却无偿地被取消；但是，正如在赎偿方式尚未制定前，贡赋仍需缴纳一样，在法律尚未就公开祭礼作出规定前，教会仍收取什一税。
总之，在8月4日晚间，议会原则上实现了国家的法律统一，推翻了贵族在乡村的统治，迈出了财政改革和教会改革的第一步。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议会如今可以讨论宣言了；讨论于8月20日开始，直到26日为止。这个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灭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
八、十月事件
路易十六对8月5日至11日通过的议会法令和人权宣言一概不予批准，危机再次产生。议会认为这些文件具有宪法的效力。穆尼埃声称，立宪权是至高无上的，高于君主的宪法不需要取得国王的同意。西哀士的论点占了上风，宪法从此不再是一项契约，而以近代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鉴于爱国党面临着分裂，路易十六便力图争取时间。一些自由派贵族、本堂神甫以及拥有领主权和官职的资产者集合成了一个旨在停止革命的派别，他们赞同奈克尔在6月提出的关于国王享有立法批准权，即“绝对否决权”的主张，以便与国王妥协；他们还同意奈克尔关于建立上议院的主张，以便与贵族妥协。人们把这伙议员称作是“英国派”或“王政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拉利–托伦达尔、克莱蒙–托内尔和马鲁埃等人，穆尼埃后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拉波在绝对否决权问题上也支持他们。杜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德·拉默三巨头一跃成为爱国党的领袖，并取得了胜利。9月10日，关于两院制的提议被否决了，第二天，议会只同意赋予国王对法律的延缓否决权，并通过奈克尔说，国王在接受议会的八月决议的同时，已默认了放弃宪法批准权。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议会只是在10月1日，而不是更早，才决定向国王“递交”八月法令，而国王既可以给予批准也可以拒绝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再次强迫国王退让。
在巴黎，群众的激动情绪并没有平息。报纸和小册子到处散发。马拉在9月创办了《人民之友报》，猛烈攻击巴依、拉法叶特和奈克尔。8月末，有人在罗亚尔宫鼓动群众向凡尔赛行进，结果这次尝试失败了。但事后不久，贵族的阴谋再次显得咄咄逼人，国王调来了军队，佛兰德率领的团于9月23日到达。由拉法叶特选派的资产阶级子弟所组成的国民卫队和由他招募的雇佣兵都相信将有发生新事件的可能。尽管十月事件发生的原委和经过至今不很清楚，但无可怀疑的是，巴黎的革命者和爱国党议员之间已有默契。米拉波大概为了奥尔良公爵的利益也参与其事。不论拉法叶特如何表白，看来他和巴依都没有反对这项计划，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
可见，政治形势是发生十月事件的基本原因。然而，正如7月的情况一样，如果没有经济困难这个因素，动乱的规模或许会小一些。外国人、贵族和富人纷纷辞退仆人，离开首都。钱财或者流往外国或者被藏匿起来。奢侈品工业一落千丈。失业人数空前增多。此外，面包不但价格昂贵，而且有时供不应求。小麦收成很好，但尚未收获，市场空空如也，粮食流通十分困难。由于风小水浅，磨坊转转停停。人们再次把粮食匮乏归罪于阴谋：揪住国王不放似乎是个合理的办法。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又一次互相促进，互助推动。
10月1日，宫廷卫队的军官设宴欢迎佛兰德的军队；当宴会临近结束时，国王全家在一片欢呼声中亲临宴席。宾客们纷纷对国民表示敌意，并把其象征——三色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犹如奈克尔被免职一样，在事件的经过传开后，巴黎群情激愤，立即准备起义。10月5日，哈勒区和市郊圣安东尼区的妇女拥到市政厅前要求面包。这可能不是件偶然的事，但对其筹备经过，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巴依和拉法叶特均不在场。妇女们让攻打巴士底狱的一名“勇士”马雅尔领头，向凡尔赛进发。在正午左右，国民卫队已集中完毕，当拉法叶特刚刚赶到时，他们向拉法叶特表示也要前往凡尔赛。群众愈聚愈多，并提出种种威胁。公社最后下达了出发命令，并派两名代表陪同拉法叶特前往，负责把国王带回巴黎。运动的政治性质至此已十分明显。
在妇女到达凡尔赛前不久，议会再次要求路易十六接受八月法令。马雅尔仅要求议会保证巴黎的供应和调离佛兰德的军队，并没有谈到国王。议会却立即派遣会议主席穆尼埃前往宫中。正在狩猎的路易十六被召请回宫，他和善地接见了妇女，向她们许诺供应巴黎的急需。部分群众已开始返回，宫廷尚不知道国民卫队已经出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不久，国王接到了拉法叶特派人送来的通知；在圣普里斯特的劝说下，他决定前往朗布叶宫，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他大概以为，国民卫队无非是要他接受八月法令，因而只要把同意及时通知穆尼埃，就能结束危机。但是，当拉法叶特与公社代表于晚间十一时到达时，他们却要求国王搬到巴黎去住。人们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他推托等第二天再说。国民议会在那天得到的唯一实际好处，就是国王接受了八月法令。10月6日清晨，示威群众进入王宫大院；宫廷卫队予以制止，冲突随之发生。一名工人被打死，接着又有几名卫队队员丧命。群众打开一条通道，直奔王后的卧室前厅，王后被迫逃到国王的房间里躲避。最后，国民卫队把宫中其他人赶走。这时拉法叶特也出面了，他同国王全家一起到阳台上与群众见面。群众以“国王到巴黎去！”的呼声作答复。路易十六被迫让步，议会宣布跟随国王前往巴黎。
午后一时，一支杂乱不堪的队伍出发了。一些在刺刀尖上挑着面包的国民卫队队员护卫着装有小麦和面粉和盖有树叶的四轮货车在前面开道，一些坐在或骑在炮筒上的搬运工人和妇女同赤手空拳的宫廷卫队、佛兰德的军队以及瑞士雇佣兵混杂而行，拉法叶特骑马紧随国王和王后的御辇在一旁侍候，代表国民议会的一百名议员驱车前进，接着是国民卫队，最后是群众。天下着雨，队伍在泥泞中行走；天色很早就暗了下来。平民对这凄凉的景色似乎毫无感觉，他们显得平静而有信心，分享着胜利的欢乐。他们把“面包房的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一起带了回来。巴依在市政厅欢迎国王，后者当晚住在杜依勒里宫。制宪议会于10月19日才离开凡尔赛，暂借大主教府做会址，于11月9日正式迁至杜依勒里宫的骑术院。
部分资产者同贵族一起愤怒抗议对国王施加暴力。一些保王分子脱离了爱国党，转而反对革命，穆尼埃回到了多菲内，不久从那里亡命国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平民的革命行动既然已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困境，危机将很快结束。其实，革命行动只是使危机更加严重。由于取消了等级和特权，贵族的财产和威信都受到了损害，大部分贵族对革命恨之入骨，贵族的阴谋从此见诸行动，并准备向外国求助和挑起内战。与此同时，第三等级发生了分裂。既然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全都参加了战斗，他们不再甘心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民主运动在巴黎各街区和各选区开始萌芽。议会享有无限的威望，人们只服从议会的命令。但这种服从是以议会的命令与舆论相一致为条件的。人们仍然拒绝缴纳捐税和贡赋。一项法令恢复了粮食贸易自由，而任何人都不遵守它。
正如米拉波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从路易十六在7月的举动看来，他还很值得人们怀疑。他几个月来一再声称忠于宪法，议会也担保自己的忠诚以安抚胆怯者，而怀疑却始终存在。制宪议会由于对国王怀有戒心，将行政权力置于议会各小组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实际上施行了议会专政，虽然这种专政还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大臣及其部属仍能暗中阻挠。为此，西哀士、米拉波等人想逼迫路易十六同意把王位交给太子，而让一位取得国民信任的摄政代替他发号施令。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唯一的人选奥尔良公爵不但没有威望、没有骨气，而且遭人唾骂。革命已使路易十六无力招架，但到1793年止，革命也使法国处于没有政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