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给孩子自由时，就是在让他们发展自己的心智，并不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任其本能”。
什么是实现儿童自由的关键？答案就是：我们的教育必须让儿童的机体处于运动之中。
能“自由地四处走动”的儿童，能在“自由地四处走动”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儿童都是在活动过程中有“智力目标”的儿童；能自由地发展自己内心人格的儿童、能在进行某种工作时坚持一段时间并在工作过程中使自己更有条理的儿童，都是源于智力目标的坚持和引导。没有智力目标，儿童就不可能对工作持之以恒、就不可能形成心智并发展心智。当我们克制自己让孩子亦步亦趋地听从自己的指挥时，当我们尽量让孩子多些自由，避免他们受到我们太多影响时，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并且给他们提供了茁壮成长的方法，我们让他们对“自己的智力”信心十足。这时他们就会自发地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自己洗手洗脸、打扫房间、擦拭家具、换自己的衣服、铺地毯、摆桌子、栽种花草、喂养动物。他们会从感官角度来选择吸引他们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会使他们把物体区分开，会使他们进行选择、推理、纠正自己，选择做对他们的发展有利的事情，然后坚持所选定的工作。这样的要求不仅是“内心成长”的结果，而且是他们能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推动力。因此，从选择简单的物体工作一步一步地做到越来越复杂的物体，他们变得越来越有修养。而且，他通过内心逐步发育的内心秩序、通过他们获得的机能培养了他们各自的性格。
所以，当我们给孩子自由时，就是在让他们发展自己的心智，并不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任其本能”。“本能”一词在这里指的是动物的本能。我们已经习惯把儿童当作小猫小狗一样对待，因此当我们说到“一个自由的孩子”时，就会让我们想到一条又蹦又跳、汪汪直叫、偷东西吃的小狗。我们也习惯了把那些被视作野兽的孩子的反抗、抗议、挣扎，以及他们为了使自己从屈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而发明的保护方法看做是邪恶本能的表现。而最初，我们把他们比作是植物和花朵，然后设法让他们像植物一样安静，尽量使他们的感官像植物的感官一样，迫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奴隶，任凭我们处置、摆布。但是，他们绝不会成为我们所希望的“带着天使般花香的植物”，而是会像所有人（注意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样，会衰老、会死亡。
但是，如果我们让孩子们像成年人一样自由地运用他们的心智，那他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了培养具有高度自觉自主智力活动的人，我们必须赋予“自由”以新的概念。
我坚信，智力应当是解决人类社会自由问题的关键。近年来，我们听说过许多非常表面化的关于“思想解放”的讨论。这个问题被混同于目前流行的类似于对儿童自由问题的曲解，因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人们一直认为人类要“自由”就是人类退缩到自己的“思想”中去。但是，他有能力“思考”吗？这样的“自由”时代不是大脑神经衰退的时代吗？不就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讨论赋予文盲有同等社会权利放入法律条文中的问题吗？
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让一位病人在疾病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这能让他自由选择吗？如果我们让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从一张真币和一张假币中做出选择，他会选择哪一张？如果他选择假币，他并没有自由选择，因为他受骗了。如果他选择了那张真币，他也不是自由选择的，因为那是他幸运。只有我们把一真一假两张纸币摆在他面前，并告诉他如何区分真假，然后让他自由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正是这种“内部知识的形成”使人自由，并不是简单地凭借“社会约束力”。如果人类的自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为了让这些“可怜的人”恢复健康状态，我们只需要制定一条法令，就可以让瞎子又能看到东西，让聋子再次听到声音。
我们恳切地期望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会认识到，人的最基本权利，就是自我“形成”的权利，这个权利会摆脱障碍、不受奴役、能从所需的环境中自由地发展。总之，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找到与个性有关的社会问题的最基本解决办法。
孩子给我们的启发，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智力”就是揭示他们成长秘密的关键，是他们内心世界成长的方法。
因此，智力卫生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智力被看做是培养孩子的方法、生活本身的支柱时，它就不会再被盲目地耗费，或未经识别就被压抑、被禁锢。
在不远的将来，相对于我们现在重视孩子的身体以及附属于身体的部分，如牙齿、指甲、头发等的程度，我们会更加重视孩子的智力问题，会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会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劳动。当我们认识到，一个非常了解什么对孩子的头发非常有害、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而这个母亲竟然会不知不觉地压抑和损害孩子的智力时，如果我们对生活奢侈品和必需品还存在不同态度的话，我们立刻就会不得不承认通往文明的道理非常漫长。
感官训练
何谓智力呢？我们先不上升到哲学家所做的定义的高度，而来思考一下促使心智形成的映像以及联想或再创造行为的总和，并将之与环境相联系。按照贝恩[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 1818～1903），苏格兰心理学家。]的理论，感知差异是每一智力练习的开始。心智发展的第一步是对“差异”的区分。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基础是“感觉”，收集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加以区别是形成智力的最初过程，让我们尽量精确、清晰地分析智力吧！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作为智力发展标记的第一个特征跟时间有关。大多数人都对这个基本特征非常敏感，因此人们普遍用“快”这个字作为“聪明”的同义词，快速地对刺激物做出反应、联想敏捷、判断迅速——这些都是明显聪明的外部表现形式。这种“快”肯定是与接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能力、精确描绘画面的能力、表达内心思想的能力有关。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通过一套类似于心理“体操”系统的训练加以发展，大量收集感官材料，在这些材料之间建立不断的联系——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演绎、判断，养成自由展示这些能力的习惯。正如心理学家们说的那样，所有这些都应该使行为和联想更具渗透性，使“反应期”更短暂。因为在智力活动过程中，重复动作不仅使动作更加完善，而且还变得更加熟练，动作完成也更加迅速。聪明的孩子不仅指那些能理解的孩子，而且也指那些能快速理解的孩子。另外，如果一个人学同样的事情，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例如人家学会用一年，而他却用两年，那就是说他比较迟钝。人们谈论“反应快”的孩子时，会说“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总是高度集中，时刻准备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像灵敏度极高的天平会对非常轻微的重量变化做出反应那样，敏感的大脑对极小的变化也会做出反应。他们的联想也非常迅速，“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明白了”，这句话精确地描述了这样的人，因此已经成了常用语。
只有自发的练习才能使智力全部投入到运动之中。不可能有人替我们练习，而让我们获得技能。
感官练习激发并加强了孩子们的主要活动。当把感官和刺激恰当地隔离，孩子的意识中有清楚的知觉时；当他感到热、冷、粗糙、光滑、重、轻、声音、噪音时；当万籁俱静，他闭上双眼，等待一个细微的声音或低语时，外部世界好像叩响了他的心扉之门，唤醒了他的心灵活动。而且当众多的感觉与丰富多彩的环境相融合时，这两种反应就会相互和谐地发生作用，并使已被唤醒的活动得到加强。我们用下面这个例证加以说明，一个专心致志给图案填颜色的孩子，在音乐的伴随下会选用最美丽的色彩；而另外一个孩子，在看到赏心悦目、幽雅宜人的校园和盛开的鲜花时，便会唱起歌来。
儿童的自我教育过程开始后，表现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反应变得更有准备、更迅速。昔日从眼下溜过而没有被注意或只是引起一点点兴趣的感官刺激物，今天却被强烈地感知到了。孩子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在应用这些事物时能及时发现错误、迅速地做出判断，然后及时纠正。通过这套感官体操，儿童完成了这种原始而基本的智力训练，这种智力训练唤醒了中枢神经机能，并使这种机能处于运动之中。
当我们看到反应敏捷、生气勃勃的孩子们的这些表现时——对最轻微的召唤反应机敏、随时准备向我们这里跑过来，同时无需放松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注意力。与那些普通学校里反应迟钝的孩子相比——行动迟缓、对刺激反应冷漠、没有自发的联想能力——我们就会自然地想起与旧时文明相比的现如今的文明。今天的社会环境与昔日相比更加舒适，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节省时间，过去马车是交通工具，而现在是汽车、飞机；过去远途说话的媒介是靠大声喊，而现在我们使用电话；过去人与人之间一对一地互相残杀，而现在却可以进行大批的杀戮。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尊重生命”或“尊重灵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尊重时间”的基础上。我们只能从外部感觉的角度上说，文明在发展，而且这种文明的发展更迅速、更“机械化”了。
然而，人类的发展却没有跟上社会文明发展的步伐。人类个体还没有做到有章法地促进自己的发展，在这令人无所适从的环境中的儿童还不是新人类，还没有生气勃勃，思维也没有更加敏捷、也并不更聪明。被改变了的人格还不能随时应付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事件，还不能随时利用人类对外部环境的熟悉和掌握来为自己服务。在这个文明国度里，反应迟钝的人省时间、省钱，但是他的灵魂却被欺骗、被压迫。如果他不改造自己，不使自己适应自己所创造的新世界，那有朝一日他会被这个新世界推翻并压得粉身碎骨。
建立儿童的秩序感
儿童做出的迅速反应不仅仅是聪明的外部表现形式，他们不仅与练习有关，而且也和在儿童内心建立起来的秩序有关。对于人们所熟悉的工作进行有组织、有条理、层次分明的重新组织，更精确地说明了智力的形成过程。
简而言之，秩序是迅速做出反应的真正关键。头脑混乱时，对某一种感觉认识的困难程度不少于详尽地说明一篇推理性论文。一切事物中，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别的方面，正是组织和秩序使得思维过程迅速敏捷成为可能。
“能够区分差别”是智力的个性特征标志，区分差别就是去安排，在生活中，也是为“创造”做准备。
创造在秩序中得到发展。在《创世纪》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词的定义。上帝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没有开始创造，而这个准备工作就是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秩序。上帝把黑暗与光明分开，然后说：“让水聚集在一个地方，让干涸的陆地出现吧。”意识可能拥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内容。但是，当思维混乱时，智力就不会显现。智力的显现非常像是点亮一盏能清楚地辨认事物的明灯。于是上帝说：“让光明出现吧！”
因此，我们可以说，帮助智力的发展就是帮助把意识的图像有条不紊地分门别类。我们应该想到三岁儿童的心理状态，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了。他看到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东西而感到精疲力竭，因此昏昏入睡。任何人不会想到，对他来说，走路实际上就是在工作；也不会有人想到，这时他的各个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善，因此他不得不总是纠正感官所犯的错误，用手核实眼睛还不能正确估计的事物，这时看和听是最费力的工作。因此，这个受到太多刺激的小孩，如果在一个地方受到的刺激太多，他就会哭闹或睡觉。
三岁大儿童的头脑里是一片混乱。他就像一个收藏了大量书籍的人，把所有的书都胡乱地堆在一起，没有条理，这时便会自问：“我该怎么办呢？”他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书码放整齐，能够说出“我拥有一座图书馆”这样的话呢？
通过我们所谓的“感官练习”，我们能使孩子学会区分和分类。实际上，我们的感官材料分析和描述了事物的属性：体积、形状、颜色、事物表面的光滑度或粗糙度、重量、温度、气味、噪音、声音。重要的是物质的性质，而不是物质本身。虽然这些相互分离的性质由物质本身体现，因为长、短、厚、薄、大、小、红色、黄色、绿色、热、冷、重、轻、粗糙、光滑、香、吵闹、洪亮等这些性质，我们都能找到一系列同样数目的对应“物”来描述。这种分划等级对于秩序的建立非常重要。事实上，物质的性质不仅有质的区分，还有量的区分。它们也许高一点或低一点，也许厚一点或薄一点，声音有高低不同的音调，颜色有暗、亮不同的色调，形状也许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但光滑度和粗糙度却不是绝对的。
用于感官教育的材料能做到区分事物的目的。首先，它能使孩子通过大量比较和分析练习确定两种刺激物的特征。接着，当这些课程将儿童的注意力引向一系列外部事物时，如光明、黑暗、长和短，孩子就明白了事物之间的差异。
最后，他开始区分不同特征的程度等级、给不同的事物进行等级排序。例如，所有音节不同强度的图表、发出八个音调的铃声、能以小数表现长度或以公分表现厚度的图表等。
这些练习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教师在每个孩子给她的东西上贴一个字，这个分类就完成了，最后就产生了图表——一个能根据每个字想起其特征和图像的图表。
现在我们除了凭借物质的特性区分物质外，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对这些物质的分类就需要涉及每件事的基本安排顺序。自此以后，世界对孩子来说就不再混乱了。孩子们的思维也有点像图书馆或收藏丰富的博物馆里井井有条的架子，所有的东西都各有归类，各就其位。他们学到的知识不再仅仅被“储藏”起来，而是被恰当地“归类”。这种基本的顺序永远不会混乱，只会用新鲜的材料加以丰富。
就这样，孩子们在获得了区分事物的能力之后，便奠定了智力的基础。因为他们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把已获得的排序能力用于寻找知识所产生的内心冲动，所以他们从此便“认识”了周围的事物。当他们惊喜地发现天空是蓝色的、手是光滑的、窗子是长方形的时，实际上他们发现的并非是天空、手、窗子，而是发现了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大脑中已经被排列好的位置。这就在他们的个性中决定了稳定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给了他们平和的心态、在他们的内心里产生了力量，也给他们带来了进行新的尝试的可能性，就像具有协调各项功能的肌肉一样，使他们的身体能够保持平衡、获得做各种运动时需要的稳定和安全。这种秩序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像一个安排得井然有序的博物馆，能够节省查找人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孩子们可以完成更大量的工作而不感到疲倦，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对刺激做出反应。
现行教学法给儿童造成了混乱
如果想在头脑中按照已经建立好的秩序对物体进行区分、分类和归档，这就是智力和知识，这也确实是广为接受的说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能凭作者的文风辨别出作者，或能辨别出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断定他“精通文学”。同样，如果某人凭画家用颜料的方式就能判断出是哪位画家，或从浮雕的碎片就能断定出雕刻家的时代，那么我们便说他“精通艺术”。科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能观察事物，能最详尽、最恰当地评价这些事物的价值。这样，事物特征之间的差异就得到了清晰的感知和归类。科学家根据他们清晰的思维来区分事物，秧苗、微生物、动物或动物的残骸对他们都不是什么迷，虽然这些东西本身对他们可能是陌生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亦都如此。
造就文人、科学家和鉴赏家的并非是事物直接知识的积累，而是建立在头脑中的知识体系。相反，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只是了解事物本身，也许这样的人是一位秉烛夜读的女士，也许是一位终生都在花园里对花木进行实际区分的园丁。他们的知识不仅毫无秩序，而且只限于直接接触的事物。而科学家的知识则是广泛的，因为他们具有将事物的特征进行分门别类的能力，能够识别所有东西，随时确定类别、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出处，所以他们就能发现远比实物更深远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像艺术鉴赏家和科学家那样凭借特征对外界事物加以辨别和归纳，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很敏感，所有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有价值。相反，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就如同无知的孩子一样，从艺术品边擦肩而过时却置若罔闻，或者当听到精美的古典乐时却充耳不闻。
现在应用的教学法与我们的教学法恰恰背道而驰，这种教学法首先没有自发的活动，教师将事物及其特征一并直接呈现给儿童，让他们对事物的每个特征予以高度关注，希望他们能用他们混乱的思维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抽象，不给他们任何指导和排序。这样他们在这些被动接受的孩子们的头脑中人为地制造了混乱，而这些混乱的知识比大自然能给予他们的更有限。
现在通用的“直观”教学法的做法是，说明一个物体的全部特征——也就是说，只按照习惯的记忆法描述物体的感官印象。并不是描述一个不存在的物体，而是描述摆在眼前的东西，不是用想象进行再创造，而是能够实际看到。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更容易地记住此物与他物的不同特征。孩子们被动地接收眼前的影像，这对所呈现的事物来说是很有限的，头脑对其特性的“储存”也是杂乱无章的。实际上，每一事物都可能有很多特性。如果像许多实物课上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整个课堂从头到尾说明的都是事物的特性，那么孩子们的大脑中想到的事情就无边无际了。例如，我曾在一所幼儿园听过一节有关咖啡的实物课，在课堂上，教师对咖啡进行描述，将孩子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咖啡豆的大小、颜色、形状、香味和温度上。如果教师再继续描述咖啡树以及漂洋越海地把咖啡豆运到欧洲，然后点燃酒精灯、煮开水、研磨咖啡豆、制作咖啡饮料等，学生们的大脑就会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不知何去何从了。但是话题还可以继续，因为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描述咖啡的兴奋作用、从咖啡籽中提取咖啡因，以及许多其他的相关话题。这样的分析就像是溢出来的油，四处蔓延，却起不到什么作用。确实，如果我们询问被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咖啡是什么？”他也许会回答：“这个话题可太长，我记不住。”这样模糊的概念（我当然不能说这个概念很完全）充斥了大脑，使大脑非常疲倦，根本无法让它进行积极的联想。孩子们所做的努力顶多是回忆咖啡的历史。如果孩子们的头脑能形成联想，那这些联想也只能是相近事物不能切中要害的联想。他们的大脑会在老师讲横渡大洋时去联想到广阔的海洋；会去想象每天家里的餐桌上摆着的咖啡杯，杯子里是香气四溢的咖啡。换句话说，他的思想“允许自己”进行不连续的胡思乱想。
这种孩子往往沉湎于幻想之中，他们表现不出内心活动的任何迹象，更不用说显示出个体差异了。适应直观教学法的孩子，他们的头脑总是容易接受各种各样的新观念，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或者成为不断装进新东西的仓库。
如果让孩子像观众一样以静观的方式形成对某一事物的认识，然后再试图让他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让他参与对这一事物的任何活动。那么，在这个孩子的头脑中将不会把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进行联系并思考，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或是相似之处？用途是不是相同？
我们在凭借相似性联想不同事物的形象时，应当从总体中抽取这些事物的共性。例如，如果我们说两个长方形的匾额是相似的，那么我们已经先从匾额的众多特性中抽取出了一些相似的性质，如它们都是木制的，都经过推、刨等加工，都是光滑的，都上了色，都有相同温度，形状也相似等。这可能会使人联想出一连串的东西：桌面、窗子等。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前，大脑应该非常活跃。分析事物、从事物中提取某种特性，并在特性指导下用同样的连接媒体综合众多事物，如果不能从众多相关的事物特征中选出其固有的特征，那么通过比较，综合产生联想和更高的智力活动都是不可能的。联想实际上是智力活动，因为智力的根本特征并不是“拍摄”事物，然后像相薄一样将它们“一页一页”地保存起来，或像铺路石一样，一个挨一个地铺好。这样的储藏劳动是对智力的糟蹋。智力及其独特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辨别能力足以区分、抽象事物的重要特征。智力正是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得以提高，建立起自己的内部结构。
现在，孩子们的思维在他们所接受的教学法的帮助下，已经在事物的特性分类方面非常有条理了。们从教学法中学到，不仅要根据他们所分析的特性来观察事物，而且还要区分相同、不同和相似性。这项工作需要对其中相对于一个我们认为是不相关的、简单的、和本能的感官群的某种特性进行抽象概括。也就是说，对于儿童来说认识或注意到某一事物的不同特性将是件很容易的事。例如，某些物体形状相似或颜色相近，因为儿童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对形状和颜色的概念和分类，所以他们可以根据类似的特征想出一连串的物体。这就像一种天然的磁石，它对某些特性有吸引力，有这种特性的东西会被吸引并连接在一起，这是靠相似性产生的联想，几乎是一种机械式的联想。我们的孩子也许会说书是菱形的。如果他的脑海里没有菱形的概念，那他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此，白纸刻上黑字，装订成册，所以孩子们会说，书就是印上黑字的白纸。
正是由于这种活跃的思维，每个个体的不同都显现出来。那么吸引相似物体的特征群又会是什么呢？为了能进行联想，凭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选择出来的主要特征又将是什么呢？一个孩子可能会注意到窗帘是绿色的，而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窗帘很轻；一个孩子可能会因为手很白而感到惊奇，而另一个则会因为手的皮肤非常光滑而惊讶；对一个孩子来说，窗子就是长方形的东西，而对另一个来说，他会认为窗子就是一个能透过它看到蓝天的东西。孩子们对主要特征的选择与他们内在的性格相一致，因此是一种“本能的选择”。
以同样的方法，科学家会选择对他们的联想最有利的特征，一位人类学家也许会选用头部的形状来区分人种，另一位则可能选择肤色，目的都是相同的。每一位人类学家都会对人类的外部特征有最精确的认识，但是重要的在于要找到一个能够作为分类的基础特征，也就是说，找到一个在其基础上能够根据类似特征对众多人进行分类的特征。纯粹实用的人会从功利的角度，而不是科学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制帽人只会注意到头的尺寸大小，而不会注意人类的其他特征；演说家则只会从不同的人对口头语的感受角度来考虑人。无论如何，选择是我们认清事物、从含糊不清到实际、从理想到付诸行动所必需的。
万事万物都有其局限性，我们自己的心里感官机制是建立在选择之上的。感官的作用是什么？难道只是对固定的一连串颤动做出反应，而别的就什么都没有吗？这样的话，眼睛只限于对光有反应，耳朵也只限于对声音有反应。因此，在形成思维内容的过程中，第一步应该是经过必要且实际的限制性选择。然而，思想还可能对感官的选择进一步加以限制，在内心选择活动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具体的选择。这样，注意力就被集中在特定的事物上，而不是集中在所有的事物上。从而，个人选择某个感官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也就完成了。
高级的智力活动也是以同样方式完成的。智力通过对注意到的事物的分析行为，通过自己内心的意志，对事物的主要特征进行抽象，进行意象的联想，并将这些意象置于意识的前缘。它会抛弃大量使其前后关系含混不清的因素。每一个健全的大脑都能去粗取精，丢弃多余的东西，使之获得独特、清晰、敏感和重要的能动性。智力能抽象出对创造性有用的东西，并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拯救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特有的活动，智力也就不能成为智力，就会像漂浮不定的注意力，从一个东西转移到另一个东西上，永远不能固定，就像一个永远不能确定某一行动的意志一样。
威廉·詹姆斯说：“我们可以假设上帝不损害他行为的同时可以关照万物。但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能这样分散，那么我们就只能是肤浅地思考，也就不能采取任何具体有效的行动。”
生活的一个奇妙现象就是如果没有限制，就无法认识事物。这种神秘的法则规定每种生物都有其“形状”和“形象”，这和矿物质不同，矿物质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形象，这种现象不断地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重复发展，它的自动创造不是别的，而正是限定更为明确、更为先进的“专心”。正因为这样，我们内心最初的混乱才能逐渐变为有条理、思路清晰。
对一个事物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和推理的能力总是以此为基础。我们注意到圆柱体的总体特征之后，抽取出一条作为普遍的通性，即圆柱体是支撑物。这个综合的概念建立在选择特性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圆柱体都是圆筒形。这个判断是我们从圆柱体的许多其他特征，如圆柱体是冷的、坚硬的、钙化物组合而成的等中提取出来的一个特性。有了这种选择能力才能进行推理。例如，在讲述毕达哥拉斯定理时，孩子们摆弄各种图形，他们应该从下面这一点着手：长方形等于菱形，正方形也等于菱形。看出这一点，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理——正方形和长方形相等。如果看不出这一点，大脑就不会得出任何结论。大脑成功地表现了两个不相似的物体之间相同的属性。也正是这个发现，才能得出一连串的结论，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透彻理解毕达哥拉斯定理。
智力进步会给每个孩子带来快乐
一个人如果有了某种意愿，要想实现这个意愿就需要做出决定。而在做决定前，内心会有一番斗争：实现愿望或不去实现。经过长期这样的思想斗争，最后养成了做决定的习惯。人的智力也是如此。一个个体必须进行自我练习，这是一些有关联想和选择的活动练习，由各种外界手段引导或帮助，直到他通过限定某些观点及其他选择，培养了具有自我特点和类型的“智力习惯”。因为通过强调所有的内心活动，大脑能够像注意现象向我们显示的那样，建立个人倾向，即“天性”。
毫无疑问，理解和研究别人的推理与自己进行“推理”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据一个艺术家向来对颜色、和谐和形式的兴趣，以此来研究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从某一点看外部世界并进行艺术创造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人头脑里的想法是“学习别人的东西”，那么他能学到的只是欧几里得的难题如何解决、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历史和地理知识与体裁的法则等。像街头小贩肩上塞得满满的旧衣服的麻袋一样，所有的知识混杂在一起，不分主次。而且一个想把所有东西都用来为自己服务的人，就像是一个小贩，想用口袋中零零碎碎的杂物使自己满足、享受和舒适。相反，同样的许多东西如果不是被放在一个口袋里，而是井井有条地摆放在一个明亮宽敞的房间，就不会出现杂乱无章的混杂问题。有条不紊的头脑比把知识像堆垃圾一样堆在头脑中的大脑获得的东西会更多。在这样的大脑中，就如同在房间里一样，实物分门别类，协调安排，用途分明。
别人强迫我们去“解释明白”一件事和我们自己去“弄明白”这件事，这两者之间差别甚大。犹如一个是留在松软蜡烛上的印记必将被其他印记所覆盖，而另一个是被艺术家刻在大理石上的艺术创作。自己主动去弄明白事情的人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想法，他感到自己的思想被释放出来了，感到在自己的身上有一种熠熠闪光的东西。“弄明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事物的开端，有时它是我们内心新生活的重新开始。也许没什么情感会像智力情感那样丰富，一个有所发现的人一定能享受人类最大的乐趣，但即使他仅仅是个能“理解”的人也可以得到享受，能够战胜世间许多痛苦和悲伤。确实，如果一个不幸的人能够将自己的事与他人的事分清楚，或者清醒地知道自己饱受折磨的原因，他就能得到解脱，获得一种“拯救感”。在一片混沌的黑暗中，他看到了一丝能获得安慰的智慧之光。而难题在于找寻冲破黑暗的办法。一条狗在主人的坟前悲伤而死，而一位母亲在爱子的坟前却能活下去，这说明是“理智”造成了两者之间的鲜明区别。狗没有理智，它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智慧之光没能照射到它的那个黑暗王国去消除它的悲伤。
但是希望全人类平等的思想以及人类活跃的记忆拯救人类，并逐渐地，不是只能拯救动物的遗忘，而是智力建立与世界的联系使一颗受到创伤的心平静下来。这样的舒适永远不会从教授枯燥无味的课堂上得到，也永远不会从背诵某位对我们的苦难漠不关心的专家的理论中得到。这种时候我们都会说：“理智一些”或“从道义中获得力量”，我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用我们的头脑解决这一切问题吧。
在我们的头脑时刻“理解”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聪明才智确实在我们面临死亡的危急时刻拯救了我们，那么，这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多大的快乐啊！当我们说“大脑开窍”时，我们是在说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现象，即伴随着丰富情感的主动理解。因此，这属于精神范畴。
我曾经认识一位没有母亲的女孩，她对她所在学校的枯燥教学极为反感，以至于到了几乎不能学习的程度，甚至不能理解老师教给她的知识。她非常厌恶的这种孤独生活加重了她大脑的疲劳，因此她的父亲决定带她到乡下去，让她像野人似的生活上一两年。两年后父亲把她带回来，请了几位“教授”给她单独授课，但她仍然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并且总是显得很疲倦。父亲经常问她：“你的脑子开窍了吗？”孩子总是回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由于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个女孩由我独自照看，那时我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教学法实验。虽然这个实验现在不能继续了，但是确实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她正在学习有机化学，突然她看着我，忽闪着双眼说：“我开窍了！我理解了！”接着，她起身跑了出去，边跑边喊：“爸爸，爸爸！我开窍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过去，感到很吃惊，也很担心。她这时拉着她父亲的手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原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脑子开窍了。”父女俩的欢愉和他们紧紧相拥的情景使我想到：由于我们压抑了的智力，我们毁掉了多少生活的快乐和美好啊！
确实，智力上的每个进步都会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他们最容易受到这种欢乐的感染，这种欢乐使他们不屑于做那些不会让人快乐的事。只有品尝到这种欢乐后，孩子们才会不再喜欢糖果、玩具和虚荣。正是这样，才使他们在旁人的眼里变得形象高大了。
他们的欢乐是高尚的欢乐，一种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欢乐，一种能把我们从悲伤和黑暗的孤独中拯救出来的欢乐。
有人责备我们的教学法，说这种提高孩子快乐层次的教学法是不道德的，那么我们说这种说法不是使教学法，而是使孩子们受到了侮辱，因为这种说法的本质就是对孩子的诽谤和中伤。他们认为孩子和牲畜一样，他们的欢乐只满足于贪嘴、玩耍和更糟糕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让孩子们“欢乐”多久，只有当孩子自己明白了自己所坚持的“人的欢乐”时，他才会像那位跑向父亲，并向父亲声明她终于结束了多年来毫无活力黑暗生活的女孩子那样快乐地生活。
天才以其智慧之光发现一个真理、揭示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时，难道不会是“危险时刻”吗？天才的表现形式难道不就是一种“充满活力人生”的表现形式吗？这种人生只有那些极其特殊的个体才会尝试，因此才能够展现出人类的真实本性。随后，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或多或少地会成为一类人。孩子们积极塑造个性的道路与天才们所走的道路相同，这时孩子的注意力会被深深吸引，完全不受环境的干扰，其努力程度和全身心投入的时间与内心活动的发展状况相呼应。因为对于天才来说，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其聪明才智发现真理、揭示自然现象的源泉。是内心迅速发展的源泉，综上所述，是用工作这种“外在活动”来表达内心活动的源泉。
因此我们可以说：天才就是砸碎了锁链的人，是获得了自由的人，是在众人面前坚持他所征服了的“人性标准”的人。
几乎所有那些表现自己挣脱了他们那个时代外部束缚的人的表现形式，在孩子们身上都可以找到。例如，到今天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高尚的“精神屈从”，僧人例外，他们仅仅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圣人给他们做出典范时才对此做出深思。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些为建立丰富内心生活所必需的方式，这种丰富内心生活是为进行“冥想”（即闭关沉思）的隐居生活做准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僧人之外，没有人这样做。我们很难从理论上区分沉思和“学习”的区别。例如，我们知道经常大量地看书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以及削弱我们思考的能力，背诵一首诗意味着要不断重复，直到牢牢地记在脑海里。而所有这些都不是“沉思”。
背诵但丁诗歌的人和沉思赞美诗的人，所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两种工作。但丁的诗能“充实”人的头脑，在脑子里留下一段时间的印象，但不能持久。而沉思赞美诗却有改造人和启发人的作用。沉思的人如果头脑里浮现出其他想法或图像时会立刻清除掉，他会努力做到不存一丝杂念，或者做到像僧人们所说的“心神合一”。
沉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力量”，沉思后内心更加活跃，心灵的力量更加强大，心、神更加融合。这样就能对思想的萌芽产生影响，而修成正果。
孩子们在自然的成长发育过程中选择的方法就是“沉思”，因为别的方法不可能使他们长时间地在他们正在从事的事情上专心致志，并使内心逐步成熟起来。对自己的工作有目标的孩子肯定不是“学”，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内心生活的需要，而这种内心生活必须以其自己的形式发展。孩子们就这样进行模仿，并“成长”起来。这是一种能逐渐使他们的智力得到协调和发展的习惯。当他们沉思时，他们就走上了没有尽头的进步之路。
在经过沉思锻炼后孩子们就能享受这种“无声的练习”了。然后，他们试图在行动时不发出声响、尽量做到动作不笨拙，因为他们正在享受精神“专注”的硕果。
他们的个性正是这样得到巩固和加强的，用于达到这个目标的练习也是通过精心设计而逐步完善的。孩子们习惯于用这种正确的方法认识外部世界，并在一种持续的自发性活动中进行观察、推理、判断，并修正意识中的错误。正是他们自发地活动、主动地选择、持续地工作，也正是他们在探索从周围环境中获得专注于该环境的可能性。他们都随着内在动力而动，不受老师的干扰，不受已超越了他们的那个人的干扰，那个人威胁到了这些因高尚的智慧丰富起来而刚刚步入生活的可怜的孩子们，那个人使他们厌烦而非令他们振作，那个人使他们更迷茫而不是更清醒。但是，他们仍能与之和平相处，那个人虽然俨然一个女牧师的形象，实际上只是个仆人而已。这让我们想起，在一些理想的修道院里，谦恭、俭朴、勤恳的工作组成了那里的生活环境。在那里，那些沉思的人有一天会感觉到他的内心中产生清晰的感觉、直觉和识别力，这些为他们时刻准备接受真理做好了准备。
他们这些人的目标虽然和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但使用了相同的方法。他们在修道院的安静、俭朴、谦恭中修炼，他们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接受信仰的准备。
许多年前，我初次感到孩子们揭示了生活的普遍法则，这种法则我只有幸在那些知识分子和精神界的杰出人物那里才能找到。同时，我还感到他们也揭示了一种无意识的压迫形式，这种压迫形式使人类负担沉重，并使内心生活受到了极大伤害。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一位有见识、聪慧的女士，她对我的“理论”很感兴趣，并希望我将这些理论写成一篇具有哲理的论文发表。但是，她却不认同我认为的需要进行实验去论证的想法。当我谈到孩子时，她就会显得很不耐烦：“哦，是的，我很了解孩子。在智力方面，他们是天才，在美德方面，他们是天使。”几经说服之后，她终于亲自来我校参观。在参观过后她极其激动地抓住我的双手，真诚地看着我说：“你想过没有，你随时都可能死去？……不管怎么说，赶快把这些都写下来，马上写，就像写遗嘱一样，把所有这些都记录下来，不然你会把这一切都带进坟墓的。”
谢天谢地，我的身体好极了。
天才般的脑力劳动并非遥不可及
那些天才们的脑力劳动给我们打开了新思路，给了我们新型的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劳动做一下研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脑力劳动不能被描述为让一般人望而止步的非凡劳动。英国心理学家贝恩说：“天才们以相似性进行的联想能力非常强，这就是天才的最基本特点。”甚至人类发现的最关键点，也只是凭借精确的观察和简单的推理——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能做到这两点——就能有新的发现。只不过除了那些发现者们，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那些摆在眼前的“事实证据”。
我们可以说，天才能把事实与主观意识相分离，并且能把事实与所有其他因素区分开，就如同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有一束光亮照射在一颗宝石之上。这一个思想的火花可以产生思想的革命，能够为全人类提供无比伟大、无比珍贵的财富。
而天才之所以能够有所发现，主要依据的是普通事物而非不普通事物的显著特征；是同类事物的独立性，而非事物的固有价值决定了这些奇妙的现象。也许是这些奇妙的现象混杂于无数混乱无序的观念中，而从未引起过注意。同时，新的事物又不断涌入，思维惯性又使新事物在思维膨胀和无能为力的想法之间徘徊。当别人揭示了这个真理后，许多人感到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这个真理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不认为这个发现有价值。而那些天才们能够感受到其价值，并且将其付诸行动，研究出来并公之于众。但通常，那些已存在于混乱意识中的真理却并不是这种情况。尽管很简单，一般人也很难心有灵犀地发现它。
人们会认为这种想法很奇怪、很荒谬，要想使“新颖”进入头脑，这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智力的协调配合。也许有一天会突然如水晶般清澈透明。使人不能看到“新颖”的不是人的“天性”，而是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不仅能使人失去创造力，而且还能损害人的感受。因此救世的开拓者们常被一种无意识的忘恩负义所困扰，这就是精神黑暗的结果。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论据是什么呢？他认为：“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人如果从某一点出发，一直往前走，必将回到出发的地方”这就是智力劳动的成果，他给人类展现出了一个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就在哥伦布航线上，哥伦布遇到了这块陆地而不是死亡，这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有时给这种“小小的推理”报以大大的奖赏。
当然，新大陆的发现并非人类聪明才智的劳动所得，而是哥伦布的想法战胜了所有其他意识而付诸行动的所得。他的困难在于他历经千辛万苦，才说服别人为他提供船只和船员，帮助他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这是他的坚定信念而不是他的想法获得了胜利。
他简单而又符合逻辑的推理在其心里点亮了一种比智力还要珍贵的东西。这种推理使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出身低下的单身汉将一个新世界呈现给他的国家。
据说，亚历山大·伏特[亚历山大·伏特（1745～1827），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的妻子发高烧，伏特按当时的治疗方法为她配制退烧剂——带皮的青蛙汤。这是个下雨天，他把死青蛙挂在窗户的铁丝上时发现青蛙的腮在收缩。“如果死肌肉还收缩，那说明有某种外力在作用于这个腮”这就是这个“天才”，这个“伟大的发明家”的简单论据。为了寻找这个外来力量，伏特通过大量的实验，从地场中得到了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实存在的电。“天才”的一个简单论点，带来了伟大的发现。对一件小小的事实给予重视，例如那只死后肌肉收缩的青蛙，严肃地思考而又不带任何幻想，然后把精力集中在“它为什么要收缩”这个问题上。这就是这位伟大的天才取得伟大成就的漫长过程。
伽利略的发现与此相似。他站在比萨教堂中，看见吊钟左右摆动，他发现钟摆摆动的间隔时间都相同，而钟摆的这种等时性就是人类用于计量时间的开始，也是天文学家计量宇宙的开始。
牛顿的故事也是如此简单，一天当他躺在苹果树下时一棵苹果掉了下来，他就开始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这就是物体重力理论的起源，也是万有引力的起源。
当我们研究瓦特的生平时，我们惊叹他的知识渊博并敢与同时代知识最渊博的人挑战。他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心理学家、数学家。英国和德国的大学都授予他荣誉称号。然而，他之所以对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并为自己树立了丰碑，只是因为他看见被蒸汽推起来的壶盖。“水蒸气的力量能够推动壶盖，那也就能推动活塞，它就能够成为机器的伟大动力。”著名的壶盖是人类历史的魔杖，它使人类从此能够毫无疲倦地工作、旅行。这些从小事开始的伟大发现是多么了不起啊，这些发明给世界带来了奇迹。
所有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与那些产生于两个互不相知的微小精子和卵子的故事相似，这两个细胞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导致复杂生命的产生。仔细地观察，将观察所得合理地连在一起则是天赋极高的人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却需要特别的注意力。它能使头脑集中于某事物，这是天才的特点，像有发育能力的细胞是思想的硕果一样。这些硕果是积极丰富的内心活动所致，这种心理活动似乎与一般的心理活动不仅在形式上不同，而且在“力量”上也不同。正是生气勃勃的生命使两个微弱的智力火花升起，使它们奇妙无比。如果不是来自强壮、独立并且能够进行坚持不懈努力和自我牺牲的人，这些小小的智力火花就只能是内在的、微不足道的了。
因此，就智力本身而言，它要做的工作不是非常重要，但这项工作被清楚地做了界定，被剥夺了复杂。简单是发现的向，简单如同真理，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一定要细小，但是把细小结合起来就会非常强大，其他的都是不具价值的。
而如果不具价值的东西越多，即大脑活动的阻力越多，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智慧之光被浪费，力量会被分散。大脑不仅不能进行推理活动，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
谦逊、简单而独立
我们来对那些人们都容易犯的错误做个快速了解，会感觉很有意思。由于这些错误，人类某些新发现的发展速度受到了妨碍，而这样的发展本来可以减轻人类的痛苦。人们易犯的这些错误使得人们对明显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仅仅是因为人们大多不知道这些。
我们来看看疟疾的病因是如何被发现的吧！英国人罗斯[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医生，史称医学之父。]通过对鸟类的研究，意大利人格拉西经过对人类的研究，他们发现产生疟疾的疟原虫是由一种特殊的蚊子传染给人体和各种动物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发现之前的科学是怎样的。1880年拉弗兰[普林尼（23～79），古罗马学者。]发现了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以蚕噬血液中的红血球为生存手段，导致人或动物产生周期性高烧。后来经过研究，证实了这点并解释了疾病根源，人们从此接受了这一事实。大家都知道，动物微生物与植物微生物不同，它在经过裂变产生新的生命循环之后——即在一个个体分裂为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生物之后——就让位于性别形式：雄性和雌性。这是两个单独的个体，不再进行裂变，而是通过合二为一，之后这个微生物再次通过裂变的方式，直至再一次形成两种性别的生物体形式。
拉弗兰还发现，一些患过疟疾的自发病愈者的血液中存有大量细胞体，这种细胞体不再是疟原虫形的圆形，而是呈新月形和放射形。他认为这些细胞体是疟原虫的转换形式，“形式已经有所改变”并且“不能产生疾病”，他把它们称为“变了异”的微生物，就像是它们变残废，或说是厌烦了“过度工作”。这些微生物后来被冠名为“拉弗兰变异形式”。1900年发现了疟疾能传染之后，人们认识到拉弗兰的“拉弗兰变异形式”是再生循环带有性别的个体微生物，这种个体不能在血液中融合，只能在蚊子的体内产生新的个体。也许我们会奇怪，拉弗兰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这些是有性别的个体呢？为什么他没有在动物微生物中，即在疟原虫中寻找融合期呢？如果他已经弄明白了原生物生命的完全循环过程，那么他就应该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很明显莫雷尔的人类退化理论对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些不着边际的理论跳跃到有关疟原虫的解释，就是“天才”的所为了。可以这样说，这个“天才的伟业”、这个富有远见的代代相传蒙蔽了拉弗兰的双眼，使他看不到最终的事实。因此，很明显，我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了忘自尊大和轻率造成的恶果。
另外，我们被一些更为严肃的事情所震惊：怎么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会盲目地接受拉弗兰的错误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下原生物的循环问题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单独研究一下这种现象呢？这种惯性的精神活动形式是什么？为什么人类自己体内能够创造人类自己？这些人无视摆在他们面前的疟原虫性别个体形成的问题。虽然这个疑问存在，却将之弃置一旁，而且肯定也没有从直觉上感到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会提高自己的名声、会引起人类科学的巨大进步、更会造福人类，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已。
他们一代代地对此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同时又赞扬拉弗兰的“天才发现”，不断重复着他的话——它们都是退化的形式。这样无用的努力只能不知不觉地增加一群毫无个性的庸才。
生物学的另一个发现就是，肯定了血液循环系统是一个完全闭合的系统。密封的上皮细胞不能被诸如植物微生物这种没有尖锐外形的固态物所穿透，更不能被圆形原生物这种比微生物还要大、还要柔软的东西所穿透。这个众所周知的，以及已经清楚地阐明了的事实应该使学生们想到：疟疾的原生物是怎样进入到循环的血液中的呢？然而，从希波克拉底[赛尔夏斯（1701～1744），瑞典天文学家。]、普林尼[加林（130？～？），古希腊医生及作家。]、赛尔夏斯[罗斯（1857～1932），英国医生，曾获1902年诺贝尔医药奖。]和加林[拉弗兰（1845～1922），法国生理学家及细菌学家，曾获得1907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这种热病是由沼泽地的“有毒环境”，从早到晚的恶劣空气的影响而引起。在发现这种疟疾真正病因的前几年，人们坚信桉树的放射物会过滤并杀死空气中的细菌，因而栽种了很多桉树。但是为什么没人问问自己：疟原虫怎么能从空气中进到循环的血液中呢？是什么东西麻痹了那些专门从事研究的人的智力呢？这些人虽然很有头脑，却都没有个性。
直到罗斯发现了某些鸟被某种特殊的蚊子叮咬，患上了疟疾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看吧，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真理的基础：“如果鸟的疟疾是由某种蚊子叮咬引起，那么人类的疟疾同样也是由于蚊子的叮咬引起的。”
简单的争论就像离弦之箭，迅速导致了最终的发现。似乎再没有比这个事实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疟疾发病区，空气清新、土壤肥沃，人们如果不被蚊子叮咬，从早到晚呼吸那里的空气，身体都会很健康。而且不计其数的因患疟疾而贫血的农民，如果他们每天用蚊帐保护自己，他们就会保全生命，并恢复健康。但是在经过最初的迷茫后，人们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所有的聪明人都惊呼到：以前我们怎么可能没发现呢？大家都知道原生物啊，大家不是也都知道循环系统是密封的，任何微生物都不能穿过的吗？那么想到只有吸血的昆虫才能引起疟疾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有多少学者感受到荣誉与他们擦身而过，他们为此震惊，为此伤感，就像伊莫斯的门徒，当耶稣在被他们认出之前就走了时，他们互相说道：“在主向我们讲解《圣经》时，我们的心不是很激动吗？”
很多人都这样想过，我们勤奋地工作无非是拖累我们的思想，然而有一件事是需要做的——我们应该谦逊、简单而独立。相反，我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能给我们照亮的光线照不进我们的内心深处。
让我们来举一些更明显的错误为例，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人们凭经验判定“石头可以从天而降”。中国最古老的编年史中有陨石降落的记录。在中世纪和近代，陨石降落的记录越来越多。实际上，历史记载了惊人相似的现象，1492年降落的那颗陨石被德国的马克西米连一世当作基督教对土耳其人发动战争的借口。然而，直到18世纪科学界人士才真正承认这一现象。有记录的陨石之一是1751年掉在雅格拉姆附近的那颗，重约40公斤，现在仍存放在维也纳矿物学博物馆中。这就是德国大学者1790年谈到此事时所说的：“那些对自然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也许会相信铁会从天而降。然而直到1751年，德国受过教育的人还相信铁会从天而降呢！想想当时人们普遍对于自然历史和自然物理忽略到什么程度吧！今天，承认这种寓言的合理性将是不可饶恕的。”
同年，即1790年，一颗重10公斤的陨石落在塔斯肯尼地区（法国西南部），许多人目睹了这一现象。一份由300个目击者签名的官方报告送到了巴黎科学院，而科学院的回答却是：“收到这样一份如此不可思议事件的合法文件，非常有趣。”[但是有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不敢苟同，他写到：“看到市政当局竟然相信文件中那些低俗的胡言乱语，看到竟然有那么人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证让人万分伤感。”]
几年之后，科学领域的声学奠基人，魏丁堡的奇拉第利承认了这种现象，并承认陨石的存在，而他却被污蔑为“对自然法则一无所知，不顾及对道德世界造成的危害”。一位博学的人说：“就算他亲眼看到一块陨石从天上掉到他的脚边，他也不会相信的。”
这种怀疑比圣·托马斯的怀疑更顽固，圣·托马斯说：“除非我摸得到，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重达10公斤和40公斤的大铁块，完全能够摸得到，但是这位学者却说：“即使我摸得到，我也还是不能相信。”
因此，为了让自己相信而能看到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为了能够看到而相信。是信念导致看到，而不是看到产生信念。当福音书中的那个瞎子哭喊着说：“让我能看见吧”，他要求的是“信念”，因为他知道，有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是常有的事情。
心理学很少讨论对事实视而不见的问题，教学法中更是如此。然而有许多相似的事实，尽管心理秩序比较差，但都已为人所知。例如，如果缺乏内在注意力的配合，刺激对于感官就不起作用了。无数次这样的实验总结在一起，就成为常识。因此，要让我们看到某一物质，它必须摆在我们的眼前，而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能注意到该物质，而且还必须注意到考虑该物质的整个过程。
在更崇高、更纯洁的精神领域中，同样要有这种思维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念，那么想法就不可能成功地成为有意识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信念的准备，不管这种想法如何猛烈、如何醒目，也是不能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中。意识领域不仅必须是自由的，而且还必须是“期待”的。思想混乱的人是不能接受在没有准备的领域突然来临的真理的。
这一点不仅与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心理事实相似——例如与注意力有关的感知觉——而且还要与宗教界众所周知的精神事实也相似。在没有信念的地方，无论事实如何明显、解释或阐述只能是无用功。让心灵向真理敞开的不是事实而是信念。如果心灵不敞开大门，那么作为媒介的感知觉也会毫无用处。福音叙述耶稣最令人震惊的奇迹时总是这样结尾：“许多人目睹之后深信不疑”。邀请赴宴的寓言似乎说明了一个类似于此的事实——那些只顾自己的人不能对这个寓言做出反应——即复杂的、早已存在的“偏见”阻止了新生、明显的真理进入到头脑中。因此，我们需要先驱者来为耶稣铺平道路，正因如此，耶稣和新思想容易被“单纯的”人所接受，他们不带有“严重的偏见”，但又保持精神的自然特征——纯洁、永远值得期待。
1628年哈维[哈维（1578～1657），英国医生及解剖学家，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发现血液循环时，生理学还不为世人所知，医学正处于经验主义的鼎盛时期。众所周知，巴黎医学院虽然进行了实验，但不仅不相信血液循环，还迫害、污蔑哈维。迪亚弗雷斯说：“我儿子让我高兴的是，他总是追随着我，一直坚信我们祖师爷的观点，总是拒绝理解和听取当代虚假发现的争论和实验，尤其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嗤之以鼻。”
让智慧之光记照儿童心灵
对脊椎动物胚胎发育的发现史构成了最为动人的人类纪实事件之一。1700年，预先形成的理论在众多生育学说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人们认为细胞中包含着完全成形的有机体，有机体最终会发育，发育出很多非常微小且相互包含的微小有机体。这个理论适用于所有生物，包括动物、植物以及人类。该理论通过逻辑推理，产生了影响更为深远的“相溶现象”，即既然所有的有机体都是预先形成的，那么这些有机体就一定都是在创世纪之初就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保藏，而所有人也一定早在夏娃的卵巢中就存在了。1690年卢温欧克通过显微镜发现精子时，他就阐明了他的新观点：每一个雄性细胞都包含有一个完整的极微小的人。然后他宣布：不是夏娃自身制造了人类，而是亚当制造了人类。就这样，18世纪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使其双方的支持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这种争论似乎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斯帕兰扎尼、莱布尼兹等也都投身到争论这个问题的行列中，他们甚至将这个生殖原理应用到灵魂的问题中。布莱尼兹说：“这样我就会想到，即将成为人之灵魂的魂魄也应存在于细胞中。这些魂魄从亚当祖先时代，即从万物之初以来就一直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
细胞学家哈勒，同时也是位权威的生理学家，在他著名著作《基础生理学》中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没有任何东西是重新创造的，身体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在其他部位之前创造出来的。所有部位都是同时创造出来的。”根据《圣经》中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他对装在夏娃卵巢中的人进行了计算，得出数目为2000亿。1759年，K·F·渥尔夫在专著《生殖原理》中公布了几项研究成果。在这本书中，通过实验和在显微镜下对禽类胚胎的观察，他认为新的有机体并不是预先形成的，而完全是从无到有——也就是说，从一个极其微小的与普通细胞一样的细胞形成的。他描述了实现整个个体演化的简单过程：单细胞分裂为两个细胞，然后两个分裂为四个，四个分裂为八个，以此类推。这样产生的细胞分裂为两片或三片微小的“初生叶状突褶”。所有的器官（先从消化道开始）都是从这些初生叶状突褶演化而来。渥尔夫说：“这些并非是异想天开的理论，而是通过最为真实的观察描述了事实。”
当时所有科学家都知道并且都利用了显微镜，也许所有的科学家也都用了各种蛋，即将禽类的胚胎当作显微镜下的观察目标。他们并非无视生物个体起源的问题，而是把问题复杂化，更多地去进行想象，而且科学家之间的不同流派也导致他们更为重视派别斗争。除了萨姆森和菲利斯丁，还有谁肯冒着同归于尽的危险去做实验、去通过观察发现真相呢？科学家们也许反复地看到或描述了一些真理性的事实，而如果能证实这些事实确实正确，那么这些事实也确实能引领他们走上通往未来发现的光辉道路。但是他们没有，乌云遮住了他们的思想，真理的光芒不能穿透这层乌云照射到他们的心灵中。因此，胚胎学的进步就这样停滞下来了。
50年过去了，当潘德尔和欧内斯特·冯·贝尔重提“胎盘生叶”的理论时，被驱逐异乡、受尽迫害、穷困潦倒的渥尔夫已在彼得格勒（前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列宁格勒）与世长辞。从这时起，科学界才认识到了这个真理，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开始研究给19世纪带来了灿烂光辉的胚胎学。
为什么必须经过50年人们才能认识到这个明显的事实呢？这50年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已经故去并且被人遗忘了的渥尔夫的心血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注意，但是人类终于看到了他们曾经无法看到的事实，人们的内心终于成熟了，这种内心的成熟使他们睁开了慧眼，看到了事实。慧眼没有睁开时，事实摆在面前却视而不见。因此，在50年前就应该被摧毁的障碍现在不攻自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普遍轻松地接受了真相，不仅没有任何斗争，甚至没有引起一丝丝激动的情绪。
有关大众心理成熟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些争议，但有关个体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当大家都看不到显而易见的真理时，我们就要隐退，先让个体成熟起来，这个斗争的过程会是艰苦而卓绝的。但是，一旦人们成熟起来，我们就会看到情绪激昂的预言家，看到他们带来如迦南地葡萄藤上的葡萄一样的累累果实。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时，意识到了这本书会给当时人们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理论将会产生一种新的哲学”。他的物竞天择的观念为现在的思想家广泛接受，并普及了拉马克关于生物在“适应环境”时某一种类会偶然形成的原理。达尔文的观点使这些原理得以发展，并且几乎将这个原理融合在自己的著作中，这些原理不包括创造观点和最后的结论，含蓄地否认了灵魂不朽的观点。这样的革命性影响可想而知。许多世纪以来，灵魂一直是生存的目的，当生存的根本信念被动摇时，意识是否存在生命也就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有人迫不及待地寻找这个具有摧毁性理论的矛盾之处。
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给几代大学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条革命性原则吧！一条是：“如果没有器官，就不会有功能存在”。另一条则是在好学的青年中激起无限热情的原则：“功能创造了器官”。天啊！没有器官就没有功能，没有器官也就不可能存在功能。而从另一方面讲，没有器官的功能能够创造一种生机勃勃的存在吗？没有任何理论有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
我们不能说，达尔文和拉马克的原则被草率地研究并运用到了一系列不同的哲学原理中，因为达尔文主义自我标榜为是一种像光明驱散了黑夜一样排斥其他一切观点的胜利观点。学者们急于建立一种崭新的道德，一种崭新的意识，就只好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因此，这两条原则也就不再被冷漠而懈怠地研究。况且它们一起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为了自己的利益激起了人们的热情。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下，最好是砸烂这个世界，然后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
因此，思想的最终结论就是：“我们只是动物而已，动物与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的祖先是猿人，而我们更遥远的祖先是蚯蚓。”那些教授大人们带着多大的热情坐在椅子上分析人类的心理啊！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发现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不像动物，教授的弟子们又带着多大的热情欢呼雀跃啊！精神病专家用活体解剖的方法取出鸽子和猴子的大脑，将它们治疗后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展出。他们集中精力研究鸽子和猴子的精神反应，观察它们身体的姿态、视觉活动等。大家都真诚地相信，研究没有大脑的动物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我们人类的心理。
当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实证主义的时代，即人们对于那些没有亲手摸到的东西就不相信的时代时，我们被这种反映深深地打上了烙印。智力如同精神一样危机四伏，智力也许会黯然失色，也许包含着某种矛盾、某种“错误”，而且也许没有被感觉到。由于某一个没有注意的错误，智力也许会陷入昏迷状态，或是一种致命的心理失常。智力像精神一样自有拯救的办法——智力需要支持，否则就会衰竭。它所需要的支持不是感官的，它需要不断地净化，像托比亚的鱼，被不断得到净化的水治愈了眼睛。现代卫生学建议身体要进行“自我保护”，这使我们花大量时间进行清洗身体、修理指甲。这种“自我保护”还应深入到内心自我的保护，这样才可以保持身体完全的健康。
这应该是“智力教育”的目标，“智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智力从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清除错误之处”。如果强迫进行智力的培养，会疲劳过度，那么我们说这不是在培养智力。在我们这个神经混乱和疯人成群的时代，在这个即使被认为是健康的人群中，陈习陋俗也会威胁到全人类的健康发展，以致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应该是有节制的。我们不应该随意“强迫孩子学习”，应该让智慧之光永远照亮他的心灵。为此，即使我们像古代信奉女神的处女那样做出奉献也是值得的。