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在这些畸形的和猥琐的、卑鄙的和丑恶的人物和场面、事件与标题之间，在这些森严的衙门和官僚的天地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忧郁而高尚的形象，这人是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下毁灭的。
沙皇的魔掌不仅把天才的作品掐死在摇篮中，不仅葬送了艺术家的创作才华，把他送进法律的罗网和警察的陷阱，而且企图在剥夺最后一块面包的同时，污蔑他清白的声誉，加上贪污盗窃的罪名。
摧残和侮辱了亚·拉·维特贝格之后，尼古拉又把他流放到了维亚特卡。我便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两年半中，我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朝夕相处，看到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这个刚强的人怎样消沉下去，成为衙门和兵营的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这个专制统治麻木不仁，是用招兵的尺码和公文的标准衡量世上的一切的。
不能说他毫不反抗，坐以待毙，他倔强地挣扎了整整十年；流放出来时，他还抱着战胜敌人的希望，想证明自己无罪，总之，那时他还准备战斗，他有他的计划和意图。但是在这里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也许，他对这个发现本可处之泰然，但是他的身边站着妻子儿女，而前途只是遥遥无期的流放，贫困和饥馑，于是维特贝格的头发一天天迅速变白了，人也一天天迅速衰老了。两年后，我离开维亚特卡与他分手时，他至少老了十年。
这里要讲的就是他漫长的苦难史。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自己对拿破仑的胜利，荣誉成了他的负担，他公开把它归功于上帝的恩赐。神秘主义和阴暗心理从来就是他的主要倾向——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的谴责1。在对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这种倾向在他身上更是加强了。
当“最后一名敌兵走出国界”时，亚历山大颁布诏书，许愿要在莫斯科为救世主建造一座大神庙。
全国各地都在征求图样，规定了大笔赏金。
维特贝格当时是青年艺术家，刚从学校毕业，得了绘画科的金质奖章。他的祖先是瑞典人，但他出生在俄国，起先在采矿武备学校读书。他热情洋溢，性情古怪，倾向神秘主义。读了诏书和征求图样的公告之后，他丢下一切事务，日日夜夜在彼得堡街头踯躅，一个思想折磨着他，它比他更强大，不让他安静；于是他关上门，坐在房间里，拿起铅笔伏案工作了。
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构思告诉任何人。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到了莫斯科，专门考察这个城市和周围的地形，然后又继续工作，几个月中没人看到他，他也没向人透露自己的图样。
征稿评比的时间到了。图样很多，还有从意大利和德国送来的，我们的院士们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这个年轻的无名小卒也与其他人一起呈上了图纸。过了几个礼拜，皇帝才开始审阅图样。这是沙漠中的四十天，考验、疑虑和焦急等待的日子。
维特贝格那充满宗教诗意的宏伟设计，震惊了亚历山大。他站在它面前，第一次开口询问设计图的作者。拆开密封的纸条，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美术学院学生的姓名。
亚历山大想见见维特贝格。他与美术家作了长谈。他那朝气蓬勃、天才横溢的议论，那充满在心头的真实灵感，那信念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在都打中了皇帝的心。“你是在用石头讲话。”他说，重又端详图样。
当天图样就得到了批准，维特贝格被任命为神庙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没有想到，他给艺术家戴上的不仅是一顶桂冠，也是一顶荆冠。
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术那么接近神秘主义；它是抽象的，像几何图形，又是无声的音乐，恬淡冷静，以各种象征、形象和暗示为生命。简单的线条，它们的和谐组合，节奏，数量的对比，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同时也是不完整的感觉。房屋或庙宇与塑像或绘画，诗或交响乐不同，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目的；建筑物需要有居住者，它是规划、清理出来的场所，一个环境，像乌龟的背甲，软体动物的贝壳，它的任务正是在于为精神、目的、居住者服务，正如甲壳之于乌龟相同。神庙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屋基和房顶，必须反映它所供奉的神，正如颅骨上必然反映出大脑的曲折沟纹。
埃及人的寺庙是他们的经书。方尖碑是大路上的布道坛。
所罗门2的神殿是一部石造的《圣经》，正如圣彼得大教堂3是背离天主教的建筑标记，尘世生活的起点，人类还俗的开始。
寺庙建筑本身始终伴随着神秘的仪式、各种寓意和奥妙莫测的奉献精神。因此中世纪的建筑业者自封为某种特殊的圣徒，所罗门神殿建造者的继承人；他们组成了石工的秘密社团，后来它便发展成共济会。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质。基督教信仰与哲学怀疑精神，哥特式箭头形花纹与希腊式三角楣饰，宗教的圣像与世俗的美，展开了斗争。正因为这样，圣彼得大教堂才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它的宏伟规模体现了基督教冲向尘世的要求，教堂带上了异教色彩；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4壁上画的耶稣基督是虎背熊腰的大力士，年轻力壮的赫拉克勒斯5。
圣彼得大教堂之后，教堂建筑术完全没落了，最后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古希腊的圆柱式建筑或者圣彼得大教堂。
巴黎也有一座万神殿，它名叫圣马德莱娜教堂6。另一座便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没有信仰，没有特殊的客观情势，便很难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切新建的教堂都显得不自然，虚伪，缺乏时代精神。尼古拉和托恩7造的印度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像一只五头调料盂，只是用圆球结顶代替了瓶塞；英国人用来装饰自己的城市的那些教堂，那种棱角鲜明的哥特式建筑，只能侮辱艺术家的眼睛。
然而维特贝格设计图样时的客观情势，他的个性，以及亚历山大皇帝的心情，都是异乎寻常的。
1812年的战争猛烈地冲击了俄国人的头脑，直到莫斯科收复以后很久，震动的思想和激怒的情绪还不能平静。俄国境外的变化，攻占巴黎，百日政变8，期待，谣言，滑铁卢，拿破仑的放逐海外，为战死的亲属服丧，为生者担忧，回国的军队，重返家园的士兵——这一切哪怕对最粗鲁的个性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想象一下吧，这个青年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具有天赋创造力、同时又具有狂热的宗教情绪的美术家，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在皇上的号召和自己的天才的激励下，会怎样呢？
莫斯科附近，在莫扎伊斯克大道和卡卢加大道之间，有一块不大的高地，它可以俯瞰全市，这就是麻雀山，我在青年时代初期的回忆中，已提到过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铺展在它的山麓下，从山顶眺望，是莫斯科最优美的风景之一。伊凡雷帝曾站在这里啼哭，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荡子，他望着他的首都怎样在他脚下燃烧；西尔韦斯特尔神父9来到他的面前，用严峻的语言把这位天才的恶魔改造了二十年。
拿破仑带着他的大军在山下迂回时，遭到了惨败，他的溃退便是从麻雀山麓开始的。
这是敌人到达的最远点，要建造纪念1812年的神庙，难道还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吗？
但是这还太小，必须把整座山变成神庙的底层，环绕着通向河道的平野修建柱廊，然后在这三面由大自然环抱的地基上，建造第二层和第三层神庙，使三者结合成惊人的统一体。
维特贝格的神庙正如基督教的主要教理，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神庙的底层是从山中凿出的，采取平行四边形，形状像棺材，这是身体；它的前面是雄伟的正门，几乎全由埃及式圆柱支撑；它隐没在山中，隐没在未经人工雕琢的粗野的自然景物中。神殿是用高大的埃特鲁利亚10枝形烛台照明的，日光只能从第二层神庙穿过透明的基督诞生图像，隐隐射进这里。这座地下圣堂将供奉1812年殉难的全体英雄，战死者在这里受到永恒的悼念，周围的墙壁上要刻满从统帅到士兵的所有姓名。
在这棺木和墓园上面，是形状像四臂等长的希腊式十字架的建筑，它构成神庙的第二层，是伸开双臂，迎接生活、苦难和辛劳的象征。通向它的柱廊饰有《旧约》人物的雕像，入口处站着先知们，他们在殿门外向人指点着一条他们未能行走的道路。这一层内部画着全部《福音书》的故事和使徒们的事迹。
它上面是第三层神庙的圆形建筑，这构成整个神庙的顶点和终结。这一层光线充足，是神庙的灵魂，肃穆宁静，它的环形设计表现了永恒的存在。这里没有塑像，没有浮雕，只是外面围绕着一圈由天使长组成的花环，上面是一个庞大的圆顶。
我现在仅凭记忆传达维特贝格的主要构思，他的设计是周密的，连最小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而且处处遵循基督教神正论精神，又不违背建筑学上的优美原则。
这个奇特的人把一生精力都花在这设计上。十年受审期间，他心中仍只有它；在贫困潦倒的流放生活中，他依然每天挤出几个小时献给自己的神庙。这是他的生命，他不相信它不能建造；回忆，安慰，荣誉，一切都包含在艺术家的这些手稿中。
也许在受难者死后，将来会有另一个美术家用手拂去纸上的尘埃，怀着虔诚的心公布这份建筑师的蒙难录——一个强有力的生命曾为它苦闷，为它牺牲，这个生命虽然一度充满光明，后来却在皇帝和司务长、枢密官和奴才、大臣和事务员的摧残压迫下湮灭了。
这设计是完美的，惊人的，疯狂的，正因为这样，亚历山大才选中了它，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应该付诸实施。有人说，山负担不了这座神庙。我不相信。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起美国和英国工程师的一切新技术，那种车行八分钟的隧道和链索桥等等。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1向维特贝格建议，用整块花岗石制作神庙底层的粗大圆柱。有人向伯爵指出，从芬兰运来，运费非常昂贵。
“正因为这样，才要定购这些花岗石，”他答道，“如果莫斯科河边就有花岗岩采石场，它们造的柱子就不希罕了。”
米洛拉多维奇是军人，也是诗人，因此一般说来，他懂得诗的意境。宏伟的事物需要用宏伟的材料制作。
唯独大自然的伟大是不必付出代价的。
维特贝格的清白，有些人从未怀疑过，但是他们也攻击他，因为他的主要罪状是：他，一个没有经验的艺术家，对官场内幕一窍不通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占据主任委员的位置？他应该只担任建筑师的角色。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坐在自己房间里提出这些责备是容易的。他正因为年轻，没有经验，正因为是个艺术家，才会接受这个职务；他接受是因为他的设计被采纳之后，他认为一切都很简单了；他接受是因为皇帝亲自向他提议，鼓励他，支持他。谁不会冲昏头脑呢？……那种清醒的、稳健的、有自制力的人，在哪里呢？即使有，他们也创造不出宏伟的设计图，也不可能叫“石头讲话”！
不言而喻，维特贝格遭到了一群骗子的包围，这些人把俄国看作交易所，把当官看作赚钱的买卖，把职务看作发财的捷径。不难理解，他们是在维特贝格脚下挖洞。但是要使他落进陷阱；永远爬不出来，单单盗窃还不够，还需要一些人的嫉妒，另一些人被伤害的虚荣心从旁协助。
维特贝格在委员会中的同事是：菲拉列特总主教，莫斯科总督，库什尼科夫枢密官；所有这些人一开始就因为与一个黄口小儿共事而愤愤不平，何况这小子还敢直抒己见，不留情面。
他们与其他人一起陷害他，污蔑他，最后又无动于衷地毁灭他的一生。
神秘主义大臣亚·尼·戈利岑公爵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历山大的去世，都促成了他的失败。
由于戈利岑大臣的免职，共济会，圣经会，路德派虔信主义教会，都失势了；它们本来炙手可热，在喀山以马格尼茨基12，在彼得堡以鲁尼奇13为代表，已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致野蛮的迫害，疯狂的乱舞，歇斯底里的狂叫，闹得乌烟瘴气，无奇不有。
于是粗暴、野蛮、愚昧无知的东正教乘机抬头，占了上风。它由诺夫哥罗德修士大司祭福季带头传播，这个福季与奥尔洛娃伯爵夫人14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当然不是肉体关系。著名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掐死了彼得三世，女儿想为他超度亡灵，把叶卡捷琳娜从修道院没收的无数领地15，大部分赠给了福季和他的修道院，自己也疯疯癫癫，刻苦修行。
但是，不论彼得堡政府怎样更改立国的原则，怎样变换它的教义，有一点是始终不变、贯彻到底的，这就是不公正的压制和迫害。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的暴虐，现在落到了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本人身上。昨天圣经会还是道德和宗教的支柱，受到庇护和表彰，今天却关闭了，查封了，地位一落千丈，几乎与假金币差不多；《郇山通报》16昨天还被推荐给父亲们做家庭读物，现在变得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更危险，遭到了查禁，它的发行人拉布津也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
亚·尼·戈利岑公爵的倒台连累了维特贝格，他成了众矢之的，委员会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总主教埋怨他，总督生他的气。他的答复“狂妄自大”（在他的案件中，狂妄自大是主要罪状之一），他的属员“贪污盗窃”——仿佛在俄国还有不贪污的官员。然而可能维特贝格手下那班人贪赃枉法的事更多：他从来没有管理行政机关和高级窃贼的经验。
亚历山大命令阿拉克切耶夫调查案件。他同情维特贝格，通过自己的一个亲信转告他，他相信维特贝格是正直的。
但是亚历山大死了，阿拉克切耶夫也下台了。维特贝格的案子在尼古拉统治下马上变得对他不利了。它拖了十年，荒谬到令人难以相信。刑事法庭确认的各条罪状，最高法院推翻了。刑事法庭否定的各条，最高法院却看作罪状。国务会议则认为一切罪状均属事实。皇上“享有君主的最高特权，可以赦罪，也可以减刑”，在判决书上作了批示：流放维亚特卡。
就这样，维特贝格“因非法利用亚历山大陛下之信任，使国库蒙受损失”，被撤职流放了。据说，他个人的非法所得多达百万卢布，他的田产被没收了，一切家私都被公开拍卖，有人还散布谣言，说他把大量财产转移到了美国。
我与维特贝格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两年，直到离开维亚特卡，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家庭经常处在饥寒交迫中。
为了说明这案件和俄国的类似情况，我要引用两个细节，它们是我记得特别牢的。
维特贝格为工程需要，向商人洛巴诺夫买了一片树林。开始砍伐前，维特贝格发现了另一片树林，也是洛巴诺夫的，更靠近河道，因此提议把神庙已买下的那片树林换这片树林，商人同意了。树砍下了，木材运走了。后来又需要一片树林，维特贝格把第一片树林重新买下了。这就是所谓一片树林购买两次的著名罪状。可怜的洛巴诺夫因此入狱，死在牢里。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维特贝格为神庙收购领地。他的想法是，地主的农奴随同土地一起买进之后，可为神庙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农民和他们的乡村也因而获得了自由，可笑那些披上了法官衣衫的地主老爷却认为，这是他在推行奴役制度！
顺便说一下，维特贝格想向我父亲买鲁兹县的一块田地，它在莫斯科河边。村里发现了大理石，维特贝格要求让他作一次地质勘察，以便确定它的蕴藏量。我父亲同意后，维特贝格回彼得堡了。
过了三个月，我的父亲得悉，开采工作已在大规模进行，以致农民的秋播地上堆满了大理石；他提出了抗议，没有人听。双方争持不下，开始了诉讼。起先，大家想把全部责任推给维特贝格，但不幸发现他从未发过任何指示，一切都是他不在的时候委员会干的。
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出乎大家意外，最高法院的判决还相当符合情理：开采的石块归地主所有，作为对被压坏的田地的赔偿。国家花在采石上的人工和费用，达到十万卢布纸币，这笔钱由签订工程合同的人负担。在合同上签字的有：戈利岑公爵17、菲拉列特和库什尼科夫。当然，他们不服，大叫大嚷。事情闹到了皇帝那里。
他有自己的法律观点。他豁免了负责人的罚款，按照印在最高法院简报上的他的批示的说法，这是因为“签字一事，各位委员并不知情”。这真是皇恩浩荡，可敬得很；假定说，总主教按职务而言应该绝对服从，那么其他两位大员对这种恩赏，为什么也缄口不言呢？
只是从哪里去弄这十万现钞呢？据说，国家财富是火烧不掉，水淹不没的——但是我们不妨加上一句：它是可以被盗窃一空的。然而不必担忧，一位侍从将军立即赶往莫斯科处理这问题了。
斯特列卡洛夫只花了几天工夫，就把一切调查清楚，理出了头绪，平息了争端，了结了案件：用地主土地上开采的石块抵充开采费用，如果地主想保留这些石块，应交纳十万卢布。对地主的特别补偿并无必要，因为他的领地已因发现新资源（要知道，这是宝藏呀！）而提高了价值；至于农民遭到破坏的庄稼，那么按照彼得一世颁布的关于水淹的牧场和踩坏的刈草地的规定，一俄亩发给若干戈比。
在这个案件中，实际受到处罚的是我父亲。不用说，开采大理石这件事，责任仍落在维特贝格身上。
……维特贝格流放后过了两年，维亚特卡的商人打算造一座新教堂。
为了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物上扼杀任何独立精神、个性、幻想和自由，尼古拉颁布了一整本钦定的教堂正面图样。谁想修建教堂，只能从官方的图样中选择一种。据说，他还禁止编写俄国歌剧，因为连他的第三厅的侍从武官利沃夫18写的歌剧，也一点不合他的意。但这还不够，他应该颁布一部钦定的曲调大全。
维亚特卡的商界领袖翻阅了“法定”的图样，居然有勇气不同意皇上的口味。他们呈上了自己的图样，尼古拉看后大为惊叹，批准了它，并指示省政当局，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歪曲建筑师的意图。
“这个图样是谁设计的？”他问御前大臣。
“维特贝格，陛下。”
“怎么，就是那个维特贝格？”
“就是那个人，陛下。”
这样，运气突然变了，维特贝格获得了返回莫斯科或彼得堡的许可。他要求为自己申辩，遭到了拒绝。他设计了一张成功的图样，皇上便下令让他回去，仿佛他犯的罪是有人怀疑他的艺术才能……
他在彼得堡穷得朝不保夕；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彻底失败了。他曾为此找亚·尼·戈利岑公爵协助，公爵认为不宜旧事重提，劝维特贝格向皇太子提出申请，要求经济上给予补助。他答应与茹科夫斯基19一起从中斡旋，让皇太子赏他一千银卢布。
维特贝格拒绝了。
1846年初冬，我最后一次去彼得堡，见到了维特贝格。他异常消沉；从前他对他的仇敌充满愤怒，曾得到我的赞美，现在连这种仇恨也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再为摆脱自己的困境做什么。平静的绝望伴着他度过晚年，生命力已从他身上消失。他等待着死亡。
如果这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所希望的，那么他可以满足了。
这位受难者还活着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怀疑。
我与他分别时，他对我说：“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我会离开俄国，到世界各地流浪；我要把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挂在脖子上，心安理得地向过路人伸出亚历山大皇帝握过的手，向他们讲我的设计图和俄罗斯艺术家的命运！”
受苦的人啊，你的命运全欧洲都会知道，我向你保证这一点。
与维特贝格的交往，大大减轻了我在维亚特卡的寂寞生涯。他的举止严肃开朗，有一种庄重的气质，这使他的外表有些像教士。他的心地非常纯洁，一般说来他不喜爱享乐，倒是更倾向禁欲主义；但是他的严峻丝毫没有使他丧失一个艺术家丰富豪迈的天性。他赋予了他的神秘主义以生动活泼、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色彩，使你不敢提出反驳，不忍驱散和破坏他想象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形象，那些朦胧的画面。
维特贝格的神秘主义一部分来自他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是那种冷静思考的富于幻想的天性，正如我们在斯维登堡20身上看到的一样，它有些像挪威冰山雪岭上阳光的强烈反射。
维特贝格对我发生了影响，但是我的现实精神还是占了上风。我注定了无法上升到三重天上，我生来完全是一个人间的人。桌子不会在我的手下旋转，圆环也不会在我的视线下摇晃21。思想的日光比幻觉的月光对我更为亲切。
但正是在我与维特贝格一起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神秘主义。
离别，流放，我收到的信中22那热烈的宗教精神，充斥在我心头的越来越强烈的爱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忏悔感23——这一切都帮助了维特贝格。
以后还有两年，我处在神秘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它来自《福音书》和卢梭的学说，我的思想方式接近皮埃尔·勒鲁24一类法国思想家。
奥加辽夫比我更早卷进神秘主义的漩涡。1833年他就开始为黑贝尔25的圣乐《失乐园》写歌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失乐园的思想包含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可见那时他也认为，正在寻找的理想的乐园已经失去了。
我在1838年写的几个历史场景26，充满社会主义宗教精神，那时我把它们称作戏剧。在一个剧本中，我表现了古代世界与基督教的斗争，在这里，保罗27进罗马时救活了一个死去的少年。另一个剧本表现了官方教会与贵格会28的斗争，以及威廉·佩恩29之远赴美国新大陆。30
科学的神秘主义很快取代了我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幸而我也摆脱了这第二种神秘主义。
但是回到我们低微的赫雷诺夫城31来吧——不知为什么，除非是出于照顾芬兰族的家乡观念，叶卡捷琳娜把它的名字改成了维亚特卡。
我在维亚特卡这个穷乡僻壤过着流放生活；在这肮脏的官僚世界，这阴森的远方，我离开了一切亲爱的人，毫无保障地听凭省长的支配，但是在这里我也度过了不少美妙神圣的时刻，接触了许多热烈的心和友好的手。
现在你们在哪里呢？我的生活在冰雪下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怎样了？我们阔别二十年，大概你们像我一样老了，你们的女儿已经出嫁，你们自己也不再整瓶地喝香槟，用高脚玻璃杯喝果子酒了吧。你们中间谁富裕了，谁破产了，谁做了官，谁瘫痪了呢？主要是，你们谁还记得我们那些大胆的谈话，还保持着当年的爱和愤怒，保持着那些激烈跳动的心弦？
我还是那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我想，我的消息会从泰晤士河边传到你们那里。有时我想起你们，总感到亲切温暖；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些信，其中有几封是我非常宝贵的，我喜欢一再读它们。
1838年1月26日，一个青年32写信给我道：“我现在非常苦闷，我向你承认这一点，我不感到羞愧。为了你号召我过的那种生活，帮助我吧，用你的教导帮助我吧。我希望学习，给我指定几本书吧，随你指定什么都成，我要尽力做我能做的一切，让我看到出路吧——如果你抛弃我，这是有罪的。”
我走后不久，另一个人写信给我道：“我感谢你，正如农夫感谢雨水使他缺乏养料的土地恢复生机一样。”
我不是出于虚荣心引用这些字句，而是因为我珍重它们。为了这些青年人的呼声和青年人的爱，为了这种在他们心头激发的苦闷，是可以容忍九个月的监禁和维亚特卡的三年流放生涯的。
那时莫斯科的邮车一星期到达维亚特卡两次；我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在邮局旁边等待分拣信件，多么焦急地扯掉火漆印，在家乡的来信中寻找，有没有用纤细娟秀的笔迹写在精美的小信纸上的信。
我不在邮局读信，却悄悄走回家中，尽量拖延拆阅的时间，我陶醉在一个思想中：信收到了。
这些信全都保存着。我把它们留在莫斯科。我多么想重读一遍，又多么怕看到它们33……
信比回忆更丰富，它凝结着事件的血肉，这是往事本身，事物的本来面目便保留在信上，那是不朽的。
……何必再去翻阅、观看、接触它们，用苍老起皱的手抚摩自己的结婚礼服呢？……
1 亚历山大的父亲保罗一世因采取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地主贵族的不满，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亚历山大参与了这次政变，他是在父亲的血泊中登基的。
2 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曾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建造规模巨大的圣殿。
3 在罗马梵蒂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因此已背离了中世纪精神。
4 罗马梵蒂冈宫的教皇礼拜堂，米开朗琪罗在这里作有拱顶画和壁画《最后的审判》。
5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大力士。
6 万神殿是古罗马的著名建筑，正面有科林斯式列柱门廊。圣马德莱娜教堂建于19世纪初，本为庆祝拿破仑胜利的纪念堂，建筑式样仿照万神殿，也以科林斯柱廊为特点。拿破仑失败后，纪念堂改为教堂。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是在19世纪初按照这种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
7 托恩（1794—1881），俄国建筑师。维特贝格被放逐后，尼古拉一世用托恩设计的图样，建成了救主基督大教堂。
8 指拿破仑重返巴黎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他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战败，第二次退位止）。
9 俄国的著名神父，约生于15世纪末，死于16世纪60至70年代。他曾任莫斯科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大司祭，后成为伊凡雷帝的忏悔师，对俄国历史发生了很大影响。
10 指意大利北部地区。埃特鲁利亚枝形烛台是一种雕花柱子型的高大烛台。
11 当时的彼得堡总督。
12 沙皇的反动官僚，神秘主义者，1820至1826年任喀山学区总监。
13 沙皇的反动官僚，神秘主义者，1821至1826年任彼得堡学区总监。
14 即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过的安娜·奥尔洛娃伯爵夫人，十二月党人米·费·奥尔洛夫的堂姐。她的父亲阿·格·奥尔洛夫年轻时是彼得堡的近卫军军官，1762年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登上帝位，在这次政变中，奥尔洛夫是她的主要助手。
15 叶卡捷琳娜女皇于1764年发布命令，没收教会的土地。后来她又把这些土地分赐给她的亲信大臣。
16 一种神秘主义刊物。
17 指当时任莫斯科总督的德·弗·戈利岑。
18 利沃夫（1798—1870），俄国作曲家，曾在第三厅当过本肯多夫的副官。
19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当时任皇太子的教师。
20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晚年主要从事神学研究，倾向神秘主义，他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深远影响。
21 当时欧洲神秘主义风行一时，这些都是神秘主义者玩弄的反理性现象。
22 指纳塔利娅写给赫尔岑的信。
23 指赫尔岑对梅德维杰娃的感情，见本书第三卷第二十一章。
24 勒鲁（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年倾向圣西门主义，后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
25 黑贝尔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作者注黑贝尔（1787—1843），原籍德国，1817年后在莫斯科教授音乐，曾作赫尔岑之兄叶戈尔的音乐教师。
26 指赫尔岑1838至1839年在弗拉基米尔写的《罗马小景》和《威廉·佩恩》。
27 指《圣经》中的使徒保罗，他救一个少年复活的事，见《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28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公谊会”或“教友派”，在教会内反对一切烦琐的仪式，与英国国教对立。在政治上提倡和平主义，反对暴力和战争。
29 威廉·佩恩（1644—1718），又译彭威廉，英国基督教贵格会领导人之一，政治活动家。后为贯彻自己的信仰，赴美洲开拓宾夕法尼亚州。
30 不知为什么，我想用诗体写这些短剧。大概我认为任何人都能用五音步抑扬格无韵体写诗，因为波戈金也在写。1839年或1840年，我把两本稿子交给别林斯基，安心地等待他的称赞。但第二天别林斯基退回了原稿，还附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请你叫人把句子连在一起，重抄一遍，不要分诗行，那时我才愿意读它。现在我总想到它是诗，因而读不下去。”别林斯基给两本戏剧习作判了死刑。一报还一报。1841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关于文学的长篇对话。在狄索的餐馆中，几个好朋友一起吃饭，他问我：“我最近的文章，你喜欢不喜欢？”我答道：“非常喜欢，你讲的一切都很对，但是请问，你怎么耐烦跟这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没有一开始就看出他是个傻瓜？”别林斯基捧腹大笑：“真的这样，老弟，你打中了我的要害！这人确实是个大傻瓜！”——作者注波戈金（1800—1875）是俄国一个平凡的作家和杂志编辑，思想保守。
31 即维亚特卡。
32 指当时维亚特卡的中学教师斯克沃尔佐夫。
33 这时赫尔岑的夫人已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