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依科感到自己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知道，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只有他才能当第一副司令。他虽然对人严厉，但与库兹米奇相处，却可以说是小心谨慎。他不仅当谢尔皮林在职时，就是当谢尔皮林住院、他代理司令职务的时候，和库兹米奇相处得也不错，从不得罪老头儿。关于这一点，库兹米奇本人，因其天性公正，在谢尔皮林从疗养院回集团军几天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了。
“扎哈罗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音信，”谢尔皮林在库兹米奇走后，想起了扎哈罗夫。“大清早就下部队，一次电话也没打来过。”
“他现在还在前沿的什么地方兜来兜去，还不知道李沃夫已经走了呢，”鲍依科说。“他一知道李沃夫走了，就会回来的。可我呢，”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尽管大家对李沃人这个人议论纷纷，可我对他还是尊敬的。我和方面军参谋长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和后勤部部长也谈过。我对他们说，李沃夫不容许任何一列军用列车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不会让它开到友邻部队去。该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其他人谁也别想捞到！想从别人那儿捞一把的家伙有的是！他日日夜夜办理方面军的补给工作。我们现在有这么些汽油储藏量、弹药基数和口粮，要知道，这是李沃夫的功劳。”
谢尔皮林一直没有答腔。回忆起今天李沃夫那张疲惫不堪的睑，他想；“当然是他的功劳，大概功劳还不小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战争中更应该这样。”
谢尔皮林又和鲍依科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对鲍依科说，他将于二十二点三十分再到这里来，说罢，就回司令部去了。
这一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从清晨五点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以上，但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谢尔皮林命令给两个军长挂电话，让他们向他报告情况，报告今天他巡视时发现的不足之处是否都已弥补了。然后听取了集团军工程勤务主任，或者，按老的称呼，工兵主任索洛维耶夫上校的报告。他是特地为此而把工程勤务主任叫到司令部来的。索洛维耶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军事工程师了，他不是那种急于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的人。原来计划要在进攻开始之前必须完成的一切工作，他都完成了，而且还主动地超额完成了。谢尔皮林给他指出的那些不足之处，他也都弥补了。可是，他自己对明天就要开始的这个战役的工程保证工作，还是感到不满意，他在报告完毕之后，临走时，忍不住说：“再给我们三个昼夜就好了，司令同志……或者，哪怕是两个昼夜也行。”
“亏你想得出，”谢尔皮林笑了笑说。“现在不要说三个昼夜，哪怕是三个小时，上帝也不会多给我们了。”
工程勤务主任走了之后，侦察处处长来了。原来，根据炮兵部队声测侦察的报告，夜里，在德国人的后方，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爆炸；这个情况空军夜航员也发现了，同时他们还发现，有十几处地方发生了大火。现在侦察处处长带来了一张图，他根据游击队总部提供的最新情报，在图上集团军将要进攻的地段上，标出了昨夜游击队在德国人后方各条铁路线上进行过破坏活动的所有地点。
“游击队已经把他们的静脉都割断了，”侦察处处长说，他年纪很轻，喜欢用形象化的言词。“今天夜里，游击队要切断他们所有的交通线，使他们寸步难行、进退不得！”
“不，切断所有的交通线，这还谈不上，”谢尔皮林说。“你要知道，战场上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切断了，另一方就会修好。我们是这样干的，德国人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游击队用这个办法使德国人的铁路运输量哪怕减少三分之一，那他们就算立了大功啦！我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对游击队同志们的感激心情！”
谢尔皮林在让侦察处处长离开的时候，用严肃的目光对他打量了一阵。这是战役开始之前常有的事：各级首长一面用这样的目光最后一次打量自己手下的侦察员，一面心里忖度着：他的那些预测能实现的有几分，不能实现的又有几分？他认为这些预测的可靠程度如何？他对制订各种作战计划的依据—一预计和冒险的最终结合；到底有几分信心？
侦察处处长经受住了谢尔皮林那种仔细打量的目光。在这种场合，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补充自己的报告，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个胖胖的、生性快活的年轻人经受住了对方的目光，仍旧为他从游击队那里得到的情报而感到高兴。他站了起来，象鸭子那样，抖动了一下身子。
谢尔皮林让他走了之后，就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他是谢尔皮林过去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指挥系的同学。
“怎么样，我的同名的朋友，”谢尔皮林在电话里问（空军集团军司令的名字也叫费多尔）。“科斯亭那里有什么消息？他有没有改变主意？”
“科斯亭”是远程轰炸机部队指挥员的密码代号。这个代号是专为这次进攻而确定的。
“没有改变。也未必再会改变。他将照原计划行动，”空军集团军司令回答说。
“你那里的人都健康吗，没人生病吗？”
“我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健康，他们从来不生病，”空军集团军司令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回头见……”
挂上听筒之后，谢尔皮林为了打这个电话而暗暗责骂自己。
这次给空军集团军司令打这个电话完全是多此一举，可是，谢尔皮林忍不住，还是打了！实在没办法。越是临近战斗，就越是坐立不安。不管你如何克制自己，这种内心的不安，只有等到明天，在战斗之中才能真正消失。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扎哈罗夫仍然没有打电话来。大概他还在路上。再过几分钟，尼基津就要来了。
谢尔皮林望了望办公桌。真奇怪，桌上一件东西也没有了。所有在此之前应该做的事，全都做完了。
“一般说来，只有把战争分成几个部分，才能在头脑里装得下，”谢尔皮林想，他疲乏地用双手抱住头，来回摇了几摇，试试折断过的锁骨还疼不疼。“此刻，你想到这件事，随后，想到另一件事，接着是第三件事，而后再是第四件事。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一切事情——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许多事又互相关联，相互牵制……如果要把所有这些体会全部汇总起来，要一下子考虑到战争的全貌：战争到底是什么，是由什么组成的？那准会把脑袋瓜都胀破，用什么箍也箍不住它。”
“进来，”他对出现在小屋子门口的尼基津上校说。“坐下。说吧，你有什么秘密。”
“我可以站着报告，司令同志。我的秘密不多，只要三分钟就能讲完，”特工处处长说。特工处早在去年就已经改名为“谍见愁”了，可是，谢尔皮林心里还是按照老习惯称它为特工处。
“没关系，别忙，”谢尔皮林说，“你不象别人，你难得来打扰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
尼基津上校有一头淡黄的头发，人长得很漂亮，年纪不小了，但看样子还挺年轻。他拿了一只凳子，在谢尔皮林对面坐下来。谢尔皮林看着他，心里在想，他和尼基津共事了两年，大概还没有谈过两小时的话呢。
尼基津上校沉默寡言，冷静沉着，不该过问的事，他从不多嘴，然而，对自己的职责却牢记在心。反间谍人员就该如此。他不在你眼前转来转去，很少报告，即使需要报告，多半也是由扎哈罗夫报告的。这已经成为习惯了。他做起事来埋头苦干，至于他在其它方面的详细情况，就毋庸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