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3月3日和5月9日1
上午我写信；写完后，我们坐下用膳。我没有吃，我们谁也不讲话，我心头沉重得受不了。这是四点多钟，七点钟马车就来了。明天午膳后他已在莫斯科，可是我……我的脉搏每分钟都越跳越快。
“您听着，”最后我对哥哥说，眼睛望着盘子，“您带我上莫斯科好吗？”
哥哥放下叉子，看看我，似乎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
“您把我当作仆人，带我通过城门，其他就不用您帮忙了，同意吗？”
“可是我……好吧，只是你以后……”
这已经太迟了，他的“好吧”深入了我的血液，我的脑髓。本来只是一闪而过的思想，现在变得根深蒂固了。
“这不必多谈，反正什么都可能发生——那么，您同意啦？”
“我没什么，真的愿意——只是……”
我从桌边跳了起来。
“您要走？”马特维问我，想说什么似的。
“要走。”我回答，口气那么坚决，他不敢再讲。“我后天回来，如果谁找我，你说我头痛，睡着，晚上在屋里点支蜡烛，现在把内衣和旅行包给我拿来。”
院子中响起了铃铛声。
“您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么，动身吧。”
第二天午饭时候，铃声不再响了，车子停在凯切尔家门口。我吩咐叫他出来。一星期前，他从弗拉基米尔动身时我根本没打算上莫斯科，因此他见了我大吃一惊，开头说不出一句话，接着又哈哈大笑，但马上露出忧虑的神色，带我进屋。到了他的房间，他小心锁上门，问我道：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那你来干吗？”
“我不能待在弗拉基米尔，我想见见纳塔利娅——这便是一切，你必须为我安排一下，马上行动，因为明天我一定得回去。”
凯切尔看着我的眼睛，高高扬起了眉毛。
“真是胡闹，鬼知道这算什么，毫无必要，什么也没准备便到了这儿。你写过信，约过时间吗？”
“没有。”
“好家伙，老弟，叫我把你怎么办？简直糟透了，这是心血来潮！”
“问题在于现在不能浪费一分钟时间，必须马上想个办法才成。”
“你是傻瓜，”凯切尔斩钉截铁地说，眉毛扬得更高了，“我但愿你什么也干不成，我宁可这样，好给你一个教训。”
“如果我给逮住，这教训就会终生难忘了。听着，天一黑，我们就上公爵夫人家，你把仆人叫一个到街上来，至于叫谁，回头我会告诉你——嗯，这以后我们再相机行事。行不行？”
“好吧，没法子，就这么办吧，但我还是宁愿你不成功！为什么你昨天不写信给我？”凯切尔神气活现地戴上宽边呢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披上了红衬里的黑斗篷。
“嗨，你这家伙，唠唠叨叨的！”我一边出门一边说。凯切尔还是笑个不住，反复嘀咕道：“难道这不滑稽？信也不写便跑来了，真是糟糕。”
我不能睡在凯切尔家，他住得太远，而且这一天他母亲有客人。我与他一起去找一个骠骑兵军官。凯切尔知道他为人正直，平时不问政治，因此没有警察监视。军官蓄着唇髭，我们进屋时，他正在吃饭；凯切尔讲了原委，军官给我斟了一杯红葡萄酒作答，感谢我们的信任，然后带我上他的卧室，卧室里挂满了马鞍和鞍韂，使人觉得他仿佛是睡在马背上的。
“这个房间给您用，”他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扰您。”
然后他把勤务兵叫来，那也是个骠骑兵。他吩咐他，不论是谁，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一律不准放进房间。我又有了士兵守卫，不同的是在克鲁季茨，宪兵把我与整个世界隔开，在这里是骠骑兵把整个世界与我隔开。
等天完全黑以后，我和凯切尔出发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我重又见到了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街道、地点、房屋，那阔别了四年的一切……铁匠铺桥，特维尔林荫大道……这是奥加辽夫的住宅，屋上竖起了一个大纹章，它已换了主人；我们少年时一起住过的底层，现在开了一家成衣铺……这是波瓦尔大街——我的呼吸急促了，在顶楼上，拐角的窗子里，点着一支蜡烛，这是她的房间，她在给我写信，她在想我，烛光明晃晃的，那么欢乐，它是为我点的。
我们正在考虑，怎样叫人传话，公爵夫人的一个年轻仆人正好迎面跑来。
“阿尔卡季。”我走到他身边叫他。他认不出我，我又道：“怎么，你连自己人也不认识了？”
“啊，这是您？”他失声叫道。
我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说道：
“我这儿有封信，不知你肯不肯帮忙，立刻递一下，越快越好，通过萨莎或科斯坚卡2，明白吗？我们在转弯的小巷子里等回音。你不能对任何人漏出半句话，说你在莫斯科见过我。”
“您放心，我马上一切照办。”阿尔卡季回答，快步跑进了屋子。
我们在小巷里来回走了大约半小时，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婆子匆匆忙忙、东张西望地来了，这就是那个在1812年为我向法国兵讨面包的勇敢使女，我们从小叫她科斯坚卡。老婆子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
“那么你终于飞来啦，”她说，“唉，你这大胆的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安生啊，这么胡闹，把小姐吓了一跳，差点没有晕倒。”
“回信呢，有没有带来？”
“有，有，瞧，好急的性子！”她给了我一张字条。
字条上是用颤抖的手写的几个铅笔字：“我的天，难道这是真的——你在这里？明早五点多我等你，真不能相信！难道这不是梦吗？”
骠骑兵重又把我交给了勤务兵保护。到了五点半，我已靠在路灯柱子上等凯切尔，他已从边门溜进公爵夫人家。我不想谈我靠在柱子上等待时心情的变化，这纯粹是内心的活动，是无法描摹的。
凯切尔向我挥手。我走向边门，一个已经长大的小厮陪我进屋，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我到了前室，从前我曾打着哈欠走进这里，现在却准备跪下去吻每一块地板了。阿尔卡季把我领进客厅后走了。我疲惫不堪，倒在沙发上，心突突乱跳，头脑发痛，而且很害怕。我拖长了叙述，好让这些回忆多逗留一会儿，虽然我看到，文字并不足以表达它们。
她进来了，穿着一身素白衣服，显得光彩夺目，十分美丽。三年的离别，斗争的经历，使她的容貌和表情变得成熟了。
“这是你。”她说，声音平静而亲切。
我们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
幸福的表情在她眼睛中变成了痛苦。也许，欢乐的感觉发展到顶点，就会出现痛苦的反应，因为她也对我说：“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呀？”
我握住她的手，她用另一只手支着下颌，我们彼此没有谈什么……简短的句子，两三件往事，信中的话，关于阿尔卡季、骠骑兵和科斯坚卡的几句废话。
接着保姆走进屋子，说我该走了，我没有反对，站了起来，她也没留我……心中充满了要说的话。但是多讲一句，少讲一句，讲短一点，讲长一点，对眼前这丰富的内心而言，反正都一样……
到了城外之后，凯切尔问我：
“怎么样，你们决定什么没有？”
“没有。”
“你不是与她谈过了吗？”
“没有谈这件事。”
“她同意吗？”
“我没有问——当然，她是同意的。”
“见鬼，你的行动像小孩或疯子。”凯切尔说，扬起了眉毛，气得直耸肩膀。
“我会给她写信，然后写信给你，现在，再见吧！喂，快跑！”
外面是融雪天气，松软的雪有些地方发黑了，两边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三三两两的村落在远处忽隐忽现，炊烟一缕缕升起，然后月亮冉冉上升，月光异样地照射着一切。只有车夫在我身边，但我还是仿佛与她在一起，仿佛她还在眼前；道路，月亮，林中的空地，似乎与公爵夫人的客厅混成一片。多么奇怪，我记得保姆和阿尔卡季，甚至送我到门口的使女的每一句话，偏偏不记得我对她说了什么，她又对我说了什么。
两个月在不断的忙碌中过去了，我得准备钱，弄到出生证；我发现它在公爵夫人手里。一个朋友3靠行贿、说情、请警官和文书喝酒，总之，用不正当手段，从宗教事务所替我另外弄了一份。
一切就绪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和马特维动身了。
5月8日黎明，我们到了莫斯科前面最后一个驿站。车夫去要马了。气候沉闷，雨淅淅沥沥下着，似乎还会出现雷电，我没有下车，催车夫快些。车篷外一个人在说话，声音有些奇怪，尖尖的，慢条斯理，像哭一样。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站在外面，她脸色苍白，瘦瘦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是乞儿。我给了她一个小银币，她乐得哈哈直笑，然而非但不走，反而爬到驾车座上，对我唠唠叨叨讲些不连贯的话，眼睛盯着我的脸。她目光浑浊，怪可怜的，头发一绺绺披在面上。她那副生病的样子，那些不可理解的语言，在曚昽的曙光中引起了我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心理。
“这家伙就爱这么装疯卖傻，是个小癫婆。”车夫说。“你往哪里爬？我抽你一鞭子，你才知道厉害呢！我真的要抽呢，你这捣蛋鬼！”
“你骂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瞧，老爷还给了我一个银币呢，我碍你什么啦？”
“给了你钱，你就滚你的，回树林待着。”
“带我走吧，”小女孩望着我央求，“真的，带我走吧……”
“到莫斯科开展览会，让人参观？瞧，这个疯女人，这个海怪，呸！”车夫说，“喂，下车，听见没有？车子要走啦。”
女孩子不肯下车，还是可怜巴巴地瞧着我。我请车夫别欺侮她，他把她轻轻一抱，放在地上。她放声大哭，我也伤心得几乎哭了。
为什么正是在这一天，正是在我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么一个人？我想起了科兹洛夫的《疯女》，他也是在莫斯科附近遇到她的。
车子离站了。空气中充满了电，又闷又热，十分难受。铁青的乌云低垂着，临近地面成了一团团灰色的雾，在原野上慢慢移动。猝然间，电光忽闪忽闪地划破长空，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我们离罗戈日门十来俄里，然而还得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处女广场。凯切尔在阿斯特拉科夫的家中等我，车子抵达那里时我们已淋得像落汤鸡了。
凯切尔还没有到。他正守在一位弥留的夫人的床边，她名叫叶·加·列瓦绍娃4，属于俄罗斯生活中令人惊异的现象之一，这种人减轻了生活的压力，然而一生的功绩除了少数几个朋友，无人知晓。她流过多少眼泪，给破碎的心灵带来过多少安慰，鼓舞过多少年轻人，可是自己却经历了不少苦难。“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人们。”恰达耶夫5对我这么说，他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曾把自己论俄国的著名书信呈献给她。
凯切尔不能离开她，写信通知我，他九点左右到。这消息使我大为不安。被强烈的私欲吞没的人是最自私的。凯切尔没有如约前来，我便认为这是他的失信……钟鸣九下，传来了晚祷的钟声，又过了一刻钟，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沮丧又失望……九点半了，他还是没到；病人一定更危险了，我怎么办呢？我不能留在莫斯科，在公爵夫人家中，使女和保姆一句话不当心，就会败露机关。坐车回去是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往回走。
到了九点三刻，凯切尔戴着草帽来了，他脸色憔悴，一夜未睡。我奔上前去抱住他，拼命责备他。凯切尔皱紧眉头，看着我问：
“难道从阿斯特拉科夫家走到波瓦尔大街半个钟头还不够吗？本来我可以在这儿跟你谈上整整一个钟头，不过，无论谈话怎么愉快，我不能为了它毫无必要地提早离开一个临终的人。”接着他又道：“列瓦绍娃向你问好，她用她将死的手给我祝福，祝我们成功，还给了我一条暖和的围巾，以防万一。”
弥留者的问候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暖和的围巾在夜间大有用处，可我不能向她道谢，也不能与她握手告别……她即将谢世了。
凯切尔和阿斯特拉科夫走了。凯切尔负责带纳塔利娅出城，然后由阿斯特拉科夫回来通知我，一切是否顺利，我应该怎么办。他的温柔美貌的妻子陪我在家中等他，她自己刚出嫁不久；这个具有热烈的、火一般的性格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关怀着我们的事，她装出乐观的样子，竭力让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其实她心里很不平静，脸色变化不定。我与她坐在窗前，无话可谈；我们像两个孩子因为做了错事给关在空房间里听候处理。这样过了大约两个钟头。
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无所事事的等待更令人焦急，更无法忍受的了。朋友们包办了一切，不让我这个主要的病人有丝毫负担，这是个大错误。应该想些事给我做，如果没有，就找些体力劳动，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才可忘记心事。
最后阿斯特拉科夫回来了，我们向他奔去。
“一切都很顺利，我是亲眼看他们的马车驶出的！”他从院子中向我大声喊道。“你马上从罗戈日门出城，在那儿桥边，离佩罗夫饭店不远，你可以看到一辆马车。祝你平安。只是半路要换一下车，使后面的车夫不知道你来自哪里。”
我像脱弦的箭飞快走了……到了离佩罗夫饭店不远的桥边，却找不到一个人，桥那边也没人。到了伊斯梅洛夫动物园，还是不见人影。我打发了车夫，步行走去，来回走了几次，才发现另一条路上停着一辆马车，一个年轻英俊的车夫站在车旁。
“有没有一位先生经过这里？”我问他，“身材高高的，戴顶草帽，不是一个人，跟一位小姐在一起。”
“我什么人也没看见。”车夫爱理不理地回答。
“你送谁到这儿的？”
“送几位先生。”
“他们叫什么名字？”
“您问这干吗？”
“嗨，老弟，你这人真有意思，如果没事，我就不会问你啦。”
车夫用探索的目光打量着我，忽然笑了，大概我的样子得到了他的好感。
“既然有事，您自己应该知道名字，您要找的是谁？”
“你真是像燧石一样硬，好吧，我要找一位老爷，他名叫凯切尔。”
车夫又笑了，用手指着墓园，说道：
“瞧那远处，黑黑的，这就是他；有位小姐在他旁边，她没戴帽子，凯切尔先生把自己的给她戴了，好像是草帽。”
这一次我们又是在墓园相见！
……她轻轻喊了一声，扑到了我的颈上。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说。
“永远在一起！”我跟着说。
凯切尔很感动，眼泪在眼中闪闪发光，他握住我们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朋友们，祝你们幸福！”
我们拥抱了他。这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结婚仪式！
我们在佩罗夫饭店的一个单间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马特维的马车还没有到！凯切尔皱紧了眉头。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出什么事。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很好，像在家中一样，仿佛再也不会分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下面传来音乐声，还有吉卜赛人的合唱；雷雨之后的天气是美好的。
我不像凯切尔，并不担心公爵夫人派警察追赶我们，我知道，她出于高傲，不会让警察干涉我们的家事。况且，没有参政官的同意，她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参政官不得到我父亲的允许，也绝不会干什么；我的父亲却绝对不愿让警察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找到我，我会因违反皇上旨意而被送往博布鲁伊斯克或西伯利亚。危险只可能来自秘密警察方面，但一切进行得这么快，他们很难得到消息，即使听到些风声，又怎么会想到，私自从流放地回来的人会带着新娘，平静地坐在佩罗夫饭店中，那儿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呢。
最后，马特维坐着马车到了。
“再干一杯，”凯切尔命令道，“然后出发！”
于是只剩了我们两人，单独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飞驰了。
在布恩科沃村换马时，我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娘上前问，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慈祥地端详着我们说道：
“你的太太多么年轻，又这么标致，愿上帝保佑你们小两口儿。”
我们脸红到了脖子上，不敢彼此看一眼；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们要了茶。次日五点多钟，我们到了弗拉基米尔。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新娘安置在一个有眷属的老官员家里，便赶紧去打听，一切是否已准备就绪。但是在弗拉基米尔，谁在替我准备呢？
到处都不缺乏善良的人。在弗拉基米尔，当时驻扎着一个西伯利亚枪骑兵团，我与这些军官并不太熟，但有一个人，我常在公共图书馆遇见，与他点头招呼；他彬彬有礼，人也温和。过了一个月，他向我承认，他知道我，也知道我1834年的经历，他说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时，想物色一个人替我办事，我想起了军官，便找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为我的信任所感动，握住我的手，答应一切照办。
军官在等我，他全副武装；白领章，不带套子的高筒军帽，斜挂在肩上的子弹带，形形色色的穗带，什么也不缺少。他告诉我，主教已准许神父给我举行婚礼，但首先得查看出生证明。我把证明给了军官，又去找另一个年轻人，那人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现在按照必须在外省服务两年的新规定，在省长办公厅供职。整日无聊得叫苦连天。
“您想当傧相吗？”
“给谁当傧相？”
“给我。”
“什么，给您？”
“对，对，给我！”
“好极了！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他以为我是开玩笑，但是当我匆匆忙忙把事情告诉他之后，他乐得跳了起来——在秘密婚礼上当傧相，凑热闹，可能还会受审问，这一切在毫无娱乐的小城市中太有趣了。他马上答应替我弄一辆马车，四匹马，还翻箱倒柜，看看有没有干净的白坎肩。
离开他家后，我又遇到了我的枪骑兵，他抱住神父，坐在车上。你们想象一下：穿得花里胡哨、全副戎装的军官，带着又高又胖的神父，挤在又小又窄的马车上，神父的大胡须迎风飘拂，那件绸僧袍钩住了军服上各种无用的装饰品。单单这幅情景，不要说在弗拉基米尔通往金门的街道上，就是在巴黎的林荫道或者摄政王大街上，也足以吸引不少人观看呢。但枪骑兵没工夫想这些，我也以后才想到。原来这天是尼古拉日6，神父正在挨家挨户做祈祷，我的枪骑兵半路截住，把他抓上了马车。我们便一同去找主教。
为什么还要打扰主教呢？我在这里把原因交代清楚。神父本来已经答应替我举行婚礼，到我临走前一天，忽然变卦，说未经主教批准，不能照办，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有些害怕。不论我和枪骑兵怎样好言相劝，他坚持不肯。枪骑兵提议请他们团里的神父试一下。这神父没有胡髭，短头发，穿着下摆长长的常礼服，裤腿塞在靴筒里，寒碜地吸着士兵的烟斗。虽然我们的提议在细节方面他表示同情，但他拒绝替我主持婚礼，操着波兰白俄罗斯口音说，上面三令五申，不准他们替非军人举行婚礼。
“可是我们不经批准，更严禁给人当证婚人和傧相呢，”军官对他说，“我还不照样当了。”
“那不同，在上帝面前是另一回事。”
“勇敢的人会得天助。”我对枪骑兵军官说。“我马上去找主教。再说，您为什么不申请批准？”
“不必。团长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告诉别人。况且他也很可能不准批。”
弗拉基米尔主教帕尔费尼是个聪明、严峻、粗犷的老人，雄才大略，与众不同；他本可以当省长或将军，据我看，他当将军比当教士更合适。但是机会不巧，他没有在高加索指挥军队，却管了一个教区。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的幽灵，倒大多是行政长官的气质。然而与其说他凶恶，不如说他严厉。正如一切能干的人一样，他对问题理解迅速，敏锐，如果谁对他废话连篇，或者不领会他的意思，他就会大发雷霆。跟这种人打交道，比跟温和的、但软弱无能的人打交道，一般说容易得多。我到达弗拉基米尔之后，按照外省的习惯，一天日祷后，曾专诚拜访过主教。他殷勤接待，祝福了我，还用鲑鱼款待我；最后请我有空常上他那儿坐坐，谈谈。他说他眼睛坏了，晚上不能看书。我去过两三回，他了解文学，知道一切新出的俄国书，也看杂志，因此我与他谈得很投机。尽管这样，我去叩主教府的大门时，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
这一天天气炎热。主教大人帕尔费尼在花园中接待我。他坐在一棵绿叶成荫的大椴树下，摘下了僧帽，披着一头白发。体格端庄的大司祭光着秃头，站在烈日下，给他大声念文件；大司祭的脸晒成了紫酱色，大颗的汗珠不断从额上渗出，给太阳照得耀眼的白纸使他睁不开眼睛，可是他不敢移动一步，主教也不叫他走开。
“请坐，”他对我说，一边画十字，“我们马上完了，这是我们宗教事务所的公事。念下去。”他又转身对大司祭说，那人用蓝手帕擦擦汗，别转脸清一下嗓子，重又往下念了。
他念完后，帕尔费尼问我：“您有什么贵干？”一边把笔递给大司祭，后者利用这可靠的机会吻了主教的手。
我把神父拒绝主持婚礼的事告诉他。
“您有证件吗？”
我给他看省里的许可证。
“就这一份？”
“就这一份。”
帕尔费尼笑了。
“新娘方面呢？”
“有出生证书，结婚那天会带来。”
“什么时候结婚？”
“再过两天。”
“那么，您找好住宅了？”
“还没有。”
“嗯，您瞧，”帕尔费尼说，一边把一根指头伸进嘴唇，钩住嘴巴，把它拉向面颊，这是他的怪习惯之一，“您是聪明人，读书很多，不过，糠秕骗不了老麻雀。您这事有点不大对头呢；既然您来找我，最好干干脆脆，把事情老实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明确对您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总而言之，我的忠告对您还是不会有坏处的。”
我认为我的行为光明磊落，因此全部告诉了他，当然略去了不必要的细节。老头儿仔细听着，不时看看我的眼睛。原来，他与公爵夫人是多年的朋友，有些部分他可以相信我讲的是实情。
“我明白，我明白，”他听完后说，“那么让我出面，写封信给公爵夫人吧。”
“您应该相信，一切和平办法都无济于事，任性，冷酷——这些已经根深蒂固。主教，我遵照您的要求，把一切报告了您，现在我得补充一句，如果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本来我不想声张，认为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只得秘密地、偷偷地花钱来办了。有一点我得向您声明，无论监狱或新的流放，都不能阻挡我。”
“哎哟，”帕尔费尼说，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好厉害，您还没给彼尔姆吓怕，还没吃够苦头呢。难道我说过不准您结婚吗？您尽管结婚，在法律上这没什么好挑剔的；当然，最好有家人或亲属到场。您那个神父，您请他来见我，我会开导他。不过有一点您得记住：新娘那边没有证件，您休想办这件事。什么‘无论监狱还是流放’，这都是废话，唉，谁想得到，现在这些人都变得这样！好吧，主与您同在，祝您成功，至于公爵夫人，她非跟我大吵不可。”
这样，除了枪骑兵军官，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教区的主教大人帕尔费尼，也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活动。
这以前，我向省长要求批准的时候，根本没提我的结婚是秘密的，这是避免人们议论的最可靠办法，至于我的新娘到弗拉基米尔成亲，这再也自然不过，因为我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再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婚礼尽量不引人注目，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是到了5月9日，我带神父面见主教时，一个见习修士对我们说，他一早就到城外的住宅去了，天黑前不会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十点便不能举行婚礼，明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神父不敢做主。我们只得找修士司祭，主教的忏悔师。司祭在茶里掺了罗姆酒，正喝得兴致勃勃，心情很好。我把事情同他讲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加罗姆酒。然后他掏出大银边眼镜，查看证件，又翻到背面，看有没有写什么，折好后交还神父，说道：“手续完全齐备。”神父仍犹豫不决。我对修士司祭说，如果我今天不能结婚，我会觉得非常失望。
“为什么要延期，”修士司祭说道，“我会报告主教阁下；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吧，伊万神父，给他们办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无话可说，动手写无血统关系证明了；我驱车去接纳塔利娅。
……当我俩坐的马车驶出金门时，本来给云朵遮没的太阳，向我们射出了最后一阵鲜红耀眼的光芒，气氛变得庄重而欢乐，我们不约而同出声喊道：“这是我们的傧相！”我记得她说这话时含笑握住我的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三俄里，里边空空荡荡，没有唱诗班，也没点大吊灯。四五个普通的枪骑兵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便走了。老读经员用微弱的嗓音轻轻念诵经文，马特维含着兴奋的眼泪看我们，年轻的傧相们站在我们背后，捧着重甸甸的婚礼冠，这是弗拉基米尔驿站车夫结婚时戴的。读经员用颤抖的手把结合的银勺递给我们……教堂内逐渐暗了，那里只点着几支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单纯才显得优美，不同寻常——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这时主教正好坐车经过，看到教堂的门开着，便派人查问，里边在干什么。神父一听，脸色有些发白，亲自出去回话，但过了不一会儿却满面笑容回来了，对我们说道：
“主教大人祝福新郎新娘，吩咐鄙人传话，他将为二位向主祈求保佑。”
我们回家时，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们坐在阳台上等待，窗都打开了，我放下车窗玻璃，可惜暮色苍茫，不能让大家充分看清我的“美人”。
到家后，我们与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傧相们坐了二十分钟便走了，于是我们又像在佩罗夫饭店一样，只剩了两人，一切显得这么自然，这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后来整整几个月一直对此惊异不止。
家里一共三间屋子。我们坐在客厅中一张小桌旁边，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谈到半夜……
在婚宴上出现一大群人，我总觉得有些粗俗，不文雅，甚至不知羞耻。把爱情的帷幕过早揭开，让家庭的秘密袒露在冷漠的局外人面前，这是为了什么？一个可怜的姑娘以新娘的名义被当众展览，这时那一切陈词滥调的祝贺，鄙陋庸俗的举动，笨拙的暗示，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没有一种纤细的感情获得宽容；豪华的合欢床，精美的夜礼服，不仅供宾客们啧啧赞赏，也成了一切庸夫俗子看热闹的目标。何况新婚生活的开始，本来是每一分钟都宝贵的，最好跑到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却偏偏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酒筵、虚掷精力的舞会和吵闹的人群中，这无异是对婚姻的嘲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大厅中发现了两株玫瑰花和一大束鲜花。这是省长夫人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送来的，她对我们的结合寄予了热烈的关怀。我拥抱和亲吻了省长家的仆人，然后又两人一起去向她道谢。由于新娘的嫁妆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路上穿的，一套是婚礼上用的，因此她只得穿结婚礼服出门。
拜访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以后，我们又到了主教府，老头儿亲自带我们走进花园，摘了一束花，告诉纳塔利娅，我怎样用自己的毁灭来威胁他，最后教导她怎样当家。
“您会不会腌黄瓜？”他问纳塔利娅。
“会。”她笑笑回答。
“哦，我不大相信。不过这是一定得会的。”
晚上我写信给父亲，劝他不必为既成事实生气，“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结合的”，我要求他宽恕我，祝福我。父亲通常一星期给我写几个字，这次既没提早复信，也没推迟，甚至信的开头也与以前完全一样：“汝5月10日来信，已于前日五时半收到，得知上帝已使汝与娜塔莎结合，阅后余不无忧虑。上帝之意旨，余无意违抗，上帝赐予之磨难，余唯有无条件忍受而已。然因钱乃余本人所有，汝既认为无需考虑乃父之意愿，余亦只得宣布，除汝之生活费，即一年一千卢布，仍照旧支付外，其余不得增加分文。”
教会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如此泾渭分明，使我们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可是我多么需要钱啊！我所有的钱已快告罄。我们什么都缺少，可以说一无所有，既无衣服床单，也无日常用具。我们像坐牢一样困守在小房间里，无法外出。马特维为了节约，只得想方设法当起了厨子，但是除了牛排和肉丸子，什么也不会煮，结果只能大多依靠现成食品：火腿，腌鱼，牛奶，鸡蛋，干酪，以及硬得不能下咽、早已失去新鲜香味的薄荷蜜糖饼干。我们的午膳成了笑料的无穷源泉，有时牛奶给当作汤，成了第一道菜，有时又给当作了最后一道的甜点。我们面对这斯巴达式膳食，不禁含笑想起公爵夫人府上和我父亲家中那朝圣似的长长行列：六七个侍役端了碗盏菜盘，从这边走到那边，仿佛这是一场庄严的祭典，实际上不过是一顿平常的午餐。
我们这么艰苦度日，挨过了一年。化学家寄来了一万现钞，其中六千多付了欠账，其余的解决了大问题。最后，父亲也厌烦了，不想再用饥饿战术攻占我们这个堡垒，虽未增加生活费，却馈赠了一笔现金，尽管自从得知他那著名的“区分法则”以后，我从无一句话提到过钱！
我开始另找寓所。在雷别杰河对面有一幢荒凉的大花园住宅出租，它属于一个什么公爵的寡妇，公爵是输光了家产死的。它的租金特别便宜，因为它远离闹市，交通不便，主要是公爵太太讲定要分一小部分本来不能分的房子，给她那个十三岁的宝贝儿子和他的仆人居住。这么交错使用房屋，谁也不会同意，我却马上答应了，我看中它房间宽敞，窗户高大，又有绿叶成荫的大花园。但这种宽敞和高大，和我们的毫无动产，缺乏最必要的用具，正好构成了可笑的对照。公爵太太的女管家，一个好心的老婆子，对马特维十分赏识，自愿承担责任，把桌布、碗盏、床单、餐叉刀子等等，借给我们使用。
我们在金门附近三个房间的小寓所中，在公爵太太的大公馆中，都过得像神仙一般怡然自得！……这里有一间大厅，家具极少，有时我们发小孩脾气，便在大厅上奔跑，从椅子上跳跃，把墙上的枝形烛台统统点亮，让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在那儿朗诵诗歌。马特维和年轻的希腊籍使女跟我们一起玩儿，闹得不亦乐乎。我们家中是“无法无天”的。
尽管有这许多孩子气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还是充满深刻的严肃性的。我们与世隔绝，住在安静和平的小城市中，彼此相依为命。有时传来某一个朋友的一点消息，几句热情洋溢的话，然后又归于沉寂，仍是孤单地过活。但是在孤独中，我们的心没有躲进个人幸福的小天地，相反，我们的兴趣比任何时候更广泛。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我们思考和读书，献身于一切，然后又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我们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憧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志趣是如此相同，即使在感情和思想、趣味和嫌恶的一切细微而遥远的曲折处和分歧处，仍有亲密的谐和音存在。不同的只是：在我们的结合中，纳塔利娅带来的是安静、亲切、优美的因素，一个少女充满柔情的诗意，而我带来的是精力充沛的活动，我的“恒动精神”，无止境的爱，还有种种严肃的思考、笑料和危险思想的混合物，以及一堆无从实现的计划。
“……我的希望停止了。我满足了——我生活在现在，对明天已无所期待，我无忧无虑，相信明天我也不致丧失什么。个人生活不可能再给我什么，这已是极限；任何变化，不论它来自哪个方面，只能损害它。
“春天奥加辽夫来了，他是从流放地回来小住几天。那时他正处于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不久他也将经历沉痛的考验。有时他仿佛意识到，灾难已在身旁，但还能不当一回事，把命运伸出的手看作幻觉。我那时也认为，这些乌云就会消散；无忧无虑本是一切没有丧失力量的年轻人的特色，这表现了对生活和对自身的信心。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使我们沉醉不醒……可是黑暗势力和邪恶的人们却一声不作地把我们引向深渊的边沿。
“幸而人们或者未曾想到，或者视而不见，善于忘记。完满的幸福是无所牵挂的；它安详得像夏季风平浪静的海洋。激动只产生病态的、狂热的喜悦，它像赌博一样使人兴奋，但这绝非和谐的、无限宁静的感觉。因此不论是不是梦，我高度评价这种对生活的信心，尽管这只是由于生活还没有驳斥它，唤醒它……中国人靠吸食鸦片在陶醉中死去……”
1853年我这么结束这一章7，现在我也这么结束它。
1 这年3月3日是赫尔岑流放后与纳塔利娅初次会面的日子，5月9日是他们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的日子。
2 即第二十章提到过的老保姆，也就是照料过赫尔岑的那个使女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
3 指阿斯特拉科夫，一个数学教师。
4 列瓦绍娃（死于1839年），当时莫斯科的一位贵妇人，与许多文人交往密切，她的家成为著名的沙龙。
5 见第三章作者注。但《哲学书简》并不是献给列瓦绍娃的。
6 指5月9日。尼古拉日一般在冬天的12月6日，见第七章，但在俄国，夏季的5月9日也是尼古拉日。
7 指1853年的初稿，前面引号中的最后几节曾作为“第三卷的片断”发表于1855年的《北极星》第一集上，后来于1857年全文发表第三卷时又把它们编入了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