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转身走入左手边的一条街道。他抬着头,挺着胸。街上人头攒动,他的身材几乎就是最矮的。如果说他不失望,那是假话。失望,仅是一种感觉而已。斯多葛学派的淡泊明志是他的信念,他不会因为这次失败或其他任何失败而受到干扰。下次爆炸,或者是下下次,肯定能成功——那将会是一次具有真正震撼力的爆炸,能把气势宏伟的法庭大厦的正面炸出一个大裂口,那里面藏匿着残暴的社会不公。他出身卑微,长相丑陋,这些妨碍了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尽管如此,他年轻的时候仍然抱有幻想,他极度盼望自己能像故事中的主人翁那样,从贫困的深渊中攀爬上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他思想单纯,几乎达到了极度禁欲的程度,同时又令人惊骇地漠视现实条件,这使得他竟然想在缺少艺术修养、优雅风度、圆滑手段、殷实家财的情况下,仅依靠个人能力去实现他为自己设定的权力和声望的目标。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毋庸置疑地将获得成功。他的父亲是个皮肤黝黑的狂热者,脑门向后倾,信奉一种教义晦涩但异常严格的基督教派,而且是该教派活跃的传教士——他对自己有权推行正义具有极高的信心。从气质上看,他的儿子具有独立的人格。最初信仰非主流教派,后来在大学里彻底相信了科学,这使得他的精神境界度也突然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一个极具野心的清教徒。他把事业当作某种神圣的东西去培养。由于事业受阻,他才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道德全是骗人的,社会极度腐败,神明受到亵渎。甚至于一些最值得发动的革命,那些革命的组织者却把个人的冲动打扮成宗教信条。这让教授感到愤慨,他终于找到了能免除自己用毁灭做手段实现个人野心这种罪过的道德理由。他有一股书生般的狂热劲,立下了一个不完美的志向,要去摧毁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但他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正确的判断,现有的社会秩序框架,除非采取集体的个人的暴力行动,否则根本无法被彻底打碎。他是个道德执法者——这个观念已经深深埋在他心里。他做这份执法工作的热情及其残忍无情,给他带来了某种权力和个人荣耀。这点非常符合他想复仇的痛苦。他因此内心获得了安宁,从某个角度看,即使是最激烈的革命分子,他们也许仅是在寻找与其余社会大众共享安宁——那种虚荣心获得满足后的安宁,那种欲望满足后的安宁、甚至于那种良心获得安慰后的安宁。

他淹没在了人流中,样子可怜,身材矮小,但他仍然自信地思考着自己的威力,他把左手伸进裤袋,轻轻地抓紧了那个橡皮球,这东西保证他能享受恐怖的自由。走了一会儿,他的心情变得很不愉快,因为他觉得马路上车流拥堵,人行道上人流也拥堵。他所走的这条马路,又直又长,走路的人很多,但仅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路上的人流看都看不到个尽头,一直延续到远方的地平线,那地平线最终消失在一大堆砖头的背后,他感受到了人类群体庞大产生的巨大威力。人类聚集在一起就如同蝗虫,辛苦劳作如同蚂蚁,缺乏思想如同大自然的暴力,他们盲目地向前涌去,既有秩序,又全神贯注,丝毫不受感情和逻辑的干扰,或许连恐怖也奈何不了他们。

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人没有恐惧感!他经常外出,如果又是孤身行走,有时他会感到害怕,对人类抱有理智的不信任。如果驱赶不动人类怎么办?这类问题经常出现在那些有征服全人类野心的人中间——艺术家、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圣人。这是一种可鄙的感情状态,但这种状态能更加巩固孤独者的人格。这种状态使教授异常愉快,他马上想到了他陋屋里锁着的碗橱,这间陋屋沦落在茫茫一片穷人住的房屋中间,应该是反政府分子的完美避难所。为了能尽快乘坐上公共马车,他猛然走出那条熙熙攘攘的街道,走入了一条铺着石板的阴暗窄巷。窄巷的一边是低矮的砖房,窗户上堆满了灰尘,一幅没有光亮、病态的、无法救治的衰败景象——仅是一堆有待拆除的空壳而已。窄巷另一边生活气息还没有完全离去。窄巷里只有一盏路灯,这盏路灯的对面是一家旧家具店像窟窿一样裂开的入口,在这间旧家具店里,一条阴暗得像林荫道一样的小径在衣橱的森林里蜿蜒穿行,衣橱下面乱七八糟倒着许多桌子腿,一面高大穿衣镜闪着光芒,就好像是森林的一池清水。空地上,有一只无家可归的睡椅,显得很不愉快,旁边摆着两只丝毫没有关联的椅子。在这段窄巷中,除了教授之外,还有一个人,他正踏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地从另一方向走进这段窄巷。突然,他停下了放纵的脚步。

“喂!”那人站在窄巷一侧,警惕地说。

此时,教授已经停下了脚步,主动侧身,他的肩膀几乎碰到了窄巷墙壁。他的右手放在了那只被遗弃的睡椅的椅子背上,左手有意放入裤子口袋里,那副厚边圆眼镜给他那张既忧郁又平静的脸戴上一副猫头鹰的面具。

他俩就像在繁忙的大厦的走廊里见面一样。那个对面走来的健壮男人,穿着深色的外套,纽扣全系上了,手中拿着一把伞。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向后倾斜,露出了大部分前额,在黄昏的暮色中显得惨白。黑眼眶里,他的眼球发出逼人的闪光。胡子很长,下垂着,是成熟玉米的黄色,方方的下巴,胡子刮得非常干净。

“我不是在追捕你。”那人简洁地说道。

教授纹丝不动。大都市嘈杂的喧闹声化作了含混的喃喃细语。特警部的总巡官希特调整了一下说话的语气。

“不是饿急了才回家吧?”他问道,这简直就是在嘲笑人。这个样子病怏怏的小男人,自认为是个依靠破坏手段惩治社会不道德现象的执行者,此刻正暗自高兴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压制住了这个受命保护这个丑恶社会的人。他应该是比罗马帝国暴君卡利古拉更厉害,那位皇帝希望元老院只有一位元老,这样就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残酷欲望了。此刻,他凝视对面的这个人,这个人代表着他所藐视的一切力量:法律的力量、财产的力量、压迫的力量、非正义的力量。他凝视所有敌人,无畏地与他们展开对抗,这给他带来极度的虚荣满足。敌人看到了他,就如同看到了可怕的征兆。小男人心里非常满足,因为这次见面证明他超越了所有人类。

这次见面实属偶然。总巡官希特今天忙碌得令人不快,因为他的部门在早晨11时之前就收到格林尼治发来的第一份电报。事实上,他在一周之前刚向高层保证不会发生严重的反政府暴力事件。他觉得这次保证是他所做过的保证中最可靠的。做保证那天,他感到了无穷的满足,因为上级显然极为想听到这样的保证。他向上级保证,他的部门能提前24小时预见严重的治安事件。他敢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这个部门的大专家。他确实说了一些明智的人不说的话。但总巡官希特不是个很明智的人——至少不真正地明智。真正明智的人,知道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不会像他那样说大话。他的上级本该警惕这点,不给予他提升的机会,但他升官非常快。

“先生,无论何时,无论白天或黑夜,他们中没有人能逃脱我们的抓捕。我们知道他们每个小时正在做的事。”他宣称。听到这话,上级屈尊一笑。一个像总巡官希特这样有名气的警官能说出如此美妙的话,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事。上级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说的与上级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的明智是当官的才有的,否则他不会认为这是个理论问题,他会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考虑,罪犯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在中途夭折,或者在行动中出现时空断点。对一名无政府主义分子可以进行极为密切的监视,即便如此,也常会出现被监视对象失踪数个小时的情况,在这段失踪期间,往往会发生可悲的案件(一般是爆炸案件)。但上级总是陶醉于光鲜的表面现象,所以微笑了。总巡官希特是处理无政府主义分子方面的主要专家,他此时回想起了上级的微笑,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

这不是第一次这位杰出专家因回忆往事而丧失他一贯享有的平静。那天上午就出现了另一次。当时他被紧急地叫进警察局副局长的私人办公室,这让他感到无法掩盖的惊讶。一想到这件事,他就非常恼火。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人,他的本能早就告诫他必须遵守的一般法则,不仅成就是名声,风度也是名声。当那份电报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风度并不好。他圆睁双目大呼道:“这不可能!”此举立即招致一个无法辩驳的报复,副局长在大声朗读了电报原文后,把电报扔在桌子上,并用指尖用力地按着。被食指尖压着,肯定会很不舒服的。还肯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还有一点更加严重,总巡官希特意识到自己当时没能扭转不利局面,他本应该承认犯了错误。

“有一件事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们与此事有关。”

他是个好侦探,一直都很诚实,但他在这件事上认为,只有死硬不承认才对他的名声有利。另一方面,他告诫自己,如果让外人干预这件事,那也将损害自己的名声。跟其他职业一样,警察视外人是祸害。副局长说话的腔调异常刻薄,他听了后感到很紧张。

自早餐以来,总巡官希特还没有来得及吃点什么。

他立即进行现场勘察。格林尼治公园的肮脏雾气,他吞下去不少。此后,他去了医院。当调查完成之后,他一点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在医院的一个房间内,桌上的塑料布被揭开了,他看见了一具残破的人体,这让他感到异常震惊,因为他不是专业医生,还不习惯看这样的场面。

桌子上还摆着另一块当桌布用的塑料布,这块塑料布包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除了烧焦的、染着人血的破衣服之外,还有一堆可供食人节享用的原料。看到这样的场面,只有意志非常坚定的人才能站着不退缩。总巡官希特是他的部门里最能干的警官,他站住了,但他驻足不前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名穿警察制服的巡警斜眼看着这堆东西,用麻木的语气说了一句简洁明了的话:

“死者的残部都在这儿了,非常不好收集。”

这名巡警是爆炸后第一个到场的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浓雾中他好像看到了一道闪电。当时,他正站在公园的威廉王街入口处与门卫交谈。爆炸的冲击波使他耳鸣。他钻入树林直奔天文台。“我的两条腿实在不能跑得更快了。”这句话他重复了两遍。

总巡官希特一边听着巡警讲话,一边弯腰查看桌上的东西,举止异常小心翼翼,面带恐惧之色。医院的搬运工和另一个男人把塑料布的四角展开,退到一旁站定。总巡官希特开始用眼睛在这堆破烂中搜寻,这堆破烂好像是从垃圾堆和破布商店收集来的一样。

“你用了铁铲。”他评论道,因为他看见了四处撒布的沙子、棕色的小块树皮、像针一样细小的木屑。

“必须把东西收集在一处,”那名麻木的巡警说,“我让门卫取来一把铁铲。当我在地上铲东西的时候,他把头靠在树上,好像难受得要命。”

总巡官谨慎地在桌前弯腰检查,努力地压制住喉咙里难受的感觉。爆炸的破坏力极大,死者被炸成了不可名状的碎片,他觉得这太残酷了,不过他的理智告诉他,爆炸是像闪电一样在瞬间发生的。无论死者是谁,肯定立即就死掉了。然后,有一点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能在没有经历极度痛苦的情况下,便被肢解成这种程度。总巡官希特不是生理学家,更不是哲学家,但他能克服世俗时间观念的影响,被一种同情心感动了,这种同情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恐惧。一瞬间的事!他记得自己在通俗读物上看到的有关漫长噩梦中突然惊醒的故事情节,他此后的生活里总是强烈地想起一个可怕的场面,场面中有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把头伸出水面做最后一次挣扎和尖叫。这些在意识中存在的难以解释的神秘事情,总是困扰着总巡官希特,他后来竟然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念头,几代人的皮肉痛苦和精神折磨可以被包含在两次相邻的眨眼之间。与此同时,总巡官继续查看桌子上的东西,虽然脸色平静,但略带焦虑神色,就好像穷人为准备一顿便宜的周末晚餐去肉铺挑选猪下水一样。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优秀侦探,从始至终不放过蛛丝马迹,无论那位巡官在旁边如何喋喋不休地饶舌。

“那家伙长着金发,”最后的目击者平静地说,在停顿了一下后又继续说道,“有位老妇人对巡官说,她看见一个金发郎走出了梅茨上车站。”巡官又停顿了一下,“这个人长着金发。她看见从车站里走出两个人,”巡官缓慢地继续说道,“她不能确定这两人是一起的。她记不住那个大个子的模样,另一个是个金发少年,个头矮,手里拿着一个油漆罐。”巡官把话说完了。

“认识那个妇人吗?”总巡官低声问道,但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桌子上的东西,此时他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他要找的人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认识。她是一位退休酒店老板家的管家,有时去公园街的教堂做礼拜。”巡官语气沉重地说道,在停顿了一下后,斜眼看了看桌面。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开口说道:“噢,他就在这里——这些就是我当时能找到的。金发。小个子。看这只脚,我先后拾起两条腿。他的残体散布很广,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才好。”

巡官停止了说话,他的圆脸上布满了天真的、自鸣得意的微笑,给人一种幼稚的印象。

巡官停止了说话,一丝天真的、自鸣得意的微笑给他的那张圆脸赋予了一种幼稚的表情。

“他准是绊倒了,”巡官断言道,“我在奔跑时也绊倒了一次,头撞在地上。地上到处是树根。他准是被树根绊倒,手里拿着的那个东西正好压在他胸脯底下,我推测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身份不明”这几个字不断在总巡官的内心中回荡,他感到非常困扰。他希望追溯到事情的神秘本源。他有职业好奇心。他要在公众面前证明,他的部门能有效地查明死者的身份。他是个忠实的警察。然而,这似乎又不可能。最大困难是信息太少——除了残暴之外,其余一概不知。

总巡官克服了恶心感,犹豫不决地伸出手,拿去了一块比较干净的破布。那是一条细长的天鹅绒条,挂着一块比较大的三角形深蓝色的布。他拿到眼前细看,巡官又开口了:

“天鹅绒的领子。很有意思,那老妇人应该是注意到了天鹅绒的领子。深蓝色的大衣有天鹅绒的领子,她后来告诉我们,死者就是她看到的小家伙,绝对没错。他的东西全在这里了,天鹅绒的领子和其余的东西。我相信即使是邮票一样大的碎片我也没有错过。”

此刻,总巡官不再继续听那个巡官的唠叨,发动起自己做侦探的全部素养。他走近窗户,那里的光线好。他背对着房间,脸上虽显露出惊诧,但兴趣盎然,仔细地检查那块三角形的细平布。突然,他用力把那块三角布扯了下来,塞进口袋,转身走到桌前,把天鹅绒的领子丢回桌子上面。

“盖上吧。”他向在场的人发出简洁的命令,头也不回地从那位敬礼的巡官前走过,匆忙地带着他的战利品离开了。

去市区的路不远,恰好有一趟火车供乘坐,他独自一人坐在火车的三等厢里陷入了沉思。那块被烤焦的碎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价值,他竟然能凭借偶然机会获得,这让他惊奇不已。这就好像是命运把破案线索塞入他的手中似的。可是常人都不想上当受骗,何况他是个要掌控事态的人,于是他开始怀疑这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因为这么有价值的线索似乎是有人故意给他的。成功的大小也取决于你怎样评估成功的结果,但命运既不评估,也没有判断力。他认为非常不值得公开地向公众展示这名那天早晨被彻底炸碎的死者的身份。但他不清楚他的部门会怎样看待这个案子。一个部门是很复杂的,雇员的性格各异,可能还有本部门的流行风气。部门需要雇员的忠诚,最值得信赖的雇员的忠诚与他们对部门有多少深情的轻蔑有关,这种轻蔑使得雇员与部门的关系变得甜蜜。根据天意,没有人能在仆人面前充当英雄,否则他就必须自己洗衣服。同理,雇员看自己的部门都是不完美的。部门不会比某几个雇员知道的情况多。一个部门是个不通人情的生物体,绝对不会完整地了解任何情况。部门知道太多会影响其运作效率。总巡官希特走下火车的时候,他的思想处于一种毫无瑕疵的忠诚状态下,但多少有点猜忌,这是忠诚的一种特有产物,无论是对女人的忠诚,或是对组织机构国家的忠诚,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遇到教授的,除了身体感到疲惫不堪,还为所看到的场面作呕不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普通男人都会变得脾气暴躁,总巡官希特显然就更加不喜欢这次会面。他没有想到对面的人是教授,甚至没有想到会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案件的情形不知何故让他感到人世间的荒谬,如果从理论高度看,没有哲学素养的人肯定会生气。如果具体看案件,所有人都会气愤得难以忍耐。总巡官刚开始警察生涯的时候,把精力主要用于对付猖獗的盗窃犯罪。他在那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并站稳了脚跟。后来,虽然他被调到另一个部门,但他在感情上并未远离。盗窃并不绝对地荒谬。它是一门行业,虽然不正当,但仍然需要劳动,类似于制陶业、矿业、农业、机械加工业。盗窃是劳动,与其他几种劳动不同之处是其危险的性质,盗窃的危险不是关节炎,不是铅中毒,不是沼气,不是灰尘。可以用盗窃犯们常用的特殊词汇“七年铁窗”来定义其危险性。当然,总巡官希特对盗窃的严重道德后果并非没有认识。他所追捕的窃贼也知道盗窃的不良后果。这些窃贼所遵循的道德约束,其实很类似于总巡官希特对部门的顺从。总巡官希特认为,这些窃贼都是他的同胞,但因教育制度不公才走入了歧途。在考虑到这点差异,他是能理解窃贼的心理,因为窃贼实际上在心理和本能上与警察的是一样的。窃贼和警察准守同样的规则,知道对方的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他们相互理解,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了一定的礼仪,他们都产自同一台机器,一类人对社会有用,另一类人被认为对社会有害,但两类人都觉得自己是那台机器的特殊产品,但严肃地讲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巡官希特不接受叛乱的思想,但窃贼不是叛乱分子。他精力充沛,思维冷静,举止严格,有勇气,这些特点帮助他在事业的初期就小有成就,为他赢得了圈内人士的尊重和一些奉承。他觉得自己受人尊敬和羡慕。此时此刻,总巡官希特站在离绰号“教授”的无政府主义分子6英尺远的地方,他内心里对窃贼是同情的——他认为他们理智,不抱有病态的理想,按规矩办事,尊重合法权威,对社会既不仇恨,也不失望。

在对当前社会制度下正常事物的赞颂之后(在他的直觉看来,盗窃与财产是一样正常的),总巡官希特对自己被迫停下脚步恼火,对自己所说过的话恼火,对选择这条从车站去警察局总部的近路恼火。他再次说话了,这次他使用了宏大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虽然进行了适度调整,但仍然具有威胁性。

“你没有被通缉,这点我能保证。”他再次表明了态度。

那个反政府分子一动不动,但爆发出一阵无声的嘲笑,不仅牙齿裸露出来,连牙床也裸露出来,笑得他全身震颤。明知不适当,总巡官希特却又补充说道:

“现在还没有被通缉。如果通缉你,我知道到哪里去找你。”

这些都是警察对罪犯们说的礼貌用语,符合传统,适合警察的身份。但这些话没有获得传统的、有礼貌的反应,反应是蛮横的。他面前这矮小的弱者终于开口了。

“我毫不怀疑报纸会为你发讣告的。你最清楚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你能很容易地想象出报纸会刊登什么样的东西。但有一点你肯定不会高兴,你和我将同时完蛋。不过,我猜你的朋友最后仍然会尽全力地把你我的残余碎片区分开来。”

虽然总巡官希特对胆敢说这番话的灵魂充满了健壮的蔑视,但内心仍然被其中的残暴的暗示所触动。他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因为他实在是见过太多的残暴场面,知道太多的残暴细节。暮色给这条窄巷披上险恶的色彩,那个虚弱的小个子,背靠着墙壁,用微弱但自信的语气讲着话。他站在精力充沛、生命力顽强的总巡官希特面前,显得异常可怜,简直就不值得继续生存下去,可这才是个凶险的征兆,因为他既然生活得如此可悲,那他根本就不怕马上死去。可是生命力仍然强烈地支撑着他,他的额头冒出了细小的汗珠,心头涌出一股恶心的感觉。左右两侧的街道,虽然看不见,但城市的嘈杂声和车轮的轰鸣声沿着这条肮脏的曲折窄巷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听到了一种珍贵的熟悉和具有震撼力的甜蜜。他是个人,但总巡官希特也是个人,他是不会容忍这番话的。

“这话吓孩子还行,”他说道,“我最终还是要抓你的。”

这话说得很好,他说的时候不仅没有嘲笑,反而非常平静。

“毫无疑问,”对方回答道,“但像眼前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再有的了,这点请相信我。对有真正信仰的人来说,这是个自我牺牲的机会。你也许找不到另一个如此合适、充满人情味的机会了。这里连猫都没有,这些可恨的旧房子能在你站的那个地方堆一大堆。只花费如此少的生命和财产代价就能抓住我,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要知道,你是受雇来保护生命和财产的。”

“你不要以为我是傻子,”总巡官坚定地说道,“如果我现在抓你,咱俩只能同归于尽。”

“哈!那动手吧!”

“你可能知道我们这一边肯定会赢。我有必要指出一点,你们中的某些人会被我们像对待疯狗那样当场杀死,那就是结局。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想赢得什么,我相信你自己也不知道。这场比赛永远也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

“你也许说的是对的,但现在只有你从这场比赛中获利了,而且很轻松就得手了。我不想提及你的工资,但如果你不知道我们想要的,你根本无法获得你现有的名气。”

“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总巡官希特马上问道,语气带着轻蔑,就好像一个忙着赶路的人发现自己正在浪费时间似的。

这位技艺精湛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用微笑做回答,可那两片惨白的薄唇都没有张开。这位有名望的总巡官感到了自己有一定的优势,于是竖起了一个手指做警告。

“放弃吧——无论你想要什么,”他劝告道,但语气并不和善,就好像他不打算劝诱一个大盗贼一样。“放弃吧,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人想抓你。”

一直挂在教授嘴唇上的微笑顿时战栗起来,就好像那微笑背后的讽刺精神已经失去了自信。总巡官希特继续说道:

“你不相信我?好吧,看看你的周围,都是我们的人。总之,你们没有把事情做好。你们总是把事情搞到一团糟。为什么?盗贼之所以饿肚子,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事情做好。”

听到面前这人的背后有多得不可战胜的众多帮手,教授的心中涌出一股阴郁的愤慨。他的微笑不仅不再神秘,而且也没有了轻蔑的味道。人数众多肯定难以抵抗,众人团结一致很难被打败。想到这些,恐惧浮现于他那不祥的孤独中。他的嘴唇开始战栗,战栗了一会儿之后,他才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干得比你干得好。”

“就说到这里吧。”总巡官匆忙地打断了对方。教授这次笑出声来了,他边走边笑,但他的笑声并不长。原来那个满脸沮丧、可怜的小男人终于走出了窄巷,走进了繁忙的主干道上。他无精打采地走着,继续走着,对他此时的心情来说,老天爷是刮风下雨或是阳光明媚都已经不重要。另一方面,总巡官希特看着小男人走远,他转身迈着既坚定又敏捷的步伐走出了窄巷,恶劣的天气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世界委任给他的使命,以及伙伴们给他的道德支援。他感觉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在支持他——包括这座巨大城市中的居民,包括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口,包括这个星球上数以百万人挣扎着生活下来的人类——甚至盗贼和乞丐都在支持他。对,盗贼在这件案例中肯定是支持他的。由于他所感到的自由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于是他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便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总巡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警察局副局长。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忠诚可靠的雇员经常遇到。所有人都有反抗权威的倾向,仅此而已。说实话,总巡官希特不太重视无政府主义。他觉得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不大,从来没有给予严肃的对待。在他眼里,无政府主义就是混乱,这种混乱绝对不是喝醉酒产生的那种混乱,因为醉酒意味着对欢宴有美好的感觉和向往之情。虽说无政府主义分子是罪犯,但不能独自成为一类——他们毫无品味。总巡官希特走着走着,想起了教授,他从牙齿缝中咕哝道:

“疯子。”

抓盗贼是另一回事。它很像体育比赛项目,在非常简单的规则下,最强的人夺取胜利。对付无政府主义分子是没有规则的。这不符合总巡官的口味。没有规则太愚蠢了,但这种愚蠢让公众激动,不仅影响了社会上的大人物,还牵扯上了国际关系。总巡官走着,走着,脸色逐渐变得僵硬、残忍。他逐一地审视了他知道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与刚才这个窃贼相比,这些反政府分子的勇气连他的一半都没有。不是一半,是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总巡官回到总部,立即来到副局长的私人办公室。副局长拿着钢笔,俯身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仿佛在向一只用铜和水晶制成的大墨水瓶做礼拜。传话筒就像蛇一样把副局长的头与他的木椅子背连着一起,传话筒张开的大嘴似乎随时要咬他的胳膊肘一口。他坐着没动,仅抬了抬眼睛,他的眼睑比他的脸色还要黑,上面尽是皱纹。报告送上来了:每个无政府主义分子都有相应的说明。

副局长在说完这段话后,低头签署了两份文件,放下手中的钢笔,后背靠在椅子背上,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出了名的下属。总巡官稳稳地站着,态度恭敬但深藏不露。

“我猜你说对了,”副局长说道,“你曾经告诉我伦敦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与此无关。我很欣赏你的手下对他们的严密监视。可是,这等于是向公众承认无知。”

副局长说这番话的语气是从容不迫,态度也很谨慎。他的思路似乎在讲完一个词后必须要休息一会儿才能继续下去,仿佛他在一潭谬误之中正在选择下一块踏脚石。“除非你从格林尼治带回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补充说。

总巡官立即开始描述他的调查结果,他描述得非常清晰、实事求是。他的顶头上司,稍微转动了一下椅子,把两条细腿跷成二郎腿,用一只胳膊支撑着倾斜的身体,另一只手遮住眼睛。他听取汇报的姿势透着一股生硬和痛苦。报告结束了,他缓慢地向前倾了倾身体,浓黑头发的两侧出现亮晶晶的闪光,就好像精致打磨过的银器发生的闪光一样。

总巡官静静地等待着,就好像在反思刚才所说过的,但实际上,他是在考虑补充说点什么建议。副局长打断了他的迟疑。

总巡官认为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事实。依他的看法,那两人在距离天文台的围墙100码远的地方分了手。他还解释了另一个人如何能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逃离了公园。那天的雾,虽然不太浓,但对逃走的那个人有利。这逃走的人似乎是陪伴着另一个人到作案现场,然后让那个人去单独作案。根据老妇人看到这两个人从梅茨上车站走出来的时间,以及听到爆炸的时间,总巡官认为,逃走的那个人在他的同伴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时候,正好在等下一趟火车进站。

“报告很全面,是吧?”副局长躲在自己手搭成的阴凉下咕哝道。

总巡官粗略地描述了一下死者的残余。“验尸官将会有繁重的工作要做。”他冷酷地补充说道。

副局长移开了手,露出了眼睛。

“我们没有什么好对他们说的。”他疲惫地说道。

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明显精力早就涣散了的总巡官。他天性不信幻觉。他知道这个部门是受下级巡官掌控的,这些人对忠诚有自己的看法。他职业生涯开始于一块热度殖民地。他喜欢那里的工作。他的工作是警察,他成功地跟踪并摧毁了几个秘密的土著社会组织。后来,他修了很长一段假期,相当冲动地结了婚。从世俗角度看,他俩的婚配很合适,但他妻子道听途说,认为殖民地的气候不好。另一方面,她有许多有势力的关系,于是他才有了如今的这份工作,看上去很合适,但他不太喜欢。他觉得自己有太多下级和上级要依赖。最近出现了一种叫公众舆论的陌生情绪现象,加大了他的心理压力,这种现象表示出不理性的特点,这让他感到惊慌失措。毫无疑问,由于无知,他夸大了公众舆论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特别是夸大了坏的方面。英国春节的东风异常猛烈(这对他妻子却很合适),这使得他更加不信任他人的动机和自己部门的工作效率。近一段时间以来,毫无意义的办公室工作让他感到格外的震惊,这让那敏感的肝脏倍感不适。

他站起来,舒展身段,踏着铿锵的脚步走到窗前,他身材苗条,但步履却如此沉重,确实令人惊叹。窗户上雨流成溪,他从窗户向下望去,一条不长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还像是被大洪水给冲跑了似的。今天非常令人讨厌,一开始是令人窒息的浓雾,此时换成了冰冷的大雨。煤气灯的火苗忽明忽暗,似乎要在雨水中熄灭一样。当人类的傲慢被恶劣的天气羞辱后,人类会感到压抑,并表现出一种绝望的巨大空虚感,这种空虚感除了令人鄙视之外,还值得畏惧和同情。

“可怕,可怕!”副局长自言自语道,他说话时脸几乎贴到了玻璃上。“这样的天气已经有10天了;不,是14天了。”他的思维有一段时间彻底停止了。他的大脑整整静止了3秒钟。接着他随便地说道,“你派人沿着上行和下行铁路线去调查那个人了吗?”

他相信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总巡官肯定很善于追捕罪犯。追捕罪犯有标准的流程,甚至还可以让新手去执行。有关那两个嫌犯,只需对相关两个小火车站的检票员和守门人进行几次询问就能获得更多的细节。把收上来的火车票检查一下,立即就能知道那天早晨他俩来自哪里。这都是调查的基本手续,是不会被遗忘的。作为回应,总巡官回答说,当那个老妇人宣誓做证后,这些工作都要完成。接着他提及那个火车站的名字。“先生,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他继续说,“梅茨站的守门人记得,有两个符合描述的人曾经走过栅栏。他俩似乎像是受人尊敬的画家或室内装修工。身材高大的那个从三等车厢出来,向后走,手里拿着一个闪亮的锡铁罐头。在站台上,他把这个罐头交给了走在后面的那个年轻的人。所有这些都与那老妇人告诉格林尼治巡官的是一致的。”

副局长这时仍然面对着窗户,他表示自己怀疑这两个人是否与这次暴力行动有关。有关这案子的推测都集中在那个老女佣身上,她当时差点被一个疾走的男人撞倒。她的证据没有多少权威性,除非增添新证据,否则不能算是证据。

“坦白地说,她会不会是受人指使?”他质疑道,语气既低沉又带着嘲讽的味道,他说话的时候背朝着屋里,仿佛伦敦城夜间若隐若现的巨大轮廓已经使他进入了神志恍惚的沉思中。甚至当他听到有人在他背后说话,他都没有转过身去。“太幸运了!”这话来自警察局里他的首要负责人,此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为公众所熟知,被公众视为他们勤勉的保护者。

“我认为闪亮锡罐的碎片是很明显,”总巡官希特稍微提高了声音说道,“那是个好证据。”

“这两个男人来自那个小地方的火车站。”副局长边想边大声地说,一副好奇的样子。

他被告知,梅茨车站下来了3名旅客,其中有两人来自那个地名,第三个人是小贩,来自格雷夫森德,检票员认识他。总巡官透露这些信息的语气就好像是在做最后判决,并略带着点怒气,因为忠诚的雇员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效忠的价值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副局长还是面对着外界的黑暗,那黑暗就如同大海一样庞大。“两个外国无政府主义分子从那个地方来,”他说道,不过他显然是对着窗户在说,“这是无法解释的。”

“先生,如果米凯利斯不住在附近的小农舍里,那将会更不好解释。”

当副局长听到这名字出乎意料地牵扯进这桩令人烦恼的案子,他立即放弃隐约想起来的事,他每天本该都要去俱乐部打牌。打牌是他生活里最惬意的习惯,他在打牌中不借助下属的帮助便能展示他的才华。他在5点至7点间去俱乐部打牌,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在打牌的这两个小时里,他能忘记生活里令人讨厌的事,仿佛打牌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药品,能缓释精神痛苦。他的牌友中有一个是著名杂志的总编,此人既忧郁又幽默;另一位是沉默寡言的老律师,有一双恶毒的小眼睛;还有一位是非常好战的老年上校,他思维简单,有一双棕色的手。他们仅在俱乐部里做朋友。除了打牌的桌子前,他从来不在其他地方与他们见面。但他们似乎都像同病相怜的病人一样来打牌,仿佛打牌就是一味能医治他们生命中难以启齿的疾病的良药。每天,当太阳消失在城市无数屋檐下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涌现出一股甜蜜的、愉快的急躁,很类似于多年形成的好朋友之间的感情,连工作的劳累都让人感到轻松了许多。此时此刻,这种愉快的感觉,在经历了一阵很像是肉体震撼之后离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对社会保护工作的特殊兴趣——这不算是一种正常的兴趣,或许最准确的说法是他突然对自己手中的武器不再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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