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钦区的警察所办公室——家长制法庭
……“明天见，”我反复嘀咕着，睡熟了……心里非常轻松舒适。
深夜一点多钟，我父亲的听差喊醒了我；他没穿外衣，神色慌张。
“有一个军官要找您。”
“什么军官？”
“我不认识。”
“哦，我知道了。”我对他说，披上了罩衫。
大厅门口站着一个人，裹在军用大衣里；窗上映出白白的帽缨，后面还有几张脸——我认出了哥萨克军帽。
这是警察分局局长米勒。
他拿着总督的命令对我说，根据这命令，他要检查一下我的文件。蜡烛送来了。局长拿了我的钥匙；一个警官带一名中尉，动手翻我的书和衣服。局长查看我的信件，他觉得一切都可疑，随即把它们统统放在一旁，蓦地转身对我说道：
“现在请您穿好衣服，您得跟我一起走。”
“去哪里？”
“去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局长若无其事地回答。
“然后呢？”
“以后的事，总督的命令中没有讲。”
我开始穿衣服。
这时间，惊慌的仆人叫醒了我的母亲；她从卧室奔向我的房间，但在客厅与大厅之间的门口被一个哥萨克拦住了。她大叫一声，我打了个寒战，朝那儿跑去。警察局长丢下信件，跟进大厅，向我母亲表示了歉意，放她进屋，一边大骂那个无辜受责的哥萨克，然后回来继续看信件。
父亲跟着来了。他脸色苍白，但仍竭力扮演他那种冷漠恬淡的角色。气氛是沉闷的。母亲坐在墙角边啼泣。老人在与局长交谈，净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但他的声音发抖。我怕我不能支持太久，又不愿流泪，让警察们看了得意。
我扯了一下局长的衣袖。
“我们走吧！”
“走吧。”他高兴地说。
我父亲走出房间，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拿着一枚小小的神像替我挂在脖子上，说他父亲临终前曾用这神像祝福过他。我很感动，这个宗教性礼物向我表明，老人心头的惶恐和震惊达到了什么程度。我双膝跪下，让他挂神像。他扶起我，拥抱并祝福了我。
神像是珐琅的，刻着盛在盘子上的先知约翰1被砍下的头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警戒、劝告，还是预言？我不知道，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母亲几乎昏厥。
所有的仆人都含着眼泪送我下楼，争先恐后吻我的手——我像活着参加自己的出殡。警察局长皱皱眉头，催我快走。
出了大门，他命令全队集合；我看到他一共带来四个哥萨克，两个警官和两名警察。
“让我回家吧。”一个满面胡髭、坐在门口的人向警察局长恳求。
“去吧。”米勒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马车时问。
“见证人；您知道，没有见证人，警察是不准走进居民家中的。”
“因此你们把他留在大门外面？”
“这不过是例行手续！其实何必多此一举，不让人睡觉。”米勒说。
两个哥萨克骑了马护送我们。
警察所内没有专门关押我的屋子。局长命令，让我天亮以前睡在办公室中。他亲自把我带到那里，自己朝安乐椅上一坐，一边困得直打哈欠，一边叨咕：“这鬼差使，从三点钟起就到处跑，又跟您磨到了天亮——现在恐怕已经三四点钟了吧，可明天九点还得向上头汇报。”他坐了一会儿，说声“再见”，便走了。军士锁上门，对我说，如果有事，可以在门上敲几下。
我打开窗户——东方已经发白，晨风微微吹拂；我向军士要了一大杯水，喝得光光的。我一点也不想睡。再说，也没有地方可躺，除了两把皮椅和一张安乐椅，办公室里只有一只堆满公文的大桌子，墙旮旯的小桌子上堆的案卷更多。幽暗的长明灯不能照亮房间，只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摆动的光圈，随着曙光的到来，光圈正逐渐暗淡。
我坐在所长的位子上，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阅，这是加加林公爵家一个仆人的埋葬证和检验书，证明根据一切科学鉴定，该人确系因病死亡。我又拿起另一份，那是警察条例；我匆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有一条这么写：“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我记住了这条条文。
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到我们的管家从窗外走过，他是来给我送枕头、被子和大衣的。他大概在向军士说情，要求让他进屋见我。这是个白发老人，我小时候曾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福过。军士粗声粗气吆喝着，把他赶走；我家一个车夫站在旁边。我从窗口叫他们。军士慌了，命令他们快走。老头儿向我弯腰鞠躬，流下了眼泪。车夫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马车便驶走了，我不觉泪如泉涌，心潮澎湃。这是我被囚禁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泪。
到了早晨，办公室开始来人了。起先是一个文书，醉醺醺的，昨夜的酒还没醒，这是个火红头发的痨病鬼，满面粉刺，脸上一副酒色过度的神气。他穿的那件土灰色燕尾服怪模怪样的，脏得起了油光。接着又进来一个穿警士大衣的家伙，举止非常粗野，一进屋就问我：
“怎么，是在戏园子里给抓住的？”
“我是在家中被捕的。”
“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亲自捉的？”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谁？”
“米勒上校。”
“对，是他。”
“我明白了。”他向红头发的文书眨眨眼睛，后者没有任何反应。老兵痞不再往下讲了，他看见我不是因为喝酒闹事被捕的，便不再发生兴趣，也可能是怕跟一个危险的犯人搭讪。
过不多久，各种办事员陆续到了。这些人神色昏昏沉沉，还没睡醒似的。最后，人们争争吵吵来告状了。
一个妓院老板娘告酒店老板，说他在他店里当众辱骂她，那些话下流极了，她作为一个妇女，简直不便当着老爷们的面讲出口。酒店老板发誓，他从没讲过这一类话。老板娘发誓，他骂了不只一次，而且声音很响，还说他挥手想打她，要不是她躲得快，她的脸准会让他砸烂。掌柜说，首先，她欠了账不还，其次，在他开的店里侮辱他，还扬言要纠集她的相好来跟他拼命。
老鸨子生得高大，邋遢，眼皮浮肿，用刺耳的尖嗓门大叫大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掌柜的话不多，主要靠表情和动作。
贤明的警官不问情由，把两个人都臭骂了一顿。
“狗吃得太饱了就乱嚎！”他说。“你们这些混蛋，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们一放松，你们就乱来。你这老婆子，你瞧，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吵架就要找长官，吵得长官不得安生，这哪成。再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头一回啦，叫我说什么好呢，不想想你干的什么营生。”
酒店老板晃晃脑袋，耸耸肩膀，表示非常满意。警官马上回过头来攻击他：
“你这狗，从柜台里乱嚷什么，想去西伯利亚吗？说话这么下流，还想动手打人——要吃皮鞭不成？”
对于我，这场面相当新鲜有趣，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俄国宗法制法庭审判实况。
老鸨子和警官一直吵到所长进屋为止。所长一到，不分青红皂白，也不问谁是谁非，便大骂一通，声音更加粗野：
“滚出去，统统给我滚蛋；难道这里是澡堂，还是酒店？”
赶走了“混蛋”之后，他教训警官了：
“让这些家伙在这里大吵大闹，成何体统？我跟您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忘记您是警官，哪能由着他们胡闹，弄得乌烟瘴气。您对这些骗子太客气了。这个人是谁？”他看到我，便问。
“犯人，”警官回答，“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送来的，这儿有公文。”
所长匆匆看了一下公文，打量着我，发现我也一眼不眨注视着他，他很不满，但知道他一开口就会遭到我的反击，因此只是说了一声：
“对不起。”
妓院老板娘与酒店老板的案子并未了结，她又来了，提出要对方起誓，神父来了，似乎两人都起了誓，但结果究竟如何，我没看到。我给带到了总局，不知为什么，谁也没问我一句话，我又给送回了警察所。那里已给我准备了一间房子，就在瞭望塔下面。军士对我说，如果我想吃什么，得派人去买，因为公家的伙食费还没有批下来，这至少要过两天，而且只有三四戈比银币，因此有身份的犯人宁可放弃这个权利。
墙边放着一张肮脏的长沙发，时间已过中午，我觉得非常困倦，倒在沙发上死一般的睡熟了。等我一觉醒来，心头已经平静，不再发愁了。最近我一直为得不到奥加辽夫的消息而痛苦，现在轮到了我，危险已不再显得遥远，它来到了我身边，乌云就在我的头顶了。这第一次迫害必然成为我们的按手礼2。
1 《圣经》中的人物，曾为耶稣行洗礼，因而又称施洗约翰。后来犹太王希律应女儿莎乐美的请求，砍下了约翰的头，盛在盘子里，送给莎乐美。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六章。
2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由主教把手按在教徒头上行“坚信礼”，认为可使“圣灵”降于其身，因而坚定其信念，振奋其虔诚精神。这里是指更坚定了赫尔岑的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