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在思索自己和皮金的事:“我信任过他,而且现在仍旧信任他——这是对的。至于我接管了集团军以后马上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作战处长,这确实是过于性急了。由于参谋长是新来的,自己对他不熟悉,想在他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这是我的偏心,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弱点,事后终于使我懊悔不已。皮金担任工程师的工作倒是合适的,而调到作战处来,这样的规模未免使他穷于应付,何况哈尔科夫城郊的局势又是以外的严重。他由于自己疏忽,没有即使把撤退的命令通知两个师,后来联系中断,就自己要求飞去,亲自去挽救局势。”谢尔皮林同意了这个要求,结果却给自己添了麻烦。

后来有人想把这件事算在他的帐上。然而结果通报里甚至连责备他的话都没有。谢尔皮林至今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其中的缘故。军事委员扎哈罗慎照例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曾向方面军司令部打了报告,说明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光有他帮忙还不够。多半是——谢尔皮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一点——这件事情报告到最高当局,斯大林考虑到,他不久以前才把谢尔皮林提升为集团军司令,因此,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不同意马上把谢尔皮林撤下来。至于有人建议撤消谢尔皮林的职务,那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件事上,谢尔皮林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单以他对皮金的信任为由,并不能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可是除了这种信任以外,又没有任何旁的证据。

“你还记得巴拉班诺夫吗?”巴久克突然问。

“记得,”谢尔皮林抬起头来朝他看了一眼说。

他感到巴久克的问话中带着挑衅的意味。可他错了,巴久克不过是想起了巴拉班诺夫这个人也曾经给自己添过麻烦,正象皮金给谢尔皮林添过麻烦一样,虽然两人的情况并不一样。

“去年夏天他出院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荒唐。他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会重新收留他的。”

“你收留了没有?”

“收留了。他低声下气地到前线来见我,成了上尉,由于企图自杀,降了两级。可现在又是少校了。”

“在当副官吗?”

“当副官。他要求到侦察队去,可是我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搞熟了嘛。要知道,没有他在身边,我感到无聊。他当副官倒是挺出色的。”

“不错,”谢尔皮林说,“假如你当初不是硬要我派他当团长,那么你也不会感到无聊,他也不至于自杀。”

巴久克把谢尔皮林仔细端详了一下,仿佛在他脸上突然看到了一种早已忘怀的东西:“嗯,我看,对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在背后说我什么来着,说我性情暴躁,甚至什么出口伤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不错,我性情暴躁,但不念旧恶。可你呢,外表和气,手段可厉害呢。谁要是妨碍了你,你是决不肯罢休的。”

“他妨碍的不是我,伊凡·卡比顿诺维奇,而是事业。”谢尔皮林用巴久克熟悉的那种平静得吓人的声调说,这就是巴久克所指的“外表和气”。“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他不能当团长吗?”

“可以说不能,也可以说能!只要不喝酒,就能。他已经有十个月滴酒未沾了。”

“这样说来,现在甚至可以派他当师长了,”谢尔皮林笑了起来,他用笑来减轻所说的话的分量。

“你怎么样,照旧喝一点,还是健康不允许?”巴久克问。

“车祸以后,我戒酒了。医生说,终究受过脑震荡。在这以前,还保持着原有的量。晚上在最后一个文件上签了字,临睡前喝上那么半杯。”

“懂得厉害吗?”

“我不记得了。据说,甩出去大约五公尺才着地的。”

“我不喜欢这种吉普车,”巴久克说。“没有它不行,可是不喜欢。这种车子太危险,听说,我的前任坐了吉普车到前沿阵地,车了开过了头,到了德国鬼子那边——被德国佬用机枪迎头扫射!”

“我看,这跟吉普车没有关系,”谢尔皮林表示不同意。

“怎么没有关系?”巴久克说。“开得这样快,警卫人员都跟不上。听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件事可做得没有头脑。连忙后退,可已经完了!胸部中了十二颗子弹。就这样,他去了,我来了。我和他留下的原班人马一起作战。一个也没有调动。……在那里,在塔夫利雅和克里木有一种牛乳酒味道很好。早在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就尝过。我一到集团军里,马上就要他们早晨和晚上都送牛乳酒来。”

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他回想起在军事委员会的食堂里,不管怎么样,总要给巴久克准备一份酸牛奶。他很少喝酒,只是在兴致好的时候喝一点儿。而且即使喝过了酒,晚上仍旧要喝一杯自制的酸牛奶。

在打仗的时候,每逢巴久克大发雷霆,许多人都以为事出有因,他不会无缘无故冒火的;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原因,巴久克之所以要大叫大嚷地发脾气,是出于一种长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这样对事业有利。

“嗯,”谢尔皮林心里想,“我倒想看看他现在在前线是怎么一副样子。他究竟改变了多少,改变在什么地方?用粗话骂人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秩序越是正常,借故骂人的机会也就越少,而且官兵们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因为仗打得越久,他们心中的负咎感就越少,自豪感就越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现在打仗打得出色多了。”

巴久克仿佛顺着谢尔皮林的思路,说出了实际上相同的话。

“我们还在克里木的时候,有时向草原一瞥,就能看见遍地都是没有掩埋的白骨——是四一年留在那儿的。只要你一回想起我们经受过的一切遭遇,就会对人们的忍耐力惊异不止:那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也会对自己的忍耐力惊异不止:你经受了这一切之后,怎么还会活着?看着这些白骨,心里就会想:那时候由于这儿退却,那儿失守,谁没有骂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谁又没有骂过自己!……而现在呢,巴不得能使他们起死回生,把他们拥抱在怀里,可是他们在哪儿呢,……我昨天到过莫斯科,有人对我讲到新的教学制度:从今年秋季起学校里将实行男女分校制。你听说过吗?”

“好象有这么回事,”谢尔皮林说。

他已经听到过这种男女分校的制度,他认为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学习;这对于应征前的军事训练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对军队是有好处的。四一年的创痛记忆犹新:那时有多少人直接从学校应征入伍,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都没有经过训练,对打仗一窍不通,简直可恨!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巴久克问。

“我赞成这个决定。”

“是的,这些年轻人,”巴久克说,“在战争初期他们使我们吃了不少苦。”

“应该说我们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吧?”谢尔皮林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说出这句话,突然发问,而在这以前,他似乎也是和巴久克一样想的。

“上将同志,您该去透视了。您要迟到啦!”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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