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特卡——省长大人的办公厅和餐厅——基·雅·秋法耶夫
维亚特卡省省长没有接见我，只是命令我翌日十时前去见他。
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大厅中遇到了县长、市警察局长和两个官员。他们全都站着，一边叽叽喳喳谈话，一边不安地望着门。门开了，进来一个身材不高、肩膀宽阔的老头子，脑袋跟斗牛狗的头差不多，下巴颏儿大大的，使他更像一条狗了；他的嘴边露出一抹淫荡的笑容，苍老的脸显得酒色过度，一对灰色小眼睛骨碌碌打转，头发稀疏，向上竖起，这一切都给人留下非常讨厌的印象。
一出来，他就把县长大骂一顿，因为他昨天下乡，发现道路太坏。县长为了表示恭敬和驯服，微垂着头，省长骂一句，他就答一声：“是，大人。”像从前的仆人一样。
骂过县长以后，他转过身来，傲慢地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学士。”
“后来在哪里任职？”
“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
“哈哈哈，这差使太好啦！一定很清闲吧，所以您才喝酒唱歌。阿列尼岑！”他大声喊道。
进来了一个生瘰疠病的年轻人。
“听着，老弟，这是莫斯科大学的学士；他看来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得怎样奉公守法；皇上把他交给我们，要他在这里改邪归正。你在办公厅里给他安排个事干，他的情况你要向我专门汇报。您明天早上九点去上班，现在可以走了。哦，对不起，我忘了问您，您的字写得怎么样？”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问您的书法。”
“我身边没带什么。”
“给他纸笔。”于是阿列尼岑给了我笔。
“写什么呢？”
“随您的便，”秘书说，“就写这几个字：现经查明。”
“得啦，您不是誊写奏折的人才。”省长说，讽刺地笑笑。
早在彼尔姆，我已听到不少关于秋法耶夫的轶事，但他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
俄罗斯生活本来是无奇不有的！
秋法耶夫出生在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大概也是给流放的，是当地最贫苦的市民之一。十三岁的少年秋法耶夫就跟着一群艺人浪荡江湖，从一个市集跑到另一个市集，走钢索，翻筋斗等等。他们从托博尔斯克流浪到了波兰各省，供善男信女们寻欢作乐。不知为什么，他在那里被捕了；他没有身份证，因此作为流浪儿，与一群囚犯一起被徒步遣返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穷得朝不保夕，终于也死了，儿子只得自食其力。他必须找个事干，由于小时候念过几天书，他在市议会当了抄写员。他天性无拘无束，又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人走遍俄国各地，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磨练了才干，因此成了一个精明能干、老练圆滑的人。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有位钦差大臣来到托博尔斯克；他需要几名干练的文书，有人向他推荐了秋法耶夫。钦差大臣对他十分满意，便带他回转彼得堡。那以前，照秋法耶夫自己的话说，他的野心至多想在本县法院充当一名秘书，那以后他把自己的身价提高了，怀着铁的意志决心向上爬。
他也确实爬了上去。过了十年，我们看见他已是坎克林1手下一名孜孜不倦的秘书，坎克林那时是军需大臣。又过了一年，他已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主管一个科室，处理全国性事务了。联军2占领巴黎时，他随同伯爵到了巴黎。
秋法耶夫始终坐在派遣军的办公室内，从不外出，是名副其实没有见过巴黎一条街道的。他和可以与他媲美的同事克莱恩米赫尔一起，夜以继日地草拟和抄写公文。
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像某些铜矿，工人在那里至多干几个月，再干就非累死不可。秋法耶夫在这所发号施令、封官许愿的工厂里，最后也累倒了，要求派他一个清闲些的职务。阿拉克切耶夫不能不喜欢秋法耶夫这样的人：他从不狂妄自大，也不寻欢作乐，又没有自己的意见，外表正直廉洁，但渴望荣华富贵，把服从看作人生第一美德。阿拉克切耶夫赏了秋法耶夫一个副省长的官职；过了几年，又让他当了彼尔姆的省长。这位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两度光临过这个省的秋法耶夫，现在终于主宰了它的命运。
省长的权力一般是随着它与彼得堡的距离，成正比例增长的，但是在没有贵族的省份，如彼尔姆、维亚特卡和西伯利亚，它却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秋法耶夫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地方。
秋法耶夫是东方的暴君，但是精明强干，精力充沛，一切亲自动手，永远不知道休息。如果在1794年，他会成为国民议会残忍专横的特派员——另一个卡里埃3。
生活上腐化堕落，性格上粗鲁暴戾，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这么一个人，他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他不要贿赂，虽然在他死后发现，他也积攒了一大笔家私。他对下属铁面无情，谁落到他手里谁就遭殃，可是官员们的贪赃枉法比任何时候更厉害。他滥用职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派一个官员去审查案情，如果他关心这事，当然会对那个官员说，案子大概如此这般，但万一结果不是这样，那个官员就该倒霉了。
在彼尔姆，秋法耶夫的声望还不小，那里有一批他的信徒与新省长作对，新省长当然也有一批自己的党羽。
然而也有人憎恨秋法耶夫。其中一人可说是俄国畸形生活的相当新奇的产物，他特别警告我，要注意秋法耶夫是个什么货色。他是一家工厂的医师，生得聪明，神经过敏，毕业后不久便不幸地结了婚，然后给派到叶卡捷琳堡，由于毫无世故经验，在外省生活的泥淖中毁灭了。他的职业本来可以使他与这个环境不发生瓜葛，但他还是无法幸免，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消耗在对官员的冷嘲热讽上。他当面取笑他们，挤眉弄眼、装模作样地侮辱他们。由于谁都没有得到宽恕，医生的恶毒语言倒也并不使谁特别生气。他靠嬉笑怒骂制造自己的社会地位，迫使意志薄弱的庸人们忍受他无休止的鞭笞。
人们对我说，他是个好医生，但神经不正常，对人非常粗鲁无礼。
他的闲谈和笑话既不粗俗，也不平淡，恰恰相反，它们充满幽默和强烈的愤懑，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绝望的呼声。他在研究官僚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医生，他熟知他们一切细小而隐秘的情欲，这班朋友又颟顸无知，胆小怕事，使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对每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文不值”几个字。我有一次开玩笑，指出了他这句口头禅。
“这有什么奇怪的。”医生说道。“讲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要加上这句话，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证据。你使一个人相信，杀死父亲是一文不值的事，他真的会杀死他。”
切博塔廖夫从不拒绝一两百纸卢布的小额借款。有人向他借钱，他就掏出笔记本，详细问明还钱的日期。
“现在，”他说，“我与您赌一个卢布，您不会准时还钱。”
“得了，”那人反驳道，“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我把您当成什么人，这对您说来一文不值。”医生回答。“问题在于，这笔记本我已用了五年多，还没有一个人准时还过钱，而且几乎过期之后也不归还。”
期限过了，医生便郑重其事地找那人索取赢得的一个卢布。
彼尔姆有个包税商要出卖一辆旅行马车，医生去见他，一口气讲了下面一席话：
“您出售马车，我要买它；您有钱，是百万富翁，因此大家尊敬您，我也因此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一个富翁，卖不卖马车，对您说来一文不值；我非常需要它，可是我的钱不多。您想利用我的急需刁难我，一辆马车索价一千五百卢布；但我能给您的是七百卢布，我只得每天来跟您纠缠；过了一星期，您会让到七百五十或者八百卢布，那么何必多此一举？我现在就可以付钱给您。”
“不必多此一举。”诧异的包税商回答，出售了马车。
切博塔廖夫这种玩世不恭的轶事多得很，我再讲两件4。
“您信不信催眠术？”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相当聪明和有学问的太太这么问他。
“您所谓的催眠术是指什么呢？”
太太讲了一通，大抵是些无稽之谈。
“我信不信催眠术，对您说来一文不值，但您要是愿意，我不妨跟您谈谈我在这方面看到的一些情形。”
“请讲吧。”
“那么您得注意听我讲。”
于是他开始讲他认识的一位哈尔科夫医生的实验，讲得栩栩如生，非常有趣。
他讲到一半，仆人端着盘子送小吃来了。他退下时，太太对他说：
“你忘了拿芥末来。”
切博塔廖夫住口了。
“您只管往下讲，往下讲，”太太说，已经有些胆怯了，“我在听呢。”
“他有没有忘了拿盐来？”
“您在生我的气啦。”太太又说，脸红了。
“没有的事，您放心好了；我知道，您是在注意听，但我也知道，妇女无论怎么聪明，无论谈的是什么，总不能超出厨房的范围，因此我为什么偏偏要对您生气呢？”
在波利叶伯爵夫人的工厂里，也是他担任医生。有一个小厮，是个农奴，他很喜欢，要他去当仆人。小厮同意了，但管理员说，未经伯爵夫人许可，他不能放他走。切博塔廖夫写信给伯爵夫人。她命令管理员交出身份证，但有个条件：切博塔廖夫要为小厮预付五年代役金5。他收到这答复，马上又写信给伯爵夫人，表示接受这个条件，但是请她先解答一下他的疑难问题：如果恩克彗星6在横穿地球轨道时把小厮带走了，他向谁去要回付出的钱，而这事在到期前一年半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动身去维亚特卡的当天清早，医生来了，先是讲了句傻话：
“您像贺拉斯，唱了一次歌，到现在还得东奔西走。”7
然后掏出小本子，问我路上要不要用钱。我谢谢他，回绝了。
“您为什么不要呢？这对您是一文不值的。”
“我有钱。”
“世界终于变坏了。”他说，然后打开笔记本写道：“行医十五年来，我第一次遇到不要钱的人，而且这人正要出远门。”
胡闹完毕，他坐到我的床边，认真地说：
“您是在到一个可怕的人那儿去。要提防他，尽量与他疏远。如果他喜欢您，那就说明大家要讨厌您了；如果他恨您，那么他会把您弄得走投无路，对您造谣中伤，诽谤诋毁，反正什么都干得出，这在他是一文不值的。”
这时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它的真实性后来我有机会在内政部的档案中查对过，证明完全属实。
秋法耶夫与一个穷官吏的妹妹公开私通。哥哥遭到了人们嘲笑，想阻止他们来往，扬言要写状子向彼得堡告发；总之，闹得满城风雨，以致一天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当作疯子送交省政府审查。
省政府，法庭庭长，卫生局局长（一个深受民众爱戴的德国老头儿，与我也有一面之交），全都断定彼得罗夫斯基是疯子。
我的那位医生认识彼得罗夫斯基，为他治过病。大家按手续也向他征求意见。他对卫生局长说，彼得罗夫斯基根本不是疯子，应该对案件重新审查，否则他要继续申诉。省政府并无异议，不幸的是，彼得罗夫斯基在疯人院中死了，没有活到指定的复审日子，尽管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
事情报到了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为什么不是秋法耶夫呢？）被逮捕了，开始进行秘密侦讯。供词是按照秋法耶夫的授意编造的，他在这件案子中大显了身手。为了一劳永逸了结此案，逃脱再度被迫前往西伯利亚旅行的危险，他唆使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供称，她的哥哥与她争吵是从某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她由于年轻无知，受了引诱——她是在亚历山大皇帝銮驾经过彼尔姆时失身的，后来还为此从索洛姆卡将军手中领到了五千卢布。
亚历山大的行为向来就是这样，因此这话并无漏洞。要落实这事却不容易，至少会闹得沸沸扬扬，出丑露乖。对本肯多夫伯爵提出的问题，索洛姆卡将军回答道，他手里经过的钱如此之多，他想不起这五千卢布了。
在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那位即兴诗人说过一句话：“在女皇身边，他们是很多的！”8……
就是这位阿拉克切耶夫的得意门生，克莱恩米赫尔的知心朋友，马戏团小丑，流浪汉，抄写员，秘书，慈悲为怀、大公无私的省长，把健康的人关在疯人院里置之死地，为了转移尼古拉皇上的视线而造谣诽谤亚历山大皇上的人，现在却要来教育我如何奉公守法了。
他可以决定我的命运。只要他向内务部汇报几句无中生有的谰言，我就会给赶往伊尔库茨克省的什么地方。而且何必汇报？他本人就有权命我移居任何穷乡僻壤，如卡依或察列沃-桑楚斯克那样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秋法耶夫曾把一个波兰青年送往格拉佐夫，原因仅仅是夫人们宁可与这个青年跳玛祖卡舞，却不肯作他省长大人的舞伴。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9便是这样从彼尔姆给遣送到上图里耶的。上图里耶在深山中，冰天雪地，虽然属于彼尔姆省，但是从气候看与别廖佐夫相仿，从荒凉的程度看甚至超过别廖佐夫。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属于贵族浪子中恶劣的一类。这种人今天已经绝无仅有。他在彼得堡胡作非为，在莫斯科胡作非为，在巴黎仍然胡作非为。
他的一生就是这么消磨的。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伊斯梅洛夫10，一个没有在雷斯科沃隐藏逃亡农奴的格鲁津斯基公爵11，也就是说他任性，粗野，玩世不恭，令人讨厌，是一种贵族与小丑的混合物。后来他胡闹得实在过了分寸，这才给撵到彼尔姆来作寓公。
他驾临时坐了两辆马车，一辆上是他和一条狗，另一辆上是他的法国厨师和几只鹦鹉。彼尔姆对这位贵客是欢迎的，不久全城的人就拥进了他的餐厅。多尔戈鲁科夫与一位太太勾搭上了，太太怀疑他又有外遇，一天早晨出其不意闯进公爵的卧室，发现他与一个侍女私通。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最后，变心的情人从墙上取下皮鞭，官太太看到他的意图，转身便跑；他从后面追，身上只胡乱披了一件睡衣；在平日操练部队的小广场上，他赶上了她，把吃醋的太太抽了两三鞭，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这类有趣的闹剧引起了彼尔姆朋友们的攻击，于是当局决定把四十岁的老花花公子放逐到上图里耶。行前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官员们尽管与他不和，还是出席了。多尔戈鲁科夫答应请他们吃一种闻所未闻的大馅饼。
大馅饼确实可口，转眼之间便一扫而光。当桌上只剩下一些酥皮时，多尔戈鲁科夫露出不胜感伤的神情，向客人们说道：
“我与各位分别在即，因此不惜一切招待各位。昨天我吩咐把我的加尔第杀了做馅饼呢。”
官员们吓了一跳，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用眼睛寻找那只熟悉的丹麦狗：它不见了。公爵猜到了，命令仆人把加尔第的遗骨和皮取来；肉和内脏则已装进官老爷们的肠胃。一半客人吓得病了。
这样跟朋友们开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玩笑之后，多尔戈鲁科夫才得意扬扬出发，前往上图里耶。第三辆车上载了满满一大筐鸡——让驿马替他运鸡！路上他从几个驿站拿走了账簿，把它们混在一起，涂改了数字，弄得驿站长们叫苦连天，差点发疯，这些人有了账簿还常常算不清账呢。
俄国生活令人窒息的空虚和沉闷，以独特的方式与充满活力的、甚至狂风暴雨般的性格结合之后，就在我们中间培育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人物。
苏沃洛夫12的雄鸡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狗肉馅饼，伊斯梅洛夫那种野蛮的反常举动，马莫诺夫13的半自愿精神错乱，“美国人”托尔斯泰14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都包含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同一血缘的基调，只是在我们这一代，它已因教育的影响而减弱或转向其他方面了。
我见过托尔斯泰，这是在他的女儿萨拉，一个颇有诗才的、不平凡的少女刚死的时候。老头儿的外表，那飘着一绺绺白发的前额，那发亮的眼睛，那肌肉发达的身体，都让人一眼就看到，大自然赋予了他多大的能量和精力。然而在他身上，得到发展的只是疯狂的情欲，不良的癖好；这也并不奇怪：我们这里一切罪恶都可以长期通行无阻，自由发展，唯独人的感情刚一露头便会遭到摧残，人们也因此被关进警备队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他横行霸道，赌博，打架，残害人们，破坏家庭，接连胡闹了二十年，最后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然后像格里鲍耶陀夫说的那样，“变成阿留申人回来”15，就是说，经过堪察加半岛逃亡美国，又从那儿提出申请，要求回国。亚历山大宽恕了他，可他从回国的第二天起便故态复萌，照旧过从前的生活。他娶了莫斯科一个以嗓音闻名的吉卜赛女郎，把自己的公馆变成了赌场，整日花天酒地，整夜打牌，在小萨拉的摇床旁边演出一幕幕荒淫无耻的野蛮活剧。据说，有一次他为了证明自己打枪百发百中，命令妻子站在桌上，开枪打穿了她的鞋后跟。
最后一个恶作剧，差点把他重新送往西伯利亚。有一个小生意人从前得罪过他，他把他抓到家中，缚住手脚，拔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便发生在十年或十二年前，谁能相信呢？小生意人写状子告他。托尔斯泰买通了警察，买通了法院，小生意人以诬告罪名被关进了监狱。这时一个著名的俄国文学家尼·菲·帕夫洛夫16在监狱委员会任职。小生意人把案情讲给他听，没有经验的官员提起了公诉。托尔斯泰真的害怕了，显然他很可能因而判罪，但俄国的上帝是伟大的！奥尔洛夫伯爵17给谢尔巴托夫公爵18发了一份秘密公函，希望后者推翻该案，以免低等阶层对高等阶层取得如此直接的胜利。奥尔洛夫伯爵提议免去尼·菲·帕夫洛夫的职务……这几乎比拔掉牙齿更骇人听闻。我当时在莫斯科，熟识这个不够谨慎的官员。现在我们还是回头谈维亚特卡吧。
省政府的办公厅比监狱还糟得多。它叫人不能忍受，这倒不是由于日常事务太繁重，而是这个腐朽的环境散发的气息，使人觉得好像待在狗洞里，愚蠢而可怕地浪费光阴。阿列尼岑并不欺侮我，反而出乎我的意料，对我十分客气。他是喀山中学的学生，因此在我这个莫斯科大学学士面前不免谦让几分。
办公厅中有二十名文书，大部分没受过一点教育，也没任何道德观念。他们是文书或秘书的儿子，从摇篮起已养成习惯，把办公当作捞钱的捷径，而农民则是带来收益的沃土。他们出售一份证书，收二三十个戈比，为了一杯啤酒弄虚作假，丧尽天良，干尽坏事。我的听差不再上“弹子房”，他说这些官老爷比谁都会舞弊，可又不能教训他们，因为他们是官。
这些家伙只因有了官衔，才没遭到我的仆人痛揍，可我却不得不天天跟他们坐在一起，从早上九点坐到两点，从五点坐到晚上八点。
除了阿列尼岑这位办公厅总负责人，我还有我所属科的科长，这人也不算坏，只是嗜酒如命，不通文墨。我的科里还有四个文书，跟他们不能不讲讲话，寒暄几句，跟别的科里的人也一样。不用说，我稍一不慎，这些人或迟或早就会为我的“傲慢”设下圈套陷害我，即使不这样，我也无法一天几个小时面对着同样几个人一言不发，默不作声。而且不应忘记，外省人总想结交外地来客，尤其是京城来的，何况这人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有趣的经历呢。
在这个受罪的地方坐了一整天之后，有时我回到家中简直神志不清，头昏脑涨，瘫痪在沙发上，又累又委屈，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从事任何活动。我衷心怀念我那克鲁季茨的斗室，它那煤气和蟑螂，那站在门口的宪兵和门上的铁锁。我在那儿是自由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打扰；那儿没有下流的谈笑和无耻的官吏，没有卑鄙的思想和粗暴的感情，有的只是死一般的沉寂和驱赶不散的闲暇。每逢我想起饭后又得上班，明天还得上班，心头就不由得充满愤怒和绝望；为了忘记烦恼，我开始喝葡萄酒和伏特加了。
有的同事还会“顺路”拐进我的屋里闲坐，聊天，直到规定的时间才去上班……
然而过了几个月，我在办公厅里的处境改善了一些。
时间长而力量均衡的迫害，不符合俄国人的性格，除非其中杂有个人因素或金钱利益。这完全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置之死地，而是由于俄国人一向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俄国当政诸公大抵粗野，无耻，暴虐，稍一不慎就会遭到他们的毒手，然而这种打击往往半途而废，持之以恒不合他们的脾胃，他们缺乏耐心，也许因为这么做，他们并无私利可图。
起先是心血来潮，一方面为了表示忠心，另一方面为了表示手握生杀大权，乱干蛮干，干了一会儿便逐渐松手，不加理会了。
办公厅里也是这样。那时内务部忽然发了统计狂，命令各地成立统计委员会，颁布了提纲，这份提纲恐怕在比利时和瑞士也是无法兑现的。提纲附有各种别出心裁的表格，要统计最高数，最低数，平均数，还有从十年的复杂情况得出的各项结论（而它们根据的资料至少是一年以前收集的！），以及道德评价、气象记录等等。对委员会和资料编辑工作，上面没有拨一文钱。做这一切应该是出于对统计的爱好，通过各县警察局进行，然后送交省政府办公厅整理汇总。但办公厅本来已经公事堆积如山，地方警察局又一向讨厌和平的理论工作，因此都把统计委员会看作无用的奢侈品，看作内务部在寻开心。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报告，呈交表格和结论。
这件事成了整个办公厅的大难题，看来简直无法完成；但是谁都不敢表示异议，免得自讨没趣，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岑编写绪论和开头部分，制定表格式样，保证栏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还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得准许我在家中，而不是在办公厅干这项繁重的工作。阿列尼岑请示秋法耶夫后，答应了我的条件。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开端部分，由于目前没什么好谈，我谈了要求和计划。阿列尼岑看后，向我连声道谢。秋法耶夫本人也认为章法高明。统计工作就这么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却交给我负责了。从此我摆脱了抄写公文的劳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长几乎变成了我的属员。阿列尼岑只是考虑到规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办公厅坐一两个钟头。
为了说明认真的统计根本不可能，我不妨从县辖市卡依送来的表格中摘录几点。那里除了各种废话以外，是这么填写的：“溺毙者——二人；溺毙原因不明者——二人”，而在总数栏中写的是“四人”。在重大事故栏中记了下面这一则悲惨事件：“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饮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栏中写道：“卡依市内并无犹太人”。对于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问题，回答是这样的：“为修建市场拨款——没有”……
统计从办公厅的劳役中拯救了我，却在我与秋法耶夫的私人关系上引起了不幸后果。
有一个时期，我很讨厌这人，然而这早已过去，何况这人已经去世；他是1845年前后死在自己的喀山庄园的。现在我对他并无仇恨，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森林中的一头野兽，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一种特殊动物，但大可不必因为他是野兽而对他生气。当初我不得不与他斗争，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机会帮助了我，要不他会害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了他没有干成的坏事而耿耿于怀，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秋法耶夫是单身，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了。但是在省长公馆的后院，他故意半公开地养着一个姘妇，这是他的厨师的老婆，厨师只因为是她的丈夫，给遣送到了乡下。她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忠于省长，即怕他陷害的官员，都成了“红极一时”的厨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他们的太太小姐们虽不声张，却经常在夜间偷偷拜访她。这位姘妇继承了她一位飞黄腾达的前辈——波将金的衣钵，掌握了一种手腕：她了解老头儿的性子，担心失宠，因此主动为他物色并不危险的对手。老头儿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来报答这种俯就的爱，两人因而相处得融洽无间。
秋法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政府办公，诗的生活开始于三点钟。晚餐对他不是一件小事。他讲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进膳。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饮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会闷闷不乐；如果只有两人，他会感到不幸；如果一个也没有，他就近乎绝望，只得到杜尔西内娅19屋里与她对酌。找一些客人，把他们的肚子填饱，这不是难事，但他的官场身份和下级对他的畏惧，使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饭馆。他的座上客只能限于高级文官，机关首长之类，而这些人半数与他争吵过，不能获得他的好感；此外就只是稀有的过路旅客，富商巨贾，包税人，以及具备某种“资格”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图引进大选中的那类角色。20理所当然，我是维亚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思想问题”被放逐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从来不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凡人。外省对“危险分子”发生兴趣，正如妇女对著名的洛弗莱斯21，男人对交际花感到兴趣一样，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阔佬，见了他们赶紧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却不是这样。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极高声誉。官员们每到新年，首先登门拜访尤什涅夫斯基22的遗孀。枢密官托尔斯泰23视察西伯利亚时，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搜集材料，用这些材料检察官员们呈送的报告。
米尼赫24坐在佩雷姆的塔楼里，指挥托博尔斯克的省政。凡有重大事务，省长们都得登门向他求教。
老百姓对流放者更少敌意，他们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
谈到流放者，顺便说一下，过了尼日尼，就会遇到流放的波兰人，过了喀山，他们的人数便迅速增加。在彼尔姆有四十来个，在维亚特卡不少于此数。此外，每一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完全与俄国人隔绝，与居民不发生任何瓜葛；但他们自己彼此极为融洽，贫富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亲如手足。
我看到，当地居民对他们既不抱敌意，也没有特殊的好感，只是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外地人——这也难怪，他们几乎没有一人懂得俄语。
一个固执的萨尔马特老人25（他曾在波尼亚托夫斯基26手下当过枪骑兵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一部分军事行动）1837年获得批准返回自己在立陶宛的庄园。动身前夕，老头儿邀请我与几个波兰人一起用饭。饭后，这位骑兵军官擎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拥抱着我，用军人的直爽态度在我耳边说道：“为什么您是俄国人啊？！”我没有回答什么，但这句话却深印在我的心中。我明白，这一代人是不可能解放波兰的。
从科纳尔斯基27开始，波兰人已完全改变了对俄国人的看法。
一般说，流放的波兰移民没有受到欺压，但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物质状况是可怕的。政府发给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纸卢布，这点钱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费。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尔斯克，可以靠教书、开音乐会、在舞会上演奏、画肖像、办舞蹈训练班等等，多少挣些钱。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这些办法就行不通了。尽管这样，他们从不向俄国人乞求任何东西。
被秋法耶夫请到他那西伯利亚式酒席上吃大鱼大肉，对我是一种真正的惩罚。他的餐厅与他的办公厅是一路货色，只是形式不同，少脏一些，但更鄙俗，因为它披上了一件亲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对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们，有时甚至翻脸不认人，通常对他们的态度也像主人对自己的狗一样：有时过分亲热，有时又蛮不讲理，失去一切分寸。尽管这样，他还是邀请他们吃饭，而他们怀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里低声下气，吹牛拍马，巴结奉承，赔尽笑脸，真是丑态百出。
我为他们脸红，为他们害羞。
我们的友谊没有维持多久。秋法耶夫很快就猜到，我不可能与维亚特卡的“上流”社会打成一片。
过了几个月，他已对我不满，又过了几个月，他便开始恨我，我不仅不再赴宴，而且绝不再登他的大门。皇太子28经过那儿，才使我摆脱了他的迫害，这事我们以后再谈。
同时必须指出，起先我既没有做过一件事想赢得他的好感，成为他的座上客，后来我也没有做过一件事值得他痛恨和仇视。他不能容忍我，只是因为我虽然绝不傲慢，却要保持独立的人格。我对他始终不亢不卑，他却要我奴颜婢膝。
他把权力看作命根子，这是他吃尽辛苦换来的；他不仅要求服从，而且要求保持绝对驯服的外表。不幸他这特点是颇具民族特色的。
地主对奴仆说：“住口！我容不得你顶嘴！”
局长气得脸色发白，向反驳他的官员指出：“您太放肆了，忘记您是在跟谁讲话了吗？”
皇帝为几句“逆耳之言”把人们流放西伯利亚，为几句诗把人们关进监狱。这三种人都宁可宽恕盗窃和贪污，杀人和抢劫，却不允许为保持人的尊严而高傲不屈，为直抒己见而悖逆不驯。
秋法耶夫是沙皇的真正忠臣，他受到了重视，但还不够。在他身上，拜占庭的奴隶精神与官僚机构的等级观念获得了非常和谐的统一。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与对下属的苛刻压制，是并行不悖的。他可能成为文职的克莱恩米赫尔，他的“忠贞之心”同样可以战胜一切29；他也会用人的尸体作泥灰涂墙壁，靠人的肺吹干宫殿；对于工兵部队中不肯告密的年轻人，他也会鞭打得更厉害。
秋法耶夫对一切贵族隐藏着强烈的憎恨，这是从痛苦的经历得来的。对于秋法耶夫，阿拉克切耶夫的苦役式办公厅是第一个避风港，第一次的解放。从前，上司从不请他在椅上坐下，净派他干些无关紧要的差事。他在军需部门任职时，军官们照部队的方式欺侮他，一个上校甚至在维尔诺的大街上用鞭子抽他……这一切都在这位抄写员心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现在他当了省长，该轮到他来欺压别人，不给椅子坐，直呼姓名，毫无必要地大声呵斥了。有一次，他甚至把几个世袭贵族送交法庭审问。
秋法耶夫从彼尔姆给调到了特维尔。当地的士绅虽然谦让恭敬，善于奉承，还是忍受不了。他们要求内务大臣布卢多夫调走他，布卢多夫派他当了维亚特卡省长。
于是他又获得了适宜的土壤。官员们和包税商们，企业主和官员们——在这些人中间他如鱼得水，逍遥自在，他们见了他无不战战兢兢，肃然起立；大家请他喝酒，请他赴宴，看他的眼色行事；在婚礼和命名日的酒筵上，照例首先举杯祝贺：“为省长大人阁下的健康干杯！”
1 坎克林（1774—1845），俄国反动官僚。但秋法耶夫没有当过坎克林的秘书。
2 指反抗拿破仑的欧洲各国联军，阿拉克切耶夫曾任陆军大臣，当时作为亚历山大一世最信任的大臣，实际上控制着军队的一切。
3 卡里埃（1756—1794），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共和主义分子，曾由国民议会派往南特等地镇压王党叛乱，在各地大肆杀戮，因而在1794年以大批杀人罪被押上断头台。
4 这两件趣事在初版中是没有的，1858年对初版进行修订时，我才想起它们。——作者注
5 在农奴制度下，农奴外出做工等等，必须向地主缴纳代役金。
6 由德国天文学家恩克测定周期（约3.3年）的彗星。
7 这句话带有文字游戏性质，这里译作“东奔西走”的俄文原文的意思是迁移、调动，也可解作翻译。贺拉斯作为古罗马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一旦写成之后，便被不断传诵，一再翻译成各种文字。因此这句话如果直译便是：“您像贺拉斯，唱了一次歌，到现在还在被翻译（被押送和调动）。”
8 原文是意大利文，句中“他们”是指情人。
9 当时一个退职的陆军大尉，1831年被放逐到维亚特卡，后又转移到彼尔姆。
10 伊斯梅洛夫（约1764—1834），俄国将军，梁赞省的大地主，以残酷压迫农民闻名。
11 格鲁津斯基（1762—1852），俄国大地主，以残酷和专横闻名。他把各地逃亡的农奴藏在雷斯科沃县的庄园上，作为自己的农奴役使。
12 苏沃洛夫（1730—1800），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军事学家。他喜欢装雄鸡叫，捉弄拘泥古板的大臣们。
13 马莫诺夫（1790—1863），俄国伯爵，早年参加十二月党人的“幸福同盟”，1817年后得了精神病，一直隐居在自己的庄园中。
14 费·伊·托尔斯泰（1782—1846），富有的地主，冒险家，曾逃亡美国，因而被称为“美国人”，有不少轶事流传民间。
15 引自《聪明误》第四幕第四场列彼季洛夫的独白。
16 帕夫洛夫（1805—1864），俄国作家和杂志编辑。他出身于农奴家庭，早年倾向民主，曾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提出过严肃批评。
17 指阿·费·奥尔洛夫。
18 谢尔巴托夫（1776—1846），俄国将军，当时任莫斯科总督。
19 《堂吉诃德》中的一个乡下女子，被堂吉诃德当作公主和自己的情妇。
20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曾提出选举改革法案，其中规定学位可作为选举资格之一，凡获得学位的人可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21 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著名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
22 尤什涅夫斯基（1786—1844），十二月党人，曾任沙皇军需大臣，1825年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他死后，他的妻子继续在西伯利亚住了十多年。
23 尼·托尔斯泰（1792—1854），沙皇大臣，“美国人”托尔斯泰之弟。
24 米尼赫（1683—1767），原籍德国，1721年起在俄军供职，曾任俄军总司令及元帅等。1742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佩雷姆城，1762年赦回。
25 萨尔马特人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今已绝迹，他们的活动地区在今波兰和伏尔加河以西一带，因此波兰的民族运动者称自己为萨尔马特人。
26 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波兰军人，1764至1795年间的波兰国王。
27 科纳尔斯基（1808—1839），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过1830年的波兰起义。他主张俄国人与波兰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28 指尼古拉一世之子亚历山大，1855年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29 尼古拉一世赐给克莱恩米赫尔的伯爵纹章上有一句题词：“忠贞之心胜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