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她重新睁开双眼，重新看到在铁路旁边飞驰而过的林边绿树时，她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刚才设想的一套解救办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解救的办法。
“无论如何，我内心还是希望：如果找不到玛莎的话，我又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的，我是这样希望的。这有什么关系呢？谁管得着？要是我在出院之后，马上请求把我调到别的方面军去，调到别的集团军去，同他分开来，二个人单独待在别的地方，直到战争结束，那么，谁也没有权利再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了。谁管得着我心里在想些什么……要是我不跟他在一起，要是我自己不同意跟他在一起，那么，我内心所抱的这种希望，就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了！”
她回想起来，今天她是可能被打死的，但她却依然活着，不仅依然活着，而且还同赫里斯托弗罗夫两个救了别人的命。她不禁深深地怜惜起自己来了——一个刚才做过这样一桩好事的人，是一定会得到好报的。不然的话，天底下就没有公道了。
与刚才痛苦的思虑相反，她此刻又莫名其妙地想着：她和辛佐夫到头来一切都会很好的。怎么会很好，为什么会很好，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才能使他们重新好起来，这一切现在她已经不想了。她把这些问题全都丢在一边，好象有人突然给了她这个权利似的……
塔尼雅倦了，她安静下来，由于失血而感到虚弱不堪，准备马上入睡。车门外面开始暗下来了，卫生兵关紧车门，走到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抽起烟来。
等到卫生兵一离开他们，躺在塔尼雅身边的飞行员就小声对她说：“我记得您，有一次我给您开过飞机。”
塔尼雅也记起来，去年冬天，她跟这个飞行员在同一架“Y－2”飞机上飞行过。当时有一个卫生营同全师一起被敌人分割、包围已有好几天了，急需把血液、药品和包扎器材送到这个卫生营去。汽车不能通到那里，只好派飞机去。于是塔尼雅便自告奋勇同这个飞行员一道飞去。
飞行员当时穿的是冬季服装，所以塔尼雅没有一下子把他认出来。
“您怎么啦，医生？”飞行员问。
“德国兵在公路上袭击了一辆运送伤员的车子，”塔尼雅说。她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直想睡觉。
“敌人从地面上射击，把我的一只脚打穿了，”飞行员说。“我是同一个联络官一起回来的。好容易才把飞机开回来了。刚刚着地，就有人跑过来说：‘不要关马达，你要把军事委员送走。’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就这么坐着，可靴子里全是血。”
他在床垫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挨近塔尼雅，小声补充说：“司令被打死了。军事委员就是飞到他被打死的那个出事地点去的。本来要我给他开飞机，可我不行了。”
“司令怎么啦？”塔尼雅一下子甚至没有听懂他的话。“哪一个司令？”她又问了一句。她想也许是空军集团军司令牺牲了。她听得别人讲过，——不知是不是事实——他是常常亲自参加战斗飞行的。“也许，是他牺牲了？”她想，但又问了一句：“哪一个司令？”
“哪一个？谢尔皮林呗。除了他还有谁呢。他坐在汽车里，被埋伏的德国兵打死了，”飞行员仍然压低着嗓门说。
第二十四章
飞行员所讲的事，塔尼雅起初不相信，但事情确实是发生了，不过不象飞行员所说的那样，而是另一种情况。
谢尔皮林不是被敌人的伏兵打死的，而是于七月三日下午三时在切尔文地区的别列律纳河附近为炮弹弹片所击中。这地方离前沿较远，几乎就在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和一条沿战线的田野小道的交叉处。他受了致命的重伤，一直没有恢复知觉，过了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后就死去了。没有人能更确切地说明到底过了多少时间，因为当时没有医生在场。二十分钟后，当谢尔皮林被送到卫生营并抬上手术台时，他已经死了。
德国人的大口径炮弹在这位集团军司令乘坐的吉普车和跟在后面的装甲运输车之间的路上爆炸了。装甲运输车上一块弹片也没有打到，吉普车上也仅仅中了一块。但就是这唯一的一块弹片打穿了吉普车的后车壁，穿过了辛佐夫手里拿着的地图（辛佐夫和作战处副处长普罗库廷两人就坐在谢尔皮林的后面），又穿过吉普车前座的椅背，打进了谢尔皮林的背部；弹片从胸前穿出来，打到前面的挡板上，然后弹回来，打伤了司机古特科夫的手。
射击是稀稀拉拉的。德国人对几条公路进行骚扰性射击，而在这条公路上，在车子行驶的那段时间内，恰恰一直都是很平静的。车子不是因为集团军司令受了致命重伤停下来的——一起初大家都没有发现司令受了伤，——而是因为古特科夫叫了起来，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举起另一只血淋淋的手，紧急刹了车：他不能再继续驾驶了。
车子一停住，谢尔皮林的身体就从吉普车里往右前方倒。辛佐夫连忙抓住他的双肩，使他靠在前座的椅背上。起初，当谢尔皮林刚要朝前倒下去时，辛位上还没有理会到已经出了事。他以为司令是由于紧急刹车而受了很大的忐动。直到他用双手紧紧地拉住谢尔皮林，把他瘫软的身子紧按在椅背上时，他才明白司令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受了重伤。
通信兵坐的第二辆吉普车这次走在前头，它发现炮弹爆炸，后面的车子停了下来，便掉过头和跟在后面的装甲运输车也在旁边停了下来。
通信兵坐的吉普车靠拢过来后，辛佐夫妇喊道：“古特科夫，上那辆车去，快！你——来驾驶！”
他大声喊着，但双手仍旧抱着谢尔皮林的体软的身子。
古特科夫爬出车子，右手握着血淋淋的左手，他看着谢尔皮林，好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共情似的。第二辆吉普车的司机跳上古特科夫的座位，辛佐夫对他喊道：“快，向前开！”听他的声音就明白：要以全速前进。
于是，车子就以全速前进，开了大约五百公尺，直到辛佐夫下令停车为止。当车子在这五百公尺的路程中飞驰的时候，辛佐夫只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谢尔皮林还活着，很可能被第二发炮弹打死。如果这不是孤零零的一发炮弹，而是炮火袭击，那就要尽快冲出炮火区，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装甲运输车紧紧跟在后面，辛佐夫回头看到了它。第二辆吉普车稍微落在后面一点；开车的是电台台长。
车子停下来后，辛佐夫还是抱着谢尔皮林的身子。他转过头来，对坐在旁边一动不动象发了呆似的普罗库廷说：“快到电台上去，告诉司令部，说司令受了重伤。我们直接到卫生营去。从这里去只有四公里。我们到早晨去过的普列先基的那个卫生营去。你用电台联络，要集团军外科主任乘飞机去那儿。那边有个广场，飞机可以降落。”
普罗库廷一句话也没说，他爬出吉普车，向电台走去。在这种情况下，级别的高低就不起作用了。谁首先从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想出主意，谁就可以下命令。
辛佐夫曾想让谢尔皮林就这样坐着，再叫一个自动枪手坐在脚边扶着他，走完这四公里路程，免得移动了。但后来他怕这样做会更糟，谢尔皮林会因流血过多而衰竭，因此，当普罗库廷往电台那儿去的时候，他便吩咐朝吉普车跑来的几个自动枪手：把司令放在两用油布上！他把油布从自己的座垫下拉出来，丢在草地上。
谢尔皮林被抬出来放在地上。他的呼吸微弱，非常微弱，但还在呼吸。他们用牙齿撕开了几个急救包——能找到的所有急救包，解开谢尔皮林的军便服，扶起他的双肩，把手伸到他的肩胛骨下面，在伤口的两边放了纱布垫，再用绷带把伤口包扎起来。伤口流着血。包扎时，纱布一下子就浸透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