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安德鲁斯上大二时的春天里，年方二十岁的她语气很平静地告诉父亲她不再爱他。她几乎马上就感到后悔，要么至少在语调上是，然而已经太晚：他坐在那里有几秒钟时间显得目瞪口呆，接着哭了起来，身子趴得很低，好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脸，一边努力用一只颤抖的手从自己的黑色套装里掏手帕。他是美国五六位最有威望的血液学家之一，他有很多年没遇到过这种事。
他们是在苏珊的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是一所名叫特恩巴尔的小而著名的文科大学，在威斯康星州。她那天穿了一条端庄的黄色裙子，因为他来看她，似乎穿那件衣服合适。但在这时，这件衣服的古板，再加上她不得不把自己小小的漂亮膝盖贴在一起，让她有种被束缚的感觉。她很后悔没有穿水洗牛仔裤和一件男式衬衫，最上面两粒扣子不扣，就像她在别的大多数时候一样。她褐色的眼睛大大的，眼神悲伤，她的长头发几乎是黑色的。最近有好几次，别人热情而又不失公正地跟她说她是个漂亮的女孩。
她知道如果是生气或者含着泪那样宣称，此时也许还有办法收回那句话，可是对于放弃那个选择，她并没有真正感到后悔。她已经认识到无论在什么事情中，诚实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你坦诚地跟世界打交道，那么从来不需要收回什么。尽管这样，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这让她自己也喉咙发紧。
“好吧，”安德鲁斯博士泣不成声地说，他还抱着头。“好吧，你不爱我，可是就这么一句，亲爱的。告诉我为什么吧。”
“没有什么为什么，”苏珊说，她为自己的声音正常而感到庆幸。“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为什么，我想大多数聪明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他慢慢站起身来，显得比几分钟前老了十岁。他还得回到圣路易市的家里，开车回去的一路会是痛苦的一路。“好吧，”他说，“对不起我哭了。我想我正在变成一个感情脆弱的老头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最好上路了。对不起，我对一切都感到对不起。”
“我希望你别道歉；我也感到对不起。等一下，我陪你去车那边。”
走回阳光刺眼的停车场时，他们一路得经过几幢古老而漂亮的大学大楼和一堆堆笑声刺耳的小孩子——有没有谁想到过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多小孩子？——这段路上，爱德华·安德鲁斯一直在合计告别时怎样说。他不想再说他感到对不起，却又想不到别的话。最后他说：“我知道你妈妈想听到你的消息，苏珊，你的妹妹们也是。你干吗不今天晚上给家里打个电话，如果你不是太忙的话。”
“好吧，没问题。”她说，“我挺高兴你提醒了我。嗯，开车小心点。”后来她就走了，而他也上了路。
爱德华·安德鲁斯有七个女儿，他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是个顾家的人。经常让他感到开心的，是想到他的女儿个个长得漂亮，而且多数都聪明：最大的早就嫁给一个爱沉思的哲学教授，要不是他多年来一直是个腼腆而脆弱的男孩，他会让人望而生畏；第二个女儿很少见面，因为她的丈夫是个职业很稳定的律师，在巴尔的摩那边，他不喜欢出远门；而第三个女儿显然有点太过分了——她是个傻得可爱的女孩，上高中时就怀孕，很快嫁给一个没本事但是脾气好的男孩，他经常失业。还有另外三个女孩仍然住在家里，她们对发型和月经周期都十分重视，她们在家里，都让人感到心花怒放。
然而苏珊是独一无二的。她排行中间，出生于他打仗回家后不久，他总是会把她的出生跟对世界和平的第一波殷切希望联系起来。家里墙上带相框的照片上，她戴着薄纱和铁丝做成的翅膀，打扮成六岁的圣诞天使虔诚地跪着，要么是她比别的每个人都更为郑重地坐在生日派对桌前。甚至在他翻看家庭相册时每次看到那双悲伤的大眼睛，他都会感到揪心。每张照片上，她似乎都在说：我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
“我不喜欢《爱丽丝漫游奇境》，”她八岁时，这样跟他说过。
“你不喜欢？为什么？”
“因为它就像发烧时做的梦。”
从那以后，每次他读到那两本书的一页或者看到泰尼尔所画的著名插图时，他都会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也赞同她的意见。
苏珊从来不容易让人逗得哈哈大笑，除非你有真正好玩的话说给她听，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话要说，总是值得去努力一番。他还记得她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咳，说起来了，是一直到她上高中时——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为了把他脑子里想到的好玩事情全都理一理，只留下最精彩的一个，等回家后在苏珊那里试试。
哦，她一直是个顶出色的孩子。国内那所最好的大学之一招收她时，尽管好像让她感到意外，他却一点都没感到吃惊。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凡人才时，还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她居然会爱上自己的历史老师，一个离过婚、年龄是她两倍的人，然后这个人跳槽去一所州立大学，她也要跟过去，即使这意味着已经全额支付的特恩巴尔大学学费打了水漂，又有谁能想到那些？
“亲爱的，你看，”那天下午在这间宿舍，他努力跟她讲道理，他说，“我想让你明白这不是钱的问题，那不重要，只是稍微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只是我跟你妈妈觉得以你的岁数，还不足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干吗要把妈妈扯进来？”她说。“你不管想怎么样，干吗总是要拉妈妈来当挡箭牌？”
“我没有，”他说。“我没有那样做，可是我们都很担心——要么你想的话，我就这样说吧：我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你爱我吗？”
他就这样撞上来，就像一个牛奶派扔过来，某个喜剧演员过来一头撞上。
他知道她也许不是真的那样想，即使她觉得自己是。那个年龄段的女孩，让浪漫和性爱之类的事弄得晕头转向，一半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而还是要说，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偏爱的孩子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他在州际公路上把汽车控制在限速以内时，真想蜷起身子再哭一场，却又强忍住了眼泪，因为他得不让泪水模糊眼睛，而且因为他的妻子和年龄更小的女儿在家里等着，因为他生活中有意义的其他一切也在家里等着；况且，没有哪个有修养的人会一天之内崩溃两次。
等到她独自一人，苏珊马上快步去了戴维·克拉克的住处，扑到他怀里，就那样哭了很久，让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因为她的本意，是根本不要哭。
“哦，宝贝，”他说，一边抚摸着她抖动的头发。“哦，好了，宝贝，没那么糟糕嘛。来吧，我们喝一杯，然后什么事情聊一下就过去了。”
戴维·克拉克长得既不强壮，又不英俊，可是让他童年时代深以为苦的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让人联想到聪明及幽默的脸。有好多年，他把不跟自己班上的女生搞到一起视为荣誉攸关之事。“那样根本不地道嘛，”他会跟别的老师解释。“那样占便宜不公平，不够光明正大。”此外还有他腼腆和特别害怕被拒绝，不过通常他不会提及那些方面。
然而几个月前，那些理由都消失了，当时他只有让自己像个寻找营养的人一样，一次次去盯着第一排的安德鲁斯小姐看，才能讲完一节课。
“哦，我的天哪，”他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夜时，他跟她说。“哦，宝贝，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你就像——你就像——哦，我的天哪，你不同凡响。”
她也悄声跟他说，他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说是他让她苏醒过来。
没过几天，她就搬去跟他同居，只在宿舍里留下够多的个人物品，好看上去“像样”。戴维·克拉克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就这样开始了，从未有过尴尬或者失望的时候，他就是没办法不一再地对她有多么年轻而感到惊异，因为她从来不显得愚蠢，而是经常显得睿智。他喜欢看她穿衣服或者不穿衣服在他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那张可爱而庄重的脸，显然说明她无拘无束。
“哦，别走……”自从离婚后，戴维·克拉克几乎会对每一个认识的女的那样说，是一句呼喊或者恳求，似乎控制不住地从他嘴里冒出来。有些女孩似乎觉得那样可爱，有些则感到莫名其妙，有个说话刻薄的女的称那样“说话不够男人”。
但是跟苏珊度过头几个晚上后，他很少再重复那句话。这个青春逼人、双腿修长的女孩——她的肉体所带的，正是爱情的脉搏与节奏——留下来就不走了。
“嗨，苏珊，”他有一次说，“你知道吗？”
“什么？”
“你让我感觉平静。这样说也许听着没什么，可问题是我一辈子都想得到平静，别的谁都没能给我这种感觉。”
“嗯，这当然是不错的好听话，戴维，”她说，“可是我想我还能说得更漂亮。”
“怎么说？”
“你让我觉得我知道自己是谁。”
在她父亲来看望她的那个下午，她尽量跟戴维解释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时，她感觉如何。他尽量安慰她，开导她。但没过多久，她抽身走开，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独自伤心，那阵沉默持续得有点太久，让他感觉不自在。
“你看，”他跟她说，“你干吗不给他写封信。你想的话，花三四天时间来写吧，写得好一点。然后你就能把整个这件事置之脑后。人们都是这样做的，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人们学会把事情置之脑后。”
一年半后，他们结婚了，是在一间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跟戴维当时工作的占地广阔的校园离得不远。他们住了一套宽敞的老式公寓，来访的人总是觉得那套公寓“有意思”，有一阵子，他们觉得除了乐于两人在一起外，其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没过多久，戴维开始为越南战争的爆发而担心得很厉害，而且一担心就是很久。他在课堂上愤怒地谈到这场战争；他帮忙散发请愿书，组织校园集会；有几次，他因为这场战争而独自喝闷酒，把自己灌醉，半夜两三点跌跌撞撞爬上床，还不清不楚地嘟囔什么话，直到他在苏珊睡觉所形成的一团暖意中沉沉睡去。
“你知道吗？”有天晚上他在厨房帮她刷碗时，他问她。“我觉得尤金·麦卡锡会是下半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英雄，他让肯尼迪兄弟显得让人恶心。”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开始抱怨他首先从来不喜欢学术生活。“教师们真的跟世界脱了节。”他端着一杯酒戏剧性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告诉她。她拿着缝纫篮子，蜷坐在沙发上，在缝补他一条裤子上绽线的地方。
“岂有此理，”他说，“我们读到世界上的事，也会谈论那些事，可是我们从来不是其中一员。我们被锁在某个地方，在一条铁路侧线上或者在云端。我们没有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我总觉得你是有行动的，”苏珊说。“你运用你的专业技能，跟别人分享你的知识，所以你帮助拓宽和丰富人们的头脑。那难道不是行动吗？”
“啊，我不知道，”他说，他几乎准备偃旗息鼓，放弃整场讨论。贬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会动摇她尊敬他的基础。另外还有个想法更让人心里发凉：她说“那难道不是行动吗？”，可能是个暗示，指的是“行动”在戏剧上的意思[1]，似乎在特恩巴尔上的那么多节课，当他在教室前面边说话边走来走去，一次次短暂间隔之后又去看她——似乎那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应该会做的。
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直到他想到这也可能被认为是种表演：一个男人拿着一杯酒，在灯下闷闷不乐。所以他又起身走动起来。
“好吧，”他说，“可是你看。我四十三岁了。再过十年，我会趿拉着拖鞋，会看《默夫·格里芬节目》，会因为想让你赶快把爆米花拿来而爱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问题是，整个麦卡锡这件事很吸引我，我真的想加入进去——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哦，狗屁，宝贝，我想从政。”
后来几个星期里，他发出了许多封措词仔细的信件，紧张兮兮地打了好多电话。又联系上以前的熟人，因为这些人，又结识了新的人；在不同城市跟一些人见面，吃午饭，他们要么能帮助他，要么帮不了，他们经常对此秘而不宣，直到握手告别之时。
到了最后，在想为麦卡锡的竞选运动做点有用的工作都为时已晚时，戴维被聘请为一位名叫弗兰克·布莱迪的英俊而精力旺盛的民主党人撰写发言稿，布莱迪当时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中部州竞选州长，几份全国性刊物都赞赏过他的“魅力”。后来弗兰克·布莱迪竞选获胜，戴维被留在州长办公室，成了州长小圈子的一员。
“哦，不仅仅是写发言稿。”他们把自己的物品安置在州府单调的大城市郊区后，他跟妻子解释道，“发言稿还只是小意思，我多得多的时间，是花在这种事情上——嗯，比如编写立场文件，并随时更新。”
“什么叫立场文件？”苏珊问。
“这个嘛，弗兰克得对所有问题都有现成理由得来的充分意见，例如越战、民权，这不用说，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农产品价格、劳资关系、环境等等那些。所以我做点研究——哦，办公室里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人员，让我写得容易——我打出来四五页纸，也就是弗兰克可以在几分钟内读完并且领会的，那就是他的——那就是他的立场文件，成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讨论到，他都会采取的立场。”
“哦。”苏珊说。她一边听他说，一边认定他们的沙发和咖啡桌现在摆的位置显得不合适，也就是靠着这个陌生而比例奇怪的房间内远端那面墙。把它们搬到这儿，把这些椅子放到那边，也许能够再现他们以前那个“有趣的”地方让人感到愉快的秩序。可是她对自己的计划不抱很大希望：新的摆法很有可能也看着不对劲。“嗯，”她说，“我明白了，要么说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这意味着除了撰写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词——当然除了上电视脱口秀，那种时候，他只是嘴里嘟嘟囔囔，对电影明星咧着嘴笑——除了那一点，你还替他思考，对吗？”
“哦，得了吧。”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做着手势，以表示她有多傻，大错特错。他希望他们不是坐在椅子上，因为如果他们是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把她揽到怀中。“宝贝，好了，你看，弗兰克·布莱迪没有任何背景却上来了，他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不欠谁什么。然后他掀起一场声势浩大、鼓舞人心的竞选运动，顺利当选州长。有几百万人信任他，相信他，视他为领袖。另一方面，我只是个雇员——他的助手之一，要么我想可以叫做特别顾问。我灌输话给他，真的就那么差劲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是吧。我是说那样也挺好，不错，你所说的一切；不过对了：我真的很累。现在我们可以上床睡觉吗？”
苏珊怀孕后，她挺高兴地发现自己喜欢这样。之前她听到好多女人说过怀孕，说那样就要忍受漫长的折磨，然而现在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只感到自己是在平和地成熟。她胃口不错，睡觉也好，几乎从来不紧张，快到生产时，她愿意承认自己喜欢在公众场合时素不相识的人对自己的礼遇。
“我几乎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她跟戴维说。“怀孕的确会让你变得迟钝一点，但是让你感觉——真的让你的身体感觉舒服。”
“好，”他说，“我知道会这样的。你是个本色女孩。你所做的一切——很本色。我想那是我一直最喜欢你的一点。”
他们给女儿起名叫坎迪斯，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们一下子放弃了可以独处的时候，整天焦躁不安，一切都显得脆弱，感觉不对劲。可是他们都知道不能抱怨，所以想方设法鼓励和安慰对方，他们度过了难熬的最初几个月，未犯下什么错误。
一年几次，戴维去一个遥远的东部镇子看望他头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每次都过得不愉快。
那个男孩现在十六岁了，上高中，每科都不及格，而且好像无论怎样努力，也交不到朋友。他在家里，大多数时候不说话，躲着人，听到他妈妈委婉地建议“专业辅导”和“寻求帮助”就往后缩，只是在看到电视上最傻的笑话时，才会哈哈大笑。显然他很快就会离开家，去加入无定型的嬉皮士世界，在那里，脑子好不好不怎么要紧，友谊像爱一样，处处皆有。
那个女孩十二岁了，有前途得多，不过她可爱的脸上有大块大块不好的皮肤，好像永远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似乎无法停止思考关于失去的本质。
他们的妈妈，以前这个女孩曾让戴维·克拉克相信自己的生命本身维系于她（“这是真的，我是说真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莱斯利……”），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受到岁月摧残、心不在焉、又矮又胖、让人垂怜的乐呵呵的中年人。
他总是觉得自己闯进了陌生人的家里。这些人是谁？他一再问自己，看来看去。这些人按说跟我有关系吗？要么我跟他们有关系吗？这个可怜的男孩是谁？这个悲伤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这个动作笨拙的女人是谁？她干吗不收拾一下自己的衣服还有头发？
他对他们微笑时，能感觉到嘴巴周围的细小肌肉和眼睛在每次微笑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跟他们一起吃晚饭时，也可以说他是在一间老而出名的自助餐厅里，为了方便而跟人共用一张餐桌，但餐桌上的每个人都埋头吃东西，彼此尊重不受打扰的需要。
“嗯，我是不会感到惊慌的，戴维，”他有次把前妻拉到一旁讨论他们的儿子时，她说。“这个问题一直有，我们只能在那种前提下处理这件事。”
探望快结束时，他开始数时间。三个钟头，两个钟头，哦，天哪，再过一个钟头——直到最后，他在街上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他自由了。那天夜里坐飞机横跨半个美国回来的一路上，他把干烤花生嚼得咯咯响，喝波旁威士忌，尽可能让自己什么都不想，并保持那样。
最后，凌晨三点钟他到家了，累得发抖。他把行李箱拎上自己家房子的台阶，拎进客厅，他在墙上摸索灯开关。他本来想踮着脚很快穿过那几个房间，上床睡觉，可是不仅没有那样做，而是不得不在明亮的灯光下站了好久，看来看去，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有了种感觉，就是之前从未见过这个地方。
谁在这儿住？他开始沿着黑黑的走廊走过去弄清楚。宝宝房间的门只是半掩着，里面不是很亮，可是他能看到高高的白色婴儿床。细细的栅栏之间，他能看到在爽身粉香味和好闻的尿味重重包围下有一处隆起的地方，几乎不占什么地方，但是似乎就在其静止中，也散发着能量。里面有个活人，很快就会长大，长成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他快步走进另外一个黑暗的房间，在里面，他只让来自走廊那边刚好够亮的灯光来指路。
“戴维？”苏珊半睡半醒中说，一边费力地在被子里翻了个身。“哦，你回来了我真高兴。”
“是啊，”他跟她说，“哦，天哪，宝贝，我也是。”
在她的怀抱中，他发现自己的生命毕竟尚未结束。
苏珊发现这座州府城市几乎没有什么让人喜欢的：它绵延好几英里，不管你往哪儿看，它都根本不会真正像是一座城市。树很多——那样挺好——可是剩下的好像全是购物中心、加油站和外表光鲜的快餐连锁店。宝宝长大到可以坐轻便婴儿车时，她希望自己也许可以去探索市里的新地方，有更好的发现，但到头来也是白希望一场，就跟她希望戴维一开始没有为弗兰克·布莱迪工作一样。
一个暖和的下午，她探险得离家太远而有点辛苦。她推着婴儿车往回走，这时开始显得她也许没力气赶回来。还有三个街区就到了，可是在白天微微发亮的薄雾下，看样子好像有五六个乃至更多街区。她停下来休息，呼哧呼哧地喘气，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除了其跳动和让人极感害怕的它终有衰竭之时这一点外，还感受到了它的大致形状、重量以及感觉。坐在塑料座位上的宝宝扭过身子抬头用圆圆的眼睛问干吗要停下来，苏珊尽量用一个安慰性的微笑来回答她那种表情。
“我们没事儿，坎迪斯，”她说得似乎坎迪斯能听懂似的。“我们没事儿，马上就到家了。”
她终于走完那段距离，甚至爬上了楼梯，那是最艰难的。她把坎迪斯放到床上，把婴儿车折叠好收起来，然后躺到客厅的沙发上，直到自己的心脏恢复正常——直到心脏怦怦作响发出的威胁消退了，再次被身体所吸收，而怀孕那段时间，她的身体变得感觉多么好啊。
她还躺在沙发上，琢磨要不要打个盹时，戴维下班回来了。
“哇，”他说着一屁股坐到客厅里她对面的椅子上。“天哪，要说这可是上班辛苦的一天。我想跟你说，宝贝，这位是条母狗……”
她听着，或者说她看着他并努力听他说话时，苏珊想到的是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在她的建议下，他留起了短胡子，她每隔三星期左右帮他修一下，可是她拿不准要是早知道他的胡子是白色的，还会不会建议他那样做。另外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习惯他的新发型，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她认识他之后那么久的时间里，他的褐色直发中就一直有挺多一簇簇的灰色头发，她一直觉得挺吸引人，可是几个月前，他决定把头发留长，因为他不想成为州长办公室里唯一一个留着五十年代发型的人。现在灰色的头发远多于褐色的头发；后面的头发长得能遮住他的衬衫和外套的领子；两侧又长又多的头发能盖住他的耳朵，他往前倾身时，还会扫过他的脸颊；头发还垂到他的前额上，成为精心弄成却显得不整齐的刘海，就像女演员简·方达那样。
还不止呢：他的腿，仅仅几年前，她会用“瘦削”来形容，现在套上整洁的灰色法兰绒裤子，看上去让人想到他骑自行车时，肯定会在街上摇摇晃晃，从路这边骑到那边。
“……有时候，”他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小心揉着自己闭上的眼睑一边说，“有时候我希望弗兰克·布莱迪给我走开，消失。你想象不到在那家血汗工厂干活压力有多大。哎，给你倒杯酒？”
“当然好，”她说，“谢谢。”她目送他走出客厅，进了厨房。她听到冰箱门不算重地砰的一声关上，然后是弄开一个冰格的声音，接下来的声音出乎意料而且让人害怕：爆发出响亮而放纵的大笑声，听着根本不像是戴维的。那声音持续了一阵又一阵，越来越高，变成了假声，他大口换气时，声音才降低了一点。他手里端了一杯颜色很深的兑水波旁威士忌——晃动着，咔嗒作响——他脚步不稳地走回客厅时，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宝贝，你看，”他一能开口就说。“我刚刚想到了一个报复弗兰克·布莱迪的完美办法。听着，用订书机——”可是他只说到这里，就忍不住又大笑起来。他恢复常态后，做了次深呼吸，露出严肃的表情，然后说：“用订书机把他的下嘴唇订到他的办公桌上。”
她挤出一点笑容，但是尚不足让他开心。
“哦，糟糕，”他说，脸上露出受伤的样子。“你不觉得好玩。”
“我当然觉得好玩。你描述的时候，挺好玩的。”
后来他们就挨着坐在沙发上，他贪婪地大口大口喝自己手里拿的酒，似乎他一整天主要就是等着喝这种昂贵的优质威士忌。
“我也来点好吗？”她问。
“来点什么？”
“你知道，一杯酒。”
“哦，天哪，对不起。”他说着又冲去厨房。“对不起，亲爱的。我本来想给你倒一杯，可是我真的忘了，别的没什么。我上了年纪，变得心不在焉，别的没什么。”
她等着，一直面带微笑，同时希望他不要还想谈论他上了年纪。他还不到四十七岁呢。
还有一次，那是深夜时分，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邀请几个人来吃过饭之后在收拾东西，戴维带着醋意评论起一位客人，说他是个自高自大、毫无幽默感的年轻笨蛋。
“哦，我倒不会那样说，”苏珊说，“我觉得他挺好。”
“哦，是啊，‘挺好’。对你来说，那个词几乎可以形容一切，不是嘛。嗯，我操，操他妈的‘挺好’。”他砰的一声关上门走到走廊上，看样子是想直接上床睡觉。有一两分钟，卧室里有很大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后来他又回到客厅浑身发抖地面对着她。“‘挺好’，”他说，“‘挺好’。你想要那样吗？你想让世界‘挺好’吗？因为听着，宝贝，听着，亲爱的。这个世界差不多好得像屎一样。这个世界是争斗、强奸、屈辱和死亡。这个世界他妈的极不适合一个从圣路易来的爱做梦的富家小女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回家吧，岂有此理。如果你想找到‘挺好’，你就得离开这儿，回家，回到你操蛋的爸爸那儿。’”
他站在那里朝她吼的时候，很多灰白的头发在他几乎被遮住、几乎给忘掉的脸庞周围抖动；看着他，像是看一个以疯老头儿模样出现的小孩子发脾气。
但是这样并未持续很久，很快就结束了，这时他惭愧地默默坐下，抱着他精心侍弄发型的脑袋。然后很快，他就开始哽噎着言辞卑下地道歉。“哦，天哪，苏珊，对不起。”他说，“我不知道我那样做是中了什么邪。”
“没关系，”她告诉他。“我们只用——我们只用说彼此都放松一阵子吧。”
结果发现彼此放松几乎让人感到快乐。其中的温柔、从容以及克制，让他们两人可以躲开互相关注的热度，也从来没显得退缩，然而又让他们有感觉时，可以享受以前的那种亲近，所以相处得还可以。
又磕磕绊绊地过了两年，其中有平和的时候，有欣欣然的相伴，也有别的气恼以及拌嘴的时候，要么是沉默的时候，这一切，都好像定型到戴维所称的好婚姻。
“嗨，苏珊？”他会时不时问她，装得像个小男孩那样羞怯。“你觉得我们过得成吗？”
“当然，”她会说。
他的国家撤出战争后不久——那场战争迫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戴维·克拉克想办法重操教书旧业，然后写了封辞职信给布莱迪州长，这一举动让他觉得“很棒”。他让妻子不用为将来操心。他解释说离开教室三年，只不过是个失误，不是个糟糕或者代价高昂的错误，也许是个他甚至可以从中获益的错误。他是个学校中人，以前他一直是个学校中人，也大概永远都会是。
“除非，”他说着突然显得腼腆，“除非你觉得这一切是种——退步还是怎么样。”
“我干吗要那样想？”
“我不知道。有时候难以看出来你在想什么。一直是这样。”
“嗯，”她说，“我想对这一点，我也没办法，不是吗？”
他们都陷入沉默。那是个夏末时分温暖的下午，他们端着冰茶坐在那里，冰茶里的冰已经融化，味淡的茶水几乎全喝完了。
“哦，宝贝，听着——”他开口说道，他也伸过手抓紧她的大腿以加强效果，却又迟疑一下，抽回了手。“听着，”他又说，“我来告诉你吧：我们会没问题的。”
停顿了很久以后，她仔细看着自己那个暖起来的杯子，说：“不，我们不会的。”
“嗯？”
“我说不，我们不会。有很长时间了，我们都不算是没问题，我们现在也不是没问题，而且根本不会好转。如果让你感到吃惊，对不起，可是真的不应该，如果你像你以为的那样了解我，就不会感到吃惊了。结束了，如此而已。我要走了。我已把我们的东西收拾好，很可能就在这一两天内吧，就会把坎迪斯带去加利福尼亚。我今天晚上就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然后我的全家人都会知道。一旦每个人都知道了，我想就会让你更容易接受。”
戴维的脸上似乎变得血色全无，嘴里发干。“我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我还坐在这张椅子上。”
“嗯，你很快就会相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他把空杯子放在地板上，很快站了起来，准备大吵大闹时，他总会那样做，可是这次他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很仔细地看着她的脸，似乎想努力穿透表面，他说：“我的天哪，你说这话是当真的，不是吗？我真的已经失去了你，不是吗？你不再——不再爱我了。”
“对，”她说，“一点不错，我不再爱你了。”
“嗯，可是岂有此理，苏珊，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没有什么为什么。”她说，“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的为什么。大多数聪明的人不是都能明白吗？”
在圣路易市一处条件极佳的市郊居住区，有大片的草坪，宽敞而凉爽的房子在遮阳树的浓阴之下，爱德华·安德鲁斯独自坐在书房里，努力想完成一份医学刊物的约稿。他觉得大部分已经写得挺好，然而想不出怎样给最后几段来个漂亮的收尾，每次他尝试换种写法，都似乎写得更差。一再卡住，就是无法完成。
“埃德？”他妻子在走廊上问，“苏珊打来电话，她现在在州际公路上，她带着坎迪斯半个钟头后就到这儿。你要换身衣服还是怎么样？”
他当然要。他还要很快冲个热水澡，站在镜子面前郑重地把头发梳了再梳，直到把头发分得恰到好处，然后换上一件干净衬衫，袖口那里挽两次，还要换条干净的轻料子法兰绒裤子——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苏珊证明，六十三岁的他仍然可以既整洁，又精力充沛。
她到了后，在前面门厅那里，大家拥抱、亲吻——安德鲁斯博士的嘴唇扫过她一边耳朵凉凉的耳垂——然后是快乐地惊呼：自从上次外公、外婆见过之后，坎迪斯又长大了多少，变化有多大。
安德鲁斯博士独自在厨房准备酒时，有了个突兀而紧张的决定，那就是在把托盘端到客厅之前，他最好就在此时此地很快喝一杯。他再次纳闷起来他最亲的这个孩子，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在场时，是什么让他浑身发抖。首先，她总是那么沉着，那么能干。她这一辈子，也许永远不会做出什么无能或者不负责的事，除了浪费她的特恩巴尔大学学费那次——而既然想到这里，跟几百万别的小孩在那几年的行为相比，那件事根本没什么，那些小孩戴花，戴彩色长念珠，信奉让人糊涂的东方宗教，还有他们盲目追求嗑药导致的癫狂。也许说到底，应该感谢戴维·克拉克才是，因为他把她从那一切领开；可是不，那样说也不对，不能把功劳归于克拉克，因为那属于苏珊自己。她太聪明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漫无目标的人，就像她过于诚实，不能跟她不再爱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一样。
“你有什么打算，苏珊？”他把颜色清亮、里面咔嗒作响的一托盘酒杯端进客厅时，问道，“加利福尼亚是个有点大的地方，还有点吓人。”
“吓人？你指的是什么？”
“哦，这个嘛，我说不好，”他说，他现在随时愿意从任何事情上后退一步，如果那意味着可以避免吵架。“我只是说——你知道——从你在杂志上读到的还是什么来判断。我根本没什么真正的第一手经验。”
苏珊就解释说她在马文县那边有几个朋友——“在圣弗朗西斯科北边挺远”——所以她还会有熟人照应。她会找到住处，然后去找份工作。
“哪一种？”他问，“我是说，有什么你具体想做的吗？”
“我还不是很清楚，”她说。“我很擅长带孩子，也许会去幼儿园或者日托中心工作，不行再去找别的。”她把腿盘起来，她那对小巧而漂亮的膝盖从那条好看的花呢裙下摆处露出来。他怀疑她是否半路在某个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换了身新衣服，好让这次回家时显得漂亮。
“嗯，亲爱的，”他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乐意尽我所能，以任何方式帮助你，要是你——”
“不，不，爸爸，没关系。凭着戴维寄给我们的钱，我们可以过得不成问题。我们没事的。”
听到她叫“爸爸”真让人高兴，他让自己坐下来，往后靠着，没有说话，几乎放松下来。他甚至没去问他心里最想问的问题：“戴维怎么样，苏珊？他怎么对待这一切？”
他跟戴维·克拉克只见过和聊过几次——最早是在婚礼上，后来还有四五次——每次他都吃惊地发现自己喜欢他。有一次，他们试探着聊起了政治，直到戴维说：“嗯，博士，我想我一直是个同情心泛滥的自由派。”爱德华·安德鲁斯觉得那句话挺有意思——如果不提这句话也许指的是时事问题，那么还有其中的幽默感和自贬意味。他甚至想好了不再介意戴维比苏珊大二十岁，也不介意他在遥远的地方，另外还有个来自更早时期的家庭，因为那一切似乎都说明他不大可能再犯错误，他会把他中年的黄金时代奉献给他的第二次婚姻。最好的一点，似乎让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的，是这个腼腆、彬彬有礼、有时又带着迷迷糊糊样子的陌生人不管在哪次聚会上，都一直没法把眼光从苏珊身上移开。难道不是谁都能看出他爱她吗？在女婿身上，难道不是首先要看这一点吗？嗯，当然是，理所当然是。所以现在怎么样？那个可怜的家伙余生该怎么办？
苏珊和她妈妈在聊家里的事。苏珊的三个妹妹现在都搬出去了，两个结了婚，关于大一点的女孩，也有些消息要交流。然后过了一阵子——似乎不可避免——她们聊起带孩子的话题。
阿格尼斯·安德鲁斯很快就六十岁了，有很多年，她不得不戴眼镜，眼镜片厚得难以看到她眼里的表情：你只能依靠微笑或者皱眉头或者她的嘴巴显得耐心却看不出什么表情的样子。她的丈夫不得不承认她的其他部位也在迅速老化。她一度茂密的头发除了理发师所挽救和精心打扮的，就没留下多少了；她的身体有些部位下垂，有些部分膨胀起来。她长得正如其人：一个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让人尖声而饥饿地叫着“妈妈”的人。
在几乎让人想不起来的很久以前，她曾是个穿戴整洁、性格活泼、热情得令人惊讶的年轻护士，她的肉体完全让他无法抵挡。唯一的小小阻碍，从他们第一夜在一起直到他向她求婚的那天夜里（“我爱你，阿格尼斯；哦，我爱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都可以轻易忽视的，唯一足能证明他的爱情的，就是他明知道有些人——例如他的妈妈——可能对他娶了个劳工阶层的女孩感到奇怪。
“……嗯，朱迪生得最容易，”她说。“我一直什么都不知道。我进了医院，他们把我麻醉了，我醒了就全结束了。她生了下来。我给注射了很多镇痛剂，所以感觉不要紧。有人给了我一包卜卜米。不，可是别的几个要困难得多，比如说你吧，生你生得不容易。不过我觉得还是你那几个妹妹最难生，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又老了一点吧……”
阿格尼斯很少一口气说这么久——有可能一整天过去，她会一句话都不说——然而这是她最喜欢的话题。她坐在那里身体前倾，前臂放在她的膝盖上，她扣在一起的两手这边歪一歪，那边歪一歪，以加强自己的语气。
“……你知道，帕尔默医生以为我昏迷不醒——他们都以为——可是麻醉的效力没到，我什么都感觉得到，他们说的每句话我都能听到。我听到帕尔默医生说：‘小心她的子宫，薄得像纸一样。’”
“天哪，”苏珊说，“你不害怕吗？”
阿格尼斯疲惫地轻轻笑了一声，让她的眼镜片在正在转暗的下午光线下闪了一下。“嗯，”她说，“当你像我这样经历过那么多次后，我想你对害怕的事真的不会考虑多少。”
之前有人给坎迪斯拿了瓶姜汁汽水，里面还有粒樱桃，她过去站在那里望着朝西的窗户，几乎好像在试着估计到加利福尼亚有多远。“妈咪？”她转身叫道，“我们今天在这儿住还是怎么样？”
“哦，不，亲爱的，”苏珊告诉她。“我们只能待一小会儿。我们还要开很远的车。”
又进了厨房后，爱德华·安德鲁斯弄开一个冰格，用的力气和发出的声音超出了必要，他希望能压制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怒火，他得转过身，用一只颤抖的手掌的根部用力抵着前额，就像一出悲剧中的某个蹩脚演员。
女孩啊，她们总是要气疯你吗？她们微笑的拒绝总让你陷入绝望，而她们欢迎的微笑总是导向更糟糕、更可怕的新方式来让你伤透心吗？你难道要永远听着她们其中之一吹嘘她的子宫壁有多么像纸一样薄，或者另外一个说“我们只能待一小会儿”吗？哦，我的天哪，一辈子时间，怎么够去了解女孩呢？
过了一两分钟，他终于达到了一丝镇静。他把新倒的酒又端进客厅，几乎神色庄严，他决心在接下来的最后一小会儿，把内心的一切都压下来，保持平静，好让这几个女孩，这几个女人，都感觉不到他的痛苦。
半个钟头后，在暮色初起时，他们全都到了行车道上。坎迪斯坐在车上副驾驶的位置，拉上了安全带，苏珊掏出车钥匙拿在手里，准备好了，她在拥抱她的母亲。接着她走到父亲面前拥抱他，可是那真的根本没多少可以称得上是拥抱——而是像把人打发走时，不让人反感的一个姿态。
“开车小心点，亲爱的，”他凑近她芳香的黑色柔发说。“另外听着——”
她抽开身子，脸上带着愉快而专注的神情，可是不管他想让她知道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来，只是说：“听着，保持联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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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动”（act）这个词也有“表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