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 别
啊，人们，可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纳塔利娅的第一封信是这么结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敢提到“心”这个字，我的信中没有它，在信尾我写的只是“你的哥哥”。
那时，“我的小妹”对我已多么宝贵，她如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件事即可看到：我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次日，都写了信给她。“小妹”这称呼表达了我们之间一种完全自觉的感情，过去我无限喜欢它，现在也喜欢它，我用它不是表示一种界限，相反，它包含着各种意义：友谊，爱情，血缘关系，共同的志趣，亲族地位，难分难舍的习惯。以前我没有用这名称称呼过任何人，它对我是宝贵的，直到后来我还常常这么称呼纳塔利娅。
起先，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也许，正因为不完全理解，另一个诱惑在等待着我。它不像我与卡爱坦的相逢，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段光明的历程。它只是使我无可奈何，引起了我许多的苦恼和内心的歉疚。
我坐了九个月监牢之后，便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我还很少生活经验。最初我漫不经心，轻举妄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我的态度与在莫斯科全然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在这片沼泽中，我却得独立生活，我被看作一个官，虽然根本不像一个宫。我不难发现，不必多花力气，我就可以在伏尔加河边和卡马河边上层社会的客厅中占有一席位置，成为维亚特卡社交界的知名人士。
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乳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与高等学府学生的崇高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维亚特卡，我结识了整个上层社会，特别是青年商人，他们比内地其他各省的商人修养高得多，虽然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公文事务使我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不安地度着游荡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敏感，或者不如说，容易激动的天性和缺乏经验，导致形形色色的冲突，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奉承巴结的心理作怪，我竭力左右讨好，不分是谁，一律争取好感，三言两语便成了朋友，甚至过分亲热，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只得默不作声，戴着虚情假意的锁链与人应酬，直到有一天荒谬的争吵使这种关系破裂为止，而在争吵中，我被指责为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开头我在维亚特卡不是一个人，一位奇怪可笑的先生跟随着我，他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重大关节，总要登场：他的落水使我认识了奥加辽夫，在我通过塔乌罗根1边境时，他站在俄罗斯土地上向我挥手帕，总之，卡·伊·佐年贝格与我一起住在维亚特卡。我讲我的流放生活时，忘了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佐年贝格正预备去伊尔比特做生意。我的父亲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提出要佐年贝格到彼尔姆走一趟，替我在那里“装置寓所”，路费由他付。
到了彼尔姆，佐年贝格热心执行任务，那就是替我购置不切实用的物品，各种家什，锅子，碗，玻璃器皿，食品等等，还亲自前往奥布瓦河边，直接从“产地”选购维亚特卡种马。可惜一切齐备之后，我却给调到了维亚特卡。我们只得把刚买的东西半价变卖，离开彼尔姆。佐年贝格忠实贯彻我父亲的意志，认为必须随往维亚特卡，也在那儿替我“装置”住房。他的忠实可靠和忘我精神，得到了我父亲的嘉许，因此在他与我一起时，我父亲给他一月一百卢布酬金。这比去伊尔比特更有利，更保险，因此他并不急于离开我。
到了维亚特卡，他已经不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一匹是属于他自己的，虽然钱也是我父亲的。这些马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人眼中的身份。我已经说过，卡尔·伊万诺维奇虽已年过半百，而且脸上缺陷不少，还是专爱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沾沾自喜地相信，每个女人或姑娘一接近他，就像灯蛾在火边飞行一样危险。马所引起的效果，他当然不肯白白放过，要在情场艳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何况环境也对他有利。我家的阳台面对院子，它后面便是花园。每天早上十点起，佐年贝格就脚穿喀山软底便靴，头戴绣金小帽，身披高加索紧身外衣，衔着大琥珀烟嘴，在阳台上“值班”，装得仿佛专心读书似的。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标的，那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三位小姐。小姐方面也很关心外地来客，总是好奇地观看在阳台上吸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万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偷偷掀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大有希望，于是朝着神圣的方向优雅地喷出一缕缕轻烟。
不久，花园便提供了我们与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幢房屋，花园是共同的。两幢有人，一幢是我们住的，房东也住这幢房子，他只有一位继母——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但她像亲生母亲一样对他管头管脚，关心备至，以致他只能背着她，偷偷摸摸与花园中的女士们交谈；另一幢房子便住着那些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幢房子是空的。过了一个礼拜，卡尔·伊万诺维奇已成了花园中名媛淑女们的自家人，常常一天几个小时帮小姐们荡秋千，为她们取斗篷和阳伞，总之，做到了体贴入微。小姐们跟他逗笑，比跟别人多，正因为如此，他是比恺撒夫人更少嫌疑的2；看到他的模样，任何最大胆的谣言也只得退避三舍。
出于集群的天性，人们往往做他们根本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就因为这样，我傍晚也常出入花园。上那儿的除了住在这里的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大家在那里做的事，讲的话，主要只是打情骂俏，互相窥探。卡尔·伊万诺维奇带着维多克3的警觉性，从事感情的侦察工作，知道谁与谁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心中有意。对于我们花园中的这些秘密警察，我成了讨厌的绊脚石，我的不露声色使女士们和先生们大伤脑筋，他们再三试探仍不得要领，查不清我在追求谁，对谁特别感兴趣。这确实不容易，因为我根本没有追求任何人，对任何小姐都没有特殊好感。最后，他们厌烦了，觉得受了委屈，开始认为我骄傲，说我玩世不恭，小姐们的友情也顿时冷落了——虽然她们每人单独与我在一起时，仍试图向我投送最危险的秋波。
正是在这种状况中，一天早晨，卡尔·伊万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厨房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幢房子的百叶窗，正在擦洗窗户。一家外地人已租下了这屋子。
新来者的一切细节成了花园内的唯一话题。陌生的夫人由于旅途劳顿，或者还没有收拾好，仿佛故意避不见面，没有在我们的游乐活动中露脸。大家寻机会从穿堂窥探，向窗口眺望，一些人有所发现，另一些人却白白守候了几天，有所发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神态慵懒，总之，外表不错，动人心弦。小姐们说，她忧愁多病。省政府有个年轻官员，生得聪明伶俐，喜欢跟人打趣，唯独他认得这些来客。他从前在另一省供职，与他们有一面之缘，于是大家纷纷找他打听消息。
聪明伶俐的官吏很得意，因为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便没完没了地大谈新来者的优秀品质，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夫人。
“她聪明，温柔，有学问，”他反复说，“咱们这些人根本不在她眼里。啊，我的天，”他突然转向我道，“我有个绝妙的主意，请您支持一下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向她献献殷勤……要知道，您是莫斯科来的，流放到这儿，当然会吟诗——这是上天赋予您的才能呢。”
“您瞎说什么哟。”我对他笑道，然而脸蓦地红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过了几天，我在花园里遇到了她，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女子，确实惹人喜爱；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如我的介绍人无法掩饰他的笑容一样。
出于自尊心的腼腆消失后，我与她熟悉了。她的身世是十分不幸的，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在寂寞空虚、无所寄托的心情中痛苦地打发日子。
P4是那种把热情隐藏在心底的女性之一，也唯有淡黄头发的女子才会如此；她们用温和静谧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激动时脸色苍白，感情高涨时眼睛从不焕发光芒，反而有些暗淡。她的目光困倦，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一直向往着什么却不能满足的心胸时时起伏不定，仿佛有一股不平静的电流正从她全身通过。在花园散步时，她往往会突然脸色苍白，内心彷徨无主或者惊慌不安似的，无心答话，立即匆匆回家了。我正是喜欢看她这种时刻的神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明白了。她不爱丈夫，也不可能爱他；她才二十五岁，他已五十出头——对此她也许还能将就，但知识、趣味、性格的不同，那就太显著了。
丈夫几乎足不出户，是个枯燥无味、麻木不仁的老官僚，热衷于买田地当地主，像一切病夫和几乎所有失去家产的人一样，性情古怪暴戾。她出嫁时是十六岁，那时他还有些资产，后来赌博输光了，只是出外做官，靠俸禄生活。在迁居维亚特卡前一两年，他开始衰老了，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人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担心自己的病，用不安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看着妻子。她伤心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但这只是履行义务。孩子不能满足她的一切，空虚的心灵总是渴望着什么。
一天晚上在东拉西扯闲聊时，我说我真想寄一幅画像给我的堂妹，可惜在维亚特卡找不到一个会画像的人。
“让我试试，”女邻居说，“我从前学过素描，画得还可以。”
“太好了。什么时候呢？”
“如果您愿意，就在明天午饭前吧。”
“一言为定。我一点钟来。”
这时她的丈夫也在场，他没有吭声。
翌日早晨，我收到女邻居一张便条，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她非常客气，谨慎地通知我，她要给我画像，她的丈夫有些不满，她要求我原谅病人的乖僻，说应该宽恕他，最后提出改日替我作画，不告诉她丈夫，免得打扰他的情绪。
我热烈地、也许过分热烈地感谢了她，没有要她秘密替我画像，但这两张便条使我们接近了许多。她与丈夫的关系是我从来不想触及的，现在由她讲出了口。我与她不自觉地建立了一种默契，联合一致对付他。
晚上我到他们家串门，只字未提画像的事。如果丈夫聪明一些，他应该猜到其中的奥妙，但他太蠢了。我用目光感谢她，她的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不久他们搬家了，住到了本城另一地区。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大厅还没布置好，女邻居正弹钢琴，眼睛哭肿了。我请她往下弹，但琴声不能协调，总是弹错，她的手发抖，脸色也变了。
“这里多么沉闷啊！”她说，蓦地从钢琴后面站了起来。
我默默握住她的手，那虚弱、发烫的手；她的头像沉重的花冠，痛苦地屈从着某种力量，弯向我的胸口；她把额角紧贴了一下，便倏地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她一张便条，看来她有些害怕，竭力想对昨天的事布下一层烟幕。她在信上说，我去时她正处在可怕的神经不安状态，又说，昨天的事她不大记得了，她很抱歉。但这一层薄薄的纱幕，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鲜明透露的热情。
我又去探望他们。这一天丈夫轻松了些，虽然乔迁新居之后他已不能起床。我心情很紧张，便与他们逗笑，讲各种俏皮话，天南地北瞎扯，弄得病人笑个不停，当然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我和她的窘态。此外，我觉得，这笑可以令她沉醉，忘记一切。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丈夫的病越来越重，到晚上九点半他就要求客人离开，他虚弱，消瘦，痛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向病人告别，P送我到外面。一轮明月照进客厅，把三条苍白的淡紫色月光铺在地上。我打开窗，空气新鲜洁净，向我迎面扑来。
“多美的夜晚啊！”我说，“真不想离开这儿。”
她走到了窗口。
“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不成，这时候我得去替他换绷带了。”
“那就过一会儿来吧，我等您。”
她没作声，我拿起了她的手。
“您来吧，我求您……行吗？”
“真的不成，我先得换上短衫呢。”
“您就穿着短衫来好了，我好几次早晨看到您是穿短衫的。”
“万一有人看见您呢？”
“谁？您的仆人喝醉了，让他睡觉得啦；您的达里娅……看来她爱您超过爱您的丈夫，而且她对我也很友好。有什么可怕的呢？好了，现在已九点多啦——您就说想托我办件事，要我等一会儿……”
“没有蜡烛……”
“叫人拿来，何况有月光，跟白天一样。”
她仍迟疑不决。
“来吧，来吧！”我凑在她耳边说，第一次这么对待她。
她哆嗦了一下。
“我来，但只能待一会儿。”
……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屋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听到老头儿的呻吟和咳嗽，他那慢条斯理的谈话，那桌子移动的声音……喝醉的仆人一边吹口哨，一边在前室的长凳上铺床睡觉，嘴里骂骂咧咧的，过不一会儿便鼾声大作了……使女离开卧室的沉重的脚步声是最后的音响……一切沉寂了，间或听到几声病人的哼哧，然后又万籁俱寂……突然传来了沙沙声，地板吱吱发响，轻轻的脚步声——白短衫在门口出现了……
她这么激动，起先简直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嘴唇是冷的，她的手像冰。我觉得她的心在剧烈跳动。
“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最后她说，“现在放我走吧……再见……为了上帝，再见，你也回家吧。”她又用恳求的声音对我忧郁地说。
我抱住她，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
“我的朋友……去吧！”
这是不可能的……太迟了……在她的心和我的心这么跳动的时候，哪怕放开她一会儿，也是超出人力范围的，非常愚蠢的……我没走，她也没走……月亮把几条光带转到了另一边。她坐在窗前伤心饮泣……我吻着她泪汪汪的眼睛，用一绺绺发辫拭干它们，发辫落到苍白幽暗的肩上，月光照在上面没一点反光，只是使那里泛出了一层白蒙蒙的柔和色泽。
我不忍心丢下她一人啼哭，絮絮叨叨地劝她……她抬头望着我，眼中透过泪花射出幸福的闪光，我释然笑了。她仿佛了解我的思想，双手掩面，站了起来……现在真的是时候了，我搬开她的手，吻了它们，也吻了她本人，然后便走了。
我经过使女身边，没敢看她的脸，她让我过去，没有出声。月亮显得沉甸甸的，像一个红红的大果核，正在沉落——朝霞开始升起了。空气非常清新，风吹在我脸上，我深深呼吸着，我需要新鲜空气。我走回家时，太阳出来了，善良的人们遇到我，为我这么早起身“享受良好的天气”感到奇怪。
我沉浸在爱情中大约一个月；后来心似乎疲倦和衰颓了，忧郁开始向我袭来；我尽量掩饰，不愿相信，对内心的这种变化感到惊异，可是爱情仍在一天天冷却。
在老人面前我变得很不自在，一种尴尬、厌恶的心情主宰着我。这不是由于我为自己感到内疚，那个经过世俗和教会批准归他私有的女人，不可能爱他，他要爱她也力不从心，但是我的双重角色使我觉得可耻：虚伪和心口不一是我最反对的两大罪恶。在感情炽烈，占据优势时，我无暇顾及其他，它一旦开始冷却，各种疑虑随即出现了。
一天早晨，马特维走进我的卧室报告道，P老爷“归天了”。这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翻了个身，却不急于起床穿衣；我不想看见死者。维特贝格进来了，他已穿戴整齐，对我说：“怎么？您还在床上！难道您没听到出了什么事？我想，P夫人单独一人，怪可怜的，我们去看看，快穿衣服。”我穿上衣服，与他一起去了。
我们发现，P晕厥了，或者处在一种神经麻木状态。这不是装假；丈夫的去世使她想起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只剩下她一人，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异乡客地，没有钱，没有亲戚。何况她以前一遇到强烈的震动，也会神志昏迷，几个小时不能苏醒。她的脸发冷，白得像死一样，双目紧闭，她便这样躺在那儿，有时喘一口气，有时连呼吸也几乎中断了。
没有一个妇女来帮助她，安慰她，照料孩子和家。维特贝格留下陪她，那位起过先知作用的官员与我一起料理后事。
老人又瘦又黑，穿了制服躺在桌上，皱紧眉头，仿佛还在生我的气。我们把他放进棺材，过了两天又葬进坟墓。殡殓后，我们回到死者家里，孩子们穿了缝丧章的黑衣服缩在墙角边，与其说忧愁，不如说是惊异和害怕；他们彼此嘁嘁喳喳说话，踮起脚走路。P坐着，一言不发，手支着头，似乎在想什么。
在这客厅中，我曾坐在沙发上等她，一边谛听病人的呻吟，仆人酒醉后的咒骂。现在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在丧葬的环境中，在神香的烟雾里，我又隐隐约约想起了那些话，那些时刻，我感到伤心，对它们我还是不能忘情的。
她的忧郁逐渐平息了，在自己的处境面前，她坚强了一些；后来她心神不定的凄恻脸色也逐渐开朗了，显露出了另一些思想。她的目光常常带着不安的探询神情，停留在我身上，似乎她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问题和答复……
我沉默着，于是她害怕了，变得惊惶不安，疑虑重重。
这时我才明白，丈夫实际上充当了我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我的爱情之火熄灭了。我不是对她漠不关心，绝不是，但她需要的不是关心。现在另一种思想感情占有了我，那一阵热情的迸发，仿佛只是为了要向我阐明另一种感情。我只有一点可以为自己辩解，那就是我在热恋中是真诚的。
在我惊慌惶惑、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忐忑不安等待机会，指望时间和环境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时间和环境却使我的处境更复杂了。
秋法耶夫眼见这个年轻貌美的寡妇身处绝境，无依无靠，给丢在遥远的陌生地方，作为真正的“一省之父”，自然不能不向她表示最温柔的体贴。起先我们都以为他是真心同情她，但不用多久，P害怕了，发现他的关怀绝不是单纯的。维亚特卡的夫人们得到过两三位荒淫无耻的省长的栽培，秋法耶夫对她们习惯了，因此没有浪费时间，直截了当向P提出了要求。P当然以冷漠的蔑视回答他，讥笑他人老心不老。秋法耶夫岂肯罢休，继续无耻地纠缠。然而看到事情极少进展，他就要她明白，她的孩子们的命运握在他的手中，没有他，他们休想享受官费补助；从他来说，如果她不改变对他的冷淡态度，他也不愿替她出力。被侮辱的妇女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
“请出去，您的脚不准再跨进我的门槛！”她指着门口对他说。
“嘿，好大的脾气！”秋法耶夫说，仿佛刚才只是几句戏言。
“彼得，彼得！”她朝着前室大喊。秋法耶夫慌了，怕她声张，气得哼哼哧哧的，狼狈不堪地跑回了自己的马车。
晚上，P把发生的事告诉了维特贝格和我。维特贝格马上明白，老色鬼虽已自讨没趣逃之夭夭，但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秋法耶夫的性子我们全都知道。维特贝格决心冒一切风险搭救她。
迫害很快开始了。为孩子申请补助的呈文遭到拒绝是必然的；房东和店铺掌柜讨账也特别坚决；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把彼得罗夫斯基关进疯人院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的。
维特贝格家庭负担很重，生活困难，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建议等他的妻子到了维亚特卡，过一两天就让P搬到他家居住。P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5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我住在同一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与维特贝格同桌吃饭。就这样，我们住到了一个屋顶下，可这正是在应该远隔重洋的时候。
在这么接近的生活中，她明白，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她偏偏遇到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她应该得到幸福，也可以得到幸福，凄惨的经历过去之后，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对于她是可能的！不幸的、可怜的P！爱情的云朵不可抗拒地奔向了我，它来得这么炽烈，这么迷人，这么可爱，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我的过错吗？
……我彷徨无主，预感到了不幸，埋怨自己，在惊慌不安中打发日子；我又开始喝酒，想从中排遣愁绪，寻求解脱，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我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从莫斯科发出的信。在这种无所适从的情绪中，“孤儿”的亲切形象愈来愈明朗地升起了。我对P的爱只是一阵冲动，它让我看清了我真正的内心，揭开了它的秘密。
堂妹不在我身边，她对我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然而联系着我与她的感情是什么，我没有加以追究。我对它已经习惯，没有留意它已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的信变得愈来愈焦躁不安了；一方面，我深深感到，我不仅对P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使我犯了新的罪——撒谎。我觉得我堕落了，不配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然而爱情还是在增长。
堂妹的名字开始给我带来苦恼，现在友谊已不能令我满足，这种平稳的感情显得太冷静了。她信上的每一行都流露了她的爱，但对于我这已经太少，我需要的不仅是爱，而且是明确的表白，我这么写道：“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否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仅仅是友谊？是否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仅仅是友谊？我不相信。”
“你似乎在为什么事烦恼，”她回答道，“我知道，你比我更为你的信担忧。放心吧，我的朋友，它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你的爱已经不可能增加一分，也不可能减少一分了。”
但是话终于说出口了；她写道：“雾消失了，天空又晴朗和明亮了。”
她兴奋而无所顾虑地忠于她所说的感情，她的信成了一首少年的爱情之歌，孩提的喁喁低语已上升为强有力的抒情诗。
她写道：“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没有读书，只是出神地抽雪茄，目光注视着不确定的远方，对进屋的人的问候也没回答。你的思想在哪里呢？你的目光要奔向哪里呢？你不必回答——让它们飞向我这儿吧。”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约定一个时间，在这时间我们两人必须都在户外，这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之间除了遥远的距离，没有任何间隔。在晚上八时你大概没事吧？我前几天走到了台阶上，但马上回屋里了，心想你这时一定在屋里。”
“……看了你的信，看了画像6，想到我那些信，想到那手镯7，我真想一步跨过一百年，看到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那些医治过我们的身心，作过我们的话题，并在离别时多少能互相代替我们的东西，那一切我们曾用来防止人们的侵凌，防止命运的打击，防止我们自己的亵渎的工具，在我们死后，它们的命运将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振奋谁的心灵吗？会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吗？它们会获得哪怕一颗眼泪的酬谢吗？当我想到，你的画像最后会挂到不知谁的书房中，或者，一个孩子也许会玩弄它，打碎玻璃，磨损画面，我觉得多么伤心啊！”8
我的信不是这样9，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中间，流露出痛苦的声音，那种自怨自艾的忏悔的音调；P的无声的谴责啃噬着我的心，折磨着明朗的感情，我觉得我是个伪君子，可是我实在没有撒谎。
我怎么能在1月份向P供认，向她说，我在8月份向她表白爱情表白错了；她怎么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话——不如说另有新欢更合理，说变心更令人信服。一个人不在本地，她那遥远的形象怎么能与眼前的相抗衡，那另一股爱的热流在跋涉万水千山之后，怎么反而更鲜明、更强大——这一切我不理解，我只知道这都是真的。
还有，P以蜥蝎的难以捉摸的机灵，躲避严肃的解释，她觉察到了危险，一面寻找谜底，一面又回避事实。似乎她已预见到，我的话将揭开可怕的真相，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因此她总在危险迫近的时候打断了话头。
起先她在周围观察窥探，有几天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德国少女看作她的情敌。其实我只因那是个孩子才爱她，我与她在一起很轻松，她既不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也不必在她面前装模作样。过了一星期，P才看到，保利纳对她根本并无危险。但我必须先谈几句她的事，才能继续写下去。
在维亚特卡社会救济处的药局里，药剂师是德国人，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他的助手是俄国人，名叫包尔曼。我早已认识这个人，他娶了维亚特卡一位官员的女儿，她的辫子又长又粗，是我见到过的所有辫子中最美的一条。当时药剂师费迪南德·鲁尔科维乌斯本人不在，我常与包尔曼一起喝各种“汽水”，以及经过药剂员艺术加工的“健胃药酒”。药剂师到莱伐尔去了，在那里见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向她求婚，姑娘刚认识他，便冒冒失失嫁给了他；凡是姑娘，尤其是德国姑娘，往往这样；她甚至从未想过，他要她去的是怎样一个荒凉所在。但是结婚后准备行装时，她害怕和绝望了。为了安慰新娘，药剂师邀请新娘的远亲，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与他们一起前往维亚特卡，这个姑娘更加冒失，根本没弄清楚“维亚特卡”是个什么地方，便答应了。两个德国女子不会讲一句俄语，在维亚特卡也找不到第四个会讲德语的人。甚至中学的德语教师也不懂德语，这事曾使我大惑不解，我决定向他请教，他是怎样上课的。他回答道：“照文法教，照会话课本教。”同时向我说明，他本来是数学教员，但暂时没有空缺，他才教德语，何况他只领半薪。10德国女子寂寞得要死，看到一个人尽管德语讲得不好，至少可以交谈，便高兴极了，拼命请我喝咖啡，还有一种什么“加尔特沙尔”11，对我无话不谈，把她们的秘密、志愿、理想，统统告诉我，过了两天已把我当作好朋友，更加殷勤，请我吃肉桂甜糕饼了。两人都相当有知识，就是说能背诵席勒的诗，能弹钢琴，唱德国浪漫歌曲。然而她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药剂师太太是头发淡黄、皮肤苍白的女子，身材高大，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懒洋洋的，整天像没睡醒似的；她非常善良，事实上，有了这种体质也很难是凶恶的。一旦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她便死心塌地爱他，烧饭做菜，洗衣服，空闲的时候看看小说，并且及时给当家的生下了一位淡黄头发的小千金。
她的女友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体质健康，眼睛又大又黑，具有独立自主的外表，显得粗壮结实，属于小家碧玉之类。她的举止谈吐都充满力量，有时，枯燥吝啬的药剂师对太太说话不太客气，太太听了嘴角含笑，眼泪却往肚子里咽，保利纳看见，马上涨红了脸，盯住不知检点的药剂师看，弄得他只好收起怒容，装作有事，溜进配药间，为恢复维亚特卡官员们的健康调制各种丸散了。
我喜欢这个天真的姑娘，她能够保卫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确实把我的爱情首先告诉了她，并把信上的话译给她听。只有长年累月住在异乡客地、举目无亲的人，才懂得这种促膝谈心的价值。我很少讲到感情，但有的时候忍耐不住，便想一吐为快，甚至现在也这样。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刚才理解我的爱情。我可以忍受离别，当然也能保持沉默，但一旦遇到一个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少女，我便忍不住要把心头的秘密向她吐露了。她为此多么感激我，又给了我多少帮助啊！
维特贝格的谈话总是那么严肃，有时叫我受不了，我与P的别扭关系又使我痛苦，在她面前我觉得不自在。因此到了晚上，我常常找保利纳，给她读些无聊的小说，听她响亮的笑声，听她特地为我唱的《异邦少女》12（我与她都是用它称呼另一个“异邦少女”的），于是乌云散开了，我的心变得轻松愉快，无牵无挂，我可以带着一颗平静的心回家了；这时，药剂师已调完最后一瓶药水，涂好最后一块膏药，来向我提出各种荒谬的政治问题了，这使我厌烦，然而我还是得先喝了他的“药酒”，吃了药剂师太太用白白的手制作的鲱鱼色拉才走。
……P在痛苦，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时间来解决一切，听任半撒谎状态继续下去。我千百次想走到她的面前，跪在她脚下，讲出一切，忍受她的怒斥和蔑视……但是，我不怕愤怒（我甚至乐于接受这种惩罚），我怕眼泪。必须阅尽沧桑，才能忍受女人的眼泪，才能在它们还未冷却，还挂在红肿的眼睑下的时候对它们无动于衷。何况她的眼泪应该是真诚的。
这样过了不少时候。人们开始传说，我的流放即将结束，看来，我坐上马车飞往莫斯科的日子已不远了，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而出现在最前面的便是我朝思暮想的那张容貌。但是正当我陶醉在这些幻想中的时候，马车的另一边却出现了P那苍白阴郁的身影，那哭肿的眼睛，那流露着痛苦和谴责的目光，我的欢乐变成了烦恼，我觉得可怜她，非常可怜她。
我不能在虚伪的状态中继续生活，决心不顾一切摆脱这种处境。我写信给她，作了彻底的忏悔。我热烈地、坦率地说明了一切实情。第二天她托病没有出来。一个怕受责备的罪人可能忍受的一切，这一天中我都忍受了。她那种神经质的麻木状态恢复了——但我不敢去探望她。
我需要毫无保留地忏悔；我与维特贝格关在书房中，向他公开了我的全部爱情史。起先他吃了一惊，但后来，不是作为一个法官，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提出质问来折磨我，没有作事后的说教，只是与我一起寻找减轻打击的途径——这是他一人也能办到的。他爱的人，他就热烈地爱他们。我怕他铁面无情，但对P和对我的友情终究占了绝对优势。是的，我可以把不幸的女人留在他手中，她那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现在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有力的精神支持，把一切交给他。她对他是像对父亲一样尊重的。
早上，马特维交给我一封信。我几乎一夜未睡，用颤抖的手不安地拆开信。她写得简简单单，光明正大，流露出深沉的忧郁。我那些娓娓动人的话不能掩盖蛇蝎的心肠，而从她和解的语言中，却可以听到一颗软弱的心在低声饮泣，用异常的毅力压制着痛苦的哀号。她向我祝福新的生活，希望我们幸福，称纳塔利娅为妹妹，还说，为了忘记过去，为了未来的友谊，她要向我们伸出手来，仿佛有罪的是她！
我一边哭，一边反复读她的信。她献出了怎样一颗心啊！
后来我还遇到过她，她向我伸出了友好的手，但我们总有些不自在，似乎二人都有什么话还没讲完，有什么事还要回避。
一年前我听到她逝世了。
离开维亚特卡后，对P的回忆一直使我感到痛苦。为了求得良心的平静，我动手写小说，它的女主人公便是P。我写了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一位少爷，抛下了爱他的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她憔悴了，剩了奄奄一息。她去世的消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最后发疯了。他的妻是温柔和自我牺牲的典范，忍受了一切，在他平静的一个时刻，送他到新处女修道院，与他一起跪在不幸的女人的墓前，祈求宽恕和保护。从修道院窗中传出祈祷声，女性的柔和嗓音在歌唱赦罪的诗，于是少爷逐渐康复了。小说并不成功13。我写它时，P还没打算上莫斯科；只有一个人猜到了我与P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那位“无所不在的德国人”卡·伊·佐年贝格。自从1851年我母亲死后，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1860年，一个旅行家告诉我，他认识八十岁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掏出他的信给我看。在附言中，他讲到了P的去世，还说我的哥哥把她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
理所当然，他们两人都不知道我的小说。
1 俄国边境的小镇，1847年赫尔岑出国时经过这里，见第三十四章。
2 据说，恺撒因怀疑妻子庞培娅不贞，向法院要求离婚。在法庭上，恺撒提不出罪证，只得说：“恺撒的妻子甚至是不应该被怀疑的。”这便成了他要求离婚的理由。后来这话成了流行的“名言”。
3 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侦探，著名的保安警察，曾任法国警探署署长。
4 指普拉斯科维娅·梅德韦杰娃，即作者在第十六章中提到过的那个与“沉重的忏悔感”有关的女子。
5 舍米亚卡（1420—1453），古俄罗斯一个残酷野蛮的王公。
6 指1836年维特贝格为赫尔岑作的画像。
7 指纳塔利娅1837年寄给赫尔岑作纪念的手镯。
8 前面那些纳塔利娅的话，均引自她在1835至1837年间写给赫尔岑的信。
9 纳塔利娅的信和我的信，笔法之相异是非常大的，特别在通信开始之时，后来由于相互影响，才逐渐接近了。在我的信中，除了真诚的感情之外，还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矫揉造作的文字，这显然是雨果和法国新小说家一流人的影响。在她的信中，这类缺点完全不存在，她的语言朴实，真诚，富有诗意，这里只能看到一种影响：《福音书》的影响。那时我总是竭力想写得高雅，实际上却写得很坏，因为这不是我的语言。生活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只知埋头读书，往往使一个青年人不能自然地、单纯地讲和写；一个人必须等到他的风格形成，取得了最后的形态以后，他的智力才算开始成熟。——作者注
10 然而“文明的”当局在同一所中学里，还派了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韦尔尼科夫斯基担任法语教师，他是科瓦列夫斯基和密茨凯维奇的同学，是因“菲拉列特社”案件而被流放的。——作者注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俄国著名学者，后来曾任喀山大学教授和校长。“菲拉列特社”是波兰一个秘密组织，以维尔诺大学的学生为主。1822至1823年，这个团体的不少青年人被逮捕和流放到了俄国各地。
11 德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12 原文是德文。这是席勒的一首诗。
13 指《叶连娜》，赫尔岑在1836年秋开始写这篇小说，没有完成，小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