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
“……西蒙·贝尔纳医师1昨天在自己的寓所中因奥尔西尼的案件被捕了……”
必须在英国生活过几年，才能理解这类新闻多么惊人……多么叫人一时不敢相信……仿佛心中升起了一种身在大陆的感觉！……
英国常常会出现周期性的恐怖局面，在这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谁不小心就会遭殃。一般说来，恐怖是冷酷无情，谈不到恻隐之心的，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很快就会过去；一旦时过境迁便什么事也没有，它也竭力要让大家忘记发生过的一切。
不要以为，谨慎小心的胆怯情绪和自我保存的不安心理是英国人性格的先天因素。这是过分富裕，把全部思想和热情都用在聚敛财产上的结果。胆怯是由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注入英国血液的，他们把病态的惊悸传染给了官方世界，这个世界在代议制国家里总是尽量适应社会风气——有产者的选票和金钱。他们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一旦遇到意外事故，便惶惶不可终日，不顾廉耻，公然表现出无能为力、无计可施的怯懦心理，甚至不想像法国人那样玩弄辞藻，用这块褪色的花哨薄绸做遮羞布。
这时必须善于等待，一旦资本恢复清醒的头脑，为了利润安静下来，一切便会重新走上轨道。
那位大皇帝得悉，奥尔西尼是在英国制作他的炸弹的，于是龙颜大怒，逮捕贝尔纳便是为了平息他的怒气。然而奴颜婢膝的让步通常只是招致不满，皇帝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提高了威胁的调子，法国报纸上的战争叫嚣越来越带有火药味。资本吓得脸色煞白，晕头转向，仿佛法国的军舰即将开进英国，红色的军裤、红色的炮弹、红色的云雾即将在英国出现，银行即将成为法军的夜总会，记入历史的耻辱的一页：“法国人曾在此跳舞！”怎么办？不仅出卖和消灭西蒙·贝尔纳医生，哪怕要英国铲平和消灭圣贝尔纳山峰2，它也打算照办，只要太平无事，红军裤和黑胡子的可怕魅影不致光临英国，同盟者3脸上的怒火重又被仁慈所代替。
英国最好的气象观察站是帕默斯顿，他能最准确地反映中产阶级的气温，把“惊人的危机”转变成“阴谋法案”4。这法案如果获得通过，那么每个大使馆只要坚持己见，绝不让步，就可以把与它们的政府为敌的人送进监狱，或者押上轮船，遣送回国。
幸好英伦三岛的气温不是每个阶层统一的，我们立刻会看到，英国的财富分配极具匠心，它使极大部分英国人不必为资本操心。如果在英国所有的人无一不是资本家，“阴谋法案”肯定获得通过，西蒙·贝尔纳便得走上绞刑台……或者被送往卡宴。
在“阴谋法案”和它几乎必然可望通过的传说中，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独立感情震动起来了；它为自己古老的庇护权感到惋惜，在历史上，从胡格诺教徒到1793年的天主教徒5，从伏尔泰和保利6到查理十世7和路易-菲力普8，谁没有在这里得到过庇护？英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流亡者，并无特别的好感，认为这都是些穷小子，而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英国不能放弃自己的庇护权，它是不可侵犯的，正如集会权和出版自由一样不可侵犯。
帕默斯顿在提出“阴谋法案”时，自以为有充分把握，相信不列颠精神已经没落；他考虑到了一个方面，那强大有力的方面，但忘记了另一方面，那人数众多的方面。
在法案表决前几天，伦敦街头贴满了通告：为反对新法案组成的委员会，号召市民在下一个星期日前往海德公园举行集会，委员会将在会上提出致女王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女王宣布帕默斯顿和他的同伙为背叛祖国的人，把他们提交法庭审判；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它要求女王按照法律授予她的权力，拒绝批准这法案。由于届时公园中的人数将非常多，委员会不可能当众演说，因此它将把请愿书的各节用电报符号公布，供群众讨论。
这时谣言很多，据说工人要在星期六集会，年轻人正从英国各地赶来，千千万万愤怒的群众坐了火车在向伦敦汇集。根据上述情况，参加大会的可能达到二十万人。警察对这事怎么办呢？这是合法的集会，群众没有携带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向女王递交请愿书，调动军队对付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这么做，必须符合《叛乱法》9的规定；因此最好未雨绸缪，使大会停止举行。这样，到了星期五，米尔纳-吉布森10便在议会上慷慨陈词，攻击帕默斯顿的法案。帕默斯顿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只是笑笑，等待表决。但未来的群众大会发生了影响，帕默斯顿的一部分支持者倒向了另一边，米尔纳-吉布森获得了超过三十票的多数；帕默斯顿以为点票点错了，提出了质问，又要求发言，但什么也讲不出，只是在惊慌失措中勉强装出笑容，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便重新坐下，听凭对方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群众大会不必举行了，人们没有理由再从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等地赶来……“阴谋法案”宣告失败，帕默斯顿和他的同僚也下台了11。
谈吐文雅、顽固保守的德比12内阁（它既具有迪斯累利13的犹太色彩，又保持着卡斯尔雷14时期的外交手腕）取代了帕默斯顿内阁。
星期日三点多钟，我特地去拜访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我要向她表示祝贺，她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通告撕掉了；一些人胸前背后挂着印制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法案已被否决，内阁已经下台，群众大会取消了。尽管这样，既然邀请过二十万群众，可想而知，公园中不可能没有人。到处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演说者站在椅子或桌子上大声疾呼，听众也比平时情绪激昂。几个警察在那儿巡逻，态度像小姑娘那么文静温和。一群群孩子扯开喉咙，大唱“黄鼠狼一下子逃走了！”15一个瘦长的法国人，留着小胡子，戴一顶破毡帽，正好经过，突然一个人指指他，喊道：“瞧，法国奸细！……”孩子们马上向他扑去。奸细吓坏了，正想抱头鼠窜，已被打倒在地，再也无法逃走。孩子们把他在地上拖着，一边发出胜利的呐喊：“法国奸细，把他丢进蛇湖16！”到了湖边，孩子们把他浸在水中（这是在2月），然后提出水面，丢在岸上，一边大笑，一边吹着口哨走了。法国人浑身湿漉漉的，身子直哆嗦，在沙地上打滚，对着公园门口大喊：“车夫！车夫！”
想不到屠格涅夫笔下那“淹死法国佬”的著名的一幕17，在五十年后的海德公园又重演了。
审问贝尔纳以前，出现了这场普里斯尼茨18风格的序幕，这足以说明人民的愤怒如何强烈。英国人民真的义愤填膺，从侮辱中拯救了自己的祖国；如果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雄厚的庸俗势力”得逞，这侮辱便难以避免。
英国只有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令人满意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并非千篇一律，都穿着中世纪的服装和清教徒的大褂，它们使生活拥有值得自豪的独立地位，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条文。
英国人民凭本能所理解的东西，德比却像帕默斯顿一样不能理解。德比所关心的主要是安定资本的情绪，为生气的同盟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他要向他证明，没有“阴谋法案”，他也可以创造奇迹。他的过分热心使他犯了两个错误。
帕默斯顿内阁要求审问贝尔纳，责备他犯了轻罪19，即行为有失检点，做了错事，总之，他的罪不致受到严重的惩罚，至多三年徒刑。因此不论是陪审员和律师还是公众，都不会太关心这件案子，尽管它的结果可能对贝尔纳是不利的。德比却要求按重罪，按刑事罪犯惩处贝尔纳，这使法官在陪审员对他作出有罪裁决时可以判处他绞刑。这是不能允许的，何况在犯人受审期间扩大他的犯罪性质，也完全违背英国人的法律观念。
在奥尔西尼行刺后，帕默斯顿惊慌失措，竟然对一本毫无害处的小书大做文章，这本书是一个名叫亚当斯的人写的，它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刺杀暴君是可以允许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帕默斯顿下令把这本书的出版者特鲁勒夫送交法庭审问。
独立的新闻界对这件迎合大陆的事自然愤愤不平。迫害这本小册子是毫无意义的，英国没有暴君，而在法国没有人会知道这本用英文写的书，何况比这等而下之的东西每天也在英国印行。
德比凭自己托利党人和赛马老手的习惯，希望不致掉队，最好还能超过帕默斯顿。费利克斯·皮亚以革命公社的名义写了一份宣言，替奥尔西尼辩护，但没有人肯印行。一个波兰流亡者霍尔热夫斯基20把自己的书店名字印上了皮亚的小册子。德比命令没收小册子，逮捕霍尔热夫斯基。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凡是它的铁质还没有被黄金取代的，在这新的侮辱面前都沸腾了；所有的报刊——苏格兰的，爱尔兰的，当然也包括英格兰的（除了两三家靠津贴维持的报纸），都认为这种压制言论的做法是侵犯出版自由的非法行为，质问政府这么做神志是否完全清醒，有没有发疯？
对贝尔纳的审问便是在政府的迫害引起强烈反应的有利气氛中，在老贝利21开始的，正如我们当时在《警钟》上所说的，这是英国“司法界的滑铁卢之战”。
我自始至终注视着贝尔纳的案子，老贝利每次开庭我都出席了（只有一次迟到了两小时），对此我并不后悔。巴泰勒米的第一次审问和贝尔纳的案件，非常清楚地说明，在司法方面，英国比法国成熟得多。
为了给贝尔纳定罪，法国政府和英国内阁使尽了浑身解数，这案件使两国政府耗资达三万英镑，也就是七十五万法郎。一大批法国间谍住在伦敦，为了传达一句话，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为了随时做好一切准备，还把家属、医生、车夫、狱卒、妇女、孩子等等都叫来了，所有这些人都住在豪华的饭店里，每天得领取一英镑（相当于二十五法郎）生活费。恺撒吓坏了，迦太基人也吓坏了！22所有这一切，行动迟缓的英国人也无不知道，他们都皱起了眉头；审问期间，孩子们在干草市场和考文垂街看到法国奸细，便朝他们吹口哨，扔烂泥，英国警察不止一次出面搭救他们。
埃德温·詹姆斯23的辩护，便是建立在这种对政治奸细和他们在伦敦反客为主的无礼行径的憎恨上。他对英国暗探的嘲弄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苏格兰院子街24和法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才能补偿詹姆斯迫使他们忍受的痛苦。
有一个叫罗杰斯的人证明，在莱斯特广场的俱乐部里，贝尔纳曾怎样谈到拿破仑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您当时在场吗？”詹姆斯问。
“在。”
“那么您也关心政治？”
“不。”
“那您为什么要上政治俱乐部？”
“由于职务上的需要。”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职务。”
“我是在理查·迈因爵士25手下办事。”
“啊……那么您得到过什么指示吗？”
“是的。”
“什么指示？”
“要我听他讲些什么，然后向首长汇报。”
“您为此领取了薪金？”
“是的。”
“这么看来，您是暗探，是吗？您早应该向我说明这一点。”
英国王家法律顾问菲茨罗伊·凯利站了起来，向坎贝尔勋爵（他是奉命审问贝尔纳的四大法官之一）提出，要求他制止律师用粗鲁的名称称呼证人。坎贝尔保持一贯的冷静态度，请詹姆斯不要侮辱证人。詹姆斯抗议道，他根本不想侮辱证人，他说，暗探是普通的英文字，是对他的职务的说明。坎贝尔请他相信，最好使用别的字。律师拿出了对开本词典，念了“暗探”这词的定义：“暗探是警察雇用的人，任务是窃听……”然后又道，罗杰斯刚才说，他是从理查·迈因爵士（这时他用头指指理查·迈因本人）那里领取薪金，并把他在俱乐部中听到的话报告上级的。因此他请勋爵原谅，他无法使用别的名称，接着转向那个坏蛋（这时整个法庭内的人都在看他，他第二次擦掉了脸上渗出的汗）问道：
“暗探罗杰斯，您大概也从法国政府领取薪金吧？”
受尽折磨的罗杰斯发怒了，回答道，他从来不替任何专制政权服务。
埃德温·詹姆斯转向旁听者，在哄堂大笑声中继续道：
“我们的暗探罗杰斯拥护代议制政府。”
在向搜查贝尔纳的文件的警察查询时，詹姆斯问他，他是与谁一起进屋的？（女仆已在证词中提到，他不是一个人去的。）
“与我的舅父。”
“您的舅父是做什么的？”
“公共马车的管理员。”
“他为什么要跟您一起进屋？”
“他请求我带他去，因为他从未见过逮捕犯人或搜查文件。”
“那么您的舅父是出于好奇心。顺便说一下，您在贝尔纳医生家发现了奥尔西尼的信，那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可是您弄到了它的译文，这是您的舅父替您翻译的吗？”
“不，这信是尤比尼奇26翻译的。”
“他是英国人？”
“英国人。”
“我从未听到过英国人有这样的姓。那么，尤比尼奇先生是写文章的？”
“翻译是他的职务。”
“这么说，您这位朋友与罗杰斯暗探一样，可能也在理查·迈因爵士手下办事？”他又用头指指理查爵士。
“一点不错。”
“您早应该这么讲。”
对法国暗探，他无法这么盘问，但是他们也吃足了他的苦头。
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他要一个证人出来证明（这人是法国人或比利时人，一家饭店的老板）的问题其实并无重要意义，可是他却突然停顿了一下，转向坎贝尔勋爵道：“我想向证人提出的问题属于这类性质，那就是他可能不便当着法国警探们的面回答，因此我要求您请他们暂时退庭。”
“庭丁，带法国警探们退庭。”坎贝尔说。
身穿绸大褂、手拿木棍的庭丁，把十多个留着大胡子和古怪的唇髭，佩戴金链子和宝石戒指的法国人，带出了挤得满满的大厅。单单是在勉强克制的笑声中被迫退场这一点，对他们已是一大惩罚了。
大家都已知道这案件，我不必再细谈。
询问过全体证人以后，公诉人和辩护士发了言。坎贝尔先是念了全部证词，然后毫无表情地作了总结。
他的讲话长达两小时。
“他的胸膛和肺部怎么受得了？……”我对一个警察说。
警察露出自豪的神色，把鼻烟匣送到我面前，答道：
“这对他算得了什么！在审问帕尔默27时，他讲了六个半小时也毫不在乎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英国人的身体素质是惊人的。他们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充沛的精力，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这实在是个谜。我们俄国人简直不能想象这种活动能力和工作精神，尤其是在三个上层阶级中。例如，坎贝尔是在上午十时整到达老贝利的，然后不间断地主持审问，直到两点。在两点钟，法官们退庭休息一刻钟或二十分钟，然后重新开始审问，直到五点或五点半。坎贝尔还亲手笔录全部证词。当天晚上他又得出席上议院的会议，照例得发表冗长的演说，演说中照例会引用一些毫无必要的拉丁文词句，尽管他的发音连贺拉斯本人听了也不会知道这就是自己的诗句。
格莱斯顿28在两次主持财政部工作的间隙时期，大约一年半，写出了对荷马作品的注解。
永远年轻的帕默斯顿时常骑了马来来往往，出席晚会和宴会，到处殷勤有礼，到处高谈阔论，不知疲倦，在考试和发奖的大会上，他使人觉得他学识渊博，在宴会的演说中，他又使人觉得他思想开明，充满民族自豪感和高尚的同情心。帕默斯顿主持内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各种机构，包括议会在内！
这种旺盛的精力和热烈的工作习惯，是英国体质、教养和气候的一大秘密。英国人读书很慢，很少，很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喝葡萄酒和雪利酒，食量大，因此身体强大结实。他们不做学校的体操，那种德国式体育锻炼，但他们骑了马跳越障碍和篱垣，驾驭各种马匹，划各种船只，在拳击中打得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同时，他们的生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从出生的某一天起，便沿着某一条轨道，走向某一个终点，很少出现感情的波澜。英国人失去自己的财产比法国人得到自己的财产更平静，从不大叫大喊；他开枪自杀像法国人前往日内瓦或布鲁塞尔旅行一样简单。
一个老英国人为了向法国人说明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不同，这么说道：“您瞧，你们是热烈地吃你们的冷牛肉，我们却是冷静地吃我们的热牛排。”这就是他们能活到八十高龄的缘故……
……在我继续谈这件案子以前，我还得说明一下，那位警察为什么请我吸鼻烟。审问的第一天，我坐在速记员的长凳上，贝尔纳被带进被告席时扫了一眼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没有找到一个熟人；他垂下视线，向附近打量，遇到了我的目光，朝我稍微点了点头，似乎在问，我是否愿意承认与他认识，我站起身，向他友好地弯了弯腰。这是在审问开始前的一刹那，也就是大厅中鸦雀无声的时刻之一，这时连衣服的窸窣声也能听到，一点细小的动作也能发觉。桑德斯，伦敦警察局侦缉处的负责人之一，小声向手下的一个人说了句什么，大概是吩咐他监视我，因为他用手指向一个侦探简单地指了指我，这以后这个侦探便一直盯住了我。对那位长官的另眼相看，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法官休息时，我离开了一刻钟，到一家小酒店喝一杯啤酒，回到大厅已找不到座位，那个警察便向我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座位。另一个警察在门口拦住我，那人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便放我入内了。还有一次我把帽子放在窗台上忘记了，拥挤的人群使我与它完全隔绝，当我想起时，已不可能再去取它，我正抬头张望，感到束手无策，那个警察马上叫我放心：
“您大概在找帽子吧，我会替您拿来。”
这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同事会请我吸火红色的苏格兰鼻烟了。
与侦探的友好交往不仅在当时，甚至以后也对我大有好处。一天，我在特鲁布南店里买了一本书坐上公共马车，把书忘在车上，下了车才想起，马车已经驶走。我赶到城里，向马车站打听，我的侦探来了，扬手向我招呼。
“看到您很高兴，也许您能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尽快找到我的书。”
“公共马车是什么名字？”
“这样的名字。”
“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
“这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找去。”过了一刻钟，书已回到我手中。
菲茨罗伊·凯利用干巴巴的声调，愤怒的表情，宣读了起诉书；坎贝尔念了证词，陪审员们退庭了。
我走到律师席，问一个辩护士，他觉得案子会怎样？
“情况不妙，”他说，“我几乎相信，陪审员的裁决必然对他不利。”
“太糟了。难道他……？”
“不，我并不认为这么严重，”辩护士打断了我的话，“不过他大概会被放逐，一切都取决于法官。”
法庭里相当嘈杂，到处是大笑声，讲话声，咳嗽声。一个市参议员取下自己的表链拿给夫人们看，表链粗粗的，从一双手递到另一双手。“它不会被什么人偷走吗？”我心里想。过了两小时，铃声响了，坎贝尔重又走上法官席，后面是波洛克，一个衰弱的瘦瘦的老人，他担任过夏洛特王后29的律师；最后，另外两个法官也坐下了。庭丁报告道，陪审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
“请陪审员们上庭！”坎贝尔说。
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我向周围看看，人们的脸色变了，显得更苍白，更紧张，眼睛睁得大大的，妇女们在哆嗦。在这片沉寂中，在这黑压压的人群面前，照例的几句问话和宣誓都变得异常庄严。贝尔纳把两手合抱在胸前，安详地站着，脸色比平时苍白一些（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他的态度都很平静）。
坎贝尔用轻轻的、清晰的声音问道：
“陪审员已取得一致意见，选出一人代表陪审员发言了吧，他是谁？”
选出的是城区的一个不太富裕的成衣师。
他宣誓以后，坎贝尔站直身子对他说，法庭等待着陪审员的裁决；这时我的心在收缩，呼吸也几乎停止了。
“……在上帝和被告面前……我们宣布，被控参与1月12日对拿破仑的行刺事件，犯了杀人罪的医生西蒙·贝尔纳，”他提高了嗓音，继续道：“无罪！”
沉默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出现了一阵起伏不定的喘息声，接着是疯狂的叫喊声，响亮的鼓掌声，雷鸣一般的欢呼声……女士们在挥手帕，律师们跳上了自己的座位，男人们涨红了脸，眼泪淌下了脸颊，人们用战栗的声音在呐喊：“乌拉，乌拉！”过了两分钟，法官们对这种喧闹表示了不满，命令庭丁恢复肃静，两三个人无能为力地挥动着短棍，张开了嘴巴，但吵闹声没有停止，也没减少。坎贝尔退出法庭，他的同事们跟在他后面。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呼喊和喧闹声继续着。陪审员们胜利了。
我走到被告席祝贺贝尔纳，想与他握手，但不论他怎么俯下身子，我怎么伸直胳臂，我的手还是够不到他的手。两个穿大褂戴假发的陌生律师突然对我说：“站在那儿，等一下！”不等我回答，他们便抓住我把我举了起来，使我可以与他握手。
喊声刚才平静一些，突然一股声浪扑向墙壁，排山倒海似的冲进了所有的窗户和门口，这是从楼梯上，从过道里发出的呐喊声，然后它又像潮水一般退却，接着再度高涨，不断扩大，泛滥、终于汇集成了一片嗡嗡不绝的欢呼的浪潮，这是人民的声音。
坎贝尔又走上审判席，宣布贝尔纳无罪开释，然后在“法官同僚们”的簇拥下离开了法庭。我也走了。这是那种罕见的时刻之一，这时人们对群众感到依依不舍，感到亲切可爱……这次裁决，这种欢乐，抵消了英国的多少过错啊！
我走出大门，街上挤满了人。
一个运煤工人刚从旁边的胡同出来，看了看人群，问道：
“结束了？”
“是的。”
“怎么样？”
“无罪。”
运煤工人放下煤车的缰绳，摘下大帽檐朝后的皮帽把它抛到空中，用疯狂的声音大喊：“乌拉，乌拉！”群众又一次发出了欢呼。
这时，陪审员们在警察的护卫下，从老贝利门口出来了。人们纷纷摘下帽子迎接他们，不断发出赞美的呼喊。不用警察给他们开路，人群自动让开了。陪审员们向舰队街的饭店走去，群众跟在后面，人越聚越多，他们经过时，不断有人欢呼，挥帽子。
这是在五点多钟，到了七点钟，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利物浦等地都得到了消息，工人捧着鲜花走上了街头，向居民们报告喜讯：贝尔纳已获得自由。这消息是他们的熟人用电报通知他们的；从四点起人们已等在电报局里了。
英国就是这样庆祝自己的自由所获得的新胜利！
帕默斯顿为阴谋法案下了台，德比内阁又在贝尔纳一案中败北，这样，政府策划的反对两本小册子的诉讼已变得难以成立。如果贝尔纳被定了罪，判了绞刑或流放二十年，社会舆论仍保持平静的话，那么为了使牺牲功德圆满，把两三个出版界的以撒30送上祭台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法国间谍已磨刀霍霍，准备向其他小册子，包括马志尼的《公开信》31，开刀了。
但是贝尔纳被无罪释放了，不仅如此，陪审员们受到的热烈欢呼，老贝利的兴奋场面，全英国的欢乐浪潮，都不是成功的预兆。小册子的案件移交给了高等法院。
这是想给被告定罪的最后一次尝试。老贝利的陪审员看来并不可靠，城区的居民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传统上就带有反对派色彩，自然不能信任；高等法院的陪审员却来自伦敦西区，大部分是富裕的商人，他们严格维护社会秩序，遵守赢利的传统精神。但是在成衣师的裁决之后，对这个陪审团看来也不容乐观。
何况伦敦和全国的新闻界，除了几份官办报纸以外，不分党派，一致反对侵犯出版自由的诉讼案件。人们召开了大会，组成了委员会，并开始募集捐款，万一政府得手，出版人被判了刑，可以支付罚金和诉讼费用；他们还起草了抗议信和请愿书。
案件一天天变得难办和棘手了。法国穿上茜红色大灯笼裤，稍稍歪戴着军帽32，从海峡对岸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件卫护它的君主的案件将如何结束。贝尔纳的无罪释放深深激怒了它，它从剑鞘中拔出了双锋宝剑，像小班长33那么骂骂咧咧的。
心情变得更沉重，
烦恼也加深了……34
资本露出苍白的银色的脸望着政府，政府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资本的恐慌。但是这一切都不在坎贝尔的话下，司法权威不受尘世的制约。它只知道，违反出版自由的案件，背离了整个民族精神，严厉的判决只能使他们大失人心，引起强烈的抗议。他们的唯一办法便是判处微不足道的惩罚：一文钱的罚款，或者一天的监禁……可是法国歪戴着军帽，势必把这样的判决当作是对它的人身侮辱。
何况万一陪审团裁决特鲁勒夫和霍尔热夫斯基无罪，那就更糟，政府势必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它为什么不命令伦敦市长或警察局，从秘密警察，至少从“秩序之友”中挑选陪审员……到那时，接着便是：
鼓手们！鼓手们！他们已从远处发出警报……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女王的内阁和法官们了如指掌，也许，如果在英国可以实行英国人所说的“苦迭打”，法国人所说的“政变”35，他们也愿意如法炮制，然而那位工于心计、实力雄厚、无懈可击、既年轻又老练的帕默斯顿的前车之鉴记忆犹新……
天呀，作个成熟的国家的君主，
这个任务多么繁重！36
开庭的日子到了。
前一天，我们的博特金37特地到高等法院找了一个警察，给了他五先令，要他明天带他入内。博特金得意扬扬，搓搓手，他以为我们一定找不到座位，或者会被拦在门外。有一点他没有估计到，高等法院根本没有门，只有一个大拱道。我比坎贝尔早到一个钟头，那时人还不多，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座位。过了二十分钟，我看到博特金来了，他东张西望，有些心神不定。
“你要找谁？”
“老弟，找我的警察。”
“你找他干吗？”
“他答应给我座位的。”
“算了，现在你要找一百个座位也不难。”
“我上了警察的当。”博特金笑道。
“他没有骗你，这儿有的是位子呢。”
警察当然没有露面。
霍尔热夫斯基与特鲁勒夫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他们的辩护士也参加了，最后，霍尔热夫斯基向我转过身来，递了一封信给我，说道：
“您认为这封信怎么样？”
信是特鲁勒夫写给他的律师的：他向他埋怨说他被捕了，又说他出版那本小册子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拿破仑，今后他也不打算出版这样的书了；信后署了名字。特鲁勒夫站在旁边。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对特鲁勒夫提出，只是用几句废话搪塞了一下。但霍尔热夫斯基对我说道：
“他们要我也照这样子写一封信，这不成，我宁可坐牢也不在这种信上签名。”
“肃静！”庭丁喊道。坎贝尔勋爵升堂了。等一切仪式结束，陪审员宣誓之后，菲茨罗伊·凯利起立，向坎贝尔说，他受政府委托宣布一件事，然后开始道：“政府鉴于特鲁勒夫已在信中作了如此这般的表示，并考虑到了如此这般的情况，因而决定撤销起诉。”
坎贝尔转身向陪审员们说道：“出版那本议论刺杀暴君的小册子的人是有罪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英国法律赋予人民以充分的出版自由，但是也握有充分的权力惩办敢于煽动这种可怕罪行的人，等等。但是政府考虑到如此这般的种种情形，决定撤销起诉，因此，如果诸位陪审员同意，我准备停止审问；但如果陪审员不同意，我仍将继续开庭。”
陪审员肚子饿了，又急于办自己的事，因此没有走出陪审席，便彼此转身商量了一下，正如预期的一样回答道，他们也同意停止审问。
于是坎贝尔通知特鲁勒夫，审问取消了，他可以走了。这时连一个鼓掌的人也没有，只听到一片笑声。
休息时间到了。这时博特金突然想起他还没有喝茶，便到附近的饭店去了。我特别写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俄国人牢不可破的习惯。英国人吃得很多，而且脂肪不少；德国人也吃得很多，但脂肪很少；法国人吃得不多，但吃得津津有味；英国人要喝不少啤酒，还有别的酒；德国人也喝啤酒，只是除了啤酒不喝别的酒；但不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像俄国人那样得完全服从肠胃的习惯。这习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少吃一顿饭……这不成……宁可把工作推迟一天，宁可错过与朋友见面的机会。博特金为了喝茶，不仅付了两个先令，还错过了下面这场好戏。
轮到审问霍尔热夫斯基时，菲茨罗伊·凯利又站起来宣称，他受政府委托要宣布一件事。我竖起了耳朵。他还能提出什么理由？霍尔热夫斯基没有写信。
凯利说道：“被告斯坦尼斯拉斯·热尔夫……夫尔热……霍热夫……”他停了一下，又道：“这简直叫人受不了！在被告席中的外国先生……尽管他确实有罪，出版和发行了费·皮亚的小册子，但政府考虑到他是外国人，不了解有关的英国法律，又系初犯，因此决定不予起诉。”
同样的喜剧又搬演了一次。坎贝尔征求陪审员们的意见。陪审员们立即同意释放霍尔热夫斯基。
法国人也并不满意这件事。他们指望演出一场色彩斑斓的戏剧，声讨暴君，保卫“人民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特鲁勒夫和霍尔热夫斯基也许会被判处罚金，关进监狱，但是监狱，十年徒刑……这比起人民群众再度揭竿而起，推翻一切暴君和他们的追随者的统治，又算得了什么……伟大的开端已在1789年出现，它是不可动摇的，法国的自由便得牢固地建立在那上面……从流放中诞生！
被邻居吓坏了的政府，在英国的自由这块坚硬的岩石上第二次碰了钉子，只得低声下气地退却了——出版自由还能获得更光辉的胜利吗？
1 贝尔纳（1817—1862），法国医生，参加过1848年巴黎的革命运动，后流亡在英国，1858年2月因奥尔西尼案被逮捕——法国指控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三世的炸弹是由贝尔纳在英国组织制造的。
2 阿尔卑斯山的高峰，通常译为圣伯尔纳山。
3 指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两国曾结成同盟，其后拿破仑三世曾两次访问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访问了法国。
4 防止阴谋活动的法案，正式名称是《密谋暗杀法案》，由帕默斯顿勋爵（当时任首相）于1858年2月9日向议会提出，2月19日遭到否决。
5 指1793年法国革命高潮中逃亡的天主教徒。
6 保利（1725—1807），意大利政治家和爱国者，曾领导科西嘉人反对热那亚的统治。科西嘉被法军占领后，保利逃亡英国，在伦敦住了二十年。
7 法国复辟时期的国王，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逃亡到英国。
8 法国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普逃亡到英国隐居。
9 英国于1689年颁布的法令，它规定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才可调动军队维持秩序。
10 米尔纳-吉布森（1806—1884），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对欧洲的革命运动采取同情态度。
11 帕默斯顿内阁于1858年2月底辞职。
12 德比（1799—1869），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三次出任首相，这里是指1858年德比的第二次组阁。
13 迪斯累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在1858年的德比内阁中任财政大臣，他的父母是犹太人。
14 卡斯尔雷（1769—1822），英国外交家，1812至1822年任外交大臣。
15 当时在伦敦流行的一首民歌中的词句，曾配以乐曲，成为一种舞蹈的名称。
16 海德公园中一个著名湖泊，因其形状似蛇，故名。
17 屠格涅夫在短篇小说《小地主奥夫相尼科夫》中曾写到在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农民差点把一个法军俘虏丢在冰窟窿中淹死，见《猎人笔记》。
18 普里斯尼茨（1790—1851），法国著名医生，水疗法的创始人。
19 英国刑法中有重罪和轻罪之分，但两者并无明确界线，一般说来，对社会危害不大的为轻罪，刑期不会超过一至三年，重罪则可判处死刑、放逐等。
20 此人在伦敦开了一个书店，帮助波兰的流亡者。
21 指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它位在老贝利街，因此通常被称为“老贝利”。
22 恺撒指拿破仑三世，迦太基人指英国的执政者。
23 伦敦的律师。
24 伦敦刑事警察厅的所在地。也译作“苏格兰场”。
25 伦敦警察局局长。——作者注
26 大概是这个名字。——作者注
27 帕尔默是英国医生，因涉嫌毒死了一个朋友，于1856年被处死。此案由于案情复杂，曾轰动一时。
28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党领袖，多次出任首相和大臣，但终生坚持研究古典著作，他的巨著《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出版于1858年。
29 夏洛特（1768—1821），英王乔治四世的妻子，与丈夫不和，曾提出诉讼。
30 指牺牲品，出自《圣经》。
31 指马志尼于1858年发表的《致路易-拿破仑的公开信》。
32 法军步兵的装束。
33 小班长是拿破仑一世的绰号。
34 引自奥加辽夫的诗篇《乡村更夫》（1840）。
35 指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即实行专制统治。
36 根据《聪明误》第一幕第十场的台词改写。
37 俄国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