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知道这好像挺滑稽，”那个年轻人在制图板前站起身子说，“可是我想我们还没有互相正式介绍过。我叫丹·罗森塔尔。”他个子高，块头又大，他的面孔说明了他很腼腆。
“比尔·格罗夫。”握手时我告诉他，然后我们都装做安定下来。我们刚进雷明顿·兰德公司，被安排坐在同一个玻璃格子间里，这是在迷宫般的十一楼，光线明亮，人们都压低声音说话。时间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地点是纽约。
丹·罗森塔尔的工作，是为公司的“对外宣传刊物”设计和画插图，这份刊物是份华而不实、让人无法卒读的月刊，名为《系统》，我的工作是为这份刊物撰稿并编辑。在做着他的工作中最精细的部分时，他好像也能说话、聆听，我很快变得会几个钟头乃至几天不去理会工作，所以在他那张清清爽爽的制图板和我的一贯让人泄气、放得乱七八糟的办公桌之间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几乎一直会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那年我二十三岁，丹比我大一岁左右，他说话带着一种生硬、低沉的亲切感，似乎保证他将永远是个好伙伴。他跟他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布鲁克林，“前面一拐就到了科尼岛，这样说，能给你一个概念。”他最近刚从库珀联合学院的艺术学院毕业——这所学院不收学费，但是因为挑选学生极为严格而出名，我听说录取比例为十比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他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儿上的学，比尔？”他问，这一直是个让人难堪的问题。
我退伍时，美国大兵权利法案[1]提供的大好机会摆在眼前，但是我居然没有利用——我永远都不能完全想通是为什么。部分是害怕：我上高中时成绩糟糕，在部队里，测我智商为109，我不想再冒着失败的危险。部分是自负：我计划尽快成为一名职业作家，那让上四年大学似乎耽误事，是浪费。另外还有第三个因素——这要费很大劲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可以用一种极为简化的方式讲出来，比害怕和自负的那些话容易讲——在被问到我为什么没上大学时，我的回答颇为经常是：“我得照顾我妈妈。”
“哦，那就太糟糕了。”丹·罗森塔尔面带担心地说，“我是说，你错过上大学太糟糕了。”他好像考虑了一阵子这件事，一边用一枝细细的画笔来回描，那里笼罩着清新的香蕉油[2]味，格子间里他那侧，一直有这种气味。后来他说：“不管怎么样，如果美国大兵法案给被抚养的妻子和孩子发补助，干吗他们不给被赡养的母亲发补助？”
我从未深入考虑过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可是不管我回答得有多么前言不搭后语，含糊其词，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在我自传中的黑暗地带，又发现了一处沼泽区。
“你现在结婚了吗？”他说。
“嗯哼。”
“那，谁去照顾你妈妈？还是你吗？”
“没有，她——嗯，她现在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说，那是扯了个谎话。
我知道他不会再追问，他也的确没有，办公室友谊使得他不可能那样。不过我在紧张地翻看《系统》的稿件时，也知道从现在开始，在丹·罗森塔尔旁边，我得看好自己的嘴巴。
从我记事起，我妈妈就靠离婚赡养费生活。我爸爸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刚开始，她做过几份没面子的辛苦工作——在一家研磨透镜的作坊干活，在生产百货商店用的人体模型的租金低廉的大通间工厂里干活——但是像那种工作，令人痛心地不适合一个糊里糊涂、快速衰老、经常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人来做，她经常自以为是雕塑家，至少像我自以为是作家一样认真。我入伍那段时间，她作为“A类被赡养人”得到了一点实惠，但是不会很多。有一阵子，她跟我姐姐一家住在长岛的郊区，可是在那座不快乐的房子里，出现了个性冲突，很快导致她回到纽约——也就是到了我身边。我姐姐给我写过一封信来谈这件事，似乎这件事情微妙得无法在电话上谈。她解释说她丈夫觉得跟岳母同住的“观点”理论上挺合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还说她相信我能够理解。
所以就那样开始了。我妈妈跟我靠我挣的很少一点实习期工资生活，我先是在一份行业刊物，然后在合众社当改稿编辑，我们一起住在哈德逊街的一套公寓里，那是她找到的。除了有种噬心的感觉，即对一个年轻男性来说，这不能算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我一开始感觉挺舒服。我们相处好得让人吃惊，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一向都相处得不错。
在整个童年阶段，我都佩服她把金钱问题不当回事的做法——也许有甚于佩服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或者她如此频繁地唤起我对她的爱，那一点让她在我眼里显得不同寻常，觉得她挺不错。如果我们偶尔被租住的地方赶出来，如果我们很少有穿得出去的衣服，有时会挨饿两三天，等着我爸爸每个月的支票，那种艰辛，只是加强了她躺在床上大声给我和我姐姐阅读《远大前程》时甜蜜的痛苦感。她具有自由精神，我们具有自由精神，只有一个由债权人或者“像你爸爸那种人”组成的世界，才不懂得欣赏我们生活中的浪漫。
现在，她经常向我保证说这样安排只是暂时的——她肯定很快就会找到办法“重新站稳脚跟”——可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订什么合理计划，所以我开始失去耐心。这完全没有意义。我不再想听她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觉得她喝酒喝得太多，发现她小孩子气，而且不负责任——这是我爸爸说过的两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个子，背驼，穿的是有品位却从来不是很干净的衣服，黄灰色的头发稀疏，乱糟糟的，嘴部肌肉松弛，一张脸上要么是闹脾气，要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她的牙齿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开始疼。我领她去了北诊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砖制标志性建筑，据说是纽约最古老的免费牙医门诊处。一位和气的年轻牙医给她做了检查，跟我们说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没办法在这家门诊处做拔牙手术，他解释说，可是如果她去那位医生在皇后区的私人诊所，他可以在那儿给她拔牙，并给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费用的一半，因为她是这边的门诊病人。
就那样说定了。我们坐火车去杰麦卡，我一直陪着她，听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颗牙时，都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浑身发抖。看着那位医生把一颗又一颗丑陋的牙齿放到他的小瓷盘子里，让我脚趾收紧，头皮发麻。看着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满足。一颗，一颗，随着每颗牙齿带着血掉到盘子上，我想，一颗……一颗……一颗。她又怎么能把这当作浪漫之事？也许到现在，她终于能够接受现实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为她脸庞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坐车时，她盯着车窗外看，拿一叠纸巾捂着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败了。那天晚上，开始疼得更厉害时，她在床上翻滚、呻吟，恳求我给她倒杯酒。
“嗯，我看这个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说，“我是说酒精会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时，这只能是雪上加霜。”
“给他打电话，”她命令道，“给那谁谁打电话，那个牙医。打给皇后区的查号台。我不管现在几点钟，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话吗？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很抱歉打电话到您家里麻烦您，医生。”我说，“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妈妈能不能喝点东西。”
“噢，当然。”他说。“液体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种流行的汽水和软饮料，那样不错。”
“不，我是说——你知道——威士忌。酒类。”
“噢。”他委婉地解释说根本不建议喝酒。
最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给她倒了两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个人站着，以一种情节剧般的绝望动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她拿到了新假牙，刚开始戴的不适感结束后，她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她经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镜子前面花很多时间。可是她害怕大家会知道那是假牙，她变得小心翼翼。
“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我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吗？”她会问我。
“听不到。”
“嗯，我能听到。你看到装假牙的地方有条很难看的小皱纹吗？很显眼吗？”
“不，当然不，根本没人会注意到。”
她搞雕塑时，参加过三个需要付会费的艺术组织：全国雕塑协会、全国女艺术家协会，还有个名叫“钢笔与画笔”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里的一个女性俱乐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遗留，当时的村里，有罩衣、焚香、带交织字母的埃及香烟和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3]。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愿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两个组织交会费，可是她不肯放弃“钢笔与画笔”，因为对她来说，那在“社交上”意义重要。
我无所谓；这个俱乐部的会费并不多，他们有时举办画作和雕塑联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松糕、裂缝很严重的木地板以及戴着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这种展览上，我妈妈很久以前一件布满指纹的小型作品也许能获得一项荣誉奖。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们才让雕塑家加入‘钢笔与画笔’。”她解释道，解释的次数远远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画家，当然他们现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进去，可是我们自称是‘拿凿子的’”。她总是觉得那样说很滑稽，笑了又笑，一边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齿——那是以前，后来是高兴地展示她崭新的假牙。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留连，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有人带我去一个小范围聚会，认识了一个名叫艾琳的女孩，接着发现她像我一样孤独，不过在掩饰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个子高，身材苗条，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脸瘦瘦的，长得漂亮，有时候一脸提防而严肃的样子，似乎世界正在强加给她什么事。她也来自她所谓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短语，就马上把它加入我的词汇库），她的父母也是早就离婚，她也没有上过大学，另外还是跟我一样，她做一份白领的工作来谋生，在一家商业公司做秘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她坚持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会有足够的时间劝她别去那样想。
从一开始，而且是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除了去上班，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一起。那也许不是爱情，但我们当时也不会被说服，因为我们一再告诉对方也告诉自己那是爱情。如果说我们经常吵架，电影则一次次证明了爱情就是那样。我们无法躲开对方，不过我想过了一阵子，我们都开始怀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谁都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见见我的妈妈，我知道那样做就错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绝办法。不出所料，我妈妈不喜欢她。“嗯，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亲爱的。”她后来说，“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她很漂亮。”
后来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个跟她同住一幢楼的让人讨厌的中年男人时，说“他在艺术的外围有很多年了，张口闭口都是艺术，以至于他开始期望自己拥有那种特权，即成为从来不从事艺术工作的艺术家。我是说他是个艺术游民，就像你妈妈那样。”
“艺术游民？”
“嗯，你知道，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未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你难道不觉得那样讨人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出于早已有之的忠诚，我努力为我妈妈辩护，说她不是艺术游民，可是辩护得缺乏说服力、蹩脚、言过其实，要不是我们想法换了话题，可能又会吵起架来。
有几天早上，我天亮后才回家，几乎没时间换件干净衬衫去上班，我妈妈会用一种悲剧性的注视来迎接我，有一两次她说——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当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吗。”那年晚些时候的一个夜晚，她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称艾琳是“你的那个下贱的爱尔兰荡妇”。可那并不是真的很糟糕，因为能让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关上门，让她纳闷我还回不回来。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们走霉运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我在医院养病时，有次我妈和艾琳——那次之前，她们都巧妙地避免碰头——发现两个人乘同一部电梯，在下午探视时间一起进了病房，她们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铁架床旁一人一边，隔着我胸口迟迟疑疑地交谈，而我的头放在枕头上。她们的脸长得极不相同，我看了这张看那张，老的和年轻人的，尽量为两张脸送上合适的表情。
后来艾琳把我的病号服扯开一边，往里面瞅了一眼，开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肤色可真好。”她说，她说话带着悦耳的假颤音。
“嗯，是啊，我一直这样觉得。”我妈妈平静地说。
“不过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艾琳说，“最棒的是他浑身上下，都是同一种肤色。”
要是我妈妈没有选择沉默，稍微垂下眼睑，抬起下巴，就像一个寡妇被迫面对一个放肆的女帮厨，那就滑稽了。艾琳只得又把手放回大腿上，低头看那只手。
几天后我出院了，不过先得让一位温和而显得尽职尽责的医生就充足的营养和正常的作息时间给我上一课。“你体重不足。”他解释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这辈子里，长得皮包骨头并非一直是个带来尴尬的可怕根子。“你患过几种肺病，你总体上的身体状况说明你容易患上肺结核。”
我带着盛洗漱用品的脏兮兮的牛皮纸小袋子坐地铁时，不知道怎样对待那句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晓得往后有多久——还有别的麻烦。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烦出现在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处，当时她说她想跟我分手。我们“谈情说爱”（那是她的用词）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没什么前途。她说她“还对别的男人感兴趣”，我说“什么别的男人？”时，她望向别处，回答得像谜一般，那告诉我这次架我是吵不赢了。
我知道我有一点占理——她不认识别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点很占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独的自由，在她的电话旁边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请她去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别的男人，然后从几个候选人中，她会挑选出一个。很可能比我年龄大，相貌更好，穿着更好，银行里有点钱，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当然他也不会有一位妈妈在身边。
所以就结束了。有一阵子，在带着观看悲剧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时，我想我很可能会死。我还不到约翰·济慈[4]的年龄，他也是个营养不良的肺结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么资格自称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无闻而更让人伤心——一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一个无名战士，也许除了一个女孩，从来无人哀悼。
可我还是按说要每天八个钟头为合众社苦心撰稿，乘地铁，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里走，没过多久就会发现，你先是得活着，然后才能做这种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时，发现我妈妈几乎压抑不住为什么事情而快乐，得跟我说说。有一阵子，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涌上了不合理的希望，还以为好消息也许是她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不是这样。
“钢笔与画笔”俱乐部要举办一次晚会，她说，然后是开派对。这个俱乐部的每类成员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个小品什么的，她被选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节目。
当时收音机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广告歌，给香蕉做广告。一个带着南美口音的女孩会出来按照拉丁风格的节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专门来提一提
香蕉长熟得以某种方式……
下面是我妈妈的戏仿，是为了逗乐“钢笔与画笔”俱乐部的女士，她两眼放光，在我们那个破旧家里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来跳去表演给我看：
噢，我们是雕塑家，我们——专门来提一提
你们对待雕塑家得以某种方式……
她当时五十七岁，我经常想到她疯了——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有人说她疯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么是后来没过多久，我决定脱身。
我从银行借了三百块钱给了我妈妈，解释说全部由我来还，并费了好一番口舌告诉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后我赶快去了艾琳的住处——赶快，好像是害怕“别的男的”也许会先到——问她愿不愿意马上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们俩挺滑稽的，”她后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像，我们事实上共同兴趣什么的一点都没有，可是当然有种——化学的亲和力，不是吗。”
“是啊。”
好像单单凭着化学亲和力，在格林威治村边上邻近码头安静地方的一间破旧公寓里，我们挨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时，我妈妈会又是低声下气、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块、十块或者五块钱，直到我和艾琳开始害怕电话响。后来没过多久，她开始接近自力更生。她当时在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在家里工作——至少不再受雇于哪间工厂——可是她想让我知道她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听到全国女艺术家协会准备请一个人负责办公室以及公关事务。那样的工作不是很棒吗？没有要求这人得会打字，真是走运，但问题是她们很可能想让她做一段时间志愿者，然后才给她开工资。如果她得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全职工作而没有钱拿，她又怎么去制作人体模特的头部？到头来事情总是不会圆满，那不算讽刺吗？
没错。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我被合众社炒掉了，因为总体上的不称职，我想，不过在寥寥几句亲切的炒人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词。接下来紧张地过了几个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会报纸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春天时，雷明顿·兰德公司雇用了我，在那个玻璃围起来的乏味的小格子间里，我跟丹·罗森塔尔一起偷懒、聊天的阶段就开始了。
我一旦认识到不能跟他讲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取得并维持他的好看法。
他说的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家庭。他跟我说他的爸爸是个男装制衣业中的裁衣工，“在自学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可是接着又说：“哈，妈的，说这种话，根本免不了会贬低那个人。你心里会形成一幅画面，一个滑稽的小个子整天趴在一台机器前面，然后整晚谈论克尔凯郭尔。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知道吗？如果你跟某个人关系亲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想解释，却只会让自己大出洋相。我说起我妈妈时，也是这样。”
他为他的弟弟菲尔极感自豪，他当时在市里几所高中那里，是有名的天才学生。“他是我订的，”他有一次说，“我七岁时，我跟我的父母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不允许他们说不。他们别无选择，就为我生了个小弟弟，那样挺好，可是问题是，我当时没意识到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跟他玩，跟他说话，教给他什么东西，当时跟他什么都做不了，那让我难以接受。尽管这样，从他六岁左右开始，我就没多少可以抱怨了。我们家里买了架钢琴，才学了几个月，菲尔就弹起了古典音乐。我不是开玩笑。该上高中时，市里最好的学校任他挑。他在女生面前仍然很腼腆，我想他担心这一点，可是女生在他面前，可是他妈的一点都不腼腆。破电话每天晚上都响，女生，只是打电话跟菲尔聊一会儿。噢，这个混蛋，这孩子条件好得很呢。”
有几次，丹说他想他差不多准备搬出来自己住，他试探地问起我格林威治村内各处的房租水平，可是这些计划根本没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么矛盾。好像更应该这么说吧，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他觉得人们如今会认为他应该搬出来，他想做应该做的事。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为震惊和睡眠不足而沙哑，他说：“比尔吗？听着，我会有几天不上班，我不知道会有几天。我爸爸昨天夜里去世了。”
他回来上班时，脸色很苍白，好像缩小了一点。他在咕哝上班的麻烦事时，说了很多个“他妈的”；后来过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谈谈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干什么的吗？”他问，“嗯，他整天操纵一台小机器。那台机器有一个自动刀片，可以说有点像是竖锯；操作的人拿着也许有二十五层衣料——法兰绒或者精纺毛料或者不论刚好是什么料子——他根据某种式样，比如袖子或者翻领或者外套口袋，操纵刀片把整摞料子切来切去。到处都有绒毛，钻到你的鼻子，进到你的喉咙，整个一辈子都生活在他妈的绒毛里。你能想象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干那种活干了三十五年吗？除了他从来没有被培训过从事别的任何职业，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你想象得到吗？啊，要命，足以让你他妈伤透了心。五十二岁。”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衬衫口袋里总是装有好几根，埋头工作时，嘴里总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抽——雪茄不时会让他咳上一阵子——可那似乎是他为进入愚钝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岁时，就让自己进入了那种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说过的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吗？”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说。“那个画画的？丹·罗森塔尔？我想他在练习怎样当一个老年人。”
“哦？你什么意思？”
“嗯，他变得很——哈，我没法解释。我甚至拿不准我是不是说得对。”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释关于她的办公室里人们的什么事。我们的谈话经常转而承认我们根本拿不准我们是不是说对了，接下来会是沉默，直到为什么事情吵起来。
我们不是理想的一对。现在觉得，我们结婚时太年轻，结婚的原因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够充分。有时，我们会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证明我们是好伴侣；然而即使在那时，她说话中一些矫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让我感觉不自在。她不说“是啊”，而是说“西啊”，经常是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时；她还说“如常”——我想那是会计部门的风趣话——不说“一切”，而是经常说“全体”，那是聪明而讲究实际的纽约秘书的用词，而她只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嗯，几乎一直是这样。在之前一年冬天，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去新学校[5]报名上表演课。到家后，她会上气不接下气地谈到所学的东西，很急切地想谈，根本不带任何秘书腔；那是我们在一起最好的时光。那些个夜晚，谁都不会猜到这个可爱的戏剧艺术学生每星期四十个钟头，都是在一家名为博特尼工厂的纺织厂里辛苦工作。
新学校那个学年结束时，她上的那个班上的全体学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间灰扑扑的旧剧院举行了演出，观众主要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有选自大家熟悉的美国戏剧中有两三个角色的一幕，其他学生选择独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样。她挑选的，是轻松但并非没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较长、微妙而自成一体的独白，来自埃尔默·赖斯的《梦幻女孩》——每个人都跟她说她的表演及独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于新学校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奖学金。这时问题出来了，她考虑了好几天——她在公寓里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时久久不出声——然后宣布她决定拒绝这份奖学金。上了一整天班后晚上再去上学就太累人了。哦，这一年还不错，挺有“意思”，可是继续上就傻了：即使免费，也会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钱。况且，没人能通过这些无足轻重的成人教育课程，在表演方面学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学——在任何专业意义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学习，而那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辞了，我能负责——”
“哦，你能负责什么？”她转身面对着我，两个小拳头架在屁股上，这种姿态总是意味着我们要大吵一架。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
没错，那次吵得很厉害，一直吵到把邻居都吵醒了，也未能解决，而我们以前吵得最厉害时，都没有这样过。到那时，我们的生活，似乎全是磨损的神经和未愈合的伤口；我想那年夏天我们就有可能分手，而且这样可能一劳永逸，如果不是我们得知艾琳有了身孕。
听到有个孩子即将出世，丹·罗森塔尔从制图板前快乐地站直身子跟我握手。然而那个简短的仪式后，我们又都坐下时，他若有所思地瞄着我。“你怎么可能当爸爸，”他问，“当你看上去还像是个小孩的时候？”
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在秋天刚冷下来的一天，我出门在河边一块空地上收集碎木头。我们住的公寓楼年久失修，不过我们有一座“管用的”壁炉。我只挑选能劈成适合壁炉大小的柴火的木板，我收集够烧几天的之后，就把木板扔过围着空地的高高的铁丝网。从远处看，那圈铁丝网也许难爬，可是松松垮垮的地方够多，挺容易就有地方踩。我爬上去翻过来，刚刚跳到街上，就看到丹·罗森塔尔在向我走来。
“哎，”他说，“你爬过那道铁丝网，动作挺漂亮嘛。你看上去动作很敏捷。”
那话说得令人愉快。我记得还感到高兴的是，他看到的我上身穿着一件旧的部队野战夹克，下身是蓝色牛仔裤。他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还穿了件样子新的轻便大衣。
我们抱着木头走回那幢公寓楼时——丹也抱了一部分，小心地不让木头碰到他的外套——他解释说他这天来市里看望一个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朋友，发现自己有几个钟头时间，所以刚才在格林威治村里走了走。他希望我不介意他顺路来看看。
“咳，不会。”我跟他说，“这样挺好，丹。上来吧，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太太。”
除了住在那里，我和艾琳事实上根本不算格林威治村的人。波希米亚人让我们感到紧张。对我们来说，“时髦”这个词，模模糊糊有种吓人的言外之意，想到抽大麻（或称“茶”，我想当时通常是那样叫的）也是。我们参加的仅有的几次派对上，别的人主要都是年轻的办公室职员，跟我们一样保守。
即便如此，那天下午我带丹·罗森塔尔走进那幢房子并上楼时，我不觉为了他，在尽量表现得懒洋洋的，嘴里嘟嘟囔囔，眯着眼睛。艾琳呢，她就是想努力表现，效果也不会比那更好——我们发现她靠在那张大大的沙发床上，穿着那件黑色的翻领毛线衫和黑色家常裤。我一直喜欢那套衣服，因为配她一头长长的红色头发很合适，而且也是因为它似乎把她关节处的线条柔化了。她有时候去上表演课时穿，我们晚上去圣里莫或者本地有名的其他酒吧安静地坐上几个钟头，她几乎总是穿这套衣服。在那些酒吧里，我们尽量克服自己在那些小伙子中间不自在的感觉，那些小伙子跟他们肤色苍白、长头发的女孩在一起，他们表现得懒洋洋的，嘴里嘟嘟囔囔，眯着眼睛，他们整个一群群人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为了什么事，我们很有把握是绝对不可能理解的。
如果你够年轻，可能会让你感到兴奋的是去装得不像是自己。如果我在翻过铁丝网时动作敏捷，如果我在上楼梯时表现得“时髦”，那么现在该表现出粗犷的一面了。我弯着腰，用大大超出必要的力气，从壁炉里拖出一个柴架，在它铁制的突出部分上，把那些木板砸开、劈开，把柴架也弄得咣咣响；后来等到那些木板变成容易收拾的长条时，我一根接一根拿过来在我绷紧的膝盖上折成两段或者三段。有些木头上有一排排锈钉子，丹说“小心钉子”，可是我没出声，等于告诉他我自己会当心的。我这一辈子以前不是干过这种事吗？我不是在部队里当过步兵吗？他以为我一直是个身穿白衬衫，待在办公室的人吗？哼，走南闯北的人，很少有不会做的事；这个相貌出众的女孩让他挪不开眼睛，他以为我还能靠别的什么赢得她吗？
不久我们就生起了挺旺的火。丹脱下外套，弄松了领带；我们三个人姿态放松地坐了一圈，喝啤酒，我的装腔作势进入了一个安静而“有趣”的阶段。嗯，不，我对着火苗露出忧伤的微笑，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把我去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先搁一搁。我感觉不对头。“如果一件事情感觉不对头，”我解释道，“就最好别去管它了。”讨论这门手艺时，我总是努力使用简短而含义模糊的短语。
“是啊。”他说。
“我想在另一种意义上，画画也是这样。”
“嗯，可以说吧。”
“另外，有几篇以前写的短篇小说我想收拾一下，然后到处去投投稿。得收拾一下，你知道的。你得反复把它们拆开再组合起来。它们不会自己写出来。”
“嗯哼。”
接下来我又说了很久，关于受困于一份全日制工作，完成真正的作品有多么困难。我们一直想存点钱，好去欧洲生活，我解释道，可是现在，随着宝宝的降临，没多少机会可以那样做了。
“你们想去欧洲生活？”他问。
“嗯，我们以前总是会聊起这种事。主要是巴黎。”
“为什么？”
就像他问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问得令人不安。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海明威的传奇故事，还有乔伊斯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我想把我和我妈妈之间隔开三千英里的海域。“哦，这个嘛，”我说，“主要只是那边生活费用要低很多；我们很可能靠少得多的钱就能生活，我会有更多时间来写作。”
“你会说法语吗？”
“不；不过呢，我想我们可以学习。咳，管他的，只是——你知道——整件事情大概只是个白日梦。”从我说话的声音，我能听出自己在支吾，所以尽快不再说话。
“丹？”艾琳问道。她那张被炉火映照的脸可以说是虽无心却有调情效果的最佳脸庞，她也完全清楚什么时候自己又征服了一个人。“库珀联合学院的录取比例是十比一，真的吗？”
“嗯，比例有各种说法，”他不好意思地说，没太正视她的眼睛，“不过差不多是那样吧。”
“太棒了。我是说那真的不一般。你去那儿上学，肯定很自豪。”
她完全毁了我的表演，如果说她没有毁了我的那个周末；即使这样，他们聊天让我开始形成了一个似乎是挺好的主意。
又聊了很多，也喝了更多啤酒，后来她说：“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丹？”
“哦，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说，“可是也许最好等到下一次吧，我早就该回家了。借你们的电话用一下好吗？”
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愉快地聊了几分钟；后来，他说了很多感谢、道歉以及保证不久再来的话之后就离开了，艾琳说他那个电话听上去像是丈夫给妻子打电话。
“是啊，嗯，事情是这样，你要知道，”我告诉她，“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一直表现得可以说好像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他有个弟弟，比他小七八岁，现在他表现得那个弟弟好像是他们的儿子。”
“哦，”她说，“嗯，那可以说让人同情，不是吗。他有女朋友吗？”
“我想没有。即使有，他也从来没提起过。”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他。”她说，一边开始在厨房里把锅跟平底锅碰得叮当响，那是她开始做晚饭了。“和很长时间以来我遇到的任何人相比，我更喜欢他。他很——和气。”
那是个很是精挑细拣的词，以至于我开始纳闷她干吗要挑这个词，很快就认为是因为那个词不是很容易就能用到我身上。
可是管他的。我几乎等不及钻进那个由折叠式屏风在墙角隔出来的一隅，我的工作台在那边。我那部失败了的长篇小说就放在那里，部分是打字机打出来的，部分是潦草写出来的；我准备先拆散，然后再组合起来，收拾好，然后到处投稿的几个短篇也放在那里。不过我的新想法完全跟写作无关。
我一直有画简单漫画的本领，那天夜里，我在好多页打字纸上画了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十一楼工作的一些人的漫画。对那些人，我跟丹每天都得耐心且友好地待之。我看着几幅较好的画吃吃发笑时，心里肯定他会喜欢看到那几幅画。
我又用了几个夜晚筛选掉较差的，把较好的几幅润色了一下。后来有天早上，我尽量显得随随便便地把弄好的一沓放在他的制图板上。
“这是什么？”他说，“哦，我明白了：阿奇·达文波特，还有可怜的老格斯·霍夫曼。这是谁？杰克·谢里顿，对吗？哦，我猜这是打字组的乔根森太太……”
他全部看了一遍后说：“嗯，这些画得挺聪明，比尔。”可是我听他把“聪明”这个词当作贬义词用的次数够多，而不会把这当作好听话。
“哈，没什么，”我说这话让他放心。“我只是觉得这些画——你知道——也许能让你笑一笑。”
事实上，我本来希望这些画起的作用比这要大得多。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计划，其中这些画是最初的一步，现在他不温不火的反应，好像让我没法跟他讲其余的。可是我的沉默并未持续很久。那天下班前——甚至是在吃午饭前，我想——我就把整个破计划一五一十跟他讲了。
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靠着大兵法案报名上法国的美术学校，我解释说。当然有许多是认真的画家，可是别的还有好多人根本不是画家：他们就算达到专业要求，达到的方面也很少；他们公然揩大兵法案的油，以资助他们在巴黎生活。美术学校也无所谓，他们巴不得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出钱。我是在《时代》杂志上读到的，里面还点了一所美术学校的名字，说那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最随便的一所”。
我现在已经决定去申请读那所学校，以便继续写作。我跟丹·罗森塔尔讲了，可是我需要一封推荐信。所以问题是这样：他可以给我写封推荐信吗？
他显得摸不着头脑，也略微有点不高兴。“我不明白，”他说，“让我写信？他们应该听说过我吗？”
“不，可是你可以很他妈有把握他们听说过库珀联合学院。”
进行得不是很顺利，这点再明显不过，可是他同意了。他用他画画的铅笔很快写了那封信，递给我让我打。
他告诉那所学校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线条画方面显示了有前途，他希望支持我去申请；在第二段也是最后一段，他才提到他毕业于库珀联合学院的资历。
“嗯，这样挺好，丹。”我说，“非常感谢。真的，只是有一件事：你说我是个‘朋友’，难道不觉得有点会削弱了整个——”
“咳，要命，”他头也没抬地说。我也许看错了，可是我觉得他脖子上粉红的颜色比平时更深了。“要命，比尔，得了吧。我说你是个朋友，可没说我们是刎颈之交。”
即使他当时不喜欢我——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却没有流露出这一点。令人尴尬的第一天过去后，我们之间又全都没事了。
如今他既然见过了我的妻子，我们相熟日子里的仪式中，便有了新内容。每天晚上，要么至少我们一起离开大楼，到了我们必须分头去乘坐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路口时，他会腼腆地向我挥挥手说：“嗯，问家人好。”
好多晚上他都这样说，过了一阵子，他似乎觉得需要来点变化，会装作皱着眉头说：“问候一下怎么样？”或者：“我们问候一下，好吗？”但都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替代语，所以他又用回了原来那句。我总是会说谢谢他，也跟他挥挥手，说“你也一样”，或者“你也是，丹”。那样略微说一两句，似乎合适地结束了一天。
我一直没收到巴黎那所“随便”的美术学校的回信，他们甚至没有确认收到了我的申请，所以我只能认为《时代》杂志上登了那篇故事，肯定让他们收到雪片般的来信，写信者来自美利坚全国各地，都是些全无才气的申请者，有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失败者、不开心的丈夫等等，在他们眼里，“巴黎”开始意味着最后的光明希望。
后来几个月里，丹跟我一起回家吃过几次饭，艾琳很快发现他能让她哈哈大笑。那样挺好，可是我几乎从来不能让她哈哈大笑——好像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很早期以来，就没有过——所以我感到嫉妒。后来有一天他走后的深夜时分，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变得安静得让人不舒服，她指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开过一场派对。她说在她变得太“大”之前，她马上想开次派对，我们就开了——我想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害怕把什么都弄砸了。
丹带来了他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名叫杰瑞，他还带来了一个一言不发的可爱女孩。派对开得还行——至少挺热闹，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所以我和艾琳后来都能告诉对方派对开得挺好。一两个星期后在办公室，丹说：“知道吗？杰瑞跟他女朋友快结婚了。还有件事情你想知道吗？是你们开的派对起了作用。我不是开玩笑。杰瑞跟我说他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很——我说不好，谁知道呢？——很浪漫，我想，他们觉得管他的，我们结婚吧，所以就决定结了。杰瑞接受了一份工作，我想他在换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考虑，那就是去一所商业美术学校工作，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北边很他妈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去那儿能他妈干什么，我想是教爱斯基摩人使用丁字尺吧。可是现在不能回头了。定好了。他妈的木已成舟。”
“嗯，那太棒了，”我说，“替我向他们道喜。”
“好啊，我会的，我会的。”然后他从制图板那边转过椅子——他不常那样做——坐在那里，显得表情凝重，在思考什么，一边仔细看着他那根雪茄濡湿的一头。“咳，他妈的，我也想结婚，”他说，“我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对那没想法还是怎么样，可是有几个障碍。第一，我还没遇到合适的女孩；第二，我有太多别的责任；第三——要么等一下，想想就会觉得，谁他妈还需要第三条呢？”
一九五零年元旦后不久，宝宝出生前没几个星期，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终于同意雇用我妈妈，起薪为一星期八十美元。“哦，天哪，真的让人松了口气，”艾琳说，我再同意不过。除了请她过来吃次晚饭“庆祝”，要面带微笑却觉得无聊外，现在好像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用再考虑她了。
后来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丹·罗森塔尔出乎意料地来医院看望艾琳，带来了鲜花，那让她脸红了。我陪他出去到走廊上隔着窗户看宝宝，他郑重地称宝宝是个“美人胚子”；后来我们又回去，在艾琳的床边坐了半个钟头左右。
“哦，丹，”他起身要走时，她说，“你能来真好。”
“是我的荣幸，”他告诉她，“完全是我的荣幸。我很乐意来产房看看。”
名为利维顿的著名长岛住宅区开发项目最近开盘了，十一楼的几位比较年轻的已婚男人一开始讨论就是很久——他们每个人都跟别人解释，好像是要说服自己——讨论从很多方面说来，去那里买房很划算。
后来丹跟我说他也决定在利维顿买房子，要是我没有及时管住自己的嘴巴，本来可能会说但是你还根本没结婚呢。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弟弟上个周末去看过了。
让他对利维顿一见倾心的，是他们看的那座房子的地下室特别大，光线也好。“干脆设计成个工作室吧。”他说，“我在那间地下室里走来走去，只想着哇，我要在那里画个过瘾。我甚至可以做版画，弄起一套印石版画的工具，我想做什么都行。你知道关于郊区生活种种的那些话吗？说是你从市里搬出来，按说你的生活就会四分五裂？我对那些一点都不相信。如果你的生活即将四分五裂，去哪儿都会。”
另外有一次他说：“你了解哈佛吗？”
“哈佛？不了解。”
“嗯，我想菲尔很有机会去那儿上学，也许甚至还能获得奖学金。听着不错，可是呢，我对哈佛知道的只是名气，你知道吗？——外界的看法。那可以说就像帝国大厦，对吗？你从远处看，也许在日落时，它是这样一座美仑美奂的建筑。然后你进去了，你在较低的楼层走了走，结果发现那是纽约最差劲的写字楼，里面除了一些三流的保险经纪行和人造珠宝批发店，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一幢世界最高建筑来说，根本没道理嘛。所以你坐电梯一直到楼顶，让你的耳膜发疼。你出去了，站在胸墙那里往外看，往下面看，即使那样也让人失望，因为你在照片上已经看到过好多次。要么拿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来说吧，如果你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孩——那也一样。我在部队休假时带菲尔去看过一次，我们都知道那是个错误。哦，看着七十八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出来开始动作划一地踢腿当然非常享受——即使她们在半英里外，即使你刚好知道她们全都嫁给了飞行员，住在雷戈公园那边——可是我是说你自己在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发现的，只是在你坐的椅子操蛋的扶手下面，发现有很多皱巴巴的口香糖粘在那里。对吗？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我和菲尔最好去哈佛待两天，可以说去打探打探。”
他们就去了，罗森塔尔太太也去了。回到办公室后，对哈佛的一切，丹都赞不绝口，包括“哈佛”一词本身的发音。“你想象不到，比尔。”他跟我说，“你得到那儿，你得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才行。真奇妙，就在一个商业城市的中心，有这样一个关于思想的小世界，就像差不多二十七个库珀联合学院合到一起。”
所以就安排好到了秋天，菲尔让哈佛大学招生去上一年级，丹提到好几次家里人肯定会想念那个小孩。
有天晚上，我们一起离开那幢大楼时，他让我们那段路走得慢悠悠的，好让他把心事一吐为快，那好像烦扰了他一整天。
“你知道你到处听到的‘寻求帮助’这种话吗？”他问道，“‘他需要帮助’，‘她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好像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接受心理治疗，似乎这是全国性的新热潮，就像三十年代的大富翁游戏。我在上学时认识这位朋友——聪明人，不错的画家，结了婚，有份挺好的工作。昨天晚上我见到他了，他说他想接受心理治疗，但是花不起钱。说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免费诊所申请过，得做很多测试，还要写一篇关于自己的狗屁文章，他们拒绝了他。他说：‘我想他们觉得我不够有趣。’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嗯，我有种印象，是他们为治疗那些受到母亲溺爱的犹太男孩而忙得焦头烂额。’你能理解那种事吗？”
“不能。”当时我们在黄昏中，漫步走过一间间灯光辉煌的店面——一家旅行社，一家鞋店，一家午餐店——我记得我对每一家都仔细看了看，似乎那样也许能帮助我集中思想。
“因为我是说首先说来，‘有趣’是怎么回事？”丹质问道。“我们都应该躺在一张沙发上跟人掏心窝子，好证明我们有多么‘有趣’吗？那种世故我可不想达到。好了。”这时我们到了那个街角，就在离去之前，他向我挥了一下他的雪茄。“好了。问家人好。”
那年春天我都感觉很糟糕，当时更是每况愈下。我一天到晚咳嗽，乏力；我知道我在变瘦，因为我的裤子好像快掉下来；我睡觉时盗汗很厉害；白天我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而整个雷明顿·兰德公司里，都没有这种地方。后来有天午餐休息时间，我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处免费透视点，得知我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们给我在斯塔腾岛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找到一张床位，所以我就退出了商业世界去休养，如果说不是退出了世界本身。
后来我读到过在“心理所致”的疾病中，肺结核病高居前列：人们在艰苦得无法想象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如何努力时，就会患上。这里面也许很有道理，可是我当时只知道被鼓励——即使由一个戴着消毒口罩的严肃的前军队护士命令——躺下来并待在那里时，那种感觉甚是愉快。
一待就是八个月时间。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出院了，以后只去看门诊，并被告知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退伍军人协会认可的诊所继续治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个短语让人听着舒服，最棒的是这一点：我被告诉我的病符合“与服役有关的残疾”，允许我每个月领两百美元，直到我的肺部康复。这桩安排中，还有项追溯性条款，可以提供两千美元现金。
我和艾琳以前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成功之光。有天深夜，我在试图做计划时，讲出了心里的疑虑，那就是是回到雷明顿·兰德公司呢，还是去找份更好的工作，这时艾琳说：“哦，听着：我们去做吧。”
“做什么？”
“你知道，去巴黎。因为我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趁着我们够年轻、够勇敢的时候，到底什么时间才会去做呢？”
我几乎不敢相信她说的话。她当时的样子，很像她在演出了《梦幻女孩》那一幕后，因为人们鼓掌而致意的样子，她的脸上，也有以前那种秘书式的“坚强”模样，说明她很有可能证明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旅行者。
因为之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接下来我记得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号轮船上我们的舱室或者游客“包舱”里，举办的那场人多地方小的派对。艾琳在一张上铺上想给宝宝换尿布，但是不好弄，因为这个小房间里挤进很多人。我妈妈也在，她坐在一张下铺的边上，不停地说话，跟每个人讲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的事。有几个博特尼工厂的雇员，还有另外几个熟人，丹·罗森塔尔也在。他带来了一瓶香槟酒，还有一个看着挺贵的套手木偶，样子是只老虎，还要再过两年，宝宝才会欣赏这样的玩具。
关于这次时间紧张的聚会，我几次听到艾琳在电话上形容过是“我们在船上举办的小小soignée”[6]——我觉得那个词用得不对，可是懂的法语又不足以纠正她。酒喝得很多，可是好像多数都进了我妈妈的喉咙。她穿了件漂亮的春季套装，戴了一顶美丽的有羽毛装饰的帽子，很可能是专门为了这次而买的。
“……嗯，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是唯一一家全国性机构，成员现在有几千个，当然，在我们考虑她们的入会申请之前，她们必须提交证据来说明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真的是个很……”她越是自个儿说得起劲，她的膝盖就分得越开，她的前臂在膝盖上一边搭了一只，直到坐在她对面的客人都能看到她裆部阴影里的那兜布。她经常犯这种错误：她好像一直没意识到人们如果能看到她的内裤，也许就不会关心她戴着什么样的帽子。
丹·罗森塔尔走得最早，甚至在第一声警告的汽笛鸣响之前就走了。他跟我妈妈握手时，说他挺高兴见到她；然后他郑重地转身面对艾琳，张开了双臂。
已经给宝宝换过尿片——也好像对别的来访者都不关心了。“哦，丹。”她哭了，显得既难过又可爱，她很快就软绵绵地扑到他怀里。我看到他粗粗的手指有三四次抓紧了她娇小的背部。
“照顾好我的朋友，这个有前途的作家。”他说。
“嗯，当然，可是你也要保重，丹，好吗？保证写信？”
“那当然。”他告诉她，“那当然。不用说。”
后来他就松开了她，我马上起来，陪他上楼梯去主甲板，然后走踏板。我们很快都爬得气喘吁吁，所以在爬那条转得很厉害、散发着油漆味的楼梯时，我们不赶时间，但他还是说了不少话。
“这么说你会寄回来很多短篇，对吗？”他问我。
“对。”我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我是暗示他在利维顿的购房计划，我说：“去那边，我要写个过瘾。”
“嗯，好。”他说，“所以到头来，你还是不需要那家狗屁小美术学校。你永远都不需要整天鬼鬼祟祟地冒充画家，想歪点子，不用去跟一帮很‘随便’的法国人合谋揩美国的油。那就好，不错。你会凭着你搞坏了的肺而挣到的钱，自力更生做整个这件事。我为你感到自豪，我是说真的。”
我们这时到了开阔的甲板上，在踏板旁边的一堆人中间面对面站着。
“那好吧，”我们握手时他说，“保持联系。只是听着，帮我个忙。”他退后一步穿上大衣，大衣在微风中拍打着，他耸肩，让脖子旁边的地方穿得妥顺；接着他又走近看着我，严肃地告诫我：“帮我个忙，”他又说，“别搞砸了。”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甚至在他挤了下眼睛，以说明他主要是开玩笑时，我还是不明白，直到我想到我拥有的一切，肯定是他曾经想拥有的——自从他的父亲过世后，他让自己不再去奢望。我有运气、时间、机会，妻子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有自己的孩子。
此时船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低沉，有力，把十几只海鸥吓得飞到空中。那是离开和启航的声音，这种声音，能让你喉头发紧，不管你有没有想为之一哭的事。我从栏杆那里，看到他厚实的背部往码头上下去。他离得还不远，我还是能最后大声说几句轻松的话，会让他转身、微笑、挥手，我想大声说：“嗨，丹？问家人好！”可是这一次，我总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我一直为此感到满意。我只是看着他在被挡开的人群中越走越远，走进码头上的重重阴影中，直到看不见。
后来我快步走下新漆的、能应付海上航行的楼梯，去让我妈妈下船——不再有警告的汽笛了——然后就去把握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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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美国194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为退伍士兵提供教育、培训、贷款、补助等。
[2] 由醋酸戊酯和通常为硝化纤维素组成的混合物，有类似香蕉的气味，用作溶剂或调味剂。
[3] 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女诗人、剧作家。
[4]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5] 新学校（The New School）为纽约市的一所大学。
[6] 法语，意为“整洁”、“认真”，应是想说soirée（晚会）而用错了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