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受了撤职和降级的处分，被派到前线当集团军军事委员。但是，他还有希望，因为斯大林并不就此把他一脚踢开，而仍旧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比起这一点来，职位上的变迁也就而得微不足道了。
他的职责缩小到只及过去的十分之一，但这个工作是斯大林亲自派他做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只有斯大林能够决定怎样对待他。
他知道，那些不喜欢和不了解他的人是怎样设想他的，他们料想今后他会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来到集团军当军事委员，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可是他一到之后几乎立刻就直接写信给斯人林，报告他在前线看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对他们的集团军，而且就整个战事来说，都是严重的问越。他写了，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被采纳了。
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斯大林不想见他。不能轻易地原谅他。然而他写给斯大林的信，斯大林看了，并已采纳了那些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李沃夫当了几个月集团军军事委员以后，斯大林又任命他为方面军军事委员。
然而，在四三年，他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斯大林不再了解他了，总而言之，不象以前那样了解他了。
以前他仗着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作用，并且竭力争取发挥这种作用。他把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看作政治生活的准则，他不顾情面，把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切足以引起对某个人不信任或需要予以警惕或加强控制的事情，都向斯大林报告。
他并不捏造反面的事例，但在收集事例方面却不遗余力，他认为不能把事例本身分成值得注意的和不值得注意的。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细小的事例，都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明显的缺点，那么必定有细小的、不明显的缺点。不可能不是这样。应当去搜寻和发现这些不明显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在四三年初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以后，就急忙写信给斯大林，报告方面军司令的缺点，暂时还是所谓“细小的”缺点。
两个月以后，他从这个方面军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事后他知道，方面军司令向斯大林告了状，要斯大林决定，他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两人中间究竟谁留在方面军里。显然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个方面军里几乎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他和司令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他的一生中，他和其他人也没有找到过共同语言。他没有想到要找，而且并不认为寻找共同语言是他的任务的一个部分。他只是孜孜不倦地汇报他在任何人的工作中看到的一切缺点、错误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写信报告关于某些人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行为。结果，五个月以后，他又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在这第三个方面军里，他和新的司令又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同时把问题提交斯大林，这一次两人都被解除了职务。
一个半月以前被一分为二的那个方面军，是他待过的第四个方面军，而现在这一个是第五个。可是他本人却依然故我。他不让别人欺侮自己，也并不由于碰了钉子而变得聪明起来。他仍旧把自己认为应该写的一切都写信告诉斯大林，从不考虑后果。
他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不改变与人们相处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不和司令在一起，而是自己单独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去配合司令的工作，不给自己寻找安定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别人明白，他既不纵容别人，也不宽贷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应该的：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不论何时何地，不惜任何代价，都坚决不辜负这种信任。
然而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合他的理想，他不能彻底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由于斯大林已经不再了解他了。怎么会不再了解他了呢？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事情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似乎还能称职，而现在，尽管有许多缺点，事情进行得比以前好得多的时候，他倒反而不行了，不称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以前是非常需要的，而现在虽然也需要．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吗？为什么现在上面对他送去的一些关于失职和不正常现象的报告，往往置若罔闻？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事情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最近一年半来他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很明白，甚至非常明白，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撤换方面军司令，并且还要在三个集团军司令中撤换其中一个司令，这件事现在对他可能包含着多么大的危险。
他几乎从来没有完全信赖过任何人，现在在自己的内心忍受着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悲哀。他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现在对他的信任不如以前了，相反，对其他一些人的信任却比以前增加了，这些人尽管立过战功，通晓军事，但在政治上和他李沃夫比起来，却只是些初出茅庐之辈。
这是什么原因？究竞发生了什么变故？
现在如果退缩下来．那是个么简单啊！和所处的环境妥协，这中间包含着多大的诱惑力！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既然不相信——一那就算了吧；既然不重视——那就算了吧。
但他一贯鄙视这种思想，也鄙视把这种思想作为行动准则的人，因此，一想到这里，他就把拍纸簿移到身边，戴上眼镜，拿起铅笔，用自己粗大的字体在纸的上端写上：“呈斯大林同志”。
他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一贯是这样写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现在都是这样，——只写“呈斯大林同志”，不写名字和父名。称名字和父名——这是后来在晚一辈人中间时兴起来的习惯。而在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中，还保持着二十年代的习惯。那时候他刚开始和斯大林一起工作，在斯大林身边，向斯大林学习怎样工作。
“呈斯大林同志”——他写了这样几个字，而在正文中又重复了一遍。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