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多少个水手和船长消失了，
他们高高兴兴踏上遥远的旅途，
走向了这黑暗的地平线……
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逝了……1
维·雨果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一种痛苦的欢悦，那神经质的、也许还是近乎恐怖的欢悦，望着那些人的信，这些人是我年轻时见过，或者虽未见过，但由于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作品而爱过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不久前，我在《雅典娜》上读到卡拉姆津的信，在《图书杂志》上读到普希金的信时2，又体验了一次那种感情。整整好几天，他们一直在我眼前，不仅他们，还有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全部处境，在我想起它们的时候，读到它们的时候，都随着这些信一起复活了——还有1812年和1825年，亚历山大皇帝，当时的书籍和服装，也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这些信像在冰雪下度过了冬季的枯叶，令人想起另一个夏季，它那炎热的或温暖的夜晚，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你仿佛又看到了那枝叶茂盛的栎树，看到风怎样把叶子吹到地上，尽管现在栎树已不再在你的头顶喧闹，也不会再像书中那样以它的全部力量使你感到压抑了。信中那形形色色的内容，那无拘无束的轻松语调，那日常的琐事，把写信的人又唤回到我们眼前。
可惜我保存的信不多。我的生活把我吹到了不同的海岸上，不同的土层中，我与许多人发生了关系，但是三次警察的袭击（一次在莫斯科，两次在巴黎）教育了我，我不再保留任何信件。1852年我离开意大利时，打算穿过压制一切的帝国，我销毁了不少我所宝贵的信件，但仿佛为了补偿这一点，我在伦敦又收到了我留在莫斯科的几札旧信。
从1825年起，飞速发展的形势越来越牵涉到每一个人，最后把大家汇集到了共同利益的洪流中。新信仰的建立，热烈的友谊，引起了繁忙的通信，它的发展逐渐演化成了不断扩大的内心自白……一切反映在、残留在信上，而且都是匆匆写下的，也就是没有经过粉饰和美化，一切沉积在那儿，保存在那儿，像变成化石的软体动物，似乎要在将来的最后审判中作证，或者为自己不公正的命运提出指责：“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3——仿佛人的衰老是一种罪过。
但我首先要编选的，不是一生中这年轻的、抒情的时期的信件。那留到以后吧。现在我要发表的是十几封信，写信的大多是知名的、我们所爱戴或尊重的人。
伊斯坎德尔
1859年3月1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4的信
您知道我一向多么爱您和尊重您，因此我说我收到了您的信，心里有多么高兴，您一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这好消息对我说来真是宝贵的收获，多谢上帝，您安然无恙，没有气馁，您还在继续从事您的工作，有时也可以与您交换一些意见。振奋精神，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时间对一切是最宝贵的药物。我们还会见面，还会像从前那样怀着对人类无私的爱讨论哲学问题。现在首先要请您原谅，我收到您的来信后没有立即回信，请不要责怪我。原因在于我的彼得堡之行，这是我几乎没有料到、也没有打算过的，它占去了我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后来又忙于一大堆琐事，加上我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好；您不会相信，从我们分别以后，我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经历的各种麻烦和不愉快有多少。莫斯科叫我这么讨厌，也许我会终于决定完全离开它；最低限度，今年夏天从六月起我要住在彼得堡。如果必要，我不得不继续从事我的活动，那么我就得在彼得堡把它继续下去——彼得堡像一个年轻的美人正在发育成长，取代在各方面日益衰老和虚弱的莫斯科。但将来究竟怎样，只有上帝知道，现在我还在莫斯科，不论什么时候，您想到什么，欢迎您写信给我。如果您想与出版界和读者建立什么联系，我乐意作您的中介人。您那篇谈霍夫曼5的文章，我收到了。我觉得，您对他的评价是适当的、正确的，但是如果您想发表这篇文章，那么请接受我友好的劝告：它在文字上还太粗糙，需要作些修改，同时，在送审前，应该删除一些语句。如果不进行这些修改，除了它们会给我们带来不愉快（哪怕这只是刊物的事）以外，我得问，这些语句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实质，不在于表达方式。如果您相信我，我愿意为您代劳，从政治和文字上负责对您的文章作一些修正，然后把它交给任何一份刊物都行。但未经您的许可，我不便对它作任何改动，当然，在未经修正前，我认为不宜把它交给别人。请您相信，我把您当作兄弟一样，希望您一切顺利，我深信，您目前的处境不会长久，只要您在各方面小心一些即可。我想，您目前也许正处在委屈和愤慨的状态，但是我们谁在生活道路上没有经历过坎坷和不幸呢？多谢上帝，但愿我们只是在青年时期感受到这种沉重的痛苦。以后我们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和态度，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啊！伟大的上帝！我亲自体验过，也仍在体验着这一切，而我还只有四十岁。在二十岁和四十岁之间，一个人的观点和理解会截然不同，距离极大。令兄告诉我，您在研究地理和统计学6，这是好事！可惜在历史方面，您那个地方还是一片空白。关于它只能说：人们生活着，至于谁生活着，为了什么生活，只有上帝知道。然而，如果有什么有趣的发现，请告诉我。我对俄国历史是深感兴趣的。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讲给您听许多历史轶事。历史正是现在所需要的。看来，我们的整个文学都在倒退。我现在的通信处是：莫斯科诺文斯基镇库特林区九受难者教区萨福诺夫院子。恭候回音，并向您致以最尊敬、最忠诚的问候。
尼·波列沃伊7
1836年2月25日于莫斯科
选自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的信8
（一）
亲爱的赫尔岑，我早已非常想跟你谈谈，谈谈这，谈谈那，谈谈你的《关于研究自然的信》9，谈谈你的短文《论偏爱》10，谈谈你优秀的中篇小说11——它显示了你新的才能，在我看来这是超过了你一切旧的才能的（除了你关于哥白尼和雅罗波尔克·沃江斯基等等的小品文）12——谈谈你的才能的真正方向和意义，还谈谈其他许多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然而我始终在等着你，有一次由于赫尔茨先生13的到来，我还空欢喜了一场，因为我以为通报的是赫尔岑先生要见我。最近我听说，你打算走了，不是明年春天，就是明年秋天。那么其余一切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写信给你，不是要谈你，而是谈我自己，谈我本人的事。首先，请你伸出手来，保证这儿所写的一切在得到允许以前，必须在你和你的朋友们之间严格保守秘密。
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已决定脱离《祖国纪事》。这心愿早已存在，但我一直想通过巧妙的方式来付诸实现，这是我的幻想，事实证明它不比马尼罗夫先生14的幻想高明多少，只是痴心妄想。现在我看清楚了，这一切都是废话，必须采取更普通更困难的、但也是更实际的措施。但首先是理由，其次才谈得到措施……杂志的定期性工作像吸血鬼一样吮吸着我的生命力。通常一个月中的两个星期，我得拼命地紧张地工作，写得手指麻木，连笔也握不住。另外两个礼拜，我像经历了两周的酒神节刚才清醒，便无所事事地游荡，连小说也懒得读。我的头脑，特别是记忆力衰退了，好像被压在堆积如山的俄国语言文学的垃圾和尘土下了。很清楚，我的健康损坏了。但是我并不厌恶工作，那篇长文《谈科利佐夫的生平和作品》是我在病中写的，我工作得很愉快。有个时候，我几乎在三周中写下了整整一本可以付印的书，这工作对我是甜蜜的，我为此感到愉快，欣慰，心情舒畅。因此，对我有害的、不能忍受的，只是定期的杂志工作，它使我头脑僵化，健康恶化，性情烦躁，何况我本来抑郁不乐，常常要为一些小事生气；但不是例行公事式的工作，却是我所喜爱的，对我有益的。这是第一个，也是首要的原因……
到复活节，我要出版一本大型的不定期丛刊15。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我一篇小说。屠格涅夫给了我一篇小说和一首长诗。涅克拉索夫给了我一篇诗体幽默作品（《家》，在这方面他是个老手），帕纳耶夫16是一篇小说；这已经有五篇了，第六篇我自己写；我还打算向迈科夫17要一首诗。现在我向你提出，请你给我一篇小说或者一篇真实的故事！18如果除此以外你还能给我点轻松的、幽默的、适合报刊的东西，不论是有关生活、俄罗斯文学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东西，我都欢迎！当然，我要的不仅是轻松的作品，因此我也请格拉诺夫斯基写一篇历史文章，只要内容具有普遍兴趣，又以文学笔调出之即可。不论如何，请转告青年教授卡韦林19，他是否可以提供这类文章。他寄给了我他的讲稿的第一部分（我为此对他非常感谢），它写得好极了，它的基本观点是俄国历史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与西欧历史的个性截然不同，这是个天才的见解，他的阐述也引人入胜。如果他能给我一篇文章，根据他的讲稿简单扼要地阐明这个思想，那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我自己也预备写一篇文章，谈谈现代诗歌的意义。20这样，我就有了小说，幽默作品，诗歌，以及内容严肃的文章，可以出一本很好的丛刊了。现在谈谈你的小说。你在写《谁之罪》的下篇吗？如果它像上篇那么好，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哪怕你在写另一部新作，而且写得更好，我也还是宁可看到《谁之罪》的下篇。安年科夫21定于1月8日动身。他在柏林会与库德里亚夫采夫22碰头，也许他也会给我一篇小说。安年科夫可能会寄给我旅途随笔之类的东西。我打算与奥利兴23出版科利佐夫的诗；他负责出版，利润对分，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到夏季再说。到复活节我可以完成俄国文学史的第一部分24。只要能度过开头的一段时间，我知道，以后就会好一些；我的工作可以轻松、愉快一些，而收入即使不能增加，至少不致减少。与你握手，并盼立即赐复。
维·别
1846年1月2日于圣彼得堡
（二）
亲爱的赫尔岑，你的立即复信使我无限感谢，这正是我翘首以待的。按照你的想法做吧。但是对你的新小说我恐怕指望不大了。丛刊必须在复活节前出版，时间不多了。现在已准备送审。我们的审查官不多，他们要管的事又太多，因此处理原稿总是拖拖拉拉；可以供你写新小说的时间看来很短，甚至没有。同时，丢下旧的不去完成，另写新的，会把两者都搞坏。
关于博特金25谈西班牙的信，没什么要说的；当然，你们寄来好了。安年科夫在八日走了，带走了我最后的欢乐，以致现在我的生活几乎已没有欢乐可言……
唉，兄弟们，我的健康不妙——很糟！有时各种无聊的念头都会钻进我的头脑，例如，留下妻子和女儿无衣无食，多么可怕等等。在去年秋天得病以前，跟现在相比，我真可算得大力士了。现在我在椅子上转个身都会累得喘不出气。
半年、甚至四个月的出国疗养，也许还能使我渡过危机，安然无恙地活上五六年。26贫穷不是罪恶，可是比罪恶更坏。穷人是不值钱的，他应该学会自己鄙视自己，他像贱民，甚至没有权利得到阳光。杂志的工作和彼得堡的气候葬送了我。
1846年1月14日于圣彼得堡
（三）
你真叫我说不出的高兴，我没有理由再担心丛刊没有你的作品了，因为你把《偷东西的喜鹊》完成了，会及时寄给我。然而我还是难过和惋惜我不能得到《谁之罪》。这样的小说（如果第二部和第三部不比第一部差的话）是难得有的，它将在丛刊中成为压卷之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剃掉的络腮胡子》一起赢得读者的赞赏，这是丛刊的出版者不仅在醒时，甚至在梦中也不敢指望的事。好像有个小鬼在用这篇小说逗我，尽管与它分开了，我还是不能忘记它，总在编织一些美梦，如：我重新刊载它的第一部并发表其余部分，以此开始我的丛刊……这样，丛刊赢得的热烈彩声一定会超过（1）小偷，（2）傻瓜，（3）恶棍……27
卡韦林的文章会很好，对此我深信不疑。它的思想（一部分也包括卡韦林阐述这思想的风格）我是知道的，这已足以使我对这篇文章抱有不同寻常的期望了。
然而，不要以为我不重视你的《偷东西的喜鹊》；我相信，它是优美而充满机智的，按照你的风格而言，这也一定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作品；但是在《谁之罪》以后，不论你拿出什么作品，只要是不如它的，你都会成为无辜的罪人。如果我不把作为人的价值看得与你作为作家的价值同样大，或者甚至更大，我也会像波将金在《旅长》上演后对冯维辛说的一样28对你说：“赫尔岑，你可以死了！”但是波将金错了，冯维辛没有死，他还写出了《纨绔子弟》。我不想犯错误，我相信，在《谁之罪》以后，你写的作品仍会使大家不禁要说：“他是对的，他早已应该写小说了！”这是你应得的荣誉，尽管是句笑话，你是当之无愧的。
你写道：“格拉诺夫斯基可以寄上他的讲稿”，既然可以，为什么不寄？原因在哪里？收到了索洛维约夫29的文章，我不胜高兴，请你代我谢谢他。
1846年2月6日于圣彼得堡
（四）
你写道，我脱离杂志，你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应该高兴；问题不仅在于健康，在于生活，也在于我的智力。要知道，我的头脑正在一天天变得迟钝。记性坏了，脑子给俄国书报弄得乱糟糟的，可是手还得不停地写，对一切发表些老生常谈，官样文章。涅克拉索夫的《在大路上》非常出色，他还写了几篇这么好的作品，而且会写得更多；但他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替杂志做苦工。我理解这一点。休息和自由不能教会我写诗，但能像过去一样给我提供条件，让我好好写作。你不了解这种处境。没有《祖国纪事》我也能生活，也许还会生活得更好，这是很清楚的。我头脑中有不少计划和设想，如果我忙于别的事，它们就永无实现之日；我现在有了名声，这已经够了。
你的《偷东西的喜鹊》带有传奇性质，但叙事手法高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话是美妙的，充满犀利的智慧。我只担心一点：全部禁止发表。我得设法疏通，尽管心中很少把握。医生的笔记30的构思是出色的，我相信你会成功地处理这题材。《丹尼尔·加利茨基》31是一篇切实的、引人入胜的论文。关于卡韦林的文章没什么说的，这是杰作。这样，你们这些懒散而不认真工作的莫斯科人，结果比我们彼得堡的快速作家贡献更大。谢谢你们！
至于我的丛刊究竟是大象还是利维坦32，那么是这样的。丛刊的成功根本不能依靠《在大路上》那样的诗篇。《穷人》33，这是另一回事，那是因为人们早已在议论它了。人们先得买书，然后才读书；在我们这里，先读后买的人是很少的，而且这些人也不会买丛刊。请相信我，在《彼得堡文集》的购买者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喜欢《读巴黎的娱乐活动》34这篇文章。我不能冒险，我必须有确实把握，能一举成功，必须像俗话所说的能把庄家的钱赢光。一本丛刊刚售出，忽然第二本又出现了，买书的人已经不信任它。你得给他们新东西，他们不喜欢重复，可是我除了你和米·谢35，还是那些老名字。只有丛刊销售得差不多了，卡韦林的文章才能帮助它终于成功，首先，它的题目只能叫人害怕，大家会说：“这是谈学问，枯燥无味！”这样，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部分小说上，寄托在书的不可思议的厚度上。相信我吧，我不会错，你们莫斯科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理想主义者，你们能够写好书，编好书，但无法打开销路，在这方面你们得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我们请教。
我只知道一本书对彼得堡和莫斯科甚至是不用做广告的，那就是《死魂灵》第二部。但这样的书全俄国只有一本！
可怜的亚济科夫36遇到了可怕的不幸——他的萨沙死了，这是个出色的孩子。可怜的母亲几乎发疯，乳汁仿佛冲进了她的头脑，她已有些语无伦次。两岁的孩子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的女儿才八个月，可我已经在想：“如果你注定要死，为什么不在半年前死去！”母亲生孩子多么不容易，教他走路多么不容易，让他出牙齿又多么不容易，还有喉炎，麻疹，猩红热，百日咳，腹泻，便秘等等，死亡始终在与生命争夺他，如果生命胜利了，那么孩子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文官或武官，小姐和太太。忙忙碌碌就为这个！多么可笑和可怕！生活充满可怕的笑料。可怜的亚济科夫！
如果我不去国外，就不离开这儿。我早已失去了热烈的希望，因此很容易放弃一切办不到的要求。我很想与米·谢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和敖德萨；但是我的家在彼得堡，我不能丢下它一个夏天，可是让它去加普萨尔，便得增加一倍开支。
不过我还在考虑。倘若你在4月来，那就再好没有了。
1846年2月19日于圣彼得堡
（五）
我收到了卡韦林的文章的最后部分，《克鲁波夫医生的笔记》，米·谢的片断回忆，最后，还有梅利古诺夫37的文章。一切都很好，一切完美无缺。卡韦林的文章是俄国史学史划时代的著作，是对我国历史作哲学研究的开始。他对伊凡雷帝的看法令我兴奋不已。我出于某种本能，对伊凡雷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印象，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我的观点。38
《克鲁波夫医生的笔记》是一篇杰作，此外我暂时还不能说什么。关于你的才能，见面时我有不少话要对你说，你的才能是不可小看的，如果你一年写不满一本书，你应该为你懒惰的手指被绞死。米·谢的片断是美妙的。读它时，我好像在听作者谈话，那么娓娓动人，又那么才华横溢。我非常喜欢梅利古诺夫的文章，我为它非常感激他。我尤其喜欢前半篇，还有那个红光满面的老将军，他把苏沃洛夫、拿破仑、威灵敦和库图佐夫都称作小家伙。总之，这篇文章中包含不少回忆录的意味，你读着它仿佛已置身于另一个美好的时代中，使你不由得静静地思索。你在信上提到了卢利耶39的文章，这不坏；最好请格拉诺夫斯基也写点什么。纯文学的东西，我现在已很多了，不想再要，因此要是还有两篇学术性文章，那是很好的。我的丛刊将取名为“利维坦”，预定在秋季出版，但必须在日内送审，立即付印才成。
关于跟米·谢旅行的事，我大概会去。钱已讲好，一旦到手，我马上写信通知你。我把家人送往加普萨尔，那儿的别墅气候条件好，对妻子的医疗也极有利。不论白天黑夜，我仿佛看到，一辆旅行马车已停在米·谢的院子中，这不是索洛古布的那种旅行马车40。我们像圣徒一样！坐上马车，向南行驶四千俄里，一路上睡觉，吃饭，喝酒，欣赏两旁的风景，什么心事也没有，不用写文章，甚至不必为书评栏读一本俄国书——这对我比穆罕默德的天堂更好，也用不到仙女，让她们统统滚蛋吧！
我必须知道，米·谢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动身，以便作好充分准备。到时候丛刊能印好十五页即可，其余没有我也成（我会把它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等我回来，书已印成，我便在10月把它发出。41
你好，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你的回来终于不再是神话了42。我对你很生气，要狠狠骂你，至于为什么，请你问赫尔岑。现在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飒爽英姿，并用勒阿第列尔香槟酒为你干杯，我的兄弟，这是多么好的酒啊！向萨京和你们所有的人问好。
1846年3月20日于圣彼得堡
（六）
昨天已在给你写信，预备今天写完，但现在我把它扔在一边重新写，因为收到了你的信，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我承认，我已开始感到不安，担心我的南方之行（那是我梦中也在想望的）又要横生枝节了。这次旅行可能给我带来的利益，何必你多说呢？我自己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为了健康，也是为了生命。道路，空气，气候，懒散，合法的闲暇，无忧无虑，新鲜事物，这一切加上米·谢这样的旅伴，单单想到这事，我就觉得精神一振。我的医生（很好的医生，虽然不是克鲁波夫）对我说，根据病情，这种旅行比一切药物和一切治疗都好。那么，米·谢的旅行决定了，我现在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动身了。除非发生什么没有预料到的意外事故，我不会改变主意；为了防备万一，我得日内即去驿站预订座位。昨天我就是这么写信给你的，以便你尽早通知我，米·谢究竟去不去，以及动身的确切日期。正因为这样，你今天的信使我高兴极了，我再也不能偷懒，得马上坐下来写回信，尽管图奇科夫43星期二便走。你能给我五百卢布，这也是你的信使我特别高兴的地方。只是这些钱你不必寄来，可以等我到了莫斯科给我，这简单一些，也少些麻烦。这样，我的钱够我和我的家度过夏天了；也许还够我回到彼得堡花一个月，至于以后，那以后再说吧，一切听其自然！我们这些人是贱货，即穷人，不过不是骗子，有时我们还是相信机会、依靠运气的好。此外没有别的法子，如果这种作风可以害人，那么它有时也可以救人。
好吧，我的兄弟，多谢你给了我《谁之罪》的插曲44。它使我终于相信，你是我国文学中一个伟大人物，不是一知半解者，也不是偶然涉猎者，不是无事可做才干这个的。你不是诗人，解释这一点是可笑的；但是要知道，伏尔泰不仅在《亨利亚德》中，而且在《老实人》中，也不是诗人，然而他的《老实人》可以与许多伟大艺术作品一起流传千古，至于许多并不伟大的作品，那么它不仅超过它们，而且还会继续超过它们。艺术气质使智慧融化在天资中，融化在创造性幻想中，因此作为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这种人是大智大慧，非常聪明的，可是作为一般的人，他们却是无知的，几乎是愚昧的（如普希金和果戈理）。你的天性主要是思维型的，理智型的，因此相反，天资和幻想融化在活跃而强烈的思维能力中，这思维能力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倾向，它不是外来的，不是强加的，而是你的天性所固有的。你的智力太丰富了，丰富得使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么多的思维活动；你的天资和幻想也很丰富，但不是纯粹的、独立的天分，那种全凭自身形成的、把智力作为低等的、从属于它的因素加以利用的天分，不，你的天分（只有鬼才知道）从你的气质而言，是一种变种，或者螟蛉子，正如智慧之于艺术气质一样。我无法讲得更清楚，但我相信，你会比我更理解这一点（如果你还没有思考过这问题），你能向我说得更清楚而明确，使我不禁喊道：“对了，就是这么回事！”有的智慧纯粹是思辨性的，对于它，思维几乎纯粹是数学，具有这种智力的人，如果从事诗歌，他们写的东西往往是寓意作品，越是聪明，越显得晦涩难懂。枯燥的、哪怕是潮湿而温暖的智慧与平庸相结合，产生的也只是石块和木柴，就像瑞亚用来代替孩子拿给克洛诺斯的东西一样。45但是在你身上，你既有活跃而强烈的智慧，又有一种特殊的天分，至于它是什么构成的，我说不清，但问题在于我比你愚昧好多倍，而艺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对我比对你渊源更深；我的幻想压倒了智力，从这一点看，这方面的那种独特天分在我身上，应该比在你那里多一些（从一件事便可知道，如你读康德的书，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有时连读你那些哲学文章也觉得头痛），而我这种独特的天分却不多不少，正好符合需要，足以理解、评价和爱好你的天分。这种天分与艺术天分一样，也是必要的、有益的。如果你在十年中能写出三四本书，内容充实一些，规模大一些，你就是我国文学中的大人物，不仅会进入俄国文学史，而且会进入卡拉姆津的历史中。你可以对当代生活发生强大的、良好的影响。你有自己的特色，模仿它正如模仿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是困难的。你可以像果戈理小说中的“鼻子”46一样说：“我就是我自己！”切实的思想和它们的天才的、生动的体现是了不起的事，但只有在这一切与作者的个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像火漆上盖的印与这个印本身一样关系紧密时，才是那样。你的成功便取决于这一点。你的一切都是独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连缺点也不例外。但正因为这样，你的缺点往往变成了优点。例如，你个性强烈，喜欢讲挖苦话，这应该说属于你个人的缺点，但是在你的小说中，这类表现却往往十分出色。写吧，老弟，尽量写得多一些，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事业；你的这种天分，如果让它湮没无闻，你是完全应该受到谴责的。
最后，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和涅克拉索夫已拿到4月26日驿车的车票。
维·别
1846年4月6日于圣彼得堡
（七）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亲爱的赫尔岑，为此我对你非常感谢。关于第一点47，我完全相信你，只是你别忘了预先安排一下，免得在路上我们错过见面的机会。
我的旅途印象48其实根本谈不上是旅途印象，正如你那些《研究自然的信》根本不是对大自然的研究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所获得的印象，有多少是可以形诸笔墨的。因此，我的旅途印象只是文章的框架，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借用这名称。这方面的内容大多只限于恶劣的天气，以及更加恶劣的道路而已。
我要写的是：一，关于俄国的戏剧，它的状况糟糕的原因，以及舞台艺术在俄国迅速而彻底没落的原因。这方面我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别人和我都已讲过的，但应该对这问题作详尽的考察。米·谢在卡卢加，在哈尔科夫，都演出过，目前在敖德萨演出，也许还要在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辛菲罗波尔，以及鬼知道什么地方演出。我看了不少戏，既看排练，也看演出，在演员中挤来挤去。除此以外，米·谢还热心地为我解释，提供事实，因此一切显得新鲜，深刻。
二，在哈尔科夫，我读了《莫斯科文集》49。萨马林50的文章显得聪明，尖刻，甚至咄咄逼人，尽管作者是从温和与恭顺51这些不值得称道的原则出发，而且涉及了我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但他多么聪明而尖刻地抨击了索洛古勃的贵族色彩！这使我相信，斯拉夫主义者也可以成为一个聪明的、有才能的、实事求是的人。然而霍米亚科夫……我让他来触犯我试试——我会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三，我还没拜读先科夫斯基52的谩骂，但他给我的文章提供了新材料，我很感激他。
由此可见，我的文章是报刊上的小品文，杂拌儿，拉拉杂杂什么都有，只是搀了一些论辩性的热情而已。
在卡卢加我遇到了伊·阿克萨科夫。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斯拉夫主义者，可是这么出色，好像从来没有当过斯拉夫主义者。一般说来，我碰到了胡说八道的谬论总会想，在斯拉夫主义者中间确实也有正派的人。我想到这一点不免难过，但是真理先于一切！
我的健康有了好转。我精神好些了，身体明显强壮了，但是咳嗽照旧，似乎还不肯离开我。从6月25日起，敖德萨天气热了，但从30日起又凉爽了一些，不过仍很暖和，以致夜间穿了夏季的衣服还得出汗。我正开始读但丁的书，那就是说，洗海水澡53，血流向胸口，整个早晨我都得咯血，医生吩咐暂时停止洗澡。
有一件事很糟。我收到妻子的最后两封信是在哈尔科夫，是5月22日和27日寄的，在两封信中，她都抱怨她心情不愉快，还在发烧；可从那以后直至目前，我没再收到她一个字，不知她现在怎样，真叫我担忧！否则现在什么也不做，我可以很愉快。
索科洛夫54是个好小伙子，但是沾染了外省的感伤主义；因此你在信上对他只字不提，几乎使他痛哭流涕。啊，外省，多么可怕的东西！敖德萨比其他一切省城还好一些呢，这可以称得是俄国的第三大都会，一个迷人的城市，但这只是对过路人而言。长期住在这儿会闷死。
请向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好。为什么你不在信上谈谈，现在奥加辽夫在哪里喝酒，萨京又在哪里奉承女人？向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好。你怎么从未提过科尔什55的一句新俏皮话？代我向他一家人问候，但不要对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56说，我为了得不到家里人的消息，心里很不安，否则她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丈夫，她有了这种看法，那是比科尔什最恶毒的俏皮话更糟糕的。再见。如果你不太懒，那就写信给我吧。
维·别
1846年7月4日于敖德萨
（八）
你好，亲爱的赫尔岑，我现在是在天涯海角给你写信，为的是让你知道我们还活在这个明朗的世界上，尽管我们不论在哪里都觉得世界是黑暗的。进入克里米亚草原后，我们看到了三种新奇的生物：克里米亚山羊，克里米亚骆驼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我认为，这是同一种族的不同类别，同一族生物中的三个不同支系：他们的面貌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彼此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是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唉！哪怕在鞑靼人那里，真正的、根本的、东方宗法制斯拉夫主义的特点，也在狡猾的西欧的影响下有些摇摇欲坠了。鞑靼人大部分头上披着长发，可是胡子却剃光了57！只有山羊和骆驼还保持着科托希欣58时代祖先的神圣习俗——它们没有自己的观点，充分的自由和强大的理性在它们看来都比瘟疫更可怕，它们又无限尊重自己的长亲，即鞑靼人，不论他把自己领往何处都可以，却不允许自己问他一声，为什么他不比它们聪明，却可以任意把它们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总之，它们已彻底掌握恭顺与温和的原则，在这方面他们发出的声音可能比舍维廖夫及全体可敬的斯拉夫主义弟兄们发出的更为悦耳动听。
尽管那样，辛菲罗波尔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城市；它不在山上，但山是从它开始的，从这里可以望见查特尔山。从灰土蔽天、空空荡荡、给太阳烤干的诺沃罗西亚草原来到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可惜我的痔疮大发作，从上月24日起便开始折磨我，现在才略好一些。
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要你们回想一下《布凯尼翁》或《布凯利翁》59那本戏，萨京在巴黎看过戏，还向米·谢推荐过，认为戏中的角色对他非常合适。他早已在考虑自己的纪念演出，想及早知道，在这件事上，你们能给他多少帮助。
不！我不是一个旅行家，特别在草原上。你写一封信回家，要过一个半月才收到回信，这简直像充军到了澳大利亚！
等你读到这信时，我大概在回莫斯科的路上了。直到现在，8月份的《祖国纪事》和《读书文库》还没寄到辛菲罗波尔。再见，请代向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好，我还是非常想见到大家，越快越好。
维·别
1846年9月6日于辛菲罗波尔
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带着健康的身体回来，但一定会带着一大把胡子回来——老兄，在这儿胡子长得快极了。
选自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的信
（一）
你看了这信也许会说：“又是浪漫主义。”随你怎么说吧，赫尔岑。我依旧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今天我需要与你谈谈。夜这么美好；两点钟前，丽莎60给我弹了莫扎特的乐曲，我心里觉得这么温暖，这已好久没有了。后来又读了你的《克鲁波夫》！
以前我已听你读过它，但它给我的印象不深，不知为什么。在《现代人》上，它删节了不少地方，但我读得津津有味。你可知道，这是地道的天才作品？我已好久没有领略过它给我的这种乐趣了。伏尔泰当年曾这么嬉笑怒骂，那含有多少温情和诗意；它使我想起你，想起我们在波克罗夫村和乡下家中61度过的日子，克鲁波夫扫除了我心头的烦恼，我对你感到的不快。我仿佛又听到了你的笑声，又看到你焕发了你全部美好的青春活力。为什么要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的假面具，这不是你在法国深恶痛绝的吗？62我对你的大部分信没有回答，因为它们在我心中引起了不好的反应。它们隐藏着一种责备，一种令人不快的隐蔽想法，只是有时难免暴露而已。科尔什好像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们没有交谈过这一点。你从前对朋友的嘲笑不会使人生气，因为那是善意的俏皮话；但你信上的嘲笑却伤害了自尊心，影响了更生动和高尚的感情。如果你对我们不满，直截了当给我们写一封责骂的信，不是更好吗？但是你却在给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63的信上旁敲侧击等等，这可不好。你最后一些日子就足以充分证明，索科洛沃村的争吵没有留下痕迹，大家仍保持着对你的爱和忠诚。科尔什在孩子病时仍可以说笑和戏谑，但在送走你时却哭了。难道你不珍惜这些并不廉价的眼泪吗？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可笑的指责，说什么缺乏真诚的爱以及冷漠等等？我们没有写信给你，但难道你从巴黎发出的信是必须回答的吗？我不想跟你争论“布尔乔亚”的真正意义——我在讲坛上已讲得够多了。我是一个极端重视个人的人，那就是说我尊重自己的私人关系，而对你的这些关系最近已变得不太轻松。伸出手来吧，亲爱的！克鲁波夫医生的笔记万岁，它对我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是来自你的信。从那里我又听到了你的声音，看到了你的容貌。
我焦急地等着“马利尼街来信”64，也等待着你的来信。
请向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代致热烈的问候。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们，我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幸福，再见！克鲁波夫再好没有了！向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问好。
1847年于莫斯科
（二）
我的朋友们，X65答应转交这些信，因此我可以谈谈，不必担心邮政检查。我们的境况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了。西欧的任何运动都会在我们这里引起新的限制措施。告密已司空见惯。三个月中对我进行了两次调查。但与普遍的灾难及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着关闭的危险，只是眼前实行的还限于下列措施：提高学费，制定法律减少学生人数，根据这法律，任何一所俄国大学的自费生不得超过三百人。这样，大学生的入学得停止两年。在我们这里也许得等到1852年，因为莫斯科大学已有学生一千四百名，必须减少一千二百人，才有权招收一百名新生。这种措施连不懂教育的人也会大声反对，因为它剥夺了他们的孩子在这几年内获得大学文凭的权利。贵族学院停办了，其余的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例如，皇村学校和法律学堂便是这样。大学也在所难免。专制制度大声宣告，它不能与教育和睦相处。武备学堂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编制这份大纲的军事教育家会使耶稣会士也相形见绌。神父应向武备学堂学生灌输一种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伟大主要在于服从政府。他被说成了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的模范。历史教员必须揭示古代世界虚有其表的美德，阐明历史学家一无所知的罗马帝国的伟大——看来它只有一个不足之处：缺乏遗传性。甚至舞蹈教师也得进行道德说教。可就在这时，彼得堡却一下子发现了三个秘密团体，其中不少是从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关于文学已没什么好说的。
有些事简直会叫人气得发疯。别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时死了。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我决定不提出辞呈，等待命运替我作出安排。有良心的人还能做些事，让他们自己把我撵走吧……
你不了解我为什么写到钱，这不是某个人的事，这涉及我们所有的人，涉及活动的可能性。我们的处境都千钧一发，每个人的前途不是退职便是去维亚特卡，甚至更远。杂志已几乎绝迹。必须给读者提供书籍，好的书籍，又较易通过审查的；我们的读者不少，其余没什么好做的，可是读什么呢？对这一切可能性都需要资金，那样我们才能有恃无恐，有备无患，它是我们共同的、也是个人的事业……这资金不可能丢失，因为有我们大家，以及它的使用方法作担保。目前它可以银行存款的方式放着，一旦什么人有重大需要，马上可以支付，要出版什么书，也有了办法。此外，弗罗洛夫66与我在计划写一本通史。
戈洛赫瓦斯托夫67在这种事态面前害怕了，提出了辞职，还没有人接替他。以后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斯特罗戈诺夫68已完全失宠。对当局说来，这些人都是自由派，连戈洛赫瓦斯托夫也不例外。大概会对彼得堡首先开刀。农奴解放问题给搁在一边了；对工厂工人也采取了措施，实行了严格的监视。人们怨声载道，但是对抗的力量在哪里？困难啊，赫尔岑，活人是找不到出路的！
季·格
1849年于莫斯科
（三）
昨天我们得到了伊·帕·加拉霍夫69逝世的消息。正直的人又少了一个。前几天在莫斯科传出了你去世的谣言。人家把这话告诉我，我差点放声大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不过为什么你不能死呢？要知道这并不比别的事不可思议，不过目前还好，你还活着。我还可以怀着依恋的心情想念你。关于你已死的谣言，是你给叶戈尔·伊万诺维奇70的信引起的，你在信上谈到伊·屠71传染了霍乱，人家把你们混为一谈了。加拉霍夫死前给你的信谈过许多事，你是否可以找出一些最有趣的信给弗罗洛夫。这是他对你的要求。
跟你们两人握手，也拥抱你们的孩子。我不想再教他们历史，这不值得。他们知道的已经够了，这毫无用处的东西，太蠢了。今年夏季很好，我为冬季准备了不少活动。我打算少想些问题，少绞些脑汁，我身体很健康，但心灵恐怕很难恢复健康。再一次与你们握手。
你们的格拉诺夫斯基
1849年于离莫斯科
二十俄里的伊林斯科村
（四）
我的朋友们，利用这机会与你们匆匆谈几句。一个好心的德国人愿意把我的信捎给你们，他过几小时就得动身。
除了梅利古诺夫讲的一些零星消息以外，我们对你们几乎一无所知，你们从西班牙回来了吗？今年打算住在哪里？……
……如果你这儿的朋友可以去拜访你，他们一定会去，而且会给你带去不少你所不认识的人。不仅我们，你的老朋友们，对你仍怀有充满友情的回忆。我不得不把你留在我这儿的相片全部（除了巴黎的一幅）分给各个年轻人。也有坏蛋在咒骂你，但那都是没有头脑、心地不良的人。
你的书寄到了72。我读了它们，既高兴，又感到痛苦。你有这么大的天才，可是你不得不与我们隔绝，用别国的语言讲话，这对俄国是多么大的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不能同意你对历史和人的看法。它也许可以为海瑙73这类人开脱罪责。对于你在文章中所表现的这种人类，对于这种贫乏而无效的发展，是不需要高尚的英雄人物的。每个政府都可以根据你的观点惩办革命者，因为他们的揭竿而起是无益的，不能带来任何效果。
直到现在你所写的一切都充满了智慧，但是它们流露了一种厌倦情绪，这与生动活泼向前发展的形势是脱节的。你太孤独了。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你有条件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你的天才中一切曾经在俄国活跃过的、足以引起大家同情的东西，在外国的土地上似乎消失了。你现在是为少数人，那可以理解你的思想、不致为此感到屈辱的少数人在写作。我的几个熟人很快就要出国，他们会给你捎来我的长信74，我要在那里详细说明一切，也可能还要谈谈你的两本书。
我有过去参观伦敦博览会的机会，但它只是一闪而过，很快消失了。
我们大家都问候你们。丽莎病得很重。紧握你们俩的手。
季·格于1851年春
（五）
自从上次听到你生动的谈话到现在，又几年过去了。复信是不可能的。你这儿所有的朋友头上都笼罩着乌云，它刚散开一点。但前途还是难以乐观，虽然生活轻松了一些。
你写的东西，有些也几经曲折，极端秘密地传到了我们这儿。你的朋友们怀着爱和忧虑，贪婪地阅读了它们。我们过去共同的青年时代，我们没有实现的希望，在它们的字里行间依然隐约可辨。我们有过不少抱负，可是命运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呢？这里最令人不满的是《尤里节》75。为什么你要向彼得扔石块？他是根本不应该受到你这种指责的，因为你引用了不准确的事实。我们越是生活得久，彼得的形象在我们眼前便越是高大。你与俄国隔开了，对它生疏了，它对你已不再这么亲切，这么可以理解。你看到了西欧的罪恶，便倾向斯拉夫人，准备向他们伸出手去。你要是生活在这儿，你的话就会不同了。但必须怀有强烈的信念与爱，才能对斯拉夫种族中最强大有力的因素的发展前途保持一定的希望。我们的水手和士兵在克里米亚慷慨就义；可是在这儿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生活。
关于你的作品还有一句话。如果你希望影响我们的观点，就不要发表索科洛夫斯基的诗歌那样的东西。76它会使许多人感到不快，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同意书中的观点，对它表示满意的。总之，应该多多想到你的读者，提防不准确的事实，在这方面你常常难免失策。
但是公事谈得够了，现在谈谈私事。我们的希望又苏醒了，也许什么时候又可与你见面，紧紧地、兄弟般的握手了。也许过一年吧。从我们分手以来，我们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多么深重的忧患和损失啊……
……对你说什么呢？在你朋友的圈子中，大家还保存着对你的鲜明回忆。当时机到来，现在分离的我们重又聚首时，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会谈论得比所有别的人多。我们会在哪里见到你呢？……但愿不在这里！
你的格于1854年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的信77
听说您还记得我，还爱着我。谢谢您。我也常常想到您，从心灵和思想上为世界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分开、也许永远分开，感到惋惜。如果您能与欧洲的某个民族结为一体，用它的语言讲您心中要讲的一切，那么您还是幸福的。我觉得，最好您能运用自如地掌握法语。这事相当容易，有许多优秀的范例可以借鉴，此外，任何别的语言都无法这么恰当地表现当代的事物。然而，放弃祖国的语言毕竟是不好受的，何况您对它运用得这么生动熟练。不论怎样，我深信，您不会一事不做，闭上嘴巴，这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时代，作为一个俄国人却不如科托希欣，那太可耻了。
我为您那几行著名的话感谢您。也许，您不久就得对这个人再讲几句话了，当然，您不会讲人云亦云的话，您表达的是共同的思想。这个人注定要成为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死不是由于那种促使人奋起反抗的压迫，而是由于那种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力量，如果我讲得不错，那么正因为这样，它是比前者危害更大的。请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陈词滥调。也许我讲得不太合适。
我大概已不久于人世，看不到人间的种种变化了，但我真心相信死后的世界，我深信，我还可以从那儿像现在这么爱您，像现在这么怀着对您的爱看到您。再见。
1851年7月26日于莫斯科
选自皮·约·蒲鲁东的信78
（一）
您遭到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儿79，我们为此深感悲痛。我们所有的朋友委托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衷心的同情，真诚的关切，以及对您始终不渝的爱。
这样看来，我们不仅要作为有思想的人，为这些思想承受内心的痛苦，不仅要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感受良心的不安……而且灾难还会一个接一个跟踪我们，使我们作为儿子的感情受到损害……从另一方面看，灾祸也像幸运一样，总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当您进一步仔细审视时，它们的联系就很清楚，您会看到，正是那驱使我们关进监狱、走上流放之路的压迫力量，在用饥饿和疾病从另一方面折磨我们。
二十年前，我的兄弟，一个年轻的士兵，自杀了——他的连长是个骗子，他不愿给他当帮手，他便想尽办法折磨他，弄得他只得一死了事。我的父母很早死了，生活把他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得应付苛捐杂税，忍受所谓衙门的一切欺压。
一个农民，儿子给抓去当兵，家产给捐税等等盘剥一空，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找不到出路，您则注定了要在各国到处奔波，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使一部分人葬身海底，您与那个农民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我完全知道，我们有多少家人，包括父亲方面的和母亲方面的，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望的深渊，一辈子忍受着新老奴隶制度的各种蹂躏。您可以相信，这一切内心的痛苦记忆，在我投入斗争的时候，都曾对我发生过重要作用。您遭遇的不幸，加深了我的创伤，使它比任何时候更疼痛了；这种安慰尽管于事无补，徒然令人伤心，但是这新的仇恨（损害）将永远不会从我灾难的记录中消失。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好地度过这些苦难的岁月，与我们的敌人斗争到底；让我们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言论，扩大和加强这愤怒的一代，对于这一代人，我们是不能靠爱和家庭生活使他们得到幸福的。
我自己也是父亲，而且快第二次当父亲了。我的妻子用自己的乳汁养活了孩子，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成长。我知道，父爱是怎么样一种难以分割的感情，它每时每刻都在内心反复不断地培育下成长。在两年中，我总是感到，把我们与这个小家伙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如何牢固，不可割断，好像它本身就包含着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和终结，原因和目的。由此您可以理解，您的不幸在我心头引起了什么反应。
我为我们的巴枯宁痛哭的眼泪还没有干80，突然又得到了这轮船失事的消息。我从未想到会出这种事，前几天写信给夏尔-埃德蒙81时谈到您，我还出于一贯的讽刺挖苦拿您开玩笑。但今天这灾难使我悲痛万分，啊，凭我们流过的眼泪和血，我有权向压迫力量要求清算一切……啊，这么多的灾难，我简直不敢希望生前能得到偿还，只能像赞美诗作者一样呼号：谁能按照你给予我们的，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他便是有福的！
是的，赫尔岑，巴枯宁，我爱你们，你们始终在我的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颗铁石般的心。在俄国人，在哥萨克（请原谅我用这说法）（？！）那里，我找到了更多的良心，更多的决心和毅力。而我们这些退化的叫喊者今天在暴力面前摇尾乞怜，明天如果掌握了权力，又会变成残忍的迫害者。
然而一切在崩溃，沉积，一切在颤动和准备战斗，浪在升高，眼看就会淹没反动势力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在乡村中，在原野上，到处出现了可怕的复仇，无形的敌人在烧毁粮仓，砍倒森林的大树，消灭野禽，发出威胁，有时还在步兵的刺刀和骑兵的军刀面前实施这种威胁。
啊，我的朋友们！快拭干你们个人不幸的眼泪吧，时间即将到来，如果理性不能最终把它推迟，如果它不能给人间带来平静，但它一旦到来，您将看到的事物会使您的心像石块一样坚硬，您将对自身的灾难再也无所感觉！握您的手。
皮·约·蒲鲁东
1851年11月27日于圣佩拉吉82
又，我正打算封上这信时，米什莱也来通知我。他已知道您的不幸。我们又一起悲叹了一会儿。我与他谈到了许多关于俄国和波兰的事，还谈到了耶稣会士，谈到了革命和您的小册子。83从欧洲的一头到另一头，一切有良心的人都能彼此理解……但是要提防一些特殊的小团体（阴谋集团）和伪装的预言家……
（二）
您14日的信直到18日才转到我这儿，当时我正忙于工作，手头堆着不少事。我无法更早给您回信。
利用这不多的空闲，我得衷心感谢您，在您着手您的《俄国评论》84时没有忘记我。我想，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共同的希望和同样的憧憬。从欧洲的一边到另一边，同样的思想像闪电一样照亮着一切自由的心灵。不必交谈，不必通信，我们所希望的或不希望的是一样的——我们彼此是合作者。我现在无法给您写文章，但今天不能，明天会可能，不论如何，不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希望成为《俄罗斯之星》的名誉编者之一。85
我们的景况非常困难！现在您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政府身上，我却相反，我注意的是被统治者。在抨击压迫者的专制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抨击解放者的专制？您看见过什么比人民的代言人更容易走向暴政的吗？您有时不觉得，受难者的偏执精神正如迫害者的狂暴作风一样讨厌吗？专制主义之所以难以根除，正在于它依靠的是自己的对抗者——我得说，自己的竞争者的内在情绪，因此真心热爱自由的作家，真正的革命之友，往往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打击指向哪里——指向压迫者一伙，还是指向被压迫者的背信弃义。
您是否相信，例如，俄国的专制统治仅仅是依靠暴力，依靠皇朝的阴谋诡计维持的？……您认为，它在俄罗斯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没有隐蔽的基础，秘密的根源？86您是我认识的最坦率的朋友之一，我得问您，那些给欧洲的民主主义承认或推举为自己的领袖的人，您看到他们的弄虚作假，他们的马基雅弗利主义，难道不会愤怒，不会失望吗？您会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分裂；但是，亲爱的赫尔岑，对自由而言，是分裂还是背叛更可怕？
我在西欧看到的情形，使我有权推测，将来在我所不知道的东方会发生什么，尽管不论在哪个经纬度上，人还是那么些人。四年来我发现，在毁灭性的事例之后，疯狂的专制主义情绪就会笼罩所有的心灵；群众昨天还被宣布为具有无限的权力，几乎与神明差不多，今天对群众的蔑视却成了普遍观念；把自由作为座右铭的人们现在已在对它发出诅咒；从社会革命诞生之日起一直向它顶礼膜拜的伪君子们，今天却向它发出了嘲笑，把它献给了死神。最后，您可知道，这些昨天被战胜的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向谁发泄怨恨？向暴政，向特权，向迷信？不，向人民（平民阶层），向哲学，向革命……
相信我吧，我的人民！我与他们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们像贝特朗·迪·盖克兰和奥利维埃·德·克利松一样结成联盟87，为了自由哪怕反对一切生者和死者也在所不惜。我们要支持解放的事业，不论它来自哪里，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要无情地战斗，反对一切偏见，哪怕它们来自我们的同志和弟兄。如果报纸讲的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二世正准备把波兰应得的权利归还它88，仿佛他要实行您的纲领，亲爱的赫尔岑，而这是在西欧为了土耳其与他作战，反对革命的时期。应该把棕榈枝给谁呢？是给高高站在自由的讲坛上、公然轻蔑地对待匈牙利和波兰的英国贵族，还是给开始重建波兰的俄国皇帝？是给诅咒波兰起义的罗马教皇，还是给号召它复兴的异端的沙皇？
仿佛自由又从东方，那野蛮的东方升起了，正从这片奴隶和游牧的野人的国土上向我们发出它的精神生活的光芒，而这是在西方已被市民的利己主义和雅各宾党人的荒谬行径所扼杀了的，这光芒射来时正是粗暴的物质主义比瘟疫和霰弹更凶恶地吞食我们的时候。但我们不幸的军队和俄罗斯民族却在人民和宗教这些崇高感情的吸引下，在对野蛮的憎恨，也许还在对沙皇所许诺的自由的向往中投入了战斗。
历史充满了这些矛盾。
我们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士兵们，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高尚感情和广阔视野的原生质吗？我不知道。铁的纪律已把他们与西方割断；军营精神，渺小的建立功勋的热情，深入了他们的灵魂——也许，他们回来时仍与去时一样，只是教皇和皇帝、罗马和12月2日89的士兵。
但是“炮灰”没有完成的事，作家的笔可以完成。从黑海、第聂伯河、维斯瓦河的岸边，自由的思想将会前来羞辱革命的故土。它要唤醒关于7月14日、8月10日、5月31日、1830年和1848年的回忆90。到那时全世界将知道，在克里米亚可望告捷的法国（对我那些扰攘不休的同胞，我不得不作出这个假定）是否也能执教育和进步的牛耳……
再见，亲爱的朋友。注意，不要接触和卷入我们的派别纠纷，这是我对您的唯一忠告，但愿它成为您成功的保证。
皮·约·蒲鲁东
1855年7月23日于巴黎昂弗路83号
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亲爱的先生：
您关于俄国的革命基础和因素的演说稿，91已经拜读，它包含许多雄伟的精神和有力的才华，它那悲壮严肃的语调，这是读者不可能不看到，也不可能不予以重视的，不论他们对您的纲领，对您关于俄国和世界的预言，持什么态度。
至于我，我承认，我从来不相信，现在（如果这是可能的）比以前更加不相信，普遍选举权有多大意义，不论它以什么形态出现。如果它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那也只是像某些不治之症中的暂时缓解。在我看来，沙皇制度，甚至大土耳其主义，比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它是在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和计算票数中发展起来的）还好得多（不幸我是这么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说过：“啊，我亲爱的苏尔泽92，他不了解这个该死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他讲出了可悲的真理。
我始终尊重您那个辽阔的祖国，它像上天生下的一个不可理解、不可捉摸的大孩子，它的内在意义还不清楚，但是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意义还不会实现；它具有首屈一指的天赋，那使它的力量远远压倒其他国家的天赋（这是一切民族和一切生物不可缺少的，在它们面临危险时不得不有所表现的）便是服从的天赋，它在别的地方已不再流行，尤其是现在。我毫不怀疑，缺少这天赋，或迟或早将受到纤毫不爽的惩罚，带来彻底崩溃的后果。这就是我对这些革命时代的悲观信念。
尽管我们的见解不同，如果您进城时能到舍间谈谈，我将十分欢迎；我自己也希望在我前往郊外时有机会到乔姆利大院拜访您，与您谈谈各种问题。
真心祝您安好和愉快……
托·卡莱尔
1855年4月13日
于切尔西蔡纳路5号
我给托马斯·卡莱尔的回信如下：93
“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我所关心的问题，请允许我就它们谈几句。
“我从来不是普遍选举权的热烈拥护者。它像一切形式一样，不是必然与某一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好，也可以坏，可以产生幸运的结果，也可以产生完全荒谬的结果。社会主义不属于数学上的加减法，不在于票数的多少，尽管票数能代表合法的数量上的优势。社会主义试图揭示最符合自然的社会制度的规律，并力求按照当前的历史条件行事。
“‘无政府状态’，‘服从的天赋’——这一切十分模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如果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秩序，恣意妄为，破坏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理智决裂，那么社会主义比君主主义更需要与它进行斗争……
“与我们的良心一致的服从的天赋，这是美德。但是斗争的天赋要求我们不服从违背良心的事，这同样也是美德！
“大自然在我们眼里表现为最巨大的、和谐的无政府状态，正因为这样，在自然界一切都有条不紊，自行运转。不言而喻，在这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指没有秩序，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在思想上承认无政府状态，并非表示它已脱离逻辑而独立，但问题在于：我不会由于服从才说2×2＝4。宗教却完全相反，它与君主制度一样，不仅要求理解的天赋，还要求听从和信仰的天赋。
“没有斗争和反抗的天赋，世界便会落到日本的地位上，既谈不到历史，也没有发展……
“使徒保罗说：‘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可是他自己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叛逆的公民，他辱骂过以弗所的狄安娜94，还是奔波在阿皮亚大道95上的鼓动家和公产论者（主张均分财产的人），他之所以被罗马皇帝处死，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服从的天赋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
“您作为思想家，想必会宽恕我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反驳您，尽管我知道，我的力量与您相比是软弱的。
“只要我来到伦敦，我一定会登门拜访，并向卡莱尔夫人表示敬意。我也非常欢迎能在我偏僻的里士满乡下见到您，以便在当面交谈中继续我们的争论。
1855年4月14日于里士满乔姆利大院”
1 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2 《雅典娜》和《图书杂志》都是在俄国出版的刊物，它们于1858年分别发表了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一些书信。
3 引自《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的旅行》。
4 俄国作家，《莫斯科电讯》的编辑。
5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在俄国有较大影响。赫尔岑在流放时期写了一篇评论他的文章《霍夫曼》。
6 指赫尔岑流放时期在维亚特卡省统计委员会从事的工作。
7 这里提到的那篇文章登载在《望远镜》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它引起了我与波列沃伊的争执。凯切尔根本不知道我已把它寄给波列沃伊，便在《望远镜》上登出了它；为了审慎起见，没有用我的姓名，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我在一篇不准备发表的文章上随便写上的名字。我那时在维亚特卡。波列沃伊对我很生气，没有了解事实，便写信给我说，严肃的作者不会一稿两投。我复信道，严肃的人还应该有另一些习惯，例如，先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才吵架。通信便到此终止了。1840年在彼得堡，他托瓦季姆·帕谢克转告我，为这种事“生气是可耻的”。但那时我根本不再为《霍夫曼》的事生气，这已是《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等等的时期了。——作者注《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是波列沃伊写的剧本，1840年在彼得堡上演，它标志着波列沃伊开始转向反动和保守立场。
8 我得预先声明，别林斯基的信和格拉诺夫斯基的信中有极大一部分，我认为是不应该发表的。——作者注
9 赫尔岑的《关于研究自然的信》的前六篇当时已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10 赫尔岑当时写的一篇短文，后收入《任性与深思》的第三篇，作为该篇的一节（第4节）。
11 指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
12 指赫尔岑当时写的两篇小品文：《〈莫斯科人〉谈哥白尼》和《〈莫斯科人〉与宇宙》，后者是以雅罗波尔克·沃江斯基的名义写的，而沃江斯基是影射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博江斯基的。
13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14 《死魂灵》中的地主，一个梦想家。
15 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后筹备出版的大型不定期丛刊，定名为《利维坦》，后因故未能成功，全部稿件移交给了《现代人》。
16 俄国的一个编辑和回忆录作者。
17 迈科夫（1821—1897），俄国纯艺术派诗人。
18 赫尔岑为别林斯基的丛刊准备了《偷东西的喜鹊》和《克鲁波夫医生》两篇小说，后来都发表在《现代人》上。
19 俄国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20 这篇文章没有写成，后来写的是《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
21 俄国文学评论家。
22 库德里亚夫采夫（1816—1858），莫斯科大学教授，写过小说。
23 彼得堡的出版商。
24 别林斯基从1841年起即考虑写《俄国文学批评史》，但未完成，写成的各章后来分别发表。
25 俄国文学评论家，他的《西班牙来信》1847年发表于《现代人》上。
26 1846年别林斯基出国疗养的希望没有实现。1847年夏他在萨尔茨堡（属今奥地利）矿泉地治疗了两个月，1848年5月便去世了。
27 原稿上写有：“波戈金——小偷，舍维尔科——傻瓜，阿克萨科夫——小丑”。这几人都编过杂志。
28 波将金是俄国陆军元帅。丹尼斯·冯维辛（1745—1792），俄国剧作家，写有著名喜剧《旅长》等。1770年《旅长》上演，轰动一时，据说波将金看完戏后，对冯维辛说道：“丹尼斯，你可以死了！你不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了！”
29 索洛维约夫（1820—1879），俄国历史学家。
30 指赫尔岑的小说《克鲁波夫医生》。
31 指索洛维约夫的论文《加利茨王丹尼尔·罗曼诺维奇》。
32 《圣经》中的海上大怪兽，见《诗篇》等（在那里一般译为鳄鱼）。
3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它与《在大路上》等均发表在涅克拉索夫1846年编印的《彼得堡文集》上。
34 帕纳耶夫的文章，也登载在《彼得堡文集》上。
35 即米·谢·谢普金，俄国著名演员，他为别林斯基的文集写了一篇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录。
36 亚济科夫（1803—184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早年曾接近雷列耶夫等，中年后脱离进步立场逐渐没落。
37 俄国文学家。
38 在卡韦林的文章中，伊凡雷帝被表现为一个反对世袭贵族、保护平民的人。
39 卢利耶（1814—1858），莫斯科大学的动物学教授，曾由赫尔岑推荐，于1847年参加《现代人》的工作。
40 索洛古布作品中的旅行马车是一种老式马车，既慢又不舒服。
41 这本丛刊始终没有出版，别林斯基放弃了它，用它支持了《现代人》。——作者注
42 指奥加辽夫在1846年3月初回到俄国。
43 奥加辽夫庄园上的邻居，这时他大概在彼得堡，即将回莫斯科。图奇科夫一家与赫尔岑家有很密切的来往，图奇科夫的第一个女儿是萨京的妻子，第二个女儿后来嫁给了奥加辽夫。
44 指《谁之罪》中关于别尔托夫的几章，后来它成为《谁之罪》上篇的第五至第七章。
45 瑞亚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母亲，克洛诺斯的妻子，克洛诺斯因怕自己的儿子推翻他，把他们全都吃掉，但瑞亚生下宙斯，把他藏了起来，用布包了石头塞给克洛诺斯吃，保全了宙斯的性命。
46 见果戈理的小说《鼻子》。
47 即上次信中提到的赫尔岑给别林斯基的五百卢布。
48 指别林斯基打算写的一些文章，但后来没有写成。
49 斯拉夫主义者的刊物，这里是指1846年出的第一集。
50 萨马林和霍米亚科夫都是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在《莫斯科文集》上的文章谈到了索洛古勃的《旅行马车》，涉及别林斯基对该书的评论。
51 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基本特点是温和与恭顺。
52 《读书文库》的编者，他在《读书文库》上批评了别林斯基。
53 舍维廖夫的诗：“在海水中洗澡就像读但丁的诗。”——作者注
54 敖德萨的一个官员，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爱好文学。
55 赫尔岑小组的成员，曾任《莫斯科新闻》编辑。
56 科尔什的姐姐。
57 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男人都留长胡子。
58 科托希欣（约1630—1667），俄国莫斯科罗斯时代的官员。这里所谓“科托希欣时代”指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
59 指法国剧作者贝亚尔和迪蒙诺埃尔写的剧本《布凯龙寻父记》。
60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
61 格拉诺夫斯基提到的家，是我父亲死前我们一起住过的。——作者注
62 这责备指什么，我始终不明白，只得说这是在我出国前女人们的说长道短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曾稍稍提到过，见1858年《北极星》上的《往事与随想》。——作者注按：1858年《北极星》上发表的那部分《往事与随想》，即第四卷第三十二章。
63 即阿斯特拉科娃，数学教师阿斯特拉科夫的妻子，一个女作家。
64 即《法意书简》的第一部分。
65 原信上写的是科舍廖夫，此人是俄国的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66 弗罗洛夫（1828—1867），俄国文学家，曾参与《祖国纪事》的工作。
67 当时莫斯科学区总监，赫尔岑的表兄。
68 此人曾任莫斯科学区总监，在莫斯科大学中起用了不少进步学者。
69 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70 赫尔岑的哥哥。
71 即屠格涅夫。
72 指《来自彼岸》和《法意书简》的德文本。
73 海瑙（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至1849年曾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地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
74 1851年末，格拉诺夫斯基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它是在巴黎交给我母亲的，后来随着她11月16日的遇难而一起沉入海底了。——作者注
75 赫尔岑的一本小册子。尤里节在俄旧历11月26日，在此前后各一周，农奴有权从一个封建主那里转到另一个封建主家中。但赫尔岑并未在这篇文章中攻击彼得大帝，对彼得提出指责的是另一本小册子《领过洗礼的私有财产》。
76 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按：这是指1854年出版的《监狱与流放》的单行本。
77 显然是由于赫尔岑在《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对恰达耶夫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恰达耶夫为此给他写了此信。
78 蒲鲁东以前的两封信，一封写于1849年8月23日，另一封写于1849年9月15日，寄自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它们的主要内容已写入《往事与随想》正文中。——作者注（按：这是指第五卷第四十一章。）
79 指1851年11月16日轮船失事的消息。——作者注
80 关于巴枯宁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去世的谣言，当时传遍了全欧洲。——作者注
81 波兰革命者霍耶茨基的笔名。
82 巴黎的监狱，当时蒲鲁东因抨击路易·拿破仑，被判了三年徒刑。
83 《俄国和社会主义——给米什莱的信》。——作者注
84 指《北极星》。
85 信上这段话曾刊载在《北极星》第一集上。——作者注按：这是蒲鲁东收到赫尔岑邀请他和其他进步人士（雨果，马志尼，米什莱，路易·勃朗）做《北极星》的特约撰稿人的信后给赫尔岑的复信。
86 这个观点，以及下面几段中提到的关于沙皇的进步作用，东方可以成为人类的救星等等思想，都是赫尔岑所不能接受的，他在回信中简单地谈到了这一点，只是出于对蒲鲁东的尊敬，没有与他展开论争。这说明当时赫尔岑与蒲鲁东的思想差距已很大，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在《北极星》上全文发表这封信。
87 盖克兰（约1320—1380），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他知道，法国当时无法对抗英国，因此避免与英国决战，至1370年，布列塔尼军事领袖克利松与英军统帅失和，倒向法军一边，盖克兰乃与克利松联合，在利摩日与英军展开激战，取得胜利。
88 那时的谣言！——作者注
89 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日子。
90 1789年7月14日——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党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
91 1855年2月26日在圣马丁会堂的发言。——作者注按：这是赫尔岑把发言稿寄给卡莱尔后，卡莱尔给他的回信。赫尔岑把它用俄文发表在《北极星》上，英文原件已失传。
92 苏尔泽（1720—1779），瑞士哲学家，1763年起在柏林任利德学院院长。
93 这封信在原书中是以附注的形式出现的，在译文中因考虑到它的内容比较重要，特将它移入正文。在这信中，赫尔岑针对卡莱尔的所谓“服从的天赋”，提出了革命的“斗争的天赋”，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94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狄安娜在《圣经》中译为亚底米（阿耳忒弥斯）。
95 古意大利的一条大道，从罗马通往意大利东南部的布林迪西，保罗曾在这一带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