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诚非常憧憬浮士德。生性缺乏文学细胞的诚对于浮士德的解释简单明了：经历过一切世间之事，极尽人之所能的热情化身。这一枯燥乏味的解释，是关于浮士德理论上的理解，而理论的特征，则需要以时间为供品。
不需花费时间，是理论的优点也是缺点。花一两个小时对历史诸问题进行辩论与分析，随手就能得出一个荒诞无稽却道貌岸然的解决方式。理论的仇敌是时间。为了葬送仇敌，理论常向着未来。而未来的切实性却依赖于时间的切实性。这一点正是理论所难以容忍的。因此便做出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未来的结论。
诚从浮士德中剔除了时间概念，对浮士德所追究的世界仅停留在空间概念之上。诚的理论即诚所谓的合理主义表现在对时间的恐惧，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想俘获时间。诚因此而焦虑不堪。
从一高时代起——更准确地说，也许早在他幼年时期就已萌芽——养成的习性与金融业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诚的命运。利息是被时间期限俘获的产物，诚的生活同样是时间的俘虏。
诚的日记，由于执拗的反省癖，时间被精心细致地分化。与其说是日记不如叫作“时记”。也许因此，诚将自己的日记称作“时钟日记”。
关于睡眠时间，诚并不记作六个半小时，而是以分为单位的三百九十分钟。他将一天详细分类并标注不同的符号。文艺是〇，企业是△，“女性关系”（诚的用语）为□。以上各项更细致地分为五种。文艺，不言而喻是加号。企业和女性关系有加号也有减号。这里的“加减”并不意味着损益，而是依据实践道德目标的完成度来决定。诚的目标是所有项目都能成为加号。反省癖一旦面向未来，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道德混乱。在逸子的问题中已看出端倪：在探求真理或其准备过程中，奸污女人，并非不道德的事。然而这种判断大多是反省臆造的无理狡辩之词；而事后的狡辩往往成为下一个行动的事先辩白。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有悖于“数量刑法学”的宗旨。反省癖的弊端是令反省者贫瘠困乏，养成将曾经的恶行与将来也许会犯的错误混为一体的理论性的恶习。人在不知不觉间，或在清醒认知的情况下，也许会犯各种错误。然而在经验之中，完全同一的恶性并不存在。
不久，“太阳商社”的盛况已不再借助托儿。演剧研究会的演员们摇身一变成了公司职员。一个月后来取利息的那位老人，看到办公桌前坐的几位一脸不解的神色。约定的利息一分不少到手之后，老人又将契约延长了半年。诚接二连三动用本金，准确无误地支付红利、在一流报纸上刊登广告、电话、自行车、人员开支（演员诸君也开始要求发薪水）、接待室的整套家具﹑沙发……这些费用原本应当从贷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额中支出。然而，相对于实质性的信用，诚更相信掩人耳目的手段——宣传的重要性。相信真理，而对真理之外的一切持怀疑态度。诚的这一信念，现在反过来用在了他人身上。换句话说，一切是那些利息按期到手便以为高枕无忧的人们自身的错误。不起疑心的人理当满足于伪装的信用。宣传的效果往往比内容实质更容易为人所信。现代社会，正如纸币已不可兑换，纯金﹑天然珍珠﹑名画真迹﹑牢固结实的家具﹑良心﹑手工纯棉织品、缝制的鞋子……反而会被人投以怀疑的目光。
耀子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开诚，工作一结束便和两位同伴匆匆离开事务所，不给诚邀请她出去的机会。诚最初怀疑她是否与两位同伴有什么关系，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
一天，工作中的诚写了一张小纸条：
“今晚六点半日比谷电影院门前见面。答复请写在纸片背面，并夹在文件中返还。”
写好之后递给了耀子。耀子读完，面无表情地用铅笔重重写了“YES”当即交还给诚。过程简单得让诚疑心耀子在捉弄自己。直到下班，诚的目光一直都在回避耀子。
季节已近十一月末，街边的树梢笼罩在冬日的暮色中。熙攘的人群在穿梭，空气里飘散着刚从衣橱取出的大衣外套淡淡的樟脑味。女人们的银狐或仿银狐的皮领子上也散发着同样的气味。行人的脸上，有一种最终认同并接受了这季节的安静祥和。这种表情仅限于十一月，带有几分哲学家的韵味，如同身边温暖的火炉，人们感觉到抽象思维变得如此与自己接近。在厚重的外套下，肉体像脱离日常生活而毫无责任感的干燥的软木塞一般，灵巧而轻盈。
诚从有乐町步行到日比谷，正如软木塞一般脚步轻盈。从一高到大学，银座、有乐町一带总有一种不属于自己的陌生感。在街上走路能有什么讲究？诚却夸张地认为，如果不够潇洒脱俗，稍不注意连走路姿势也会被看出是乡下人。这种不幸的心理，原是战前落后区域留下来的产物。事实上，都市早已堕落到对地方没有威慑力的地步。然而地方却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对都市的幻想。考究的窗饰﹑精致的咖啡屋﹑电影院﹑舞厅……或许你难以置信，诚在东京生活了六年，至今对这一切仍怀有原始的、莫名的恐惧。
在都市的幻影之中，意外的是诚却是一位庸俗的诗人。此刻的诚穿着新定制的西服和外套，身为“太阳商社”的董事长，自由操纵着四百万的集资及两百万的贷款。同时作为东京大学的学生，毕业成绩将毫无疑问地位列于“银手表组”[成绩优异且人格出众的东京大学毕业生，可在毕业典礼上获得天皇（或其代理）颁发的银质手表，象征至高荣誉]。多么风光！擦肩而过的学生和年轻人简直就是白痴。对容貌不太自信的诚，一想到这些学生们口袋的寒酸、学识的短浅，自卑心顿时一扫而光。没有谁能比自己更有资格昂首阔步地行走在银座的街上。上述的条件不具备的话，诚大概难以克服他的恐惧吧。较之于所冒的危险和付出的努力，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酬劳啊！
沉浸在完美的陶醉中，诚依然念念不忘复习对耀子的作战计划。
“在她追求物质时我要诚心诚意在‘精神上’爱她，而一旦待她在‘精神上’爱上我，到那时候，我要征服她并毅然抛弃她。在我尚未有信心抛弃她之前，无论多么痛苦也绝不碰她一指头！”
诚将这机械式的观念保持三年而不变，不能不说是一种天分。然而与其说是偏执，毋宁说是诚喜欢禁欲式的将自己紧紧束缚的观念更为恰当。即使二者并无不同，然而比起不得已而为之，诚更喜欢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诚一直深爱着耀子。
远远看见耀子手中提着装乐谱的红皮包，在电影院门口等自己。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六点半，向来恪守时间的诚一分不差，准时到达。也就是说，耀子竟然比自己先到了。那个冷淡的女人居然能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是太疏忽大意了吧。抑或有什么预谋？
对耀子来说，比约定的时间早到或晚到，不过是交通的不可预见性与自己的随意而已。这位恬淡而诚实的大小姐还未学会一次撒一个以上的谎。当她撒谎时，只能专注于一个谎言。
“川崎君真是个怪人，”耀子心想，“他爱我的事我早已习以为常，要是他不改变态度说出讨厌我之类的话，还真不够刺激呢。”
诚飞速跑了过来，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适才神气十足地昂首阔步之后，这一礼像最后的一笔漂亮的花押，倒让耀子不好意思起来。
“非常抱歉！我来晚了。”
“别这样。董事长低头道歉可让人承受不起！”
“别讽刺了，咱们进去吧。”
诚拥着耀子的背走进电影院，前一场影片大约还有二十分钟才能结束。两人坐在二楼走廊的椅子上等待。耀子见诚想说什么，将手指放在膝盖上的乐谱包沿上，当作琴键盘不经意地弹着，边问：“有什么话，说呀。”
“就是……”诚支支吾吾，用稍带抒情的语调说道，“我一直想问你，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问。你从演剧研究会到太阳商社来究竟为什么？是你主动要来的么？”
耀子不假思索地回答了诚的问题。她的直白丝毫没有令人反感的地方，诚甚至觉得她的话透着说不出的优雅从容。
“没别的意思啊，觉得好玩儿就来了。你不是我的朋友嘛，是想帮你的忙啊。”
“你跟别人怎么介绍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介于陌生人与朋友正中间。”
“真服了你！我再问你一件事。自从你进了太阳商社，为什么对我特别冷淡？”诚是在试探耀子，担心和逸子之间的事，耀子觉察到什么。
“哎呀，我对谁都一样冷淡。对你也并没有特别啊。”
诚听到耀子单纯的否定反而很吃惊。生平最恨与别人相提并论的诚有意想引起耀子的不安，也不管是否会对自己不利，接着又问：
“你觉得田山逸子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人挺好的。”
耀子毫不怀疑的态度让诚有点怏怏不乐。
两人聊起电影和小说。耀子的博学很让诚吃惊。耀子似乎将世界上的小说全都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所幸只记住了书名，这才幸免中了小说之毒。幸亏有这些读者，小说才作为经典而借以留传下来。对自己炫耀学问浑然不觉的诚，在这些泰西[泰西，旧指西洋]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旁边，罗列了无数哲学家﹑法律学家及经济学家。正在上演美国音乐剧的电影院走廊，似乎顿时弥漫着图书馆森严的气氛。门突然打开。观众蜂拥而出，读书目录般的对话才告以结束。
电影开演之后，诚的目光不时投向坐在身旁的耀子。耀子的眼眸在银幕的反射下蒙上一层深紫色的变幻莫测的光泽。随着电影中肖邦的钢琴曲，纤小美丽的手不时在红色的乐谱包上弹奏着。诚想象自己在每一根手指的小酒窝上亲吻的情形，意识到自己是给身旁的少女发薪水的身份，幸福得几乎发狂。
电影是彩色的。剧中如运动选手般体格强健的肖邦，在白色的钢琴键盘上吐出乌梅醋色的血，不过是一场令人乏味的闹剧。然而诚不但满意，而且被深深感动了。看完电影，顺路去了咖啡店。为了不让女人小瞧自己，诚对影片作了一番酷评。这是诚在都市学会的陋习之一。
“你说的五十万的事儿，还记得吧？”
诚等耀子将小嘴儿张得又圆又大吃完了奶油蛋糕时说。耀子用手绢裹在手指上，像变戏法似的将沾在唇边的奶油擦干净，以惯常的不假思索的态度笑着答道：
“你问我的想法？还是那样呀，还是想要钱。你要是赚足了五十万就结婚。毕竟，你现在还是借款更多吧。”
“好吧，你等着瞧。过不了两三个月就能跟你结婚了。可是，你要钱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
“要存起来？”
“要问究竟怎么花，你给我一千元，现在我就试给你看。”
“就一千？”
诚数了十张百元的纸币不解地递给了耀子。两人出了咖啡店，沿高架桥下的护城河畔向新桥方向走去。诚喜欢这条阴暗的道路，令诚忆起家乡的河畔。河面非常昏暗，唯有高架桥一侧的灯影斑斑驳驳地落在河面上。偶尔，省线[日本国营铁路的旧称。此处的“省”为政府机关单位，如“铁道省”]的通勤电车打破周围的夜色呼啸而过。夜风吹拂之下护城河的表情略微起了变化，车窗明亮的灯火映在河面上，拉出一条光的带子。
诚猜测耀子与自己在河畔散步的用意，对耀子一千元钱的用途所抱的好奇心，忽而有种谜底揭晓的感觉。为了不让情绪低落，同时也为了给自己打气，诚将手搭在耀子的肩上，耀子没有拒绝。
这时，石板路上传来牛车碾过的咯吱声。车夫赶着黑牛拉的空车走了过来。许是结束了一天的劳役赶着疲惫的牛回家吧。车夫吧嗒着烟锅袋，不知将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只不紧不慢地走着。牛像夜一般黑，腹部的皮沉沉的，帷幕一样耷拉着，每走一步便随着步子摇晃。
耀子让过了牛车。挂在车尾的饲料桶没精打采地晃荡着，撞在车身上发出钝响。饲料桶很深，里面的草料早已空空如也。耀子将手伸进大衣口袋，飞快地掏出一千元扔进了饲料桶之后，若无其事地接着往前走。诚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过了木桥往右折便是内幸町。走到木桥的桥头，耀子一脸认真地说：
“要是让警察发现可就糟了！这可怎么办呐？”
耀子的模样令诚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说这话的耀子也跟着笑了。两人像孩子一样，脸颊潮热，眼泪笑得流了出来。
边走边用手背擦着眼泪的耀子说不出地俏皮可爱。到了铁桥下无人的暗处，诚迅速伸出手臂揽过耀子要吻，却被耀子推开，冷冷地盯着诚的脸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些事不觉得无聊吗？”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俩太像了，忍不住想吻你。”
“我哪儿跟你像了？”
“爱宕常说自己是为生活所迫才出来赚钱的。每次听他这么说就特别恼火。我赚钱可不是为了什么目的。”
在那之后，那个晚上平淡无奇。诚将耀子送至新宿车站道别，诚提出送耀子回家，被耀子回绝了。
透过窗户，诚凝视着渐渐消失在人群中的耀子的背影，不意想起一高时文学狂的友人曾提到过的一首散文诗。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的《马尔多罗之歌》中的一节。孤独的男人为寻找“与自己相似的存在”走遍世界。遍寻无果之后，绝望地驶向黑暗的大海。在大海中遇见了洁白如雪的鲨鱼，男人的直感告诉自己这正是他苦苦追寻的存在，最终与鲨鱼举行了惊世骇俗的婚礼。
“如此说来，耀子是我的鲨鱼少女喽。”
诚自言自语道，嘴角的笑意引得周围乘客侧目。诚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电车里。诚有些难为情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注意到眼前座位上的客人似乎慌忙地避开了视线。诚仔细打量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
砧板似的正方脸，一张与大脸不相称的小嘴儿，打理得妥妥贴贴的小胡子。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荻洼财务协会的男人。诚豁达地一笑打了个招呼：“哎，好久不见！”若是别的场合也许诚会更尖刻一些吧。此时的诚正沉浸在无上的幸福中，恨不能拍拍每个人的肩膀，倒完全不后悔自己的宽容态度。中年男人正犹豫着是否该说“你认错人了”之类的话，突然下决心似的站了起来，一手抓住吊环，弯下身子深深鞠了一躬。趁男人站起来的工夫，一位肥硕的绅士熟练地扭着腰一屁股坐在了让开的空座上。
从鞠躬时间的长度和邋遢样子便知是喝醉了酒。男人大声说道：
“我给您赔礼了！不是我的错，求求您饶了我，请您原谅我吧！求求您！都是董事长那家伙干的，不关我的事。我再给您鞠个躬，求您放过我吧。”
男人接着说：“你看看！”掏出脏兮兮的钱包，里面除了三张十元钞票之外一无所有。看着诚吃惊的样子，男人索性将皱巴巴的西装也脱下一半，从肩上到后背打着坐垫大小的难看的补丁，拙劣的针脚像缝的一块破抹布。乘客也不禁失笑起来。
“别笑！我身上可没有虱子。我是个很爱干净的人，隔一天洗一次衣服呢。谁要怀疑我有虱子，我跟他没完！”
诚为了不让逸子对自己起疑心，另外，也因为太阳商社都是年轻人，需要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坐镇，想探探他的口风，因此，当晚将这位醉汉带回了荻洼的住所。当然，还因为听男人在电车里说今晚得找个水泥管子过夜的缘故。
几日后，经过爱宕的同意，这位爱清洁的骗子被任命为“太阳商社”的顾问兼营业部长。他的名字，说出来会令人喷饭：猫山辰熊。多年以后，只要提起川崎诚，猫山便露出一脸敬畏，用谦卑的口吻强调道：“别看他年纪轻轻，却是个胸怀大度的汉子。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