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峰
欧洲中央委员会1——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科苏特
上一期《北极星》2付印时，我考虑了好久，在我伦敦时期的回忆录中，什么应该发表，什么最好等到另一时期。大部分被我推迟了，现在我又从其中选出一些片段予以印行。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1859和1860年3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个人和党派的面貌更清楚了，有的坚强不屈，有的销声匿迹。这两年中，我们不仅停止了一切评论，而且屏声静气，怀着紧张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他们有时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有时又鲜明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转瞬之间变得那么高大，然后又迅速地隐没在烟雾中。到了现在，烟雾消散了，心情轻松了，我们所珍爱的那些人也安然无恙！
但是在这硝烟之外，在阴影中，在没有战争的呐喊声，没有胜利的欢呼声，也没有桂冠的地方，有一个人像巨人一般屹立着。
他遭到了所有各种政治力量——受骗的群众，粗野的神父，胆怯的资产者和皮埃蒙特的一切败类的诅咒，反动阵营的一切报刊，从罗马教皇和法国皇帝的《总汇通报》到加富尔4的自由派阉党和伦敦钱币兑换商的大太监《泰晤士报》（它每次提到马志尼的名字，总要加上一些恶毒的咒骂），都在对他造谣中伤。然而他不仅……“在普遍的误解中巍然不动”5……而且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祝福一切朋友和敌人，只要他们是在实行他的思想和他的计划，6尽管人们像对待亚巴顿7一样对待他：
那些被你在暗中拯救的人们
对着你神圣的白发肆意诅咒……
……但站在他旁边的不是库图佐夫8，而是加里波第。意大利以自己的英雄，自己的解放者为代表，没有与马志尼分开。加里波第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半顶桂冠献给他呢？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一直在手挽着手前进？为什么被废除的罗马三执政之一9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他自己要求不要再提起他，为什么像孩子一般纯洁的人民领袖要保持沉默，讳言分裂呢？10
两人都有比他们本人，比他们的名字，比他们的荣誉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意大利！
今天这卑劣的世界并不了解他们。它没有足够的容量，不能容纳这些伟大的人物；它的账册也计算不清这笔收支账目！
加里波第变得更像“高尔奈利·内波斯书中的人物”11；他在自己的小田庄上显得那么庄严伟大，那么朴实浑厚，那么纯洁高贵，像荷马笔下的人物，又像古希腊的雕像。在他这里没有美好的词句，华丽的服饰，狡诈的手段——在史诗中不需要这一切，而当史诗结束，日常生活开始时，国王便遣走了他，12像打发一个已把他送达目的地的车夫一样，连酒钱也不用给，这使国王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忘恩负义甚至超过了奥地利。13不过加里波第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带了口袋中的五十个斯库多14，离开了他所征服的国家和宫殿，听凭大臣们审查他的账目，指责他糟蹋了一张熊皮。让他们去高兴吧，伟大的事业一半完成了——只要意大利获得统一，赶走白狗子15就成了。
加里波第也有难过的时刻。他崇拜人民，还像崇拜大仲马一样崇拜维克多·厄马努埃尔16；国王不能礼贤下士使他痛心。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讨好他，把自己打的野鸡，自己花园里种的花，派人送给他，写给他的便条总是十分亲切，署名是：“永远是你的朋友的维克多”。
对于马志尼，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事业，而且只有一个事业，他自己也只是为它而存在，为它而“生活和行动”。不论国王送给他多少野鸡和鲜花，他不会碰一下。但他会马上不仅与这个他认为善良、但无聊的人，而且与他的小塔列朗17合作，而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小塔列朗善良，也不认为他正直。马志尼是禁欲主义者，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卡尔文和普罗奇达18。他片面，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思想，永远警戒着，准备着；他怀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分散的、目的不明确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组织；在十多次的失败之后，他仍在召唤加里波第和他的军队，仍要唤起半自由的意大利对祖国统一的永不停息的、誓死不渝的希望——马志尼是永远不睡的；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钓鱼还是打猎，躺在床上还是起床之后，加里波第和他的同伴们始终能看到马志尼那只瘦瘦的、忧伤的手指着罗马，要他们到那儿去！
我在已发表的一些片段中，抽掉了关于马志尼的几页，那是很不好的；删了它们，他的形象就不完整、不鲜明了，我不敢触及的正是1854年他与加里波第的争论和我与他的分歧。我这么做是出于礼貌，但这种礼貌对马志尼是毫不足道的。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什么，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
从那不勒斯回来后19，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我赶去看他。我见到他时心里有些紧张，我以为他会很伤心，会为自己的爱感到委屈，他的情况带有很大的悲剧性；我确实发现他的面貌显得老了，然而精神却年轻了，他像往常一样，伸开双臂拥抱着我，一边说道：“那么，这终于实现了！……”他的目光显得兴奋，他的声音有些哆嗦。
整个晚上他跟我谈着进军西西里前夕的情形，20他与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关系，然后又谈到了那不勒斯。他怀着兴奋和爱谈到了加里波第的胜利和他的丰功伟绩，对他充满着友谊，但同时也为他的轻信骂他，说他不善于识别人。
我听着，想从他的话中找到一个音符，一个声音，说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没有找到；他伤心，但这是母亲被她所爱的儿子暂时抛弃之后的伤心，她知道儿子会回来，不仅如此，还知道儿子很幸福，这已足以抵消她的一切悲痛！
马志尼满怀着希望，对加里波第比任何时候更亲切。他笑着告诉我，那不勒斯的群众受到加富尔的奸细的挑拨，包围了他的家，大喊：“处死马志尼！”除了其他，他们相信他是“波旁王朝的共和党人”。他说：“这时在我家里除了几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青年，他感到奇怪，怎么我们还继续谈天。我安慰他道：‘别害怕，他们不会杀死我，他们只是叫叫罢了！’”
是的，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的！
1861年1月31日
我一到伦敦，立刻去找马志尼，这不仅因为他对我的家庭所遭遇的不幸，给予了最温暖、最热烈的同情，也因为他的朋友们交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与他面谈。梅迪契，皮扎卡尼，梅佐卡帕，科森兹，贝尔塔尼等人，对伦敦发出的指示不满意。21他们声称马志尼不了解新的情况，抱怨革命的大臣们为了巴结他，附和了他的错误思想，即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他一声令下便可开始行动。他们希望在领导机构内部实行改组，大大加强党的军事方面，由这方面的行家，而不是由律师和新闻记者来主持这工作。为此他们要求马志尼起用乌鲁阿22那样的天才军事家，他曾在老佩佩23身边作战，现在遭到冷落，心中很不满意。
他们委托我向马志尼转达这一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信任我，一部分也由于我与意大利的任何派别无关，可以不受约束。
马志尼把我当老朋友一样接待。最后谈话转到了他的朋友委托我办的事。他起先听得很仔细，虽然并不掩饰他对反对他的人非常不满；但是当我从一般的谈论转入细节和人员问题时，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我说，“我离开热那亚还不到一个半月，在意大利我住了两年，没有外出，我可以证实，我代表您的朋友讲的话许多是真实的。”
“您这么说，正因为您是住在热那亚。热那亚算得什么？您在那儿能听到什么？只是一部分流亡分子的意见。我知道他们这么想，我也知道他们错了。热那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这只是一个点，可我了解整个意大利；我知道从阿布鲁齐到福拉尔贝格每个地方的要求。我们那些热那亚的朋友脱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他们不可能判断它的要求，它的社会情绪。”
我又作了两三次尝试，但他已有所戒备，开始生气了，回答得很不耐烦……我怀着忧郁的心情，不再开口；以前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么不耐烦。
“我非常感谢您，”他想了一下说道，“我应该知道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我准备斟酌他们的每一个意见，考虑他们的每一个要求，但是否同意，这是另一回事；我不仅在良心和上帝面前，而且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我的使命没有完成。
马志尼那时已在考虑1853年2月3日的计划24；事情对他说来已经决定，但他的朋友们并不赞成。
“您认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吗？”
“不认识。”
“您希望认识他们吗？”
“很希望。”
“您应该见见他们，我给您写几个字介绍一下。您可以把您离开意大利前看到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听。”他拿起笔写了便条，继续道： “赖德律-洛兰是世界上最温和的人，但也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坚决相信，没有法国的革命，欧洲就不能前进一步，法国人是打头阵的！……可是现在法国的先锋作用在哪儿？其实，以前推动法国的思想也来自意大利或英国。您会看到，革命的新时代将从意大利开始！您认为怎么样？”
“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这样。”
“怎么，”他笑道，“那得从斯拉夫民族开始？”
“我没有这么讲。赖德律-洛兰的信心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法国还处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意志消沉的状态，欧洲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也依然相信法国的权威地位？”
“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庞大军队，以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的天然支持，都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25
“法国睡着了，我们会唤醒它。”
我只得说：“但愿上帝保佑，您的话能如愿以偿！”
我们两人谁正确，那时加里波第已经指出了。我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过我和他在西印度码头，在他的美洲轮船“共和号”上的会见。
当时我们在他那儿用早餐，在座的有奥尔西尼、豪格和我。加里波第谈到了他和马志尼的伟大友谊，同时坦率地说明了他对1853年2月3日事件的意见（这是在1854年春季），随即又表示，各派力量必须联合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成。
那天晚上我们汇集在一家人家，加里波第并不愉快，马志尼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意大利报》，指给他看一篇文章。加里波第看过后，说道：
“对，文章很大胆，但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不妨老实说，为了这样的文章，记者或作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目前我们只有一支军队——撒丁王国的军队，有人却在这种时候不遗余力地挑动我们和皮埃蒙特之间的不和！这种轻率和不必要的鲁莽态度简直与犯罪没有两样。”
马志尼为报纸辩护，加里波第更气愤了。
当我们离开轮船时，他曾说，夜里回码头太晚了，他得住在旅馆里，我请他别上旅馆，可以到我家中过夜，加里波第答应了。
他和马志尼谈话后，便被一群什么也不怕的妇女大军团团围住了，只得采取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才突出重围，走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上说道：
“您要待到几点钟？”
“马上就走也可以。”
“那就劳驾走吧。”
我们走了，在街上他对我说：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培波26这么执迷不悟，尽管他的愿望非常高尚，非常纯洁。刚才我简直不能忍耐，他在煽动自己的学生跟皮埃蒙特作对，还自以为得计。您想，如果那位国王干脆投向反动派一边，那么在意大利自由的呼声就会沉寂了，连最后的支持者也没有了。共和，共和！我从来就是共和主义者，一辈子都是，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对意大利的群众，我比马志尼了解得清楚，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马志尼了解有教养的意大利，可以左右它的知识阶级；但是要赶走奥地利人和教皇，你不能靠他们组织军队。对于群众，对于意大利人民，只有一面旗子：统一祖国，驱逐外国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意大利唯一强大的王国采取合作态度，不论它是出于什么动机；它希望站在意大利一边，又感到害怕，我们就应该团结它，不是推开它，侮辱它。万一那位年轻人27相信，他跟奥地利大公比跟我们更接近，那么，意大利的发展便得推迟一代，甚至两代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跟我的儿子一起出外散步，在卡尔德西28那里给他拍了一张银版照片送给我，然后在我家用午餐。
午餐时，马志尼派来的一个意大利人叫我出去，他从早上起就在找加里波第，我请他一起用膳。
意大利人似乎希望与他单独谈话，我建议他们到我的书房去。
“我没有什么秘密，而且这儿也没有外人。”加里波第说。
在谈话中间，加里波第把我们回家时对我讲的话重复了两遍。
他在目标上与马志尼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实际上、方法上与他有分歧。加里波第更了解群众，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马志尼像中世纪的隐修士，深刻理解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对其他方面只是靠想象；他主要生活在思想和热情中，不是生活在日常世界中。他从青年时代到头发花白，接触的是烧炭党组织，是受迫害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作家；他与希腊的秘密团体和西班牙的激进主义派保持着联系，与真正的革命者卡芬雅克29和假冒的革命者罗马里诺30一起策划阴谋，与瑞士人詹姆斯·法齐、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摩尔多-瓦拉几亚人一起进行秘密活动……柯纳尔斯基31是带着他的祝福，兴奋地走出他的书斋，前往俄国英勇牺牲的。这一切确实如此，但是跟人民，跟这“上帝律法的唯一解释者”，跟人数众多的老百姓，那民族的底层，那田野上耕耘的农民，那卡拉布里亚32的原始牧民，那码头工人和船夫们，他却从来没有联系。可是加里波第不仅在意大利，在任何地方都与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了解他们的力量和弱点，忧郁和欢乐；在战场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他都了解他们；他可以成为贝姆33一类的传奇人物，人们信任他超过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圣朱泽培34。
只有马志尼不相信他。
加里波第临走时说：
“我走了，心情很沉重：我的劝告对他不起作用，在时间到来以前，他还会采取他的行动！”
加里波第猜对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发动了几次不成功的起义；在皮埃蒙特，奥尔西尼被宪兵逮住时，手中几乎还拿着武器；在罗马，起义的领导中心之一被破获，我谈到过的35那个惊人的组织崩溃了36。惊慌失措的政府加强了警察统治，那不勒斯国王，那个残暴成性的懦夫，重又展开了血腥镇压。
这时加里波第忍耐不住了，发表了那封著名的信。他说：“这些不幸的起义，只有疯子或意大利事业的敌人才可能参加。”
也许，这封信不该发表。马志尼感到沮丧，不幸，加里波第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的信与他对我讲的和当我面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那高大端庄的形象从各部分看不一定好，但给人的总的印象却富有吸引力。这应该是一个“乐观而随和的老好人”，尽管额上的皱纹和斑白的头发都说明，烦恼在他身上不是没有留下痕迹。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革命，可是舆论对他却毫不姑息。他在4月和5月扮演了离奇而暧昧的角色，在6月扮演了软弱的角色，这使一部分红色人物离开了他，而蓝色人物也并没有因此接近他。37他的名字曾经作为革命的象征，在农民的嘴上流传，只是遭到了歪曲38，现在还有人提起他，但已少得多了。在伦敦，他这一派也逐渐销声匿迹，尤其是当费利克斯·皮亚在伦敦展开活动以后。39
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坐下之后，赖德律-洛兰开始向我高谈阔论了。
“革命只能从法国向周围辐射，”他说，“很清楚，不论你们属于哪个国家，你们必须首先帮助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革命只能从巴黎输出。我非常清楚，我们的朋友马志尼不认为这样——他陶醉在自己的爱国主义中。意大利有奥地利骑在它的脖子上，有拿破仑的军队驻在罗马，它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巴黎，巴黎——这便是罗马，华沙，匈牙利，西西里；幸好巴黎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请别听错），充分准备！革命已经完成，这像白天一样清楚。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一点，我考虑的是这以后的事，是怎么避免以前的错误……”
他这么谈了半个来小时，突然想起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在向群众发表演说，于是马上刹车，用最友好的口吻对我说道：
“您瞧，我跟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没有开口。赖德律-洛兰继续道：
“至于革命的具体实现，那是由于我们缺少经费才推迟的。这场斗争拖延了多年，我们的财力枯竭了。目前只要我们手边有十万法郎——是的，微不足道的十万法郎，后天或者大后天，巴黎就能爆发革命。”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终于问道，“这么富裕的民族，做好了起义的充分准备，却找不到十万或者五十万法郎？”
赖德律-洛兰有些脸红，但毫不踌躇地答道：
“对不起，对不起，您讲的是理论上的假设，可是我现在跟您谈的是事实，简单的事实。”
这我并不了解。
我告别时，赖德律-洛兰按照英国习惯送我到楼梯口，再一次向我伸出了巨人般的大手，说道：
“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永远欢迎您的光临……那么，再见。”
“在巴黎吧？”我回答。
“怎么在巴黎？”
“您刚才要我相信，革命已近在眼前，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在这儿见到您。”
他有些困惑地看看我，因此我赶紧又说：
“最低限度，我真心希望这样——关于这一点，您想必不致怀疑。”
“要不，您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主人说，我们分手了。
科苏特是我第二次拜访时才初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我到达时，在会客室迎接我的是一位军人，他穿着半匈牙利式军装，通知我道，总督大人40今天不会客。
“这是马志尼的信。”
“我马上转呈，请稍候。”他向我指了指烟斗，又指了指椅子。过了两三分钟，他回来了。
“总督大人非常抱歉，今天不能与您见面，他正在赶写一封美国信件41……不过如果您肯稍候的话，他还是很高兴会见您的。”
“他的信很快写完吗？”
“至少到五点钟。”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一点半。
“哦，要等三个半小时，这不成。”
“那么您过后再来，好吗？”
“我住的地方离诺丁山至少三英里。不过，”我又说，“我没有什么急事要找总督先生。”
“那么总督大人非常抱歉。”
“这是我的通信地址。”
过了一星期，一天晚上一位瘦长的、留着长唇髭的先生来看我，他是匈牙利的上校，夏季与我在卢加诺见过面。
“是总督要我来找您的，您没有去看他，他感到很不安。”
“啊，很对不起。不过我已留下了地址，只要我知道时间，我一定会立即前去拜见科苏特……”接着我又询问似的说道：“哦，是不是应该说，立即去拜见总督先生？”
“拜见老头子，老头子，”上校笑道，“我们在自己人中间都称他‘老头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聪明的头脑，过去也没有……”上校诚心诚意地唱起了对科苏特的赞歌。
“很好，明天两点钟我一定专程拜访。”
“这不成，明天是星期三，明天上午老头子只接见我们自己人，我们匈牙利人。”
我忍不住笑了，上校也笑了。
“那么你们的老头子什么时候喝茶呢？”
“晚上八时。”
“那就请转告他，我明晚八时前来拜访，如果不成，请您写张条子通知我一声。”
“他一定很高兴——我会在接待室恭候大驾。”
这次我刚一按铃，长条子上校便来迎接我了，另一个矮个子上校当即把我带进了科苏特的书房。
我发现科苏特正在一张大桌子后伏案工作；他穿一件黑丝绒军上衣，戴一顶黑便帽，样子比他所有的画像，所有的半身雕像，都英俊得多；他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那若有所思的脸，那富于幻想的神色，必然对妇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容貌与马志尼、萨斐、奥尔西尼的不同，缺乏那种端正匀称的古典风格，然而那忧郁柔和的目光不仅流露出强大的智慧，而且让人看到他有一颗感情深厚的心，也许正因为这样，对我们这些北国的居民说来，他显得更加亲切。他那沉浸在深思中的微笑，那有些兴奋的谈话方式，必然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他谈吐不俗，虽然不论讲法语、德语或英语，同样都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他从不推敲词句，也不依靠陈词滥调；他与你一起思想，仔细听取每一句话，在心中作出自己的考虑，这些考虑几乎总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别人，从不拘泥任何理论或党派观念。也许从他提出论点和反驳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像律师，然而他所谈的一切都是严肃认真，经过周密思考的。
1848年前科苏特大多在本国从事实际工作，这使他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清楚地知道，处理世界上的事务，不可能像乌鸦那样采取直线飞行的方式，事实很少会遵循简单的逻辑规律发展，它往往迂回曲折，有时还会节外生枝，背离原来的途径。这也是科苏特与马志尼不同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在行动的热烈程度上，科苏特不如马志尼，另一方面，马志尼那种不断尝试，不惜冒险的做法，也是科苏特从来不会采取的。
马志尼是狂热分子，在意大利革命问题上，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它，他无时无刻不像离弦的箭一样在奔向它。他对环境考虑得越少，他的行动也越坚决和简捷，思想也越单纯。
赖德律-洛兰的革命理想主义也并不复杂，这可以从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和在公安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中看得清清楚楚。但科苏特从匈牙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革命传统观念，不是社会理论的启示录程式，而是他潜心研究过的自己的国家的抗议——这是一块新的国土，无论就它的需要，它的原始而自由的体制，还是它那些中世纪式的形态而言，都是人们所不了解的。与自己的同志们相比，科苏特是一名专家。
法国的流亡者喜欢一刀切，用自己的尺衡量一切，这个不幸的习惯使他们大肆攻击科苏特，说他在马赛声称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想，可是到了伦敦，他又从市政大厦的阳台上，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表示深刻的敬意。42
科苏特是完全正确的。那是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后的旅途中，也就是在1848年后到来的那个可歌可泣的黑暗年代中。北美的轮船从奥地利和俄国伸向他的魔爪下救出了他，豪迈地载着这位逃亡者驶往一个共和国，中途停靠在另一个共和国的港口。在这个共和国里，法国警察专政当局的命令已在等待着他，它不准这位流亡者踏上未来的帝国的土地。要是在今天，一切便会这么办；但在当时还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已屈服，工人群众纷纷拥向轮船停靠的码头，向科苏特欢呼，非常自然，科苏特与他们谈到了社会主义。但背景在改变。轮船经过一片自由的国土时，它要求另一个国土的流亡者在自己这儿做客。科苏特当着全体群众的面，感谢英国人的接待，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敬意，因为它才使这种接待变得可能。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完全真诚的；他根本不是代表某种政治力量，他可以一面同情法国的工人，一面赞赏英国的宪政体制，不必非得成为保王主义者或者背叛共和主义不可。科苏特了解这一点，他知道他在英国只能对各个革命组织采取超然态度，既不作格鲁克派，也不作皮契尼派43，跟赖德律-洛兰和跟路易·勃朗保持同等的距离。但他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具有共同的基础，他们的国境是毗邻的44，他们的斗争是一致的，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因此他首先接近的是他们。
但是马志尼和沃尔采尔早已像西班牙人说的法国化45了。科苏特一边靠近他们，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匈牙利发生起义的希望变得日益渺茫，他对他们的让步也日益增多了。
从我与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谈话可以看出，马志尼在等待意大利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一般说来，他对法国非常不满，但不能因此断言，我认为他“法国化”是错误的。在这件事上，一方面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起作用，它与各民族团结和世界共和国的思想不能完全协调；另一方面，法国在1848年没有为意大利做什么，而在1849年却竭尽全力压迫意大利，这使他感到愤恨。然而对当代法国的不满，并不表示他没有感染它的精神；法国革命思想穿着共同的制服，具有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成为独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不爱法国，却盼望自己的祖国成为法国式的国家。这一切只是变奏，个别现象，它们的代数方程式还是相同的。
科苏特与我的谈话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他的目光和语言中包含的忧伤比愉快多；很清楚，他并不相信明天就会发生革命。东南欧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还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46中引用了一些条文，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我们起义的时候，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也给你们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危害47，”他说，“俄国支持奥地利——这是狭隘的、反斯拉夫民族的政策。理所当然，奥地利不会向俄国说一声‘谢谢’，难道你们以为，它不明白尼古拉不是帮助它，只是帮助一般的专制政权吗？”
至于俄国的社会状况，比起政治和军事方面来，他了解得少得多。这并不奇怪，我们自己的官员也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只了解一些皮毛，那些个别的、偶然的、毫无内在联系的现象。他以为国家农民是按代役制缴纳赋税的，还向我询问了农村公社和地主的权力。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
离开科苏特后，我问自己，除了对匈牙利民族独立的热爱，他与他的同志们有什么共同之点。马志尼幻想由意大利来解放全人类，赖德律-洛兰却希望在巴黎为它赢得解放，然后向全世界发布严格的指示，推行自由体制。科苏特恐怕并不关心全人类的问题，他对里斯本是不是很快会宣布共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是否会成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的黎波里共和国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似乎相当冷淡。
这差别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又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来。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作为不顾实际条件的人，每隔两三个月总要努力作一次革命尝试：马志尼是发动起义，赖德律-洛兰是派遣代理人。马志尼的朋友们死在奥地利和教皇的监狱中，赖德律-洛兰的使者则死在朗贝萨和卡宴48；但是他们出于盲目信仰的狂热症，继续派遣自己的以撒49去作牺牲。科苏特从不作这种尝试；利别尼50用刀刺伤了奥地利皇帝，但他与科苏特没有联系。
毫无疑问，科苏特来到伦敦时是怀着更强烈的希望的，而且不能不承认，他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陶醉。不妨回顾一下他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的庄严行列，那一路上受到的热烈欢迎；在美国，各地互相争论，要取得首先接待他、把他请进自己的城市的光荣。拥有两百万居民的高傲的伦敦城守候在铁路上，等待他的光临；市长的马车作好了迎接他的准备，市参议员、各部门的官员和国会议员簇拥着他，从人山人海的群众中穿过，大家高声欢呼，抛着帽子。当他与市长一起出现在市政大厦的阳台上时，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乌拉”声，这是尼古拉不论靠威灵顿的保佑、靠纳尔逊的铜像51，还是靠赛马场上的翩翩风度，都无法赢得的巨大荣誉。
当拿破仑在温莎宫参加女王的宴会52，在伦敦市区与资产阶级举杯言欢的时候，傲慢的英国贵族跑回自己的领地去了，现在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尊严，坐了形形色色的马车，要来一睹著名鼓动家的丰采；高级官员也纷纷前来会见这位流亡者。《泰晤士报》皱起了眉头，但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吓坏了，于是开始咒骂拿破仑，想借此弥补自己的错误。
科苏特从美国回来时充满了希望，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在伦敦住了一两年，看到大陆的历史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在英国的土地上热情也冷却了，于是科苏特明白，起义已不可能，英国也不是革命的可靠的同盟者。
只有一次他重又燃起了希望，在英国人民面前再度鼓吹从前的事业，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时候。
他改变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与沃尔采尔，也就是与民主的波兰，手携着手站在一起，那时波兰向联盟国53要求的只是发出号召，同意波兰冒险举行起义。毫无疑问，对于波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重建波兰得到承认，那么匈牙利还有什么问题呢？正因为如此，科苏特出席了1854年11月29日波兰人的大会，要求发言。也正因为如此，会后他与沃尔采尔一起访问了英国各大城市，为波兰进行广泛的宣传。科苏特当时发表的演说，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讲，都是非常出色的。但这一次他没有在英国引起轰动；尽管人民仍纷纷拥进会场，为雄辩家的才能大声喝彩，准备捐款，然而运动未能更进一步，演说也未能在其他人士，在那些可以影响议会，或者迫使政府改变路线的人士中间，引起同样的反应。1854年过去了，1855年到了，尼古拉死了，波兰没有前进一步，战争局限在克里米亚沿海一带；波兰民族的振兴毫无指望；奥地利成了卡在联盟国咽喉的一块骨头。何况大家盼望和平，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非军人出身的拿破仑获得了军人的荣誉。
科苏特重又退出了舞台。他在《阿特拉斯报》上的文章，他在爱丁堡和曼彻斯特就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协议发表的演讲54，只能认为是个别现象。科苏特未能挽救自己的财产，也未能挽救妻子的财产。他过惯了匈牙利达官贵人的豪华生活，到了国外不得不挣钱养活自己；他这么做了，也从不隐瞒这一点。
他的家庭带有一种高贵而沉静的气氛，显然，它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它们扩大了每个人的胸襟。直到今天，科苏特的身边依然保留着一些忠实的信徒，他们起先组成了他的朝廷，现在只是他的朋友。
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近来他显著衰老了，冷落的处境使他忧心如焚。
头两年我们很少见面，后来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在怀特岛相遇，这地方不仅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优美的风景区之一。我与他一起住在文特诺镇大约有一个月，这是在1855年。
在他离开前，我们一起参加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科苏特的两个儿子很漂亮，很可爱，他们与我的孩子们一起跳舞……科苏特站在门口，忧郁地望着他们，然后含笑指着我的儿子，对我说道：
“现在年轻的一代长大了，可以接替我们了。”
“我们能看到那一天吗？”
“这正是我在想的。不过目前让他们跳舞吧。”他又说，目光变得更忧郁了。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
可是父亲们能看到吗？能看到什么呢？那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在90年代55逐渐暗淡的夕阳照射下所向往的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法国和年轻的意大利，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所追求的那个时代，不是已成为明日黄花，这些人不是正在成为往事的忧伤的代表，在他们的周围已涌现出另一些问题，另一种生活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目标——这一切对我们既是亲切的，又是陌生的……在节日安静的早上，教堂的钟声和礼拜声依然能激动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信念了！
这是伤心的真实情况——它们往往使人痛苦，烦恼，不敢面对它们，有时看到了也不愿讲。是的，这有什么必要？要知道，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癖好，一种病态。“但这是真实，赤裸裸的真实，唯一的真实！”话是这么说，然而我们的生活能容纳这样的真实吗？它不会损害它，像过强的酸性物质一样腐蚀容器的四壁吗？对它的爱好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徒然使怀有这种爱好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
一年前，在一个我难忘的日子里，这思想给我的感触特别强烈。
那是沃尔采尔去世的一天，我在简陋的小房间里等待着雕塑师，老人已在这儿结束了他痛苦的一生。一个老女仆站在一边，用一支淌油的黄蜡烛头照着用大被单覆盖着的消瘦的尸体。他像约伯56一样经历了重重苦难，现在安息了，嘴唇上露着笑，信念已从失去光泽的眼睛中消失，另一个与他同样的狂热分子——马志尼给他合上了眼皮。
我爱这个老人，也可怜他，从未把我头脑中想过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不想扰乱他正在熄灭的生命，他不知道这些已经够痛苦的了。他需要临终祈祷，不是真实情况。因此当马志尼在他垂死的耳边小声述说誓言和信念的时候，他是那么高兴！
1 有关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内容，在1866年赫尔岑编定《往事与随想》第五卷时，已被删节后移入该卷第四十章。
2 指1859年出版的《北极星》第五集，当时本章的内容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至于这段前言则写于1861年。
3 这两年中，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基本上统一了意大利，但胜利的成果为撒丁王国所攫取，建立了以撒丁王国为核心的意大利王国，而不是意大利共和国，罗马教皇、奥地利和法国也仍控制着一部分地区。
4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这里所谓“阉党”指他的御用报刊。
5 这行诗与下面引用的两行诗均出自普希金的《统帅》一诗。
6 马志尼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对1860年建立的意大利王国是不满的，因而也遭到了自己人的误解和攻击，但他认为这毕竟是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跨前了一大步，因而对敌视他的人也同样表示感谢。
7 《圣经》中的魔王，见《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
8 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巴克莱·德托利被免职后，由库图佐夫继任俄军统帅，但他执行的仍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战略方针。
9 马志尼是在1849年革命高潮中建立的罗马共和国三执政的首席执政。
10 加里波第是在马志尼的影响下成长的，但在1859至1860年的革命高潮中，拒绝了马志尼直接建立意大利共和国的意见，对撒丁王国采取了妥协态度，而马志尼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随即离开了意大利。
11 见《北极星》第五集。——作者注按：赫尔岑对加里波第的论述原载1859年的《北极星》第五集，后来由作者移入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七章，这句话即引自该章。
12 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于1860年解放了意大利整个南部地区，但撒丁王国掌握了领导权，在它的安排下，建立了意大利王国，加里波第被迫退休，红衫军亦被解散。1860年11月，加里波第谢绝了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赏赐，回到他在卡普雷拉岛的小田庄上躬耕为生。
13 指1849年俄国帮助奥地利政府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可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却与英法结成联盟，拒绝支援俄国。
14 当时意大利的一种银币。
15 指奥地利军队，它采用白色军服。在意大利，奥地利是主要的外国侵略势力。
16 加里波第十分敬重大仲马，在后者游历意大利期间，把他待如上宾。加里波第也十分敬爱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认为他是意大利民族独立的保卫者。
17 指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塔列朗是法国著名政治家）。
18 中世纪西西里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英雄。
19 马志尼直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被加里波第拒绝后，便于1860年11月离开那不勒斯，于12月下旬回到了伦敦。
20 加里波第解放整个南部意大利的行动，是从进军西西里开始的，然后他从西西里渡过麦西那海峡，向那不勒斯进军，完成了这次行动。
21 当时马志尼在伦敦领导着一个意大利民族运动委员会，它的方针主要是在意大利发动各种起义。这引起了热那亚的这些人的不满。
22 乌鲁阿（1810—1891），意大利军人，1848至1849年革命高潮中参加过保卫威尼斯共和国的战斗。
23 佩佩（1782—1855），意大利将军。1848年指挥威尼斯共和国的保卫战，对奥地利展开了英勇斗争。
24 指1853年2月的米兰起义。
25 这次谈话是在1852年秋季。——作者注
26 朱泽培的爱称。——作者注（按：朱泽培是马志尼的名字。）
27 即撒丁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当时他才三十多岁。
28 伦敦的照相师。银版照相法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照相法，由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所发明。
29 指路易·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他是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路易·欧仁·卡芬雅克之兄，但两人的道路不同。
30 罗马里诺（1792—1849），意大利将军。1834年接受马志尼的指示，进军萨伏依，因指挥不力，以失败告终，因而受到指责。
31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32 意大利南部地区。
33 贝姆（1795—1850），波兰军官，1830至1831年参加波兰起义，成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48至184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在科苏特麾下服役，指挥匈牙利革命军保卫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以作战英勇著称。
34 即马志尼。
35 见《北极星》第五集。——作者注
36 马志尼于1853至1854年成立了“行动社”，发动了一系列冒险活动。奥尔西尼在皮埃蒙特领导的起义刚开始便遭到了镇压。罗马的起义则使“行动社”罗马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
37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由以拉马丁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拉马丁逐步投靠右翼保王势力，而赖德律-洛兰逐步退让，最后出现了镇压六月起义的行动。这里便是指赖德律-洛兰在这段时期中的表现。“红色人物”指社会主义革命派，“蓝色人物”指资产阶级共和派。
38 边远地区的农民喜欢“洛兰公爵”，遗憾的只是他跟那个女人拉马丁搞在一起，被她控制了。她把公爵带上了邪路，他本人其实还是关心人民大众的。——作者注按：所谓“那个女人拉马丁”，即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
39 费利克斯·皮亚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1848至1849年的革命失败后，他流亡到伦敦，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革命公社”，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40 科苏特于1848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议会又选举他为“总督”。
41 科苏特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应邀访问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回到欧洲后他才定居伦敦，与马志尼等组织欧洲革命委员会。
42 1851年科苏特坐船前往美国时，在法国马赛与当地的工人群众见了面，然后前往伦敦，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热情接待。
43 格鲁克（1714—1787），德国重要歌剧作曲家，主张革新歌剧创作。皮契尼（1728—1800），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保卫西洋正宗歌剧传统的那不勒斯乐派的重要成员，与格鲁克展开过激烈论争。
44 指当时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的国境，匈牙利属于奥地利帝国。
45 原文是西班牙文。
46 指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缔结的和约“凯纳甲湖条约”，它为俄国向东南欧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47 1848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后，势如破竹。1849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出兵协助奥地利镇压革命，使匈牙利独立政府腹背受敌，因而失败。
48 法国苦役犯的流放地，朗贝萨在阿尔及利亚，卡宴在法属圭亚那。
49 《圣经》人物，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之子，上帝命亚伯拉罕把以撒作牺牲献祭，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准备了火和木柴，见《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50 利别尼是一个普通的匈牙利人，于1853年2月18日用匕首刺伤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但没刺中要害，几天后利别尼即被处死。
51 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6月访问伦敦时，捐款为英国民族英雄纳尔逊海军上将和威灵顿公爵建立纪念像。
52 拿破仑三世于1855年4月访问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宫设宴招待他。
53 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法联盟。
54 奥地利为了取得教皇的支持，于1855年8月与教皇缔结了协议。
55 指18世纪9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
56 《圣经》人物，上帝为了考验他，使他历尽了苦难，见《约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